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研究儒法斗争与生产“无关”吗？
李信元
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形势一片大好。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许多同志都深有体会地说：“只埋头搞生产，不抬头看路线，就会走偏方向。”但是，也有一些同志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认识不足，对于为了深入批林批孔而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研究儒法斗争不解决工业生产和建设问题”的说法，就是一种表现。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生产斗争中也同样存在，斗争的实质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复辟资本主义。在工业战线上，必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修正主义路线则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要搞好生产，必须首先紧紧抓住两条路线的斗争，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才能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是为现实的斗争服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都把孔孟之道作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工具。叛徒、卖国贼林彪竟然称孔孟之道是什么“先圣”，妄图用孔孟之道代替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以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我们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为了深刻揭露林彪尊儒反法、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本质，从而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高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就能够把生产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分析，打击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并且在人民内部分清路线是非，加强革命团结，发展大好形势。
从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秦始皇虽然采取了“焚书坑儒”等反复辟的措施，但是由于他的阶级局限性，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直接依靠广大劳动人民反对奴隶主复辟的措施，所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反复辟问题。后来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赵高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用儒家路线代替了法家路线，不但地主阶级和他们的政治代表法家人物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劳动人民也受到了血腥的镇压。咸阳城里，“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慄”，社会上笼罩着一片“黔首振恐”的气氛。这一历史事实说明，反革命复辟一旦实现，人民就要遭殃。如果林彪的反革命复辟阴谋得逞，劳动人民岂不是又要听任地主、资本家的摆布吗？怎么谈得上为革命生产呢？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能够使我们懂得反复辟的重要性，提高保卫社会主义江山的自觉性。我们搞生产，是为社会主义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使无产阶级专政有牢固的经济基础。用革命带动生产，就会使广大工人群众焕发出更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革命多快好省地进行生产。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还有利于解放思想，发扬“人定胜天”和“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历史上儒家学派为了维护反动阶级的统治，极力宣扬唯心论的“天命论”、“天才论”和“上智下愚”等等反动谬论，用来束缚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手脚。历史上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一再戳穿了“天命”是骗人的鬼话，反复证明了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历史上的法家代表人物，为了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和社会进步势力的利益，也对儒家的“天命论”进行了批判。研究这些历史事实，就能使劳动人民进一步从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旧的传统观念的精神枷锁束缚下解放出来，不信天命，相信革命；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大搞技术革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这样，就能使广大干部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把党的方针、政策以及生产中的具体矛盾和困难，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这样，就可以做到“人心齐，泰山移”，生产就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事实表明：那里的批林批孔搞得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历史经验搞得好，那里的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就高，那里就呈现出一派蓬蓬勃勃的革命和生产双丰收的可喜景象。
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是新中国的主人，不仅要保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且要管好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可以看到：当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代替一个旧制度的时候，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上层建筑也必须进行革命来适应新经济基础的需要。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阵地。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是为了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如果不注意和不善于抓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来推动生产的发展，尽管主观上想加快生产建设的步伐，但结果常常事与愿违，甚至会迷失方向，走到邪路上去。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搞好了，对于生产具有强大的推动力。事实表明：随着每一次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的胜利，必将会出现生产建设的更大发展。一九五七年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带来了一九五八年一片热气腾腾的大跃进局面。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革了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断涌现，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进一步落实了“鞍钢宪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进一步得到发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普遍展开。广大人民以冲天的革命干劲，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到处是一片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气象。
这次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使广大劳动人民从几千年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传统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思想解放必然会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必将掀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我们要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模范地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加强革命团结，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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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工农兵学员 马明卿 周新廉 彭琦 齐建华 王呈选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认真看书学习，这是深入发展的批林批孔运动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出的战斗任务。入学两年来，斗争实践使我们深刻体会到：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最好的课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我们迫切地感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性。
