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法家晁错的战略思想
——读晁错的《言兵事书》
田开
西汉初期文帝、景帝时著名的政治家晁错写的《言兵事书》，是一篇捍卫法家路线的重要军事理论著作。鲁迅曾对晁错的这篇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列为“西汉鸿文”之一，指出它“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今天，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这篇法家军事著作，对于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尊儒反法思想，是有帮助的。一
政治和军事的关系，历来是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一定的军事路线，总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西汉初期，面对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的频繁侵扰，战与和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这是儒法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匈奴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民族，秦汉时期，它已形成了一个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军事政权。这个政权不但残酷地压迫和剥削本族人民，统治着广大的奴隶，而且奴役着附近的几十个小邦，并不断对西汉发动侵扰掠夺战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匈奴同西汉的矛盾，并不是匈奴人民同西汉人民的矛盾，而是匈奴奴隶主同西汉广大人民的矛盾，也反映着没落奴隶主阶级同新兴地主阶级的矛盾。匈奴奴隶主的连年侵扰，给西汉广大人民带来了灾难；西汉内部的复辟势力，又妄图勾结或投降匈奴奴隶主，推翻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这样，匈奴奴隶主的侵扰，在当时就成了威胁西汉广大人民和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一个重大祸患。
面对匈奴奴隶主发动的侵扰战争，是坚决抵抗，还是妥协投降？对于这个问题，儒法两家的态度截然不同。代表复辟势力的“晋绅之儒”，在政治上极力主张向匈奴奴隶主妥协投降，妄图开历史的倒车，勾结匈奴奴隶主颠覆西汉王朝。他们根本不顾人民和国家的安全，更不研究抗击匈奴战争的战略战术，胡说匈奴奴隶主“乘胜不可击”；收复了匈奴奴隶主侵占的地方，“泽卤非可居”，也没有意义；因而极力鼓吹唯有“和亲甚便”（《汉书·匈奴传》）。很明显，儒家的这些反动谬论，正是为他们在政治上搞分裂、倒退和复辟服务的。他们同匈奴奴隶主之间，在颠覆西汉地主阶级中央政权的问题上，利益是一致的。 与此相反，代表新兴地主阶级进步势力的法家，在政治上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坚决主张加强战备，立足于打，“以战去战”。这正是晁错《言兵事书》中的基本战略思想。在这篇文章中，晁错从捍卫法家政治路线出发，认真总结了秦汉以来抗击匈奴奴隶主侵扰战争所积累的胜负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系统研究了同匈奴奴隶主作战的规律性问题，具体阐发了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从而形成了在当时具体情况下战胜匈奴奴隶主侵扰的比较系统的进步的战略战术思想。
面对国家受到武力侵扰，是战还是和，是一个路线问题。毛主席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消灭战争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晁错面对西汉初期反侵扰战争屡遭挫折的形势，尖锐地指出：过去“陇西三困于匈奴”，其原因，是儒家投降主义路线“破伤”了“民气”；并不是西汉人民有什么“勇怯”之分，而是指挥战争的“将吏”有“巧拙”之异。
西汉初期匈奴奴隶主不断侵扰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和”去不了战。晁错正是看到了这一时期深刻的历史教训，力主加强战备，立足于打，团结士卒，鼓舞士气，坚决抗击嚣张一时的敌人。与此同时，晁错还主张，选择“良将”，主持边防。所谓“良将”，在晁错看来，就是那些能够坚持法家路线，主张抵抗匈奴，注意调查研究，熟悉敌我双方情况，团结士卒，奋力作战的军官。晁错的这些思想，是对儒家认为匈奴“乘胜不可击”的谬论的迎头痛击，也是对想要投靠匈奴奴隶主的复辟势力及其反动“将吏”的有力批判。晁错把团结士卒、鼓舞士气和选择良将作为争取战争胜利的前提，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兵民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看到了英勇善战的军官对于执行正确的战略思想的重要性。正是从坚持抵抗、反对投降、加强战备、立足于打的战略思想出发，晁错认真研究了同匈奴奴隶主作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阐发了他的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二
毛主席指出：“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晁错的《言兵事书》，正是以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这个具体的作战对象为例，从当时战争的实际出发，研究了带有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
第一，晁错提出了“得地形”、“卒服习”、“器用利”的命题，并根据匈奴奴隶主侵扰者的特点，正确地阐述了地形、士兵和武器之间的相互关系。
