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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巢农民起义的反孔斗争
北京永定机械厂工人理论组
公元八七四年和八七五年，在山东、河南一带，爆发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起义农民高举“冲天”和“均平”的大旗，在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燃起了大规模的反封建的斗争烈火。
唐王朝是在隋末农民起义之后建立起来的地主阶级政权。唐朝统治者极力用孔孟之道维护它的统治，拚命提倡尊孔读经。他们制定讲经仪式，编纂经书，大兴孔学，还规定全国郡邑都要设置孔庙，祭祀孔丘。唐朝中叶以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唐玄宗李隆基又追谥孔老二为“文宣王”，封孔老二后代为世袭褒圣侯，诏令用孔孟之道“美政教，移风俗”，极力抬高孔学。唐朝统治者在不断加紧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同时，加强对农民的思想统治。唐朝后期，皇室、外戚、官僚贵族更加恣意兼并农民的土地，“富者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加上藩镇割据，连年混战，使得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广大农民终年辛劳，到头来还是“无米复无柴”，过着“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取橡实”的悲惨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反动统治阶级要贫苦农民交纳的赋税，不仅有增无减，而且还要征徭役，逼得广大劳动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就必然引起农民的强烈反抗。
从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农民的反抗越来越多地采取了武装斗争的方式。许多地区都发生了农民起义和暴动。其中斗争最激烈的是浙东和徐泗地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公元八七四年王仙芝带领数千农民在河南长垣起义，第二年黄巢带领数千农民在冤句（今山东菏泽县）起义响应，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规模反封建斗争的序幕。公元八七八年，王仙芝战死，起义军由黄巢领导。黄巢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这个“冲天”和“均平”的反封建、反孔学的革命口号，反映了革命农民推翻唐王朝反动统治的决心，要求改变社会财富不均现象，因而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冲天”和“均平”的革命口号鼓舞下，黄巢起义军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出山东，入河南，经湖北、安徽、浙江，占领福州、广州等地。起义军到了广州后，发布檄文，揭露唐朝廷罪恶，向北进军。一路上纪律严明，把没收官僚地主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队伍很快扩大到几十万人。黄巢还利用藩镇与唐朝廷的矛盾，叫他们“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宣布要亲自向唐王朝统治者问罪。起义军以锐不可当之势，把唐朝反动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同时扫荡了各郡邑设置的孔庙，吓得反动儒生抱头鼠窜。
在黄巢起义军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唐朝统治者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公元八八一年，起义军突破潼关，直逼长安。反动统治者更如热锅上的蚂蚁，慌乱成一团。唐僖宗李儇和掌权的宦官田令孜，仓皇溜出长安，向四川逃命。什么“王权神授”、“受命于天”，都受到农民革命大风暴的猛烈冲击。
黄巢起义军以冲天的革命气概，向孔孟的“天命论”挑战。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这正表现了广大革命农民敢于藐视“天命”、反抗“天命”的大无畏精神。孔孟的“天命论”，是历代反动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思想武器。他们为了压制和麻痹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总是抬出“天命”来为他们作辩护，鼓吹什么“王权神授”、“唯天子受命于天”这一套反动谬论。恩格斯指出：“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四○一页）黄巢起义军提出的“冲天”革命口号，剥去了蒙在反动封建统治阶级身上的“天命”外衣，戳穿了他们欺骗人民的关于“天命”的鬼话。这是对于孔孟之道的“天命论”的否定，是对“王权神授”、“唯天子受命于天”的反动说教的有力批判。
黄巢起义军不仅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冲破了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天命”的精神枷锁，而且以“均平”的革命思想，批判了儒家所维护的封建剥削制度。
早在公元八七四年，王仙芝领导的起义军刚刚揭起义旗，就以满腔的阶级义愤揭露了唐王朝官吏贪残、赋税繁重等罪状，愤怒地控诉了唐王朝黑暗统治下的不平现实。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表示了革命农民要改变人间贫富不均现象的决心。千百年来，孔孟之徒一直鼓吹“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反动说教，宣扬“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有罪”的反动谬论，以维护吃人的封建制度。唐末农民起义提出“均平”的口号，就是要割富济贫，均分财富，这正是对儒家“剥削有理”的反动说教的有力批判和否定。这种政治思想，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最革命的思想”，“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一七页）。这次农民起义在我国农民斗争史上，第一次打出“均平”的旗号，把我国古代农民革命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黄巢起义军不仅在思想上展开对儒家反动思想的批判，而且在实践上也努力实现“均平”的革命主张。公元八八一年，起义军攻克长安，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权，国号“大齐”。他们进入长安后，首先发表文告，在政治上表明了对人民的态度。文告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在行动上，起义军坚持割富济贫，“见贫者往往施与之”，同时还对唐宗室、官吏、门阀大族进行了严厉镇压，没收他们掠夺和霸占来的大批财物，分发给广大贫苦农民。
