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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方腊农民起义的反孔斗争
长空机械厂工人理论小组
北宋末年，浙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高举“法平等”的革命大旗，向维护封建统治的孔孟之道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宗法思想。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守旧顽固派上台，新法被全部取消，革新派被“贬死殆尽”。大官僚大地主阶级加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而对辽、西夏、女真等贵族势力的长期侵扰却采取屈辱政策，每年奉纳“岁币百万”。这种投降主义的巨大经济负担又转嫁到农民身上，加重了人民的苦难。荒淫无耻的徽宗赵佶，大修“延福宫”、“万岁山”。六贼之一的童贯家中仅补药“理中丸”就藏有几千斤。一面是皇室、官僚、地主极尽豪华奢侈之能事，另一面是广大失去土地的农民处于“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的悲惨境地。阶级矛盾空前激化。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腐朽没落，宋王朝拚命宣扬反动的孔孟之道，以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反动“理学”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程颢、程颐之流把孔孟之道哲理化，变成宗教信条，狂热鼓吹“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以摧残王安石变法为己任而爬上相位的司马光，拚命贩卖孔孟“天命”、“纲常”的黑货，胡说“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下之事上”，是天经地义的。宋徽宗赵佶还亲自撰写了所谓“八行八刑”的“大观碑”。他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孔老二的反动说教，叫嚣什么“知君臣之义为忠”，“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悌”；接着就凶神恶煞地威胁说，如果违背了这些“圣道”，就是“谋反”、“谋叛”、“谋大逆”，就要判“不忠之刑”。这一阵阵孔孟之道的喧嚣鼓噪，预示着反动统治已经朝不保夕，革命即将到来。
江浙一带素称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当时却成了宋王朝疯狂盘剥掠夺的重点地区。拥有三十万亩土地的大官僚大恶霸朱勔，为取得皇帝的宠爱，在两浙地区大肆搜刮人民血汗，汇集丽草奇石、稀贵珍宝运送京城，号称“花石纲”。“花石纲”给两浙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激起了他们的造反斗争。公元一一二○年，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县）农民在方腊领导下举行了起义。几天之内就有十万贫苦农民加入起义行列，起义队伍很快就壮大为百万革命大军。在农民起义军的冲击下，北宋统治者往日抢掠人民的强盗凶焰扫地以尽。只要听说方腊起义军来了，各地官兵就望风披靡，反动官吏就弃城而逃。江苏、安徽、福建等地农民也纷纷响应起义军。仅三个月的时间，起义军就攻占了两浙的六州五十二县，解放了大片土地和几百万人民。起义军的强大攻势使反动统治阶级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起义军冲破了孔丘“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精神枷锁，戳穿了二程“天理”的反动本质。反动统治阶级认为剥削和压迫人民是符合“天理”的，方腊则愤怒地斥责说：“安有此理！”他还针锋相对地提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政治纲领，指出这才是“天下国家本同一理”。“法平等”的思想在当时是极其可贵的。列宁说过：“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法平等”是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均贫富”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标志着农民不但要在经济上，而且要在政治上求得翻身解放，彻底砸烂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它冲破了一千多年来儒家反动“天命”思想的束缚，使成千上万的农民打开眼界，积极投入起义军的战斗行列。
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方腊起义军非常重视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孔孟之道进行批判，对农民群众进行思想发动工作。这是地主阶级任何革新派所根本不能做到的事情。早在起义准备阶段，骨干分子们就经常在夜间召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群众集会，宣传“法平等”的革命道理，动员群众起来造反。起义领袖方腊更以身作则，以极大的阶级义愤发表义正词严、激动人心的演说，指出：皇帝官僚整天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修建宫殿庙宇，豢养军队，抢掠花石，大肆挥霍奢侈，每年还得向西北两处的敌人进贡白银绢帛达百万之多。这全是东南地区老百姓的生命血汗。我们劳苦百姓终年辛劳，老婆孩子受冻挨饿，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这血泪的控诉，有力地揭露了那个“受命于天”的地主阶级头子宋徽宗的罪恶，指出了广大农民摆脱痛苦深渊的唯一出路就是反孔孟之道而行之，起来造反！起义军在向封建王朝进军的过程中，还陆续编写了讲述“法平等”革命道理、批判孔、程“天理观”的通俗读物，“刻版摹印”，广泛散发，用革命理论武装革命群众，以摧毁孔孟之道维护的封建统治。
为了实现“法平等”这一革命纲领，起义军制订了明确的政治目标：用革命暴力整个地推翻宋王朝，粉碎儒家的吃人“天理”。起义军所到之处，严厉地镇压了对抗革命的反动官吏、土豪劣绅和反动儒生，掘其祖坟，“露其骸骨，加以唾骂”，“以偿怨心”。起义军对皇室、官僚、地主，蔑视地称之为“龌龊邪佞之徒”。起义领袖方腊自称为“圣公”，建立“永乐”的农民政权，并规划在十年之内一统天下。这一切充分体现了“无视君臣上下”的革命气概和农民要当家作主的强烈愿望，大灭了地主阶级、孔孟之徒的威风，大长了革命农民的志气。“法平等”的革命斗争不仅从政治上打乱了封建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秩序，也从思想上打击了儒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有理”的反动谬论。儒家把封建剥削关系说成是永恒的“天命”。司马光曾威胁说，穷的想富，贱的想贵，“必有天灾”。起义军蔑视一切孔孟之徒的无耻恐吓，每攻占一地就打开官仓，没收官僚地主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使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回到劳动人民手中。他们还在人民中间提倡互济互助，实行经济上的“法平等”，以保障广大农民的生活。