所谓“得地形”，就是根据不同的兵种和武器，选择作战的有利地形。晁错详尽地分析了地形地物、兵种和武器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在不同地形条件下，步兵、骑兵等不同兵种所发挥的不同作用。他强调了：任何武器的使用都需要一定的条件，武器本身的威力并不是绝对的，总是随着地形条件和掌握武器的士兵状况而变化的。这实际上是对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唯武器论的一个有力批判，是对儒家认为匈奴是骑兵猛敌、不可制胜的谬论的有力回击。
“卒服习”和“器用利”，是指士兵要适应作战当地的习俗，训练有素，环境熟悉，并且武器和装备要精良。晁错从实战出发，十分重视士兵的“选练”和“服习”。他认为，士兵如果不经过选拔和训练，不适应当地的习俗，作风拖拉，行动不齐，遇到有利的事争先恐后，碰到危险则尽量躲避，前军遇敌，后军已垮，击鼓不进，鸣金不止，这就是不善于训练和统帅军队的过错，这样的军队“百不当十”。在强调士兵重要作用的同时，晁错并不否认武器的作用。他认为：如果士兵没有完备而精良的武器，没有坚实的铠甲，就等于赤手空拳、光身露体地和敌人打仗，其结果也会造成“五不当一”的情况。因此，晁错建议，为了有效地抗击匈奴奴隶主的侵扰，应该认真掌握用兵作战的四个要领，即兵器精良，士卒可用，将要知兵，君要择将。如果不是这样，那就等于把士卒、将领、君主和国家拱手奉送给敌人。
第二，晁错继承和发扬了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思想，具体分析了当时西汉和匈奴交战双方各方面的长处和短处，阐发了“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战略战术思想。先秦著名的法家军事家孙武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这是军事家必须具备的本领。晁错具体运用和发挥了孙武的这一思想，从而为西汉战胜匈奴奴隶主的侵扰，指出了必胜的条件，给了那些投降派以有力的打击。晁错具体分析了匈奴骑兵有三个长处；西汉军队有五个长处。他认为，以五对三，再加上西汉军队数量上的优势，“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是一定能够打败匈奴奴隶主侵扰的。
第三，晁错还十分注意团结边塞地区各少数民族，在抗击匈奴战争中发挥他们的战斗力。为了有效地战胜匈奴奴隶主的侵扰，晁错进一步提出，对边塞地区各少数民族要争取团结，对于那些同受匈奴奴隶主侵扰、压迫的少数民族，要发给他们铠甲、棉衣和武器，派遣知道少数民族的习俗、能够团结他们的“明将”去领导，用汉王朝的有关的政策去统率他们，使之建设成一支战斗力很强的边防军。
晁错的《言兵事书》，全面地论述了对匈奴奴隶主作战的战略和策略，阐明了战争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制定了打败匈奴奴隶主侵扰的战略方针，成为我国历史上一篇研究战争战略问题的重要著作。晁错的这篇著作，为以后西汉封建王朝打败匈奴奴隶主的侵扰，奠定了军事理论基础。 三
晁错反击匈奴奴隶主侵扰的战略思想，得到了推行法家路线的汉文帝刘恒的嘉许。在人民坚决抵抗匈奴侵扰的要求的推动下，在贾谊、晁错等法家代表人物的帮助下，“文帝中年，赫然发愤”，亲御鞍马，讲习战阵，“聚天下精兵”，抗击匈奴奴隶主的侵扰。
继文帝刘恒、景帝刘启之后，武帝刘彻在反击匈奴奴隶主侵扰、保卫西汉封建政权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顾儒生投降派的阻挠，积极推行晁错等法家抗击匈奴奴隶主侵扰的爱国主义路线，坚决改变了过去那种消极防御的方针，采取了积极防御和坚决反击的战略方针。一方面，坚持屯田戍边，“筑城以自守，设械以自备”（《盐铁论·和亲》）；另一方面，有计划、有准备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攻战。
刘彻实践了晁错的选择良将主持边防的主张，对执行战略反击，取得反侵扰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汉武帝批判了身任边塞重将的韩安国畏敌如虎、消极避战的错误路线，大胆提拔了奴隶出身的卫青和年轻的下层军官霍去病，担任抗击匈奴奴隶主侵扰战争的主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击战。
在用兵作战方面，刘彻实践了晁错的“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战略思想。针对匈奴侵扰军的特点，大力发展了养马事业，扩大了骑兵队伍；推行徙民实边的政策，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加强了边塞的建设；派张骞出使西域，切断了匈奴奴隶主与西域地区各民族的联系，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击匈奴奴隶主的侵扰；在作战中，注意选择有利的地形和行军路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使敌人陷入重围。
就这样，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西汉王朝的被动局面，使北部逐步安定下来，为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巩固和发展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创造了有利条件。
自秦汉以来，面对匈奴奴隶主的侵扰，法家执行坚决抵抗的爱国主义路线，这是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晁错正是从坚持法家的政治路线出发，为战胜匈奴奴隶主的侵扰，而研究战争战略问题的。毛主席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今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的军事思想，比两千年前的法家的军事思想要先进不知多少倍。但是，历史经验是应当吸取的。晁错《言兵事书》中谈到的若干基本思想，诸如：关于以战争制止战争，加强战备，立足于打的思想；关于地形、地物和兵种、武器在战争中的相互关系的思想；关于从实际出发，知彼知己，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思想，等等，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战争的战略问题，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作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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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复辟的思想武器
