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三字经》批判
北京大学 哲军
《三字经》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培养他们的“忠臣”、“孝子”而写的反动课本，是一本宣扬孔孟之道的害人经。全书浸透了儒家反动思想，散发着没落地主阶级世界观的臭气。明清以来，它几经修订、增补和注释，大量印行。除汉文以外，还有满汉文、蒙汉文等对照的版本。帝国主义分子也多次将它译成英、法、拉丁等文出版。因此，它流传很广，流毒很深，必须彻底批判。
（一）
《三字经》，相传为宋末元初王应麟所编。它的出笼不是偶然的。
北宋时期，官僚大地主阶级利用统治特权加紧剥削，大搞兼并，对辽和西夏的侵扰，一味迁就退让，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赵家君臣南渡以后，兼并愈演愈烈。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起义农民“不事神佛祖先”，“无视君臣上下”，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战斗口号，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封建制度，指向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
在这种情况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地主阶级革新派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保守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尊儒反法的反动气焰更为嚣张。尤其到了南宋，那帮大地主、大官僚、孔孟的忠实信徒，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运动，为了消除法家进步思想的影响，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进一步宣扬孔孟之道。他们一方面大量注释儒家“经典”，另一方面大量编纂尊儒反法的通俗读本。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朱熹，就通过对《四书》的集注，炮制了“理学”这个极其反动的哲学体系。类似《三字经》的黑书也纷纷出笼，流毒之广，远远超过以前的朝代。这是对农民革命斗争的反扑，是对法家进步思想的反动，是反动统治阶级加强政治思想统治的需要。
（二）
《三字经》用三字一句的顺口溜形式，宣扬孔孟之道的哲学观、政治伦理观、历史观、教育观等，内容极其反动。
《三字经》宣扬孔孟之道的反动哲学观，贩卖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剥削阶级的人性论。
“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的这句话，是孔孟“性善论”的翻版。孔丘说：“仁者人也”。孟轲说：“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三字经》把“善”作为先天的超阶级的共同人性，是赤裸裸地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毛主席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人性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由人们的经济关系、阶级地位决定的。人性就是阶级性。
孔孟鼓吹“人性仁”、“人性善”，是为了美化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本性，污蔑奴隶造反和法家革新为“不仁”、“不善”，替“克己复礼”、施行“仁政”的复辟倒退路线，制造反革命舆论。孔丘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孟轲说：“仁心”、“善性”，“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总之，力图证明奴隶制度符合“人类本性”，用“善”的说教去麻醉人民，用“善”的烟幕去掩护反动派向革命人民的进攻，这就是孔家店“性善论”的反动实质。《三字经》重弹“性善论”的老调，是为了给大地主大官僚的兼并掠夺、尊儒反法以及绞杀农民革命运动的罪行，涂上一层“善”的油彩。
《三字经》鼓吹：“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这是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性迁”的问题。所谓“性迁”，就是说，离开孔孟之道，“善”性就会改变。只有具备孔孟思想的反动统治阶级，才有永恒的“善”性；不相信孔孟之道的劳动人民，则是根本没有“善”性的。《三字经》从这种“性迁”说引出一个“教”字，就是把反动统治者捧上“教育者”的宝座，论证尊孔读经，按照反动阶级的意志来“教化”群众是维护“人类本性”的需要。所谓“教之道，贵以专”，就是说，只能灌输孔孟之道，只能以儒家的反动学说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
唯心论的先验论，剥削阶级的人性论，是儒家反动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也是其反动教育路线的理论基础。
叛徒、卖国贼林彪尊儒反法，继承了孔孟之道的衣钵。他一方面装出一副“仁慈”的面孔，对孔孟的“国君好仁”、“惟善以为宝”心领神会，侈谈什么“宽宥”、“仁爱”之心，“长者之道”，妄图让无产阶级对人民的敌人发“善心”，施“仁政”；另一方面却磨刀霍霍，阴谋对革命人民狠下毒手。这就彻底暴露了他的伪善的反革命凶恶嘴脸。