神权和“天命观”是紧密相联的。特别是隋、唐以来，佛教、道教与儒家“王权神授”的“天命观”结合在一起，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借以维系其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愚弄人民的精神鸦片。起义军对天命神权观念展开了猛烈扫荡，法定“不事神佛”，“尤憎恶释氏”，到处拆除庙宇，捣毁泥胎。起义军攻入杭州之后，将地主阶级奉为神物的开化寺六和塔烧得“片瓦不存”。起义军还坚决反对孔老二的“葬丧之礼”，即所谓“七日戒三日斋”、“三年通丧”的久丧厚葬，针锋相对地规定：“不事祖先”，人死之后以“布囊盛尸”，施行“袒葬”。这对于封建的神权和族权是个非常大胆的挑战，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革命行动。
孔孟儒家一贯鼓吹“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反动说教。到了宋代，程颐更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对妇女进行残酷迫害。起义军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蔑视这一套吃人的礼教，鲜明地提出“男女无别”的口号。在方腊起义军中设有妇女部队，她们和男子一道革命。方腊的妹妹方百花，担任元帅，就是起义军中的重要将领。
此外，起义军还订立了破除各种陈规陋习的措施，如禁止祭祀、不摆筵席等，并提倡修路筑桥等。这些措施有力地冲击了旧风俗、旧习惯，使农民在精神上得到了一定的解放。
方腊起义对封建统治和孔孟之道的猛烈冲击，引起了宋王朝和孔孟之徒的极度恐慌和刻骨仇恨。反动统治者使用了血腥屠杀和无耻欺骗的反革命两种手法，进行残酷镇压。
赵佶假惺惺地发布了“罪己诏书”，取消了“花石纲”，免去了朱勔父子弟侄的官职，妄图以此瓦解起义军的斗志。但是，起义军根本不上他的当。反动统治者看到欺骗不行了，就开始了疯狂的屠杀。他们不仅残杀了路上行人，甚至进入老百姓家中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报功”领赏。反动派在整个镇压过程中，共屠杀起义战士“百余万”，“杀平民不下二百万”。起义军正义凛然奋战到底，妇女们也临死不屈，谱写了农民革命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宋王朝在“仁者爱人”、“仁义道德”掩盖下的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充分说明了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反抗只有屠杀和欺骗，根本没有什么“仁政”和“让步”可言。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方腊起义用革命暴力敲响了北宋王朝的丧钟，从思想上和实践上猛烈扫荡了反动孔学。它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业绩，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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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明辨是非 坚持斗争
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理论小组
《名贤集》胡说：“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这是宣扬孔孟的“中庸之道”、“和为贵”等反动的处世哲学。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对于“是”和“非”有不同的衡量标准。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的是非观是根本对立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开始崩溃，奴隶们纷纷起义，新兴地主阶级也起来进行夺权。革命阶级认为这是大好事，是最大的“是”；而孔丘、孟轲及其所代表的反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则认为这是“犯上作乱”，是最大的“非”。地主阶级也总是把它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看作“是”，而把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看作“非”。一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把几千年来封建地主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对这件事，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认为“好得很”，称赞为“革命先锋”运动，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则认为“糟得很”，诬蔑为“痞子运动”。林彪平时表面上也装出一副“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终日“闭目养神”，不问是非的样子，实际上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咒骂革命新生事物。他还躲在阴暗角落里，炮制《“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妄图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大量事实证明，对立阶级的是非观都是十分鲜明的，也是不可调和的。
但是，由于反动阶级代表的是少数人的利益，他们不敢明白说出自己的观点，而给自己的观点披上一层超阶级的骗人外衣。《名贤集》宣扬的“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便是这样一种货色。当反动阶级掌握政权时，他们用这种谬论欺骗人民，要人民成为信奉“中庸之道”，不关心阶级斗争，不问是非，任凭反动阶级摆布的庸人，以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当反动阶级丧失政权时，他们散布这种谬论麻痹人民，要人民只顾埋头过日子，不关心国家大事，忘记阶级斗争，以便他们顺利地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但这不过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它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它衡量“是”、“非”的标准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它的是非观是符合社会的发展方向的。因此，无产阶级敢于公开申明自己的是非观点，光明正大地维护本阶级的“是”，反对一切反动阶级的“是”。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心明眼亮，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我连牛乾一等同志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就联系实际，批判了孔孟“中庸之道”、“和为贵”的反动谬论。林彪疯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诬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我们就满腔热情地支持革命新生事物，许多同志纷纷写信鼓励自己在乡下的亲属永远扎根农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们坚决批判反动阶级混淆是非的谬论，批判“中庸之道”，分清大是大非，对于那些危害社会主义的坏人坏事就是要“多开口”，“强出头”。我们要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的江山永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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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人以礼乐为先”
