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研究儒法斗争要坚持古为今用
——学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燎 轩
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篇光辉著作中，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革命理论，研究历史和现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主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两千多年来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古为今用，对于推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研究历史，要坚持古为今用，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运用历史的经验指导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这方面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毛主席为了彻底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把历史经验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把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批判孔孟之道结合起来。针对陈独秀攻击农民运动“过左”、“过分”的谬论，毛主席深刻阐明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必须过正”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中庸路线”。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以宋襄公搞所谓“君子作战”而大败于楚国为例，教育全党“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全国解放以后，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毛主席曾深刻指出：“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这里，毛主席在彻底揭露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手段的同时，给我们以识别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野心家的锐利思想武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发动和领导亿万革命群众，把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同孔孟之道结合起来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了总清算；并强调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教育全党要牢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法家著作，批判孔孟之道，正确地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历史是现实斗争的一面镜子，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又是历史上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影响到现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儒法斗争，虽然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但从根本上说，都是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革新与守旧的斗争，都是当时整个社会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反映。法家和儒家各自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政治集团的利益。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派，都把孔孟之道奉为至宝，捧上了天；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大搞尊儒反法，宣扬孔孟之道，把它作为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思想武器。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它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因为孔孟之道这个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适应一切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的政治需要，当然也完全适应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需要。因此，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就必须同孔孟之道作坚决的斗争。批林必须批孔。不批孔，批林就不能深入，反修就不能彻底，防修就没有保证。我们一定要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深刻认识研究儒法斗争、批判孔孟之道的重要性，自觉地把研究儒法斗争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结合起来，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对待历史的研究，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长期以来，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总是拚命地抓住史学这块阵地不放，肆意颠倒、歪曲和篡改历史。顽固地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孔老二，就是利用编纂史书《春秋》进行复辟活动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就是把歪曲历史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吹捧为爱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把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歪曲为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位、互相残杀的“宫廷政变”史，并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史学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不是为革命阶级服务，就是为反动阶级服务。今天我们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攻下史学这个堡垒，把被历代反动派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让史学从历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研究儒法斗争，古为今用，要善于从规律上总结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不同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诚然有不同的特点，然而又有共同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基本原理，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都是普遍适用的。研究历史，“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规律性上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就能进一步把握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指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例如：通过研究秦汉之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看到了封建制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这就有助于我们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通过研究《盐铁论》，我们看到了在每次大的社会变革之后，反动复辟势力总是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散布“今不如昔”，攻击大好形势，攻击新生事物，进行反攻倒算。当时的贤良、文学是这样，林彪也是这样。这就有助于我们加深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从而更加自觉地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相反，研究儒法斗争史，不去认真总结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而是去搞那种以古喻今的简单对号，机械类比，那就不仅不能吸取有益的历史经验，还会抹煞不同阶级专政和不同阶级代表人物的本质区别，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研究儒法斗争，古为今用，就要下功夫，用气力，占有大量材料，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要具体分析不同时期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才能科学地揭示儒法斗争的特点和规律。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家和儒家的思想，都打着深刻的阶级烙印，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正确阐明儒法斗争的实质。要把法家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去考察，对他们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对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应从历史条件加以分析和说明。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都是错误的。历史现象是错综复杂的。我们要慎重，要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要有的放矢，着眼于解决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广大工农兵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实践告诉我们，要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就要把研究儒法斗争史同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结合起来；把研究儒法斗争史同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狠批孔孟之道结合起来；把研究儒法斗争史同批判蒋介石反革命集团、苏修叛徒集团和一切反动派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结合起来；把研究儒法斗争史同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规律结合起来；把研究儒法斗争史同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路线上和阶级实质上去总结历史经验，决不能钻到故纸堆里，去纠缠那些枝枝节节的问题。