在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和进步的社会力量对孔孟之道作过尖锐的批判，进行过长期的斗争。但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所处时代和各自阶级的局限，不可能用科学的世界观深刻地揭露孔学的阶级内容和反动实质。因此，也就不可能彻底战胜孔孟之道。自从孔孟之道出笼以后，法家就一次又一次地对它进行过批判。儒法斗争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两种历史观的斗争。以孔老二为代表的儒家坚持颂古非今，主张“克己复礼”，“法先王”。法家人物则主张变革前进，认为走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但是，法家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不可能认识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和动力。发现这种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在当时还不可能出现。因此，法家不可能彻底批判儒家复古倒退的历史观。
中国资产阶级在同没落反动的封建势力作斗争的时候，也曾经是反孔的。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视孔丘为中国“八十世而无进取”的“祸本”；宣布“孔教断不可用”，把斗争矛头直指孔老二。五四运动时期，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孔孟之道也进行过批判。他们反对孔学，批判孔学，是为了在中国实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幻想。他们用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批判封建的等级观念；用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批判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观。他们只看到尊孔思想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却不能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孔孟之道的阶级内容和反动实质，对法家也不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评价。他们不过是想用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代替封建的剥削制度。因此，也就不能真正批倒为剥削、压迫劳动人民服务的孔孟之道。
劳动人民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对于维护剥削制度的孔孟之道有着强烈的阶级仇恨。劳动人民一直是批孔的主力军。柳下跖痛斥孔老二是“罪大极重”的“盗丘”；揭穿孔老二吹捧的“圣人”全是欺压人民的“乱人之徒”。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把孔丘的牌位打倒在地，称
“四书”“五经”为“妖书”，批判了“君权神授”的反动思想，勇敢地向孔孟所宣扬的宗法等级制度和封建的“三纲五常”猛烈开火。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反对一切等级制度，要求民主平等。因而，他们对维护宗法封建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的批判，必然是勇敢和坚决的。
历史上劳动人民坚决批判孔孟之道，但毕竟还受到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无论是奴隶阶级还是农民阶级都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他们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不能以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去代替旧的社会制度。所以，劳动人民对于孔孟之道虽然给予沉重的打击，但却不能最后战而胜之。
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在革命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比其他任何革命的阶级都更彻底。但是，无产阶级在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以前，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还不是一个深刻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自为的阶级”。无产阶级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任何对革命理论轻视的倾向都是错误的。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无产阶级才能正确地认识本阶级的历史使命，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分析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才能看清儒家的实质。儒法两家是相对立而存在的。五四运动没有彻底批倒孔孟之道，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正确评论法家。今天，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儒家，分析法家，才能深刻揭露和批判孔孟之道的阶级内容，认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鼓吹孔孟之道的用心所在，把批林批孔斗争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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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儒法斗争与古代气象学的发展
中央气象局研究所一室理论小组
我国古代气象科学的发展，深刻地反映了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儒法两家站在不同的立场，对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气象知识，抱着截然相反的态度，在气象科学的发展中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
儒家在先秦时期，代表没落的奴隶主利益，在封建社会，代表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利益，在政治上执行一条“克己复礼”复辟倒退的路线，在思想上大力鼓吹反动的天命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因此，在气象科学方面，反对劳动人民探索大气规律性的活动，反对具有进步思想的法家和科学家。孔丘及其信徒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汉代儒家头子董仲舒进一步炮制出“天人感应论”，把包括气象现象在内的一切自然现象统统都解释成上天的意志的表现。他胡说什么：“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这种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被历代儒家不断加工渲染，成为儒家对待自然现象的基本态度。儒家的反动思想，阻碍了气象科学的发展。不但如此，历代儒家还用一套迷信之谈打击法家和劳动人民的科学实践。宋神宗时发生旱灾，儒家借题发挥，说是王安石变法的结果，大叫：“去安石，天必雨。”北宋法家沈括在赞扬天文数学家卫朴时说：“是时司天历官，皆承世族，隶名食禄，本无知历者，恶朴之术过己，群诅之，屡起大狱。”在这伙不学无术，高官厚禄的儒家的残酷打击下，卫朴的一本记录气象变化的书——《候簿》竟无法完成。这是儒家路线反对和破坏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罪证。
法家历来主张政治革新，重视农业生产。他们比较注意广大劳动人民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气象知识，有的法家科学家还亲自参加科学实验。
我国在秦汉时期出现的二十四节气，对指导农事活动起了重大作用。那时就有节气月令的谚语，如“清明下种，谷雨下秧”等。《汲冢周书》按一年七十二候记载了物候现象。以后法家所著的农书中，都有大量的农业气象方面的记载，《齐民要术》就是其中的一例。
军事与气象有密切关系，在《孙子兵法》中就已明确指出，“道、天、地、将、法”是军事上的五件大事。“道”就是政治、民心，“天”就是气象现象。
气象现象的形成原因，是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法家与儒家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
法家杰出的代表荀况，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对于气象异常现象，他写道：“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不足为怪。他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天论》）意思是说，下雨不是求雨求来的，求不求都一样。这就否定了儒家关于旱涝是上天惩罚，只有祭祀、祈祷才能降雨的谬论。
东汉法家代表人物王充，进一步发展了荀况的思想。他说：“……雨犹自止。……旱犹自雨。何则？旸极反阴，阴极反旸。”（《论衡》）他指出下雨吹风存在一定的周期性，久旱之后必转雨，久雨之后必转晴。王充在一千九百多年前提出的旱涝转换的观点，与现今气候预报中所用的基本规律之一——周期性，有其相似之处，在气象学的发展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对于雷电现象，王充坚决驳斥了当时儒家所散布的“天怒”之说。他根据雷电发生的季节性，说明雷电现象是阴阳之气相激而生的。
王充所说的阴阳转换，阴阳相激，虽然只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但在一千九百多年前对气象现象就有这样深入的认识，不能不认为是很有价值的发现。
北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沈括，认为“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大凡物理有常有变”。这就基本说明了，气象现象的“正常”与“反常”是自然现象。这是对儒家“天惩”说的有力批判。
沈括发现“平地三月花香，深山之中则四月花香”，认识到“此地势高下之不同也”，形象地说明了温度随高度而变化。他观察了南北各地的物候，说明了全国的气候分布。
沈括在陕北延州看到地下有类似竹笋的化石，指出旷古以前这里“地卑气湿，适于竹林生长”，认识到气候是有变化的。西欧达文西在此四百年之后才认识到化石是生物的遗迹，而用化石研究气候变迁则更在以后了。
我国古代气象学的发展，不仅反映在气象现象的解释上，而且表现在气象仪器的发明和观测方法的制定上。东汉时代科学家张衡痛斥儒家的谶纬之说为“欺世罔俗，以昧势位”，“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他不但制造了浑天仪和地动仪，而且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测风仪器——相风铜乌。我国雨量器的使用，从汉代就已开始。
气象预报是人类运用气象现象的一项重大措施。儒家宣扬“天”是不可知的；法家则比较重视劳动人民在与天斗争中掌握的气象变化的规律。例如，唐朝法家刘禹锡就记有“鸣条之风，可以沃日，车盍之云，可以见怪”的天气谚语。他还指出小风可以是密云的前奏，晴天的云可以是坏天的前奏。宋朝法家沈括还在汴京亲自用农谚做出过多次成功的天气预报。
法家路线促进了我国气象科学的发展。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对许多气象现象的解释仍然陷入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泥坑。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认识和改造自然，从自然中获得更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