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坚持古为今用 正确评价法家
——学习鲁迅有关法家的论述的体会
石一歌
中国文化革命的先驱鲁迅，从五四运动起一直到他逝世，始终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战斗旗帜，对孔孟之道和鼓吹尊孔读经的中外反动势力，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在批孔的同时，鲁迅对许多法家代表人物也作了精辟的评论。
鲁迅曾经指出：反动派“‘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他们鼓吹尊孔、复古，是为了祭起亡灵阻挡革命车轮。革命者对他们进行批判，当然也是“为了现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鲁迅评法批儒的最突出的特点，正是把这种评论和批判，同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结合成一体。一
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我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政治斗争的深入，总伴随着思想战线上尊孔与反孔斗争的激化。反动派要尊孔，革命者要批孔；尊孔必定反法，批孔当然要给法家以历史的必要的肯定。鲁迅评法和反儒，都把矛头指向了我国民主革命的两个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鲁迅在同国内外敌人的长期斗争中清醒地认识到：他们鼓吹孔孟之道，是为了让中国永远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他们反对革命的种种手段，不过是袭用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老谱。为了彻底揭露敌人，扫荡孔孟之道，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鲁迅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他把法家看作儒家的对立面，充分肯定了法家坚持前进、坚持统一、坚持爱国的路线，肯定了法家的反儒精神，从而有力地打击了为搞倒退、搞分裂、鼓吹卖国而提倡尊孔读经的中外反动势力。
一九二七年初，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北洋军阀、以蒋介石和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紧锣密鼓地高唱起尊孔的“老调子”，反对和破坏北伐战争，攻击风起云涌的工农运动。鲁迅一眼看穿了他们的罪恶用心。他在香港作的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中，总结了历史上尊孔必然导致亡国的经验教训，针锋相对地指出：“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鲁迅驳斥了道学家“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的谬论，肯定了王安石的革新精神，明确地把宋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唱孔孟之道老调子的大地主顽固派扼杀王安石新法。历史是一面镜子。蒋介石、戴季陶一类反动派唱起“老调子”，要把中国引向何处，岂不就清楚了吗？要救国，必须改革，必须革命，必须彻底打倒那些“老调子”及其鼓吹者。“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这就是鲁迅从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中引出来的战斗性的结论。
历史是在矛盾斗争中曲折地向前发展的。要改革，要前进，就必然会受到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势力的攻击、镇压和迫害。尽管历史走着曲折的路，尽管反动势力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是历史向前发展的总趋势，却是谁也改变不了的。鲁迅从对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分析中，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真理。
鲁迅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的历史转折关头，为曹操翻了案。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屠杀共产党人。生气勃勃的大革命被葬送了。七月二十三日，鲁迅在笼罩着白色恐怖的广州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联系魏晋时代的政治斗争形势，把被儒家咒骂为“无容于天地之间”的曹操，称之为“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肯定了曹操的“尚刑名”——以法治取代礼治、主张统一的法家政治路线；肯定了曹操的“尚通脱”——打破儒家在思想领域的垄断地位，将“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的法家思想路线；肯定了曹操的“唯才是举”——与儒家“任人唯亲”对立的法家组织路线。
鲁迅肯定曹操的法家路线，是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一年后，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迩来南朔奔波，所阅颇众，聚感积虑，发为狂言。”鲁迅说的“所阅”，就是“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屠伯们逍遥复逍遥”；他说的所“感”所“虑”，就是对阶级斗争经验教训和革命前途的思索。在同一时期写的《答有恒先生》这篇宣告与旧我彻底决裂的著名文章里，鲁迅写道：“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这就是鲁迅“所阅颇众，聚感积虑”后的结论。
曹操坚持法家路线，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镇压反动儒生的捣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社会的发展。正因为曹操冲破了儒家的桎梏，才被反动势力咒骂了一千多年。国民党反动派开历史的倒车，他们通过“巧取豪夺”的手段上了台，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一面高叫“尊孔”，一面屠杀革命者，他们推行的是与历代反动统治集团一脉相承的复辟、倒退的路线。然而鲁迅坚信，“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血腥的屠杀决熄灭不了革命的烈火，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决倒转不了历史的车轮。鲁迅的演讲，凝聚着对血染双手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仇恨。他通过为曹操翻案，旁敲侧击，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表示了在血泊中挺起胸来继续战斗的坚强决心。二
鲁迅评论法家有强烈的战斗性，是与他分析问题时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这种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鲁迅是实事求是的模范。他强调为现实斗争服务，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的某些现象进行牵强附会的类比，而是通过对大量历史事实的研究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把被反动派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鲁迅为曹操“翻案”，为被诬蔑、咒骂的法家翻案，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历史发展的规律无情地宣告了一切反动阶级的必然灭亡。反动阶级最害怕揭示历史的真相。他们为挽救自己的灭亡所惯用的手法之一，就是歪曲历史，伪造历史。鲁迅早就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碎影。”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透过“废话”和“涂饰”察出历史的“底细”，击破反动派的谣言和政治阴谋。鲁迅一九二六年写的《汉文学史纲要》，就是一个生动的范例。