各条战线还可以紧密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一些专题研究。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从各个方面去占领上层建筑领域。要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单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工农兵的主力军作用，推动专业理论队伍和工农兵理论队伍结合，在斗争中逐步建设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主席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毛主席号召我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从中吸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有益的东西，关键是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我们要认真学好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借助于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武器，我们就能在研究儒法斗争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真正做到古为今用，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为反修防修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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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学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体会
沈阳市第一机床厂九号车间工人 肇愈红
恩格斯的光辉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科学地阐明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发展的原理。学习恩格斯的这篇光辉著作，对于正确评价柳宗元的《封建论》，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柳宗元的《封建论》，论证了社会是发展的，政治制度是演变的。社会制度的不断发展，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非圣人意也，势也。”）“势”变了，原来的制度已不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它便被另一个新的制度所代替。所以，分封制不是永恒不变的，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这里出发，柳宗元肯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的历史功绩；批判了反动的儒家主张分封制的复古思潮。《封建论》是一篇主张社会变革，反对复辟倒退的好文章。
但是，柳宗元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思想家，由于受到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他对社会的发展，还不可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研究。因此，他不可能对国家的起源作出科学的结论。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劳动力能够提供超过维持生产者生存所需要的产品。这时，一部分人强行从另一部分人手中夺取并占有剩余的产品，产生了私有财产，占有财产的人使失掉财产的人沦为奴隶，这样就出现了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奴隶主阶级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就要不断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设立镇压、惩罚奴隶的军队、监狱、法庭等专政机关。国家就在这样的阶级斗争中产生了。柳宗元没有正确地说明国家产生的原因。他认为，国家的产生是争夺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结果。（“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而看不到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生是国家起源的真正原因。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统治的机器。恩格斯指出：“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国家的职能就是镇压敌对的阶级。同时，国家还要起到抵御外来侵略的作用。但是，柳宗元把奴隶制的国家说成是“以安其属”、“以安其封”、“以安其人”。其实，国家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为统治阶级镇压和压迫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在奴隶社会里，所谓“以安其属”、“以安其封”、“以安其人”，实质上就是奴隶主阶级对奴隶阶级的专政。柳宗元把奴隶社会描绘成一个没有阶级压迫与对立的“德又大者”居之的“乐园”，这就没有揭示出奴隶制国家的本质。从历史上看，郡县制是比分封制进步，但它也不可能象柳宗元说的那样，只要封建统治阶级“善制兵”，“谨择守”，就可以永久统治下去。另外，对秦朝所采取的专政措施，要加以历史的、阶级的分析。但是，柳宗元说成是暴政，也是不正确的。国家从来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国家“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阶级依靠其国家机器使广大奴隶变为会说话的工具，可以任意买卖或杀害；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依靠其国家机器镇压农民阶级的起义，维持其反动的封建统治。今天，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奴隶制、封建制国家的性质完全不同了，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是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镇压地、富、反、坏、右的工具，是防止帝、修、反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工具。
对于柳宗元在国家问题上认识的局限性，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具体的分析。我们不能要求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柳宗元能够象无产阶级那样分析问题。对于历史上的法家人物、法家著作，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既要肯定他们在历史上的进步性，也要看到他们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使研究历史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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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
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小组 洪 云
“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对于我们研究法家著作，十分重要。全面地看问题，就是不要有片面性。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在研究法家著作的过程中，我们体会到，不注意克服片面性，不去全面地看问题，就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就拿王充的《问孔》来说吧。这是一篇著名的讨孔檄文。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把孔孟之道捧为正统思想放在独尊的地位。东汉统治阶级还把宣扬鬼神迷信、“天人感应”的谶纬神学和儒家反动思想结合在一起，作为麻痹广大农民斗争意志的精神鸦片。那时，谁对孔丘和儒家那一套反动迷信的东西稍有怀疑和不敬，就要被扣上“非圣无法”的罪名，甚至有丢掉脑袋的危险。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王充挺身而出，向孔孟之道宣战，表现了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
在《问孔》篇中，王充从孔老二的言行中找出了许多矛盾，戳穿了孔老二宣扬“天命论”的骗局，剥下了孔老二虚伪的仁义道德的画皮。孔老二认为凤鸟、河图是太平盛世的祥瑞。王充批驳说：用凤鸟、河图的出现来证明太平盛世，这是“不思其本，而望其末”，非常荒谬的。孔老二的大弟子颜渊死了，孔老二哭的非常痛心。颜渊的父亲请求孔丘卖掉车子给颜渊买椁。孔老二竟板起面孔，一口拒绝，说：“大夫出门不能步行”，否则就会触犯
“礼”。王充质问道：你不是说“礼”和“情”要相适应吗？你的“礼义”何在呢？你口口声声说“杀身以成仁”，为什么却不能“退位以成礼”呢？孔老二的丑恶嘴脸及其虚伪的本质，在这里被王充一针见血地揭露出来。
但是王充的反孔斗争，毕竟有他的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王充的批判没有抓住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也没有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王充的《问孔》篇，用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虽然可以揭露孔丘的言行不一的虚伪面目，但是不可能揭露孔丘的反动本质。例如，孔老二想到佛肸和公山弗扰那里去做官，子路问道：你不是说过“亲身做坏事的人，君子不去他那里吗？”孔丘竟不知羞耻地说：“我不能象匏瓜那样挂着不吃饭。”王充揭露说：孔丘口口声声说什么“不合道义而得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如同浮云一样。”现在却想违背道义去享受叛逆者的俸禄，这是多么卑鄙啊（“何其鄙也”）！这是多么肮脏的政治交易呀
（“何其浊也”）！王充虽然把孔老二揭露得淋漓尽致，但是他并没有抓住孔丘在政治上的反动本质。实际上，孔丘和佛肸、公山弗扰都是对革新势力恨之入骨的复辟狂。正是这样一条保守、倒退、复辟的黑线，将他们联在了一起。因此，孔老二到佛肸、公山弗扰那里，是要复辟没落的奴隶制，根本不是去混饭吃的。
王充不能深刻认识孔丘妄图搞复辟、倒退的反动本质，因而，他对孔老二的批判，也不可能彻底。这个彻底批判孔孟之道的历史任务，只有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