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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盐铁会议
澜思
公元前八十一年，即汉昭帝始元六年，西汉王朝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这是专擅朝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精心策划、幕后操纵的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儒法两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实质上是奴隶主残余势力、地方割据势力和统一的地主阶级中央政权之间的斗争。著名法家桑弘羊（公元前一五二——八○年），舌战群儒，勇抗逆流，挫败了霍光的阴谋，捍卫了法家路线，维护了中央集权。
西汉初期儒法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汉武帝继往开来，一百几十年间，是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建立和巩固的阶段。秦始皇提出并实践了坚持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法家路线，坚决镇压奴隶主复辟活动，在历史上起了进步的作用。汉承秦制。西汉初期，中央政权继承了秦始皇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崇尚法家的。汉武帝对儒家似乎也感兴趣，其实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行法无所假贷”，搞的主要是法家的一套。他在位五十四年（前一四一——八七年），依靠汲黯、桑弘羊、张汤等法家和奴隶出身的将领卫青、霍去病，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削弱地方诸侯王割据势力，打击奴隶主残余势力，进行反对匈奴奴隶主侵扰的战争，把国家经济命脉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维护和巩固了法家执政的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
但是，汉武帝的政治路线，遭到了奴隶主残余势力、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及其在中央的代理人的疯狂反对。公元前一二二年，汉武帝提出削弱藩王的“推恩”法不久，淮南王刘安就打出了“行仁义”的旗号，串连衡山王刘赐，策划武装政变。汉武帝及时镇压了这次未遂的叛乱。公元前一一一年，豪宗强族和富商巨贾在中央的代言人卜式，串通大农令孔仅，公开反对向工商奴隶主征收重税和盐铁官营等政策。桑弘羊坚决反对倒退的主张。结果，孔仅被罢了官，卜式降了职。卜式对桑弘羊恨之入骨，那一年天旱，他竟狂叫：“烹弘羊，天乃雨。”
到了汉武帝晚年，中央政权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更为激烈。太子刘据主张德治，反对法治，多次攻击汉武帝“征伐四夷”，因此，汉武帝很讨厌他。据史书记载：汉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多毁。”可见，刘据已纠集了一个以他为头子的复辟小集团。路线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公元前九十一年，刘据假传圣旨，在首都长安制造叛乱。汉武帝下令“捕斩反者”，刘据仓皇逃窜，落了个“自经（吊死）窗下，形影相吊”的下场。
汉武帝死后，他执行的政治路线还在中央占居统治地位，他重用的许多法家大臣，仍然控制着中央要害部门。特别是桑弘羊，先后掌握全国财政大权达三十多年之久，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酒类专卖、统一铸币、屯田戍边、算缗钱等财政经济政策，几乎全部是他参予制定的或有效地执行的。他帮助汉武帝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打败了匈奴侵扰者。汉昭帝即位后，桑弘羊和霍光一起辅政，当了御史大夫，成了汉武帝政治路线最坚定的捍卫者，自然也就成为复辟派的眼中钉。为了反对桑弘羊代表的法家路线，霍光在汉武帝死后第六年，策划了盐铁会议。霍光指使杜延年，网罗了六十几个反动儒生，用马车接到长安，以“问民间所疾苦”为名，从经济问题开刀，对桑弘羊进行突然袭击。他们妄想全面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代之以复辟倒退路线。在盐铁会议上，一帮子反动儒生，围着桑弘羊狂喊乱叫，造谣诡辩，威胁恫吓，进行人身攻击。他们尽情发泄对汉武帝政治路线的刻骨仇恨，充分暴露了孔孟之徒搞复辟的疯狂性。但是，桑弘羊大义凛然，驳斥群儒，横扫腐顽，维护了汉武帝的政治路线，挫败了霍光倒退复辟的阴谋诡计。
斗争焦点是西汉王朝向何处去
盐铁会议是地主阶级上升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后一次大论战。斗争的焦点是：西汉王朝向何处去？坚持汉武帝的法家路线继续前进，还是改变汉武帝的法家路线复辟倒退？
会议一开始，反动儒生们就指责“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提出了“罢盐铁，退权利，分土地，趣本业”的复辟倒退的经济纲领。汉武帝实行的盐铁官营等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了工商业，增强了抗灾防荒力量，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保证了军用物资供应。桑弘羊用这些事实，驳斥了反动儒生们的造谣中伤，指出盐铁之利是国家大业，“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民）”，“不可废也”，表达了他坚持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决心。
反动儒生们在经济问题上大做文章，是有阴险的政治目的的。汉武帝的财政经济政策，为的是把国家的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中央手里，摧毁工商奴隶主和地方诸侯王割据势力搞复辟搞分裂的物质基础，加强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反动儒生们叫嚷“罢盐铁，退权利”，就是要求中央把经济大权退给工商奴隶主和地方诸侯王，削弱和取消中央集权。桑弘羊尖锐地指出了这个要害。他说，汉文帝时候，允许私人铸钱、冶铁、煮盐，结果是吴王刘濞、大官僚邓通、大奴隶主朐邴“富埒天子”，酿成七国之乱。如今，反动儒生们又要搞这一手，目的无非是“以资暴强”，“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造成中央无权、全国分裂的严重局面。
