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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年轻人
——记中共陕西省神木县委副书记贾凯毅
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成长。天津市知识青年、中共神木县委副书记贾凯毅，就是其中的一个。她今年正好二十五岁，是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一）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封充满革命激情的长信，飞越千山万水，来到陕西省神木县革委会。信上说：“我决心要到你们那里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发信人是天津第十六中学一九六八届高中毕业生贾凯毅。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她决心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去，同贫下中农相结合，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当她听到去过陕北的同学说，那里有个神木县，条件比较艰苦，就要求到那里的农村安家落户。
神木县革委会接到贾凯毅的来信后，给她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坚决支持你！欢迎你，毛主席的红卫兵！”
一九六九年春节前夕，贾凯毅跋山涉水来到神木县。县革委会照顾她，决定安置她到县城附近的水地区。可贾凯毅坚持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她说：“离开天津市，又靠神木城，这不利于我的思想改造。”县革委会满足了她的要求，送她到条件比较艰苦的栏杆堡公社巴门沟生产队。
巴门沟的贫下中农热情地欢迎她。老支书高英英领着凯毅，挨门逐户地走访贫下中农。老贫农乔成西等人痛说苦难家史，愤怒控诉吃人的旧社会，热情歌颂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贫下中农的热情欢迎和教育，给凯毅上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第一课！
春天，往地里送粪，她专拣最大的粪筐背。粪筐装满了，还要用脚踩几下，直到装得冒了尖。有人问她：“你背这么重，不累？”她笑着回答说：“为了建设咱巴门沟，多流点汗水，我觉得心里甜。”
秋天，百十斤重的庄稼捆子，从高山背回场头，一步三滴汗。可贾凯毅咬紧牙关，跟农村小伙子一样打来回。
严冬，塞上寒风凛冽，贾凯毅和社员们一起打坝修地。双手虎口震裂，手心打起血泡，结成血痂，磨起了厚茧。
贾凯毅就是这样刻苦地磨练自己，在巴门沟这所农村大学里茁壮成长。她深深懂得了创业的艰辛，加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
一次，在给集体挖草根时，一个富农婆用的背绳就有二斤重。社员们交草根一天过两次秤，她却过五次秤，光背绳就有十多斤重，混工三分多。贫下中农发现后，联系这个家伙过去破坏集体生产、攻击人民公社的罪行，当场进行了批判斗争。这件事对凯毅教育很深，她想：同是一根草绳，为什么贫下中农能透过它看到隐藏在后面的阶级斗争，而自己却看不出来呢？就是因为自己的阶级觉悟没有贫下中农那样高。从这里，她更加深切地感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确确实实是很有必要的。（二）
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贫下中农高兴地看到，贾凯毅这个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小将，在陕北的土地上一天天茁壮成长。党组织和贫下中农都觉得她是个好苗子。前年七月，根据工作需要，上级党组织调她到栏杆堡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今年一月，又调她担任神木县委副书记。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贾凯毅对于那种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就是敢顶、敢批、敢斗。干部和群众都说：“贾凯毅把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带来了。”
她刚到公社党委工作的那年秋天，地区有关部门发了一个林业政策试行规定，提出给社员个人可以划十亩自留山林地，以鼓励社员个人植树。贾凯毅觉得不对头。她想，社员的造林积极性是要鼓励的，但主要是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靠搞好集体的林业生产。而地区有关部门规定的自留山林地面积过大，势必会影响集体经济的发展。她及时和公社党委的其他成员交换了意见。贾凯毅说：“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们就是要提意见。”后来，她向有关方面反映了这些意见。地区有关部门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在下达正式规定时，对原来一些不妥当的地方作了修改。