恩格斯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五五四页）在农民革命政权领导下，劳动人民扬眉吐气。“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反动派的威风扫地以尽。
反动地主阶级和儒生坚持孔孟之道的顽固立场，对于农民革命政权充满着刻骨仇恨。一批反动儒生公然在农民政权尚书省的门上书写反动诗词，惊呼农民的革命政权是“贵落深坑贱出泥”，“扶犁黑手翻持笏”，叫嚣封建等级制是“平不得”的，同“南山”一样不能动摇。但是，这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只不过是反动官吏和反动儒生的绝望哀鸣，最后都被革命政权粉碎了。
唐朝的封建统治阶级恶毒咒骂黄巢农民起义“纵兵屠杀，血流成川”，后来的反动派更变本加厉地胡说什么“黄巢杀人八百万”，这完全是造谣污蔑。事实上，黄巢起义军纪律很好，对于广大人民不但不掳掠，而且坚持割富济贫。起义军杀的只是一小撮反动的皇族、官僚和儒生。这是任何一次人民革命运动所必须采取的专政措施。在这个问题上，黄巢起义军不是做得过分了，而是做得不够，致使唐朝的反动残余势力，获得喘息时机，得以拼凑起反动武装，向起义军进行反扑。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教训。
黄巢起义军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攻入长安后没有乘胜消灭唐王朝的残余势力，后来在关键时刻部将叛变投敌。由于这种种原因，黄巢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他们那种敢于冲破“天命”枷锁，举起“均平”大旗，向反动的封建统治和孔孟之道进行勇猛进攻的革命精神，在我国劳动人民反孔斗争历史上，却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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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批判《三字经》宣扬的唯心史观
解放军某部 何从飚
毒液满篇的《三字经》，打着“读诸史”、“考世系”的幌子，以大量的篇幅叙述了所谓“廿二史”，把我国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歪曲为一部帝王将相的历史。这是儒家唯心史观的大暴露。
是谁主宰历史的命运？是谁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几千年的历史证明：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而不是帝王将相。
就以《三字经》所鼓吹的“八百载，最长久”的周朝来看，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奴隶主阶级实行极其落后反动的“井田制”和“分封制”，广大奴隶不但被囚禁在“井田”里进行繁重的劳动，还常常无辜地被杀害。正是奴隶主的反动统治，阻碍了社会的前进和发展。
但是，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只能激起人民群众起来造反，而决阻止不了人类社会的前进。在周朝奴隶主贵族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奴隶们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春秋末期，杰出的反孔英雄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就是当时奴隶们反抗斗争的一面旗帜。柳下跖率领的奴隶起义军达到九千人，他们纵横天下，所向无敌，使奴隶主贵族及其反动武装闻风丧胆，望风披靡。奴隶的起义和暴动，给奴隶主贵族以沉重的打击，破坏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动摇了周王朝的统治。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借助于奴隶阶级的力量，终于用封建制代替了奴隶制，用地主阶级的专政代替了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
在封建社会，也是历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推动了社会前进。毛主席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历代反动儒家顽固地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对农民的起义和战争，恨之入骨。《三字经》把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说成是“寇如林”。这是无耻的攻击和谩骂。
明朝末叶，由于反动统治阶级横征暴敛，加之连年大旱，广大人民极其贫困，饿莩遍野。为了推翻明王朝的残暴统治，公元一六二八年，陕北农民点燃了起义的烈火。李自成参加了高迎祥的起义队伍，出生入死，转战陕西、河南、安徽等省。公元一六三六年高迎祥死后，李自成被推为闯王，继续领导农民的起义战争。
“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高举“均田”、“免赋”的大旗，英勇战斗，割富济贫，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公元一六四四年，起义军攻入明朝统治者的老窠北京，从而结束了明王朝的反动统治。
起义军首领李自成，称得上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他不畏强暴，能骑善射。他在战争中常常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最后死于沙场。他爱护士兵，爱护人民，尊重其他将领，遇事都同大家一起商量。他还一贯保持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就连反动统治阶级编写的史书，也不得不承认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明史》卷三○九）。反动儒家无耻的攻击和诬蔑是徒劳的，李自成的英雄形象铭刻在人民群众的心中。
林彪和反动的儒家一样，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胡说什么历史是少数“天才”、“英雄”创造的。林彪也和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小丑一样，最终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历史的命运是由人民群众来主宰的，反动的唯心史观只能遭到彻底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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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成什么样的“器”？
谢本洪 刘志强
反动透顶的《三字经》，宣扬什么“玉不琢，不成器”，这是有其反革命目的的。
《三字经》要用什么对人进行“琢”磨使之成“器”呢？它抛出了一大堆乌七八糟的破烂货，什么“论语者，二十篇”，“孟子者，七篇止”，什么《中庸》、《大学》，以及什么“诗书易”，“礼春秋”，等等。一言以蔽之：“我教子，唯一经”，就是“四书”、“六经”等孔孟之道的秕糠。