——读《韩非子·说疑》
何东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夕，法家理论家韩非写了一篇《说疑》，从一个方面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历史经验，为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反倒退的政治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
春秋末年，由于奴隶们的不断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运动，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到了战国前期和中期，各诸侯国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变法革新，封建制初步取代了奴隶制。但是，斗争并未就此止息。奴隶主阶级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要做垂死的挣扎。他们玩弄种种阴谋诡计，疯狂进行复辟活动。当时，钻进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内部，一步一步地篡夺政权，改变法家路线，是他们进行复辟的一条主要途径。因此，如何同这些阴谋家、野心家进行斗争，就成了摆在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家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韩非从许多诸侯国地主阶级变法失败和丧失政权的历史教训中深刻认识到：“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备内》）这些钻进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的奴隶主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是进行社会变革的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孤愤》），一旦时机成熟，就“一举而取国家”。必须同他们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才能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基于这种认识，韩非写了《说疑》。
在《说疑》中，韩非把“禁奸”作为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斗争的一项重大措施。“禁奸”，就是清除那些钻进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的奴隶主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知奸”。就是说，要善于透过假象，识破披着各种伪装的野心家、阴谋家。
韩非在《说疑》中论述了识别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手法的重要性。因为那些钻到新兴地主阶级政权里头窃据要职的奴隶主贵族，都是一些极端狡猾奸诈的两面派。他们为了骗取新兴地主阶级当权者的信任，扩充自己的权力，“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内险以贼，其外小谨，以徵其善”，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韩非揭露和鞭挞了这些反革命两面派及其罪恶行径。他深入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用大量的材料揭开了这些家伙的画皮，并根据其活动特点把他们归纳为“取誉者”（窃取声誉的）、“移众者”（拉拢群众的）、“擅逞者”（使个人欲望得逞的）、“事威者”（弄权作威的）和“眩民耳目者”（惑乱人们视听的），称他们为“五奸”。韩非认为，必须提高警惕，从纷纭复杂的现象中认识这些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他劝告地主阶级的当权者，要采取坚决的措施予以清除；如若不然，就会导致“破国杀众”，“身危国亡”的悲惨后果。
奴隶主贵族阶级搞复辟，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改变法家路线，代之以复古倒退的儒家路线。因此，他们竭力宣扬孔孟的反动思想，千方百计要人们相信，只有“克己复礼”，实行“仁政”、“德治”，按照儒家教条办事，才能治理好国家，胡说什么“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他们的真正意图，就是要掌握政权的封建君主抛弃法家路线，执行儒家路线，放手提拔重用那些满口仁义道德、骨子里极端反动的儒家信徒，为他们篡权复辟大开方便之门。韩非从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认识到这帮家伙是要“以文乱法”，其破坏作用就是“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五蠹》），用儒家路线代替法家路线，为奴隶主阶级复辟效劳。他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尖锐地指出：“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要人们看清，正是儒家的反动说教，才是祸国殃民的毒剂；只有“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才能达到“民治而国安”的目的。韩非主张，对于儒家信徒，只能排斥，不能重用；对于儒家的反动路线，只能摈弃，不能采纳；对于鼓吹儒家说教，蛊惑人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野心家，要坚决剥夺他们言论自由，制止他们的罪恶活动。在这里，韩非把对儒家反动思想的批判，提到反复辟斗争的首位，这就抓住了要害。
