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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的反孔斗争
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工人理论小组
北宋完成统一以后不久，宋淳化四年（公元九九三年），四川地区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均贫富”的反封建口号，猛烈地冲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孔孟之道的纲常法纪。
中国封建社会到了宋朝已经走下坡路。地主阶级在政治上更加反动，他们大批吸收儒生当官，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官僚机构，加紧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当时，土地兼并势力迅速增长，官府赋役日益繁苛，造成了“富者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的状况。特别是四川地区，由于没有经过隋唐农民起义的扫荡，土地兼并更为严重。豪强大地主拥有几百以至千家以上的佃户，把佃户当成奴隶来使用。这些佃户不仅受到残酷的地租剥削，而且承担着沉重的赋役。一般自耕农在宋王朝的压榨下，也“耕稼不足以给”。广大农民连糠菜野草都不够吃，生活极端困苦。加上连年灾荒，使广大农民更濒于死亡的边缘。地主阶级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公元九九三年春，四川青城县人王小波、李顺，发动群众举行了起义。他们激昂地对群众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意思是说，我们很痛恨贫富不均，今天起义就是为了你们，使贫富得到均平。广大农民早已对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恨之入骨，王小波、李顺的话说出了他们的共同愿望。因此一呼百应，“均贫富”的口号立刻震动了巴山蜀水。广大农民纷纷投入起义的行列，“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他们齐集在“均贫富”的旗帜下，手执刀枪，向封建统治阶级猛烈进攻，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农民阶级反对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斗争，总是同思想上批判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反动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竭力宣扬孔老二“贵贱无序，何以为国”的宗法等级思想。他们搞这一套把戏，就是要农民安于当牛做马，任其驱使宰割。“均贫富”的口号是劳动人民反封建的战斗纲领，也是对孔学所维护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宣战。所谓“均贫富”，就是要改变地主阶级占田万顷、贫苦农民无立锥之地的状况。它表现了农民要废除封建宗法制度和等级差别的革命要求，概括和反映了农民的平等思想。起义农民就是要用革命的铁拳，把封建剥削制度和孔孟之道砸个粉碎。
公元九九三年夏，起义军攻下青城以北的彭山县，抓住了被宋王朝赞为“清白强干”的县令齐元振。愤怒的群众立即处死了这个反动官吏，把他残害人民搜刮来的大量财物，分给饥寒交迫的人民。起义军爱护群众，依靠群众，纪律严明，对人民“一无所犯”。他们号召住在城市里的贫苦群众，“指引豪家收藏地窑”，予以没收。每到一个地方，就召集“富人大姓”开会，命令他们呈报家里所有的财产、粮食，除了按家中人口留出必要份额外，其余全部没收，“大赈贫乏”。起义军用这种剥夺剥夺者的无畏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反动的孔孟之道，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农民革命队伍很快发展到数十万人。起义军乘胜前进，不断打击官兵，镇压反动官吏和土豪劣绅。“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起义军攻克成都后，毅然建立了自己的“大蜀”政权，设置百官，发行货币，捣毁地主盘踞的寺庙，声势极其浩大。
农民革命的疾风暴雨，吓坏了封建统治阶级，他们急忙调集重兵进行镇压。那些口喊“仁政”、“忠恕”的儒门官吏，手拿屠刀，对起义群众和无辜农民进行了血腥屠杀，一次就惨杀几万人。这些刽子手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却胆小如鼠，他们上任连家眷都不敢带。这充分暴露了反动派色厉内荏的实质。
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虽失败了，然而“均贫富”的战斗口号在劳动人民心中点燃的革命火种是扑不灭的，它继续鼓舞着广大农民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成都失陷以后，起义军的余部仍然各自为战，奋勇抵抗。有的集合万余人，攻占川东八个州郡；有的进入山区，凭借山险，坚持斗争数年之久。人民盼望起义军再起，广泛流传着“岁在甲午蜀再乱”的预言。为了扑灭农民“均贫富”的革命思想，北宋统治者又一次抬出孔老二这具政治僵尸，给他戴上“至圣”的桂冠。一些反动儒生也叫嚷什么：贫富的区别是由人的材性、智愚、勤惰不同而造成的。但是，不管反动统治阶级怎样乞灵于孔孟之道，也阻挡不住“均贫富”革命思想的传播。宋以后几百年间的农民起义，都坚持和发展了这一革命口号。
列宁指出：“一切革命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急剧转变。……它能使全体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内容最宝贵的教训。”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坚持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们“均贫富”的战斗口号和革命实践，提高了农民反封建、反孔斗争的觉悟和水平，标志着我国农民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以后劳动人民反封建、反孔的斗争，对宋代地主阶级内部的儒法斗争，都有巨大的影响。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功勋，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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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劳动妇女是新时代的主人
山东省临朐县石佛堂大队党支部委员、全国蚕业劳动模范 赵兰英