《汉文学史纲要》所写的先秦到西汉，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同反动的奴隶主阶级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较量。儒法斗争在思想领域反映了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人们对这场斗争的态度，从来就与现实政治斗争中实行什么路线、坚持什么立场的问题息息相关。早在“五四”时期，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胡适便歪曲历史，根本否认法家的存在，说什么“古代本没有什么‘法家’”，对一系列法家人物进行了恶毒的诽谤。胡适这个自称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学者”，为什么竟然要一手遮天，把法家统统抹煞？显然，是为了反对“五四”的革命精神，为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效劳。胡适的诬蔑法家和他的狂热尊孔是一致的。
鲁迅跟胡适相反，对秦汉之际的儒法斗争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胡适曾破口大骂秦始皇的丞相李斯是导致“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专制主义”者。鲁迅则针锋相对，肯定李斯“不师儒者之道，治尚严急”的法治思想，高度评价他在佐助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事业中对统一文字、“画一书体”、发展文化“有殊勋”，并指出他的文章“质而能壮”，“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洗刷了胡适之流喷在李斯身上的污血。汉王朝是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建立的。胡适站在反动立场上恶毒地说：“这个朝廷是一群无赖的朝廷，刘邦便是无赖的头儿。”鲁迅则认为刘邦不搞儒家一套是件大好事，称赞“汉兴，高祖亦不乐儒术，……高祖崩，儒者亦不见用”。汉初的吕后、文帝、景帝，也“好刑名之言”，“不任儒”。地主阶级在取得统治权力的初期，是生气勃勃的先进者时，总是用法家思想作为武器，打击妄图搞复辟倒退的儒家之徒。对于西汉时的两个著名法家贾谊和晁错，鲁迅特别列出专章分析介绍，并为辩诬。鲁迅引用司马迁“贾生晁错明申商”的话，明确指出这两人执行的是法家路线。贾谊、晁错主张“削诸侯地，且更定法令”，反对分封制，维护中央集权制，因而“同被功臣贵幸所谮毁”。儒家后来对他们恨之入骨，诬蔑、咒骂无所不用其极，但鲁迅则称代表他们法家思想的《治安策》、《过秦论》、《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著作，“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并格外推崇晁错在抗击匈奴侵扰方面的“深识”。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史研究的范围。它通过对秦汉之际儒法斗争的历史分析，恢复法家的历史面目，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回击了当时嚣张一时的尊孔妖风。
坚持古为今用，就要做到战斗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只有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才能不受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欺骗，拨开“客观主义”的迷雾，揭示历史的真相；只有坚持科学的态度，才能真正打中敌人的要害。鲁迅对秦始皇的评论，可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对于秦始皇，一切反动派无不疯狂地攻击为“暴君”。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他们更是不择手段地加以诋毁。一九三三年初，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上台后，大肆焚烧所谓“非德意志思想”的书籍，一批日本和中国的论客便把希特勒比之为秦始皇。但是，鲁迅却旗帜鲜明地提出：希特勒与秦始皇“是不能比较的”。焚书，只是现象上的“同”，但阶级内容、历史作用却迥然相异。“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秦始皇“烧书”即烧掉私人收藏的儒家的书，是为了中国的统一，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反抗，这项措施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革命措施。秦始皇并没有“毁灭文化”，他没有烧农书和医书；他坑儒也只是坑掉了一小撮顽固的复辟党，并非象反动派歪曲的那样是“消灭知识分子”。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他还“收罗别国客卿”，“博采各种思想”。希特勒算什么！他是垄断资产阶级没落时期最反动的政治代表，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秦始皇干的统一中国那样的“大事业”，“他们一点也做不到”！鲁迅紧紧抓住“焚书坑儒”这个争论了两千多年的问题，恢复了它的历史真面目。对“焚书坑儒”的不同评价，对秦始皇的不同评价，历来是儒法斗争的一个焦点。一切反动派咒骂秦始皇都是为了反对历史的前进，为了把镣铐枷锁永远钉在人民的身上。鲁迅在三十年代通过对秦始皇的评论，把矛头指向了中国最后的一个黑暗的王朝——代表帝国主义和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蒋家王朝，指出他们效法希特勒强化法西斯统治终将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三
鲁迅对法家能作出如此富有战斗性和科学性的评论，是与他的革命的彻底性分不开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随着革命的深入，知识分子也不断发生分化。与那些消极、倒退、甚至叛变了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同，鲁迅始终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站在阶级斗争的前线，并随着革命的发展刻苦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儒法之争既然是前进与倒退的两条路线斗争，那么当然只有与革命共命运、随着时代前进的彻底的革命者，才能真正认识这场斗争的实质，认识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与现实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把对法家的评论和对儒家的批判，变成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对阶级敌人的批判。