为了引导人们“尊孔读经”，《三字经》叫嚣什么“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苟不学，曷为人”。就是说，作父母的如果不用孔孟之道去“琢”磨子女，就是一种“罪过”；当老师的如果不用孔孟之道去“琢”磨学生，就是一种懒惰失职行为；当学生的如果不自觉地用孔孟之道来“琢”磨自己，就是白白活着。反动统治阶级正是玩弄这套把戏，教人或逼人走上“尊孔读经”的道路的。
《三字经》拚命诱导人们关起门来读死书，死读书。为了强调这一点，它还特意把那个为了教子读经而“三迁住宅”的孟母端了出来，企图进一步说明：离开劳动和劳动人民越远越好，而只有闭门苦读才是为人安身立命之本。这一套完全是从孔老二那里来的。当年孔老二就竭力主张“闭门读书”，反对参加劳动，并把向他“请学稼”，“请学为圃”的樊迟斥骂为“小人”。为了诱使人们走上这条“闭门读书”的道路，《三字经》还以官、禄、名、利为钓饵，大肆鼓吹孔孟“学而优则仕”的反动说教，什么学好了，就可以升官发财，“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让人们把读书当作向上爬的阶梯。
对于“琢”成的“器”用来干什么？《三字经》也作了回答：“上致君，下泽民”。所谓“上致君”，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的奴才和帮凶。所谓“下泽民”，就是“劳心者治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就道破了《三字经》宣扬“琢”玉成“器”，推行封建教育思想的罪恶目的和反动实质。
教育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总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路线和经济基础服务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总是把教育工作视为事关他们生死存亡的大事，因而拚命地利用教育这块阵地来培训他们的接班人，以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从孔孟拚命鼓吹“学而优则仕”，到刘少奇竭力宣扬“读书做官”，再到林彪奉行“教子读经”，无不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使教育这块阵地真正回到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手中。林彪对此极端仇恨。他一方面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诬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一方面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鼓吹“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大搞“教子读经”，宣扬闭门读书，妄图把青年重新引上“三脱离”的老路，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然而，这只是痴心妄想！
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教育革命，教育战线形势一派大好。我们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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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孟母“三迁”和“断织”谈起
山东省临朐县辛寨公社盘阳大队下乡知识青年 荣学证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反动统治阶级从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需要出发，编造了许多骗人的故事和寓言。所谓“孟母三迁”和“孟母断织”两段故事，便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两个例子。
所谓“孟母三迁”，是说孟轲小时候家住坟场附近，玩耍时经常学着哭丧。他母亲认为这不是教育儿子的好地方，便搬家和一个屠夫做了邻居。谁知孟轲又去学屠宰之事。他母亲觉得这更不理想，又把家搬到了一座学宫旁边。于是孟轲便每天学习“周礼”，他母亲很满意，就定居在这里。所谓“孟母断织”，是说孟轲少年时跟着孔老二的孙子子思上学很不用功，经常逃学。有一次，孟轲逃学回家，他母亲见了很生气，就断了正在织布用着的梭子教训他。从此孟轲用功不止，成了一个大儒。千百年来，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一直把这两段故事作为教子的典范大加赞扬。《三字经》里“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话，散播的就是这种毒素。
孟母为了教子而搬家三处，一次比一次远离劳动人民，这正暴露了她对劳动人民的极端轻视。在孟母的眼里，劳动人民是一群下贱的愚氓。她要把儿子培养成一个能够继承孔老二衣钵，担当起“复礼”重任的奴才，就不能使她的儿子受到劳动人民的感染，直到把家搬到学宫边上，看到儿子连玩耍都在演习那些腐朽不堪的古代礼仪时才放心。可见，在如何教育后代的问题上，阶级的利益从来就是起决定作用的。
请看：《红楼梦》中描写的封建制度卫道士贾政，见宝玉不愿尊孔读经便暴跳如雷，咬牙切齿地要“不如趁今日结果了他的狗命，以绝将来之患”。独夫民贼蒋介石也教训他的儿子要熟读《大学》和《中庸》。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也一再要其法西斯儿子以所谓“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攻读孔孟之道。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凡是要拉历史倒退的反动派，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无不把尊孔读经作为培养后代的根本。而所谓“孟母三迁”和“孟母断织”的故事，则只不过是他们树立的一个黑样板而已。但是，历史总是要前进的，那些妄图倒转历史车轮的反动派，只能一个个地被辗得粉身碎骨！
毛主席教导我们：“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反动阶级宣扬“孟母三迁”和“孟母断织”的故事，就是一个反面教材。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教育后代问题上存在着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让子女接近谁，学什么，实质上是要把子女培养成哪个阶级接班人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蓬勃兴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一场深刻革命，是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千年大计。广大知识青年踊跃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家长积极支持子女下乡务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对反动阶级宣扬“孟母三迁”和“孟母断织”的有力回击。我们一定要抓紧批林批孔，把我们的伟大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