去年夏天，贾凯毅一连跑了几个大队，看到一些地方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中，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倾向。例如在搞定额管理中，有的地方实际上搞了工分挂帅。有两个大队的事实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夏锄中，折家寨大队坚持抓好政治思想工作，干部带头劳动，秋田普遍锄了三遍，进度比其它队提前一个星期。而另一个大队，在推行定额管理中搞了工分挂帅，锄一亩地记工十多分，不仅夏锄质量不高，而且进度也不快。这两个大队的鲜明对比，使她认识到，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抓好政治思想工作，才能保证农村经济政策的全面落实。否则，就会走岔道。她在公社党委会上反映了这个问题，公社党委作了认真研究，并采取具体措施，纠正了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中存在的缺点。（三）
“凯毅虽说当了县委副书记，还和陕北的农村姑娘一样。”许多干部和群众都这么说。
人们看到，她穿的还是家常衣服，作风还是那样艰苦朴素。她不管走到那里，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就扛起工具和群众一起劳动，不搞一点特殊化。
今年二月，贾凯毅到栏杆堡公社枣树?生产队蹲点。她一到队里，就和群众一起大干起来。往沙湾塌送粪，来回六里多路。她挑着七十多斤重的粪担，和社员一样翻山爬坡。大伙一天送七回，她也送七回。有人怕她累坏了身体，劝她少担些。但她一点也不考虑自己，坚持和大家一样干，连续担粪四、五天，每天爬山路四十多里。在沟里打坝时，她抡起二十多斤重的大锤打石头。休息时，她还给群众读报，教唱革命歌曲。
白天，她坚持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又坚持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是队上开会到了十一二点，她临睡前还要坚持读一会儿书。给她作伴的农村姑娘王进英激动地说：“贾凯毅每天晚上啥时睡觉，我不知道。每天早上，她又起得很早，参加劳动。她真是一个铁打的人。”
对于自己的困难，贾凯毅总是置之度外。对于集体和群众的事，她却一件件记在心里。村里学校开展教育革命，她热情支持，还去代了几堂课。大队党支部办批林批孔专栏，她积极投稿，当了义务编辑。贫下中农社员不管谁有病，她都要去看一看。
“只要是她能挑起的担子，她都要放在自己肩上。”枣树?的干部、群众都这样热情地称赞她。
通过和贫下中农的广泛接触，她进一步摸清了枣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原来这里有不少人出外搞副业，劳动力紧张，以致一个蓄水坝几年打不成。她协助大队党支部，组织干部、群众反复学习党的基本路线，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狠批资本主义倾向，提高了大家的路线斗争觉悟。全队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兴修水利，工效大大提高，蓄水大坝今年就可竣工。贫下中农高兴地说：“今年一季做了两季的活。”
贾凯毅，这棵革命的新苗，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在陕北这块富有革命传统的英雄土地上，正在茁壮成长！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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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山上的“管天人”
最近，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召开的气象工作会议上，一名来自大石山区的壮族女社员周惠珠走上讲台，以她自己为革命管天的事迹，批判林彪、孔老二鼓吹的“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热情地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周惠珠是都安瑶族自治县保安公社保安大队朝阳生产队的业余气象员。为了预防天气灾害，周惠珠和队里的几个女青年成立了管天小组，进行科学实验，为农业生产服务。十几年来，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周惠珠搞气象工作的劲头更足了。
周惠珠为革命虚心学习，刻苦钻研，风雨无阻地观察物象、天象，努力探索山区天气变化的规律。一九七二年以来，她从不间断地每天三次观测和记录温度、湿度、风向、风速、云状以及雨量，并画出雨量和温湿度变化的曲线图，进行对比研究。根据贫下中农提供的线索，小山寨的飞禽走兽和树木花草都成为她研究的对象。山柚子树是在春天发芽开花，当地气象谚语也有“夏季柚树长新芽有雨”之说，而今年六月八日清晨，她发现一株果实累累的柚子树上，吐露出一枝一寸长的嫩芽。这就引起她的注意。再仔细分析了这几天的气象观测记录：气温高，湿度大。于是，她发出了降雨预报，果然两天内就下了大雨。几年来，周惠珠把群众的看天经验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使天气预报越来越准，小小的气象哨成为当地党组织指挥生产的好“参谋”，多次受到自治区、县、公社的表扬。一九七二年十月周惠珠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主席教导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周惠珠在实践中对此感受很深。有一次，她根据“云往北，求雨难得”的谚语和一些物象的反映，预报第二天是个晴天，结果却下了一场阵雨。过去根据这条谚语报了十五次晴天都报对了，这次为什么失败了呢？周惠珠决定进一步验证这条谚语。她先后三十多次在天空出现“云往北”时，爬上九百米高的弄难大石山的顶峰，察看云层的变化情况，终于找出了这种通常为好天气的条件下，出现局部阵雨的原因。
