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扫除前进的障碍
——分析《商君书·开塞》的中心思想
北京热电厂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商君书·开塞》篇，是阐明商鞅法治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它的中心思想是，反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礼治”，提倡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主张加强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镇压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复辟行动。
长期以来，对于商鞅变法和《商君书·开塞》篇阐明的“法治”思想，儒法两家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西汉著名法家桑弘羊，认为商鞅“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功如丘山，名传后世”。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对于商鞅则肆意恶毒攻击，他们认为《开塞》篇使“秦俗”“日坏”，也使商鞅“卒受恶名于秦”。今天，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开塞》篇，对于总结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是有益的。
商鞅是在战国中期开始变法活动的。当时，奴隶社会土崩瓦解，封建制度勃然兴起。奴隶主贵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行动疯狂反扑。他们一方面大肆鼓吹“忠”“孝”“仁”“义”的陈词滥调，借以禁锢人们的头脑；另一方面，顽固地反对社会变革，妄图保存奴隶制的上层建筑，继续推行反动的“礼治”，全面复辟西周奴隶制。奴隶主贵族这种复古倒退、因循守旧的思想和行为，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发展的道路，所以，商鞅把它称之为“塞”。所谓“开塞”，就是要冲破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罗网，摧毁维护奴隶主利益的“礼治”，为建立和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打开堵塞，扫清障碍。
《开塞》篇用历史是在不断进化的观点，阐述了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情况，说明了“世事变而行道异”的道理。商鞅认为，“世事”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产生一些新的问题。时代不同，解决问题的政策和办法也应不同。他所说的“行道”，就是人们依据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政策和办法。“行道”适应“世事”的发展变化，才能治理好国家。商鞅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更法》）。商鞅这种历史观，是他实行变法的理论依据。
新兴地主阶级要“开塞”，要摧毁“礼治”，实行“法治”，用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取代奴隶主阶级专政，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必然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垂死挣扎。这样，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的两条路线斗争，就激烈地展开了。代表没落奴隶主利益的孟轲到处游说，胡诌什么“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极力鼓吹“法先王”。秦国的甘龙、杜挚一类反革命复辟派也抬出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叫嚷“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反对新兴地主阶级专政。针对奴隶主贵族这些反动谬论，商鞅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不效法古代，不维持现状）的战斗口号，指出“法古”就会落后于时代，“循今”就会堵塞不断发展的形势（“法古则后于时，循今则塞于势”）。
如何“开塞”呢？商鞅认为，“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意思是说，要“开塞”，为变法开辟道路，没有比“去奸”更急迫的任务了。商鞅所谓的“奸”，包括那些“巧以伪”的“奸民”和“虱”。什么是“奸民”？在《商君书·画策》篇中明确指出：“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谓奸民”。就是指奴隶主贵族和儒家信徒。什么是“虱”？是指“礼乐”“仁义”“孝悌”等等。就是说，孔老二鼓吹的那一套维护奴隶制的反动说教，好比是咬人吸血的虱子。战国初期的法家李悝等人也是主张法治，要求实行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但却没有象商鞅这样，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及其意识形态。商鞅提出的“去奸”的主张，是法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他变法成效较大的关键之一。
怎样才能“去奸”呢？商鞅从春秋末期邓析、少正卯和战国前期吴起的被害，认识到，奴隶主贵族受到革命势力的打击，丧失政权以后，必然要疯狂反扑。为了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反抗，商鞅明确提出“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这就是要强化地主阶级专政，用革命暴力坚决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破坏和捣乱。当时，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极力用“仁义”那一套谬论来攻击法家的“刑”，说“仁义”是“民之所好”，而“刑罚”则是“民之所恶”。商鞅认为刑罚才是“义之本”，而儒家的所谓“义”恰恰是“暴之道”。因为，如果提倡儒家的“仁义”说教，重赏轻刑，人们（主要指“奸民”）就会放纵，甚至肆无忌惮地破坏和捣乱，结果就只会使更多的人受到刑罚的制裁。
商鞅主张“严刑”以“去奸”，对奴隶主复辟势力实行严厉镇压，这在新兴地主阶级刚刚取得政权的时候，是完全必要的革命措施。商鞅从总结前期法家变法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及自己的变法实践中，认识到，变法革新的主要阻力来自奴隶主贵族，“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史记·秦本纪》）。变法之初，他与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卫道士短兵相接地交锋，为秦孝公实行变法扫清了障碍。变法之中，他又以严刑惩罚了唆使太子犯法的公子虔、公孙贾，杀了大奴隶主祝欢，在渭水边镇压了七百多个反对新法、阴谋复辟的反动分子，保证了变法的顺利进行。反动儒生赵良扯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破旗，威胁恐吓商鞅，“君之危若朝露”，“亡可翘足而待”，要商鞅放弃变法，隐退归农，“养老存孤”。商鞅不怕威胁，毫不动摇，坚持变法，直至在奴隶主复辟势力迫害下结束战斗的一生。商鞅虽死，秦法未败。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兵革大治，诸侯畏惧”，为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这是商鞅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历史事实证明，为了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和巩固新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是必要的，革命暴力手段也是必要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没有暴力，没有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成功的。”