《三字经》宣扬孔孟之道的反动政治伦理观，鼓吹“孝悌”和“三纲五常”。
《三字经》把孔孟的“孝悌”之道提到了首位，即所谓“首孝悌，次见闻”。鼓吹“孝悌”，实质是鼓吹“忠君”。在殷周，天子、诸侯、大臣多是亲属，有血缘关系。奴隶制的宗法等级制度，就建立在这种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因此，孝悌是为维护奴隶制度服务的。孔老二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孔老二提倡孝悌，根本目的是反对奴隶造反，反对新兴地主阶级夺权，实现“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
“孝悌”、“忠君”，也是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汉代董仲舒、班固对孔孟之道加工改造，提出了维护封建制度的“三纲五常”。“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用以维护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反动统治秩序的。“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是维护、调整“三纲”的道德教条。他们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的意志的表现，用神学目的论给“三纲五常”戴上了神圣的光圈。《三字经》从“天人感应”的谬论出发，把自然现象同社会现象搅在一起，力图证明：天上的“三光”与世上的“三纲”，自然界的“五行”与人间的“五常”，都是神的安排，是天经地义，不容紊乱的；合乎“三纲五常”的剥削制度是“顺天”的，“有理”的；而冲决“三纲五常”的任何造反行动，则是“逆天”的，“有罪”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逻辑。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三纲五常”一直是孔孟之徒反对人民革命、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地主阶级政权是一切反动权力的基干。作为“三纲五常”核心的“忠君”思想，不仅是封建政治思想和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而且是法律上的量刑标准，谁违背了这个信条，就是“大逆不道”。《三字经》大肆宣扬“三纲五常”，正是为了巩固没落地主阶级的政权，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反革命专政。
林彪一伙出于篡党窃国的需要，竭力宣扬“三纲五常”可以“统一人民的思想”。林彪把孔老二的“孝悌”之道奉为至宝，宣扬“百善孝为首，万恶逆为先”。他的所谓“孝”，实质上也是封建世袭、“忠君”那一套。林彪按照孔老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反动教条，在他的反党集团里大搞所谓“宣誓尽忠”活动，要他的死党本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反革命精神，为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效忠卖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林彪这样倒行逆施，要开历史的倒车，到头来只能是自取灭亡。
《三字经》宣扬孔孟之道的反动历史观，任意颠倒历史，鼓吹复古倒退。
《三字经》的作者打着“考世系，知始终”的旗号，把中国历史歪曲为一部帝王家谱史，完全抹煞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他还污蔑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为“寇如林”，从根本上否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三字经》赤裸裸地宣扬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它用所谓金木水火土“五德终始”的唯心的、神秘主义的循环论，把封建王朝的更替说成是天意的安排，露骨地宣扬儒家的“天命论”。这就说明了，《三字经》的唯心史观是以“天命论”为基础的，即历史是封建帝王秉承上天的意志而创造的。
《三字经》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今胜于古，而是今不如昔。它咒骂春秋战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为“王纲坠，逞干戈”的“乱世”，恣意攻击秦始皇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是什么“兼并”，充分暴露了作者尊儒反法、复古倒退的反动立场。
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林彪，以“天才”、“至贵”、“超人”自居，妄图倒转历史的巨轮，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他和《三字经》唱一个腔调，大念“政变经”，把一部阶级斗争史歪曲为统治阶级内部少数人之间争权夺利的历史。他特别仇视人民革命，采用孔老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春秋》笔法，篡改中国革命史，为自己树碑立传，诋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颠倒历史、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林彪也不例外。