搞分封制，还是搞郡县制？搞分裂，还是搞中央集权？这是秦汉时期复辟同反复辟斗争的一个最重要方面。西汉初期，复辟势力主要是地方诸侯王和工商奴隶主结成的反动同盟。当时的孔孟之徒，都把复辟的赌注押在这个反动同盟身上。反动儒生们咒骂秦始皇“蚕食诸侯，并吞战国以为郡县”，对于桑弘羊指责山东儒生帮助淮南王“谋叛逆”，他们说什么：“人臣各死其主，为其国用”，煽动分裂，鼓吹分封制，为反动同盟争权利，妄图推翻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桑弘羊对此进行了尖锐批判，指出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
反动儒生们这批寄生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但在盐铁会议上，却攻击盐铁官营等政策妨碍了农业生产，关心起什么“趣本业”来了，岂非咄咄怪事！原来他们所谓的“本”，就是奴隶主的土地占有制。他们把孔老二和孟轲鼓吹的“井田制”夸得天花乱坠，什么“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啦，什么“无丘陵高下皆熟”啦，什么水旱虫灾都没有啦！这就充分暴露了这批反动儒生复辟奴隶制的狼子野心。对此，桑弘羊十分蔑视，说：“足民何必井田也！”
难道不搞盐铁官营等，就真的能发展农业生产吗？否！不搞这些经济政策，由豪宗强族冶铁、煮盐、铸钱，就使得大批农民脱离农业生产，沦为手工业和商业奴隶。尤其是那些富商大贾，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兼并土地，加速农民破产，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破坏了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汉武帝的经济政策，打击了豪宗强族和富商大贾，从根本上促进了农业生产，保护了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正如桑弘羊指出的，这是“建本抑末”，“绝并兼之路”的正确政策。反动儒生们反对这种经济政策，无非是想把土地重新“分”到奴隶主手里，恢复井田制。
为了达到复辟的目的，地方诸侯王、工商奴隶主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反动儒生们甚至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匈奴奴隶主的身上。他们企图借助匈奴奴隶主的侵扰，里应外合，颠覆西汉中央政权。因此，他们力主投降妥协，疯狂反对抗击匈奴的侵扰。在盐铁会议上，反动儒生们恶毒攻击抗匈战争，鼓吹对匈求和，正是复辟派嘴脸的大暴露。
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侵扰成性，百约百叛，经常侵扰西汉王朝控制的地区。汉武帝坚持抗击的方针，终于打败了侵扰者，保卫了国家的统一。对于这样一场正义战争，反动儒生们居然胡说什么“苦师劳众，以略无用之地”，带来了天灾人祸、危机离乱，并指名道姓地攻击桑弘羊的主张“不能弱匈奴，而反衰汉室”。他们鼓吹向匈奴奴隶主屈膝投降。
桑弘羊完全支持汉武帝抵抗匈奴侵扰的主张，提出了武装防御和积极进攻的反对匈奴侵扰的方针，提出了加强边防和“断匈奴右臂”（通西域）的正确策略，从而保证了抗匈战争的胜利。他听到了反动儒生们的投降求和叫嚣，义愤填膺，拍案而起。他强调抗匈战争是“以义伐不义”，赞扬汉武帝领导抗击匈奴的战争“功勋粲然”。他愤怒指出，以汉之大，民力之强，早就应该取得胜利；而战事拖延，旷日持久，完全是由于主降派的破坏和捣乱。他坚决主张：“不能无征伐而服不义，不能无城垒而御强暴。”对于侵扰者不能抱有任何“和平”幻想，只有加强战备，坚决抗击，才能保障国家的统一。
西汉初期封建王朝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削平诸侯王地方割据势力，摧毁奴隶主残余势力复辟的经济基础，抵抗匈奴奴隶主的侵扰。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保证了这些任务的胜利完成。复辟派妄想通过盐铁会议，从根本上改变汉武帝的法家路线，推行所谓“俭约宽和，顺天心，悦民意（即使被打倒的逸民高兴）”的儒家路线。一句话，他们要克己复礼，复辟奴隶制。这也就是霍光等人召集盐铁会议的最终目的。
列宁说：“什么叫做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复辟派要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推行“克己复礼”路线，就要把掌权的法家打下去，把权夺到孔孟之徒的手里来。为了这个目的，反动儒生们疯狂诅咒商鞅、李斯、韩非，恶毒攻击汉武帝任用“奸佞”，“朝无忠臣”，谩骂桑弘羊等是“设险兴利之臣”，“憯急之臣”。并以车裂商鞅、箭射吴起相恫吓，叫嚣要把桑弘羊等关进监牢。同时，他们吹嘘孔老二这具僵尸是“日月之光”，“雷电之声”，“天下之美宝”；还宣称三公九卿应由他们这批儒生担任。他们竟然恬不知耻地说：“我们是一群天才，满腹治世良方，决不吹牛皮。”
桑弘羊针锋相对，迎头痛击了反动儒生们的无耻谰言，歌颂了商鞅、李斯、韩非等人的历史功绩，肯定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表彰了当时法家为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他鞭挞了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内贪外矜”“鸡廉狼吞”的卑劣灵魂，把他们比作蛀梁的白蚁，打洞的小偷，是天下之患。铿锵有力的声音，打掉了儒生们的反动气焰。
盐铁会议是以法家的胜利，儒家的失败而结束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恩格斯曾经说过，新兴的剥削阶级代替反动的剥削阶级，是一种“少数人的革命”。这种革命，“在第一次巨大的成功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西汉中期，地主阶级统治集团逐渐分裂，豪强大地主与奴隶主残余势力结合起来，原先代表奴隶主的儒家也成为这部分地主的代表，霍光就是他们的头子；而桑弘羊等法家则代表了当时地主阶级中想继续前进的那一部分人。由于当时整个地主阶级还处于上升时期，所以，法家思想仍占统治地位。在盐铁会议上，豪强大地主和奴隶主残余势力勾结起来搞尊儒反法，以失败而告终。但是，随着奴隶主复辟的危险逐渐减少，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的保守派正在逐渐得势。在盐铁会议之后不久，桑弘羊终于被霍光等人杀害。又过了一个时期，汉元帝以后，地主阶级的上升时期过去了，孔孟之道就逐渐成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但是，儒法斗争并未就此结束。