商鞅作为战国中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代表人物，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开塞》篇中流露出无视人民群众的观点，他的“法治”也有压迫劳动人民的一面；他对历史发展的具体看法也不完全正确。但是，《开塞》篇反对复古倒退，为变法革新扫除障碍的战斗精神，是有进步意义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开塞》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党的基本路线，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必要性，对于积极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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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待农战而安”
——《商君书·农战》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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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复井田，还是废井田？是“舍农游食”，还是实行“农战”？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儒法两家在经济领域斗争的焦点。革命导师马克思指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哲学的贫困》）商鞅这个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从他所处的特定的阶级地位出发，认为变革奴隶主贵族的经济条件和确立本阶级的经济条件，对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治统治是很重要的。他把这一点作为他变法的主要内容。
《商君书》的《农战》篇中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商鞅认为，“使民力农务战，则国富强矣”。反之，若是一味地“学诗书”、“事商贾”、“求官爵”，就会“其国必削”。
商鞅提倡“农战”，是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商鞅所处的时代，是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贵族作殊死斗争的社会大变革时代。随着奴隶制的日益崩溃，寄生的奴隶主贵族及其儒生们已成为社会赘瘤，他们的腐朽的意识形态也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没落的奴隶制造成了“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一人耕而百人食”的状况。商鞅对那些享受世卿世禄的奴隶主贵族、大工商奴隶主，以及为维护奴隶制而奔走呼号，“后车数十辆，从者数百人”的儒家游学集团，深恶痛绝。他把这些人列为“五大奸民”，认为他们是“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而且还起劲地贩卖诗、书、礼、乐、仁义、孝悌等一套陈腐教条，借以反对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商鞅指出，儒家的诗书，即使每一个乡多到一大捆，每家都有一人攻读，对于治理国家，也是没有用处的。商鞅因此把儒家所谓的礼、乐、仁义斥之为危害人类的“虱”。他认为那时的当务之急就是除“奸”灭“虱”。商鞅不仅从理论上批判了诗、书、礼、乐，而且果敢地采取了“燔诗书而明法令”、“止浮学”、“贱游学之人”等革命行动，给那些“摇唇鼓舌”、“妄作孝悌”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以当头一棒。
商鞅提倡“农战”，首先是要“废井田”、“辟草莱”、“开阡陌封疆”。商鞅大力鼓励新兴地主阶级和自由民开荒，把作为“井田制”标记的田间道路和分界的土堆，及大片的荒地，都开拓为可耕种的土地。这就否定了奴隶主贵族世代垄断土地的制度，从法律上确定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
当时秦孝公在采用商鞅变法主张后所下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垦草令》。这是生产关系的一个巨大变革。在井田制度下，奴隶被固定在井田范围以内从事繁重的劳动，不许开垦井田以外的荒地。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这些生产工作者就是奴隶主可以把他们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奴隶极端厌恶把他们牢牢地束缚着的井田制度，纷纷起义和逃亡。商鞅顺应了这种历史发展趋势，在秦国鼓励人民（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从事垦荒事业。当时大批奴隶忍受不了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压榨和奴役，渴望改变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渴望得到土地。他们纷纷从其他诸侯国逃到秦国，而秦国的革新措施恰恰可以使他们安心农业生产，从事耕作。这也正是商鞅瓦解其他诸侯国的战略措施。
重农抑商也是商鞅农战思想的重要内容。这项政策是在鼓励开荒的前提下进行的。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社会上存在着“避农战”的弊病，工商奴隶主靠投机取巧而大发横财，并使大量劳动力脱离农业。商鞅指出：人们对这些人很羡慕，把他们作为榜样，那么粮食怎么能不少，军队的战斗力怎么能不弱呢？商鞅针对这种情况，采用了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加重商业赋税等奖励人们从事农业的政策，以推动垦荒的迅速进行。
商鞅在鼓励农业生产的同时，主张奖赏军功。商鞅规定“国以功授官予爵”（《商君书·靳令》）。只要为国打仗，立下战功的，便可当官，不管这人是否出自“贵族卿士之家”。商鞅是通过奖励军功“而显耕战之士”的，这就在否定奴隶主贵族土地所有制的同时，把各级军政大权逐渐夺到新兴地主阶级手中。
总之，商鞅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发挥了新的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运用新兴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反抗，推行以法治和农战为主要内容的变法路线。商鞅变法促使秦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