黑龙江省哈尔滨轴承厂工人理论小组
《名贤集》大肆鼓吹“人将礼乐为先”，这完全是孔孟“克己复礼”的反革命说教。
“礼”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孔老二所说的“礼”，就是“周公之礼”，即西周奴隶制度的等级制度和礼节仪式。孔老二鼓吹“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地主阶级政权得到巩固以后，反动儒家董仲舒把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儒学改头换面，系统地改变成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工具。历代反动统治者无不利用“克己复礼”这个反动口号，妄图瓦解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束缚人民群众的言论行动，以达到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目的。这就是《名贤集》宣扬“人将礼乐为先”的要害。
怎么样才能通达这个“礼”呢？《名贤集》说：“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历史上一切反动没落的统治阶级尊孔读经，为的就是从孔老二那里学得维护反动统治的“礼”。
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也把孔孟之道作为他们阴谋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党的九大以后，他们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反复书写“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把“复礼”当作万事中最大的事。林彪迫不及待地要当国家的“头”，要把被革命人民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统统扶植起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但是，“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孔老二鼓吹“克己复礼”，《名贤集》贩卖“克己复礼”，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都阻挡不了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进，结果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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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彻底粉碎孔孟的吃人礼教
河北省承德县妇联 王翔云
反动的《名贤集》叫嚷什么“烈女不嫁二夫郎”，这是孔孟之徒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加给广大妇女的精神枷锁。
鲁迅先生说过：“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在全国解放以前漫长岁月里，我国妇女不仅要受反动的政权、族权、神权的压迫，而且要受夫权的支配。这四条绳索套在广大妇女的脖子上，使她们只能生活在人间地狱的最底层。那时候，不知有多少妇女受摧残，受迫害，成了封建礼教的殉葬品！解放前，承德县头沟村大地主翟庆云给他十几岁的儿子订了婚。不久，他的儿子死了。这个狠心的地主竟说什么“活着是我家的人，死了是我家的鬼”，硬逼着那个姑娘对着死去的地主儿子的坟头拜了天地。从此这个少女被关进翟家，当牛做马。由于受到百般虐待，不久她就服毒死去。翟庆云为了掩盖罪恶，维护吃人的封建礼教，选了一块地，把死人埋在当中，起名“贞节”坟，还刻碑立桩，加以宣扬。这叫什么“贞节”？全是孔孟吃人之道，全是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妇女的鬼把戏！
解放以后，两千多年来一直套在妇女脖子上的四条绳索被砸断了，广大劳动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以及在家庭中的地位都改变了。但是，孔孟的阴魂不散。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仍拚命叫嚷：“丈夫的命运决定妻子的命运。”真是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林彪一伙为什么这样大肆鼓吹孔孟之道，歧视、诬蔑妇女呢？毛主席指出：“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中国劳动妇女是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她们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林彪一伙同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一样，最害怕妇女觉醒，害怕妇女起来革命。他们妄图用反动的孔孟之道来束缚广大妇女的手脚，阻挠妇女起来革命，好让他们放肆地搞资本主义复辟。这是痴心妄想！我们是新中国的妇女，是国家的主人。毛主席为我们指出了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我们要沿着这条道路奋勇前进。
“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妇女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她们努力学习，勇于斗争，敢于同一切束缚妇女的传统观念实行决裂，成为三大革命运动的闯将，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拿我们县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县有五百名妇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千五百名妇女加入了共青团，二百九十名妇女被选进县、区、社、队领导班子。其中有三十四人担任了社、队、厂矿、机关科室第一、二把手，朝气蓬勃地带领广大群众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广大妇女以自己的革命实践，进一步证明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这一伟大真理。
《名贤集》鼓吹的“贞操”、“节义”、“纲纪”、“礼教”，全是套在妇女身上的精神枷锁！我们要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