鲁迅在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曾为明确革命的出路“上下而求索”。在斗争中他越来越感到，革命民主主义这种在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武器，适应不了形势的需要，也不能彻底战胜敌人。鲁迅的伟大，在于他用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思想上的矛盾，用前进来克服这个矛盾，最后实现了向着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最锐利的思想武器。鲁迅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认为纠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鲁迅的战斗业绩有力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后期，他纠正了早期对农民起义的某些片面看法，摆正了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关系，热情赞颂了“踏着残酷前进”的“奴隶造反”；他对孔丘思想体系的阶级实质作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肯定了中国的“所谓愚民”即劳动人民，是最“懂得孔夫子的”，是批孔的主力军；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法家作了一分为二的评论，既肯定了他们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又指出了其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如对王安石，就曾经用“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来概括他进行改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不前进，就必然会倒退；逃避尖锐的阶级斗争，就有可能掉进为反动政治效劳的泥坑。这里有多么深刻的历史教训！在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曾有人对尊儒反法思潮进行过批判。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当他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奔走呼号时，曾尖锐地批判孔子是中国的“祸本”，痛斥康有为之流的保皇派尊孔是“狂悖恣肆”的“愚民之计”。他公开声言自己站在法家一边，勇敢地肯定了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及其“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但是后来呢？章太炎变了，变成了狂热的尊孔派，“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鲁迅在去世前夕，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通过对章太炎一生的分析，总结了近代史上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
鲁迅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了章太炎那些早年尊法反儒的“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应当让它们“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章太炎当时能写出这些文章，“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站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前列，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章太炎非但没有随着时代前进，反而“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因此，“既离民众，渐入颓唐”。曾经大骂他“疯子”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也便转而对他大肆拉拢，肉麻捧场。章太炎晚年手定《章氏丛书》时，删掉了早年的“攻战的文章”，鲁迅认为“其实是吃亏，上当的”，并且感慨万端地说：“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还没写完，鲁迅便与世长辞了。鲁迅用自己的战斗，表明他跟章太炎走着一条根本不同的路。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其软弱性，没有也不可能完成批判尊儒反法思想的任务。这项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肩上。鲁迅正是在斗争中站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才在评法反儒的战斗中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鲁迅逝世已经整整三十八年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儒法斗争还影响到现在，倒退与前进、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我们要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认真看书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认真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第2版()
专栏：
哀鸣与挣扎
洪途
公元前二二七年，反动侠客荆轲入秦行刺秦王嬴政之前，在易水与燕太子丹诀别时，声嘶力竭地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它既是荆轲垂死前的悲鸣，也是奴隶主阶级临终时的哀歌。
当时，秦王嬴政发动的“横扫六合”统一中国的战争，正摧枯拉朽、势如破竹，胜利前进，灭韩覆赵之后，锋芒直逼残燕。燕太子丹等一伙奴隶主贵族感到，这就象萧萧作响的大风卷地而来，他们的反动统治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因而对滔滔易水也觉得寒冷彻骨了。“风萧萧兮易水寒”这句诗，反映了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没落奴隶主对新兴地主阶级统一战争的恐惧心理。
在这场剧烈的斗争中，新生的秦的胜利，没落的燕的覆灭，已成了定局。这种无可挽回的历史命运，燕太子丹、荆轲等一伙虽然感觉到了，但由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本性所决定，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种种顽抗失败以后，就采取谋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秦王嬴政这一卑鄙手段，来作垂死挣扎。荆轲刺秦王的反动历史丑剧，就是这样演出来的。荆轲这个奴隶主贵族豢养的走狗挟剑入秦，扮演了这幕丑剧中最可耻的角色。“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这句绝命诗，既反映了他承认败局已定的绝望心情，又表现了他为没落阶级殉葬的顽固决心。为没落阶级卖命，决不是什么“壮士”，不过是叮住腐尸蠢动的蛆虫，必定要被历史车轮轧得粉碎！
对待荆轲刺秦王这一历史事件，历来就有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和态度。唐代诗人李白，在《结客少年场行》一诗中说：“羞道易水寒，徒令日贯虹。燕丹事不立，虚没秦帝宫。”在“羞”字和“虚”字里面，流露了对荆轲的蔑视。对秦始皇，李白则热情地加以颂扬。《古风》第三首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歌颂了他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这是一种观点和态度。那些尊儒反法派，采取的则是另外一种观点和态度，他们总是百般地咒骂和攻击秦始皇，而把荆轲这个小丑吹捧和美化为“英雄”。明代杂剧《易水寒》，甚至将荆轲说成是下凡诛杀秦王的“神仙”。林彪一伙也拚命咒骂秦始皇是“焚书坑儒”的“暴君”，而吹捧跳梁小丑荆轲是“慷慨悲歌之士”。
一切反动没落阶级，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他们又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而便要发出临死前的哀鸣，即反动派们所爱称的“悲歌”；更要网罗死党，即反动派所赞誉的“壮士”，来作无济于事的拚死挣扎。这是所有反动没落阶级共有的规律性的表现。林彪一伙作为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势必要作垂死前的哀鸣，叫喊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要把他们“吃掉了”呀，等等。他们也必然要作拚死的挣扎，网罗死党，搞暗杀阴谋，“破釜沉舟”地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等等。结果当然也只能落得个“折戟沉沙”，“一去兮不复还”，死无葬身之地，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