盐铁会议留下了不少的历史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复辟派代表人物，在他们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以后，往往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搞政变。钻进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也往往是这样干的。赫鲁晓夫为了复辟上台，就曾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搞了一场宫廷政变。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抛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发动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接着又搞了一个《“571工程”纪要》，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但是，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孔孟之道，政变经，都挽救不了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必然覆灭的命运。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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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单远慕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在变法期间写给右谏议大夫司马光的一封复信。这封信简短有力，集中反映了王安石的法家思想和战斗精神。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一位有进步思想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北宋时期，围绕着王安石变法所展开的儒法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前进与倒退、革新与守旧的两条路线斗争。
到了宋代，中国封建社会已在走下坡路。在封建皇权的庇护下，一小撮大官僚、大地主兼并全国土地百分之七十以上，广大农民丧失土地，中、小地主也纷纷破产。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尖锐起来。与此同时，辽和西夏的反动统治者不断侵扰，造成对北宋政权的严重威胁。在内外矛盾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为了改变北宋王朝的危机局面，加强对辽和西夏的抵抗力量，王安石在宋神宗赵顼支持下，于熙宁二年
（公元一○六九年）实行变法。王安石变法虽然是在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提出来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兼并势力，有助于社会发展，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新法实施以后，国家财政由亏损转为盈余，抵抗辽和西夏的实力有所增强，农业生产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但是，由于王安石变法的矛头主要指向大官僚、大地主阶层，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司马光就是这种反动势力的代表。司马光顽固地站在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狂热地宣扬孔孟之道，反对任何进步和革新。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初，司马光就竭力阻拦。后来，他在为皇帝起草给王安石的奏章的“批答”时，又诬蔑青苗法的推行带来“黎民骚动”。但王安石变法的决心很大，不为他们的诬蔑所动摇。于是，司马光便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在熙宁三年一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攻击王安石“弃先圣之道”，“尽变更祖宗旧法”，以致弄得
“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谤议沸腾，怨嗟盈路”，妄图强迫王安石放弃革新路线，“改过从善”，向大地主阶级顽固派投降。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有力地批判了司马光的种种谬论，终于使顽固派在皇帝的都城无法存身，司马光自己也被赶出开封，滚到洛阳。