《改良女儿经》兜售孔孟之道“男女有别，国之大节”的黑货，反对妇女当家作主，鼓吹“遵三从，行四德”。一种《女儿经》还胡说什么“牝鸡司晨家必败”。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也大肆鼓吹“男尊女卑”的谬论，胡说什么妇女“思想意识落后”，不能管国家大事，要妇女“把精力放到丈夫身上”，“不要想什么前途”，等等。这与《女儿经》叫嚷“牝鸡司晨家必败”，与叛徒、卖国贼王明要妇女充当“新贤妻良母”，与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要“妇女回厨房去”，完全是一路货色。林彪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使广大劳动妇女一辈子管家务，带孩子，成为不问政治的家庭奴隶，不关心革命的政治庸人，以便他顺顺当当地搞“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一贯重视妇女的伟大作用。列宁指出：“没有广大劳动妇女的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毛主席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指出：“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事实正是这样。我国广大劳动妇女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革命的每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成千上万的女战士为了阶级和民族的解放，英勇奋战，流血牺牲。千百万劳动妇女战斗在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各个岗位上，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忘我地劳动，顽强地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广大劳动妇女和男同志一道，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发挥着“半边天”的伟大作用。
就拿我个人的成长来说吧。我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伸到俺这里，加上大旱，使临朐成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我家十四口人，饿死了两口，卖掉了六口，其余的都在外地逃荒要饭。我十三岁被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吃尽了旧礼教的苦。多亏党和毛主席把我从封建礼教的压迫下解放了出来，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党的培养下，我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养蚕。由于听党的话，积极学习，刻苦钻研，创造了“水桑养蚕”、“石灰消毒”等养蚕技术，提高了蚕茧的产量和质量，得到了群众和领导机关的鼓励。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群众两次推选我参加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一九五九年，让我参加国庆观礼。一九六四年，还选我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讨论国家大事。我四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又被选为大队党支部委员，公社党委委员，县革委常委，地区妇联常委，参加了领导工作。一九七一年，山东农学院还聘请我为兼职教师，参加大学的教育革命，帮助农学院成立养蚕专业班。
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广大妇女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支伟大力量，挑起了管理国家的重担。这些事实有力地批判了《改良女儿经》宣扬的反动谬论。我们一定要狠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狠批孔孟之道，为实现劳动妇女的彻底解放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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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心国家大事 勇挑革命重担
河南省虞城县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 高爱莲 副书记 张凤莲
《改良女儿经》胡说什么妇女只能在家“学针线”、“做茶饭”，这完全是宣扬孔孟的那一套黑货。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极力鼓吹“男不治内，女不治外”，妇女“不可使预政”等反动谬论。林彪一伙也胡说什么妇女“思想意识落后”，“不要想什么前途”，要“把精力放到丈夫身上”。林彪、孔老二的反动目的，就是要我们劳动妇女不革命，不斗争，对于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不管不问，以便他们顺顺当当地开历史倒车，搞复辟倒退。这是白日作梦！
毛主席指出：“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广大妇女无论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还是在改天换地的战斗中，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革命样板戏中的李奶奶、李铁梅、柯湘、方海珍、江水英等英雄形象，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英雄气概。这就是对妇女“不可使预政”这一谬论的有力批判。
就拿俺俩来说吧，解放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当了干部，入了党，成了大队的带头人。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在背后吹冷风，说什么：女人家担不起全大队的事，黄鼠狼能驾辕子，谁家还要骡子马！这完全是无耻的污蔑。我们认为，能不能挑起这副革命重担，不决定于男人或女人，而决定于执行什么路线。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教导，发动广大社员群众，批判孔孟之道，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同时，我们和群众一起苦战奋斗，大干两个冬春，改碱地四百多亩，挖台田一千五百亩，新打机井二十眼，添置各种机械三十部，实现了一人一亩水浇地。粮食产量迅速提高，不再吃统销粮了。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俺大队逐步形成了一批妇女骨干。在大队、生产队干部中，妇女占一半；在七十二名党、团员中，妇女占三十二名。
毛主席教导我们：“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孔孟之徒胡说什么妇女“不可使预政”。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关心国家大事，勇挑革命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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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信天命 干革命
解放军某部女技术员 徐美芳