吃一堑，长一智。从这一实践中，周惠珠得到了启发，认识到山?里气候变化复杂，要做好天气预报，还需要进一步摸清山区地理自然环境的特点。她结合工作和生产，走遍了保安的山山??，详细地观察了这里的山山水水，了解全社一千零五十多个?场的地形、地貌，多次访问老农，进一步探索和研究这里一年四季天气变化的特点，使天气预报更加准确。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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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了人间
——山西省长治县林移村解放以来的变化
山西省长治县柳林公社林移大队，是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社会主义新村。
人们来到这里，可以看到一方接一方的丰产田，茂密的林带象城墙似地把土地隔开，形成整齐的方格。林带下面是水泥板铺成的水渠，电动机把井水抽上来，顺渠流到田里。东面是一片七十亩的果园，红艳艳的苹果挂满枝头。西面二里远的地方，是八十亩树林，一片碧绿，和苹果园遥遥相对。
解放前，这里是一片荒草滩。逃荒人来到这里，搭起草庵。这些人大都是从河南林县迁移过来的。他们白天到附近村里乞讨，晚上开荒；有的女人拖儿带女出去要饭，男人在家里开荒。荒地开出来了，地主就来了。周围八个村的地主，都来这里收租。那时候，这里连个村名都没有，地主骂他们这里是“草灰庄”、“狗粪村”。逃荒人好几十户，要起个村名，可是周围地主不允许。他们说：“立村要有县长挂匾，大请宾客，否则不承认。”
解放后，林移村被党和人民政府承认了。林移的贫下中农高兴地举起本村的大印，他们奔走相告：“俺有村名啦，快来看啊，毛主席承认咱们啦！”为了给毛主席争光，他们要建设一座社会主义的新村庄。
新村在迅速扩大，分散在茅草中间的小屋一天比一天减少。在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林移大队进行了新的规划。在文化大革命中，新村建设的速度更快了。现在，全村已有八百六十五间新瓦房。按人口平均，每人有一间房子还多。在旧社会，逃荒人东一堆西一处地住着；现在，这里已经成为街道整齐，房屋崭新的新农村。全村共有木材树十七万六千株，水果树四千株，共十八万株，平均每户一千株还有余。
解放前，这里旱来旱得树头冒火，涝来涝得地里行船。好年盛景，一亩地也只能收几十斤粮食。解放后，为了改变这个状况，贫下中农决心开渠排涝。全大队挖渠二十一条，共长十八里。开渠排涝的同时，改良了土壤。他们从远处把五、六万方的红土运进八百多亩盐碱地里，使过去这些“天旱大张嘴，雨涝不渗水，种了潞麻扎不下根，种了谷子经不起风”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
林移大队的粮食产量迅速上升。新中国成立初期，亩产只有一百八十三斤。现在，八百多亩耕地，被划为整整齐齐的十六方，每一方内有井，方边有渠，渠边有树；旱来井灌，涝来渠排，风来树挡，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进行了耕作制度的改革，一茬变两茬，单作变间作。去年，全大队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二百一十斤，比新中国成立那年增加一千多斤。社员的口粮充足，集体还有三十五万斤储备粮。
为了对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大队党支部组织他们两次重走了“逃荒路”。第一次在一九七○年的小寒节，党支部书记李龙太和两位老贫农，带着七十名青年出发了。他们顶着寒风，踏着冰雪，背着行李，带着糠窝窝，走上了太行山的羊肠小道。走一处，讨论一番，批一次刘少奇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到了风岭下的赵城村，村里有些人听说他们要过风岭，赶来说：“这山高，那山高，到不了风岭的半山腰。旧社会逃荒的人经过这里，常常被风刮到沟里，或者冻死在岭上。现在，山下已经修上了公路，风岭这条路早就没人走了。你们还是从公路上走吧。”他们说：“我们是来受教育的，老一辈人走的路我们要走一走，老一辈人受的苦我们要体验体验。这样，才能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他们顶着狂风，走过了风岭。第二次在去年，党支部书记领着新从学校毕业的三十多个青年人，踏上了“逃荒路”。他们用了三天时间，爬过了九个山峰，走了二百多里路程，上到“小西天”的时候，只见二十四里长的上天梯，尽是悬崖绝壁，站在半山腰，上看不见顶，下看不见底。他们听说，旧社会有些又病又饿的逃荒人，走到这里摔下去跌死了。从“小西天”下来，青年人联系这条路上的所见所闻，狠批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决心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林移大队的一代新人在成长。大队党支部书记杨东旺，今年三十四岁；大队长李山锁，三十七岁。七个党支部委员，四个是年轻人；三个副大队长，两个是年轻人。看着青年一代的成长，老一辈人放心了。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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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林周农场的藏、汉族职工，在场党委领导下，自己设计、自己施工，修建虎头山水库。