《三字经》宣扬孔孟之道的反动教育观，鼓吹尊孔读经，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为反动阶级传宗接代。
教育历来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作为蒙学课本流传的《三字经》，通篇都贯穿着反动没落阶级的教育思想。它鼓吹以孔孟之道为教育内容，走闭门读书、“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忠臣”和“孝子”。
《三字经》无耻吹捧孔孟“经书”，把儒家“经典”列为必读的教科书。春秋战国以来我国的阶级斗争实践证明：儒家“经典”，是反动派上台时的“统治经”，下台时的“复辟经”；是阴谋家的“权术经”；是巧伪人的“修养经”；是叛徒、卖国贼的“叛卖经”。《三字经》为了说明孔孟“经书”人人必读，列举了十几个黑样板要人们效法。打头的一个就是孔丘。《三字经》说什么，“古圣贤，尚勤学”。其实，孔老二学周礼，是为了复辟奴隶制。表彰他的所谓“勤学”精神，就是表彰反革命精神。林彪也极力鼓吹要学习孔老二所谓“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这和《三字经》所宣扬的，如出一辙。
《三字经》接着抬出一连串的孔孟“高徒”，宣扬他们为了“读经求官”，“头悬梁，锥刺股”，甚至年过八十仍非得弄一顶乌纱帽进棺材才死心，等等。其目的是要人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不择手段向上爬，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成为孔家店的传道士，做封建王朝的卫道者。
《三字经》还着力渲染了一些“囊萤”、“映雪”、“负薪”、“挂角”等所谓“贫家子弟”靠“发愤读经”做了大官的故事，这纯粹是一个大骗局。在万恶的旧社会，劳动人民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被剥削，那有条件上学读书？极少数所谓“贫家子弟”，沿着“读经做官”的路子，爬进了“达官显贵”的行列，完全是由于剥削阶级收买奴才、搞政治欺骗的需要。他们当了官，就成了剥削阶级的帮凶和装饰品，根本谈不上使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何况孔孟的“经书”正是束缚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决不是靠读经，而是靠斗争，靠革命。
《三字经》以“教子读经”作为全书的归结，说明它把“剥削传家”与“读经继世”结合了起来。它一会儿拿出“功名利禄”这块散发着腐朽没落阶级臭味的诱饵，诱惑青少年立志死读孔孟经书；一会儿又摆出穷凶极恶的架势，咒骂不读孔孟经书的人连鸡狗都不如。引诱也罢，咒骂也罢，都是为了实现“读经继世”的反革命目的。《三字经》特别告诫剥削阶级，切莫满足于“遗子”“金满籯”，务必做到“教子”“惟一经”。孔孟之徒深深地感到：要使他们的剥削“事业”代代相传，只把金银财宝留给子孙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传“剥削经”和“压迫经”。在他们的心目中，孔孟“经书”才是传宗接代的最好的“传家宝”。封建统治阶级办教育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此。
刘少奇、林彪是孔孟之道的吹鼓手。他们拚命提倡尊孔读经，大肆宣扬“读书做官”论，提倡个人奋斗，成名成家，妄图引诱青年脱离工农群众，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充当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林彪还“教子读经”，生怕孔家店断了香火，充分暴露了他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忠实代理人。
（三）
长期以来，《三字经》博得了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的一片喝采声。而劳动人民从自己切身经历中体会到，孔孟之道是害人道，《三字经》是害人经。解放前，人民群众中流传着许多嘲弄《三字经》的笑话。特别是在革命运动兴起的时候，群众对孔孟的经书，以及《三字经》之类的黑货，痛加批驳，对孔孟的偶象，更是毫不客气地打翻在地。
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封建宗法制度的理论基础——孔孟之道。革命农民在斗争中宣判孔老二为“妖人”，宣布孔孟经书为“妖书”，焚除儒家经典，严禁孔学流传。太平天国还针锋相对地编写并颁行了太平官书《三字经》，揭露了腐朽的封建制度的罪恶，对反动的《三字经》作了有力的批判。
五四运动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新军，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姿态，向孔家店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无产阶级新文化在斗争中的发展，儒家经典以及《三字经》越来越没有市场。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贼心不死，千方百计提倡尊孔读经，多次修改和印行《三字经》，借孔孟的亡灵，大造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舆论。