反动的《改良女儿经》大肆鼓吹“天命论”，胡说什么“各自居，也要命，命不遇，只是贫”。这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谬论。
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把我们劳动妇女不当人。他们一面炮制“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禁锢妇女的吃人礼教，另一方面又疯狂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要我们劳动妇女心甘情愿地忍受奴役和宰割，不要起来革命。
所谓人的死生祸福、富贵贫贱都是“命中注定”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过去，妇女要裹小脚，不准出家门；今天，我们妇女不仅走出家门，而且上了天，驾着银燕，凌空翱翔。过去，妇女被关在家里学针线、学烹调，做“贤妻良母”；今天，我们妇女不爱红装爱武装，手握钢枪，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边疆和海防。过去，虽然有少数妇女走上社会，但也往往被人看不起；今天，不知有多少优秀妇女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带头人。难道是过去妇女的“命”都不好，今天又都好起来了吗？不！我们劳动妇女在旧社会受苦受难，是剥削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得来的。在旧社会，我七岁就给资本家当童工，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一九四九年，我们家乡解放了。我十六岁的那年，第一次背上书包，跨进了学校的大门。随后，党又送我进大学。我这个旧社会里的童工，新社会成了大学生，当上了人民军队的干部。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今天却成了现实！
《改良女儿经》鼓吹的“天命论”，纯粹是欺人之谈！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事。我们劳动人民、劳动妇女要彻底解放，只有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起来斗争，起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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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改良女儿经》的渊源
柏青
《改良女儿经》是反动统治阶级向妇女灌输孔孟之道的一本读物，通篇贯穿着“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和“忠孝节义”的反动说教，流毒很广，影响极坏。
我国历史上儒家关于女教的言论，最初散见于六经诸子的书籍之内，到了东汉始成专书。东汉班昭的《女诫》，是第一部专门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妇女教科书。《女诫》共分七篇，把“男尊女卑”和董仲舒的“三纲五常”特别是
“夫为妻纲”加以系统化、规范化，成为历代剥削阶级大力宣扬倡导的女教经典，并为后代儒生所遵循。班昭本人（又称曹大家）被捧为“女宗”。到了唐代，有宋若莘、宋若昭的《女论语》和陈邈妻郑氏的《女孝经》。《女论语》在《女诫》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分为十二章，以四言的形式，进一步宣扬“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反动思想。《女孝经》又进一步扩大为十八章，采取“假托问答”的方式宣扬封建礼教。明清期间，著名的女教专书有仁孝皇后的《女训》，吕新吾的《闺范》，兰鼎元的《女学》，王相母刘氏的《女范捷录》等。它们都基本上承袭了《女诫》、《女论语》中宣扬的压迫妇女的吃人礼教。以上这些女教专书，都“见之著录”，被列入“闺门必读”，其中宣扬的一套封建礼教，就是《改良女儿经》的思想渊源。特别是在宋代朱熹编写儿童启蒙读物《小学集注》的影响下，明、清期间大量出笼和流行的《女儿经》一类的读物，更是《改良女儿经》的直接渊源。
关于《女儿经》，现在见到的版本，主要的有：明赵南星刊行并加注的《女儿经》，明吕近溪著的《女小儿语》，清朱浩文著的《女三字经》，清贺瑞麟订正的《女儿经》，清光绪年间刻本《裘氏女儿经教科书》，清光绪重刻本《闺训千字文》、《闺门女儿经》（即《四字女经》），等等。《改良女儿经》就是在这类读物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
古代幼学和女教的读物，由于反动儒生不断增删，坊间刻本又常不署名，所以原作者大多无法查考。《改良女儿经》一书的作者和产生年代也至今不详。但据分析，大致可推断它产生于清朝晚期。
这本书是据《女儿经》一类书删节的，抹去了以前这类书中关于裹足、穿耳之类的内容。妇女裹足始于五代，宋以后风行。到了清代晚期，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兴起，废除裹足已成为当时改革的内容。一些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如郑观应等，纷纷撰文抨击裹足对妇女的残害。“天足会”、“戒缠足会”等，也在当时出现。这本书所以抹去了“裹足”、“穿耳”的内容，以及冠上“改良”二字，显然是受了清后期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因此，这本书的产生年代似在戊戌变法的同时或以后。
这本书同清代朱浩文的《女三字经》
（见于光绪年间听雨堂刻本），在形式和语言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它们都是三言体例，有些句子完全一样，不少句子只作了个别文字的改动。书中列举的十八个典故，有十六个在《女三字经》中都有。《女三字经》内容多而杂，而《改良女儿经》比较简括。因此，《改良女儿经》似出现于《女三字经》之后。这也是它出笼于清朝晚期的一个旁证。
各种形式的《女儿经》在封建末期的明清两代大量刊行，绝不是偶然的。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他们也更加反动，对人民的压迫剥削也愈益残酷和疯狂。在人民斗争风起云涌，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的猛烈冲击下，封建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反动“四权”摇摇欲坠，朝不保夕。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为了挽救封建统治和宗法制度的灭亡，为了使封建秩序和旧礼教旧道德免于破产，以封建卫道士自命，从儒家破烂武库中，捡起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黑货，修修补补，编造了各种《女儿经》之类的通俗读物，企图用这些东西从思想上对劳动妇女加强奴化教育，麻痹被压迫妇女的革命意志，维护垂死的封建制度。但是，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改变的，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总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女儿经》之类坏书，不但阻挡不住人民要革命、妇女要解放的历史巨流，而且终于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