图为林周农场党委成员和藏族职工一起规划虎头山水库时的情景。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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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个二十五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县上轧生产队队长 谢康金
我是个仫佬族庄稼人，今年五十岁，在旧社会熬过二十五年，解放后转眼又过了二十五年。我的两个二十五年，经历了两种社会制度、两种生活境遇，前后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旧社会，我家十一口人，挤在一间又矮又窄的草棚里。父亲从十五岁起被迫给地主打长工，受尽了剥削苦。母亲从小也被迫给地主干活，成天吃不饱。我在娘肚里就挨饿了，从小吃糠咽菜，瘦得不成样子。我十一岁那年，附近一连几个月没下雨，地面象火烧过一样，庄稼都干死了。一天，地主带着狗腿子闯进我家来要粮逼债，爸爸说了一车子好话也不顶事，硬把二百斤玉米抢了去。家里一点吃的东西也没有了。父母没办法，就叫我去给地主家当小长工。地主真狠毒，整天叫我去打柴、放牛、挑水，稍不如意，又打又骂。一次，我被地主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疼痛难忍，就逃回家来。
那时，父亲病在床上，三个哥哥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生死不知。姐姐给人家当小媳妇。母亲有三个多月没见一粒粮食，尽吃野菜，吃得指甲都发绿了。爸爸又病又饿，不久就死了。从此以后，我这个十五岁的孩子，就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向地主租了八亩石花地，在石头缝里耕种。我还常常随同村里的穷叔伯到外地去做短工，许多地主家的扁担浸透了我的汗水。
一九四九年底，我二十五岁的生日过后几天，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仫佬山乡，我们贫下中农站起来了。一九五○年，我们进行土地改革，打倒了地主。一九五三年，我们村先后建立了互助组、合作社，一九五八年建立人民公社。幸福日子象红线串珠一样接二连三地滚过来。
我们这里山高缺水，给群众的生活和集体的生产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到山下去挑水，一个强劳动力一天只能挑两三担，全上轧要用三十多个劳动力常年挑水。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决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挥集体的力量，改变山区缺水的面貌。我带着大家苦干，在石山上凿出了六口水塘。从此，不再愁没有水喝了。接着，我又领着社员们在地头开凿了十五个水柜，连种地也不靠天了。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进一步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干劲更大了。我们平整土地，深耕改土，把小块地变成了大块地，瘦土地变成了肥土地。我们还推广良种，实行科学种地。一九七三年，全队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一千零六斤，总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三倍半。今年上半年又是好收成，总产量比一九七二年全年的总产量还多，早造平均亩产达八百一十三斤。集体经济发展了，社员生活也改善了，家家丰衣足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住进了新房。
在旧社会，我家穷得连饭也吃不饱，上学读书就是做梦也没想到过，祖宗三代全是睁眼瞎子，连名字倒顺也不晓得。解放后，我的四个孩子都上学读书。我先后参加了冬学、民校、政治文化夜校，同社员们一道学政治、学文化，现在能读书看报了。今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读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
《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论述，心里更亮堂了。
看着年轻一代幸福成长，看着二十五年来的巨大变化，我这年过半百的人越活越开心，越活越感到社会主义祖国可爱，越觉得毛主席、共产党伟大。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就是要叫我们贫下中农走回头路，吃二遍苦。我们坚决不答应。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