奴隶主贵族为了篡夺国家政权，到处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不择手段地收买人心，抬高自己的身价，树立自己的权威。他们或者给人以小恩小惠，来博得人们的好评；或者把自己打扮得道貌岸然，自吹自擂，在社会上沽名钓誉；甚至玩弄政客手腕，欺世惑众，骗取信任。韩非看清了他们这一套阴谋手段的危险性。他认为，如果不及时揭露和制止他们，就会使这些阴谋家“众归而民留，以誉盈于国”，国家政权某一天就有可能落入他们手中。因此，必须研究对付他们的策略，及时识破他们的鬼蜮伎俩，并战而胜之。
韩非强调，要特别警惕奴隶主贵族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罪恶活动。那些专搞复辟和颠覆的野心家，不仅有一条“克己复礼”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与之相适应的组织路线。在《说疑》中，韩非揭露和批判了他们不惜破费家财，收买拉拢，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从阴约结以相固”，“虚相与爵禄以相劝”。这样一股反动力量，欺上压下，封官许愿，窥测方向，等待时机，随时准备夺取国家政权，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对这些居心叵测的反动家伙，韩非历来主张采取坚决的措施，“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主道》），同他们作不调和的斗争。对其中首恶分子，则要“杀亡其身”，严厉镇压。这样做，对于巩固地主阶级专政，捍卫法家路线，发展封建主义的胜利成果，是极其重要的。
为了更有效地防止奴隶制复辟，巩固地主阶级专政，韩非还提出要“明于择臣”，选拔坚持法家路线的人士充当封建国家的各级官吏，防止奴隶主野心家、阴谋家混入各级政权机构，特别是中央领导机构。这是韩非“禁奸”措施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韩非从当时复辟和反复辟的严酷斗争中认识到，选拔官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需要特别严肃、慎重。作为一个法家理论家，他坚决批判和摈弃了儒家的那条腐朽不堪的任人唯亲的路线，主张：“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是在焉，从而举之，非在焉，从而罚之。”韩非所说的是与非，是有明确的阶级内容的。所谓是，就是“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的；所谓非，就是“以其害国伤民，败法类也”。坚持什么路线，对那个阶级有利，是最重要的标准。那些诡计多端的奴隶主贵族和反动儒生，在韩非看来，属于“害国伤民”的“败法类”，因而在排斥之列。
选拔官吏，必须经过考察。这是韩非的一贯主张。他认为，对一个人的评定，不能根据他自己的表白，也不能“以其众人之口断之”，而要通过“参验”（《孤愤》），即根据事实进行判断。韩非有一句名言：“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这说明他是很重视从有实际经验的人中选拔官吏和将领的。韩非认为，只有经过实际考察，才能“别贤不肖如黑白”，使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的有才干的人得到重用，防止奴隶主贵族投机钻营，谋取私利。
韩非认为，实行这条以地主阶级之法为是非标准的任人路线，非常重要。有了这条路线，就能使“贤良遂进而奸邪并退”，就能保证法家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国家富强，兵力雄厚，不但“内无君臣百官之乱，外无诸侯邻国之患”，而且“一举而能服诸侯”，为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创造条件。
列宁曾经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怎么办？》）《说疑》阐发的防止和反对奴隶制复辟的理论，对于当时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开展历史性的大决战，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政治目标，秦始皇对韩非的理论赞赏备至。他使用法家人物掌握军政大权，镇压隐藏在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的奴隶主贵族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对反动儒生实行强有力的地主阶级专政，实践了韩非反复辟斗争的理论。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反复辟斗争的理论，同他其他方面的理论一样，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较高水平。然而，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的理论无疑具有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他轻视劳动人民，看不到劳动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他把反复辟斗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几个法家人物身上，更多的是寄托在封建君主身上。这种剥削阶级的唯心史观，决定了他的理论不可能是彻底的。后来秦始皇对奴隶主阶级的镇压不彻底的事实，也从实践方面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