鲁迅指出：历史上的反动派“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二心集·习惯与改革》）。司马光信中在攻击王安石变法时，就曾经“公正而且堂皇”地给王安石提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条罪状。就是说，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总机关，议行新法，是侵夺了其他官吏的职权；派人到各地推行新法是生事伤民；设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是与民争利；还拒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其实，只要剖析一下就会看出，司马光提出的四条，贯穿一条黑线，即完全是为了维护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他所说的“侵官”，就是侵犯了以他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生事”，就是不守孔孟之道的老规矩，在旧制度之外，又新搞一套，弄得大官僚、大地主不能安稳过日子；与民争利的“民”，不过是大官僚、大地主的代名词；“拒谏”，就是不接受他们这批顽固派希望停止变法的要求。由此可见，被司马光攻击为“罪状”的地方，正是王安石变法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性。王安石完全看清了司马光的罪恶用心，他回击说：“奉皇帝的命令，制定法令制度，经过朝廷修改批准，交给有关部门的官员去实行，不能说是侵犯其他官吏的职权；按照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举办好事，废除坏事，不能算是生事；为国家整理财政，增加收入，不能说是与民争利；批判错误言论，打击反对变法的人，不能算是拒绝接受意见。”辞严义正，驳得司马光理屈词穷。
同样一件事，为什么看法如此不同？王安石在当时也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他在复信的一开头就指出：他与司马光“议事每不合”的原因，是由于“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即是由于各人所执行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不一样。王安石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就是说，天象的变化不值得害怕，旧的传统不能作为依据，流言蜚语用不着顾虑。而司马光却散布“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则天”，“祖宗旧法，不可变”和“不可专罪天下之人”的谰言。王安石把死守孔孟之道的“俗儒”讥笑为“庸人”，而司马光却开口闭口孔孟之道。在一次写给王安石的一封信中，司马光一口气用了七个“孔子曰”，并多次引用《诗经》、《尚书》和孟轲的话。这样，一个崇奉法家，一个相信儒教；一个要革新、前进，一个要守旧、倒退。路线不同，当然就说不到一处去了。
王安石在给司马光的复信中还进一步指出：“至于怨恨诽谤我的人那么多，我早就预料到了。因为，孔孟之徒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士大夫们不关心国家大事，附和俗儒，取媚于他们，自以为得意。现在，皇上想要改变这种风气，而我不顾旧势力的大小，想要尽力帮助皇上对抗这帮子人，他们怎能不气势汹汹地大吵大闹呢！商朝的盘庚迁都于殷，一大帮子人都反对，但盘庚并不因为有些人怨恨就改变迁都的计划。这是因为他考虑到这样做合理才这样干，认定是对的，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悔改的缘故。”这里，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司马光一伙因循守旧，反对变革，专唱“老调子”的丑恶嘴脸，并表现了王安石在逆风恶浪中坚持正确路线的战斗精神。
最后，王安石表示：如果你司马光责备我变法没有能取得很大成绩，那我可以接受；但如果说，今天应该什么事情都不干，只要墨守陈规旧法就可以，那我就不敢领教了。这就粉碎了司马光妄图说服王安石放弃新法，使天下“皆复其旧”的痴心妄想，进一步表明了王安石坚持变法，坚持进步，准备跟顽固派斗争到底的决心。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时期儒法斗争中的一件大事。几百年来，对待王安石变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切主张进步、革新的人，都对王安石变法持肯定态度，而一切顽固守旧的孔孟之徒都咒骂王安石。南宋大地主阶级的鹰犬邵伯温为了攻击王安石，甚至冒名苏洵作了一篇《辨奸论》，诬蔑王安石脸脏了不洗，衣脏了不换，作事不近人情，是一个阴险狠毒、大奸大恶的人。这充分反映了儒家守旧顽固派反对变革、反对进步的反动本质。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林彪也跟在历史上一切尊孔顽固派后边，咒骂王安石是“拗相公”，无耻吹捧《辨奸论》，并把它作为搞反革命政变的反动思想武器。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林彪一伙还学着司马光的腔调，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排斥和打击”干部；胡说我党随意“制造矛盾”；诬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带来“‘国富’民穷”；造谣说我们在党和国家内部实行“封建专制独裁”。这几条，跟司马光攻击王安石变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是多么类似！这就充分暴露出林彪一伙跟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顽固派一脉相承，代表当今最反动、最腐朽的力量。
王安石变法的社会基础是十分狭窄的。这个变法，只不过是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条件下，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并不能改变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但尽管如此，它还是遭到顽固派的拚命反抗和猖狂反扑。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们要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跟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这和王安石变法有本质不同，也是以往历史上一切进步的变革所不可比拟的。因此，必然会遭到反动派的疯狂攻击和恶毒咒骂。对于这些攻击和咒骂，我们必须予以坚决回击。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王安石不可能彻底批判孔孟之道，他的变法没有人民的充分支持，也不可能成功。今天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我们一定能够把孔孟之道批倒批臭。我们的革命事业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