但曾几何时，伟大的人民革命推翻了蒋家王朝，《三字经》也连同它的推广者一起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刘少奇、林彪又从古墓陈棺里抬出孔老二这具政治僵尸，从垃圾堆里捡起儒家的经书，猖狂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一九六二年，刘少奇配合帝修反的反华、反共、反革命的大合唱，第三次抛出了他的浸透了孔孟毒素的黑《修养》。臭名昭著的“三家村”，也疯狂叫嚣“《三字经》是本好书，可惜已经被冷落了几十年”，公开声称“要继承这份遗产”。林彪更是把儒家经书作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但是，历史的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儒家的经典挽救不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崩溃，同样也挽救不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必然覆灭的命运。
从《三字经》炮制和流传的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宣传孔孟之道是无孔不入的，他们总是通过各种渠道，使用各种手段，把毒素扩散到各个角落。“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三九○——三九一页）。我们一定要刻苦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批判《三字经》等黑书，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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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的出笼和流传简况
《三字经》相传为宋末元初王应麟（字伯厚，公元一二二三至一二九六年）所编。据《宋史》《儒林传》本传记载，王应麟中过进士，做过礼部尚书，后来辞官归里（今浙江宁波），元开国后二十年而死。还有一种说法（如明末清初的屈大均），《三字经》的作者是宋末区适子。区适子，广东顺德登州人。
现见的《三字经》各种版本中叙述历史的部分，最早到宋止。清王相训诂本中“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十七史，全在兹”，已述尽宋的世系。因此，《三字经》很可能为宋亡以后出笼，具体年代，待查考。
流传过的《三字经》版本很多。已知明代就有人增补注解，如赵南星的《三字经注》。英人翟理斯一八七三年的《三字经》英译本，有“胡元盛，灭辽金，承宋统，十四君。大明兴，逐元帝，统华夷，传万世”八句，显然是明人所加。清以来增补、注释、注音、注图、翻刻以及译成少数民族文和外文的各种版本更多。清康熙年间王相（字晋升）注解的《三字经训诂》和道光年间贺兴思注解的《三字经注解备要》，均为翻刻较多、流传较广的本子。此外，清代还有连恒的《增补注释三字经》，王淇的《三字经故实》，尚兆鱼的《三字经注图》，胡赓年的《初等音注图解新学三字经》，许印芳的《增订发蒙三字经》，蕉轩氏的《广三字经》等。辛亥革命后增补修订的有《绘图详注三字经》，《绘图增注历史三字经》等。将《三字经》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的有：《蒙汉三字经》（富俊译），《满汉三字经》（陶格敬译）。译成外文的有：一八三五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英译本，一八六四年法国人儒莲的法译本，一八七三年曾任英国驻宁波领事翟理斯的英译本，一八七九年左托立的拉丁文译本，一八九二年香港政府督学艾泰尔的英译本，一九○○年翟理斯的第二次英译本。
《三字经》本文在各种版本中的增改，主要涉及历史部分。王相的训诂本说到宋，可能保持了初版情况。翟理斯的英译本增加元明统系八句，已如前述。贺兴思的《三字经注解备要》说到清，较王相训诂本增加了二十四句。其他版本对辽至清的历史，增补文字略有出入。值得指出的是，《绘图增注历史三字经》将明代历史部分的“至李闯”改为“李闯叛”，污蔑农民革命的反动观点更为露骨。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有的本子又有了增补，如《绘图详注三字经》在贺本基础上增加有：“举总统，共和成，复汉土，民国兴。”增补内容也有涉及其他方面的。
宋以后封建社会日益走下坡路，反动没落的地主阶级将儒家的地位越抬越高。宣扬孔孟之道的《三字经》出笼和广为流传，不是偶然的。清王朝曾规定：“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必须“先读《三字经》”。近代、现代的军阀、官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尊儒反法，反对革命，崇洋卖国，均以孔孟之道为思想武器，所以他们大肆增补并滥发《三字经》。一些反动文人无耻颂扬《三字经》是什么“袖里通鉴纲目”、“小型百科全书”、“古今一奇书”，并运用三字经形式，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帝国主义分子把尊孔同侵华相结合，吹捧《三字经》是所谓“中国教育的基石”，将《三字经》译成多种西方语言。解放后，由于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提倡尊孔读经，《三字经》被重新出版和宣扬。《三家村》黑店也公开叫嚷要“继承”《三字经》“这份遗产”。他们妄图继续用孔孟之道毒害群众，特别是毒害青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把《三字经》拿出来彻底批判，并肃清其流毒，是十分必要的。（翟闻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