商鞅的变法思想及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适应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势力，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奠定了地主经济在秦国的支配地位，显示了新兴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大批奴隶获得了解放，变成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自己支配自己”的农民。这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铁制农具被广泛采用，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大片荒地被开垦，改变了过去“地大而不垦”、粮食满足不了国家需要的状况。正如战国末期的法家代表韩非所指出的：“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商鞅在秦国执政十八年间，由于采取了正确的路线，所以“乡邑大治”，不但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成功，军事上也打了许多胜仗，促使秦国迅速地改变了“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的落后面貌。
恩格斯指出：“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正因为商鞅变法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成就，就必然遭到当时秦国国内外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和儒家的拚命反对，“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那个和商鞅同时代的儒家代表、被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捧为“亚圣”的孟轲，从商鞅变法一开始，就跳出来拚命反对。他恶毒攻击商鞅的“农战”思想和政策，狂妄地叫嚷什么“仁政，必自经界始”。孟轲为此而抛出维护和复辟奴隶主贵族土地世袭制度的“恒产”论，说什么“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狂吠要“正经界，复井田”。他向奴隶主贵族献策说，只要“正”了经界，恢复了井田制，就可以依旧统治下去。由此可见，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充满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商鞅能令政必行，商君虽死法未败。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了波折，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尊儒反法，秦国政局出现了反复；但是历史的车轮是不能倒转的，秦国还是继续沿着商鞅变法的法家路线前进。这是因为商鞅变法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的。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深刻指出的：“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力量犹如大海怒涛，汹涌澎湃，势不可当；而那些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终将被历史潮流席卷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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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阶级必须坚决打击反动势力
——从商鞅被“车裂”谈起解放军某部 刘思起
商鞅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遭到了以公子虔为代表的奴隶主残余势力的疯狂反抗。在这场革新与保守的斗争中，商鞅运用革命暴力，加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保证了变法的胜利进行；但由于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疯狂反扑，最后商鞅被公子虔一伙杀害了。
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应当从中吸取一些什么教训呢？这说明进步的、革命的阶级必须时刻警惕和坚决粉碎反动势力的复辟行动。应当看到，儒法两家的倒退与前进、保守与革新之间的斗争，从来不是什么纯学术之争，也不是个人的私斗仇杀，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新兴阶级要实行革命的变革，就要危害没落阶级的利益与地位，这就必然引起没落阶级的激烈反抗。新兴阶级与没落阶级的矛盾是十分尖锐的，只能用暴力的手段，通过斗争来解决。商鞅变法在某些方面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由于“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运用了革命暴力。他杀了犯法的奴隶主祝欢，把公孙贾脸上刺了字，对公子虔处以割鼻之刑，在渭水边上镇压了七百多个反对革新的反动分子，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商鞅最后惨遭公子虔一伙“车裂”，这说明了他对反动势力的复辟行动的警惕还很不够。这也是商鞅的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他对公子虔一伙复辟派没有采取必要的、有效的防范措施。秦孝公死后，公子虔这些落水狗又爬上岸来，帮着太子驷大搞复辟活动。他们诬告“商鞅欲反”，用残酷的“车裂”刑罚杀害了商鞅。对革新派来说，这是一次血的教训！
事实证明，革命的阶级对于敌人决不能讲仁慈。“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阶级斗争不可调和，你不对敌人实行专政，敌人就要对你实行专政。对敌人仁慈就是对革命事业犯罪。
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当革命阶级力量强大或取得一定胜利的时候，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改变反革命策略。他们有的装死躺下，伺机反扑。公子虔八年“杜门不出”，但是他的贼心不死。他怀着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躲在阴暗角落里，支持太子驷策划反革命活动。最后公子虔终于反扑过来，阴谋杀害了商鞅及其全家。还有另一种情况：当阶级敌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的情况下，他们有的会出来捧场。商鞅刚开始变法的时候，反动派起劲地反抗，叫嚣“初言令不便”。当新法在斗争中不断深入人心，“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之时，这些反动派一看明着反对不行了，就改变了策略，从“初言令不便”改为“言令便”，一反常态，大讲起新法的好处来了。他们妄图以赞成新法为名，行反对新法之实。商鞅虽然看出了这些“乱化之民”的阴谋，但是没有对他们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只是把他们赶到边远的地方，以致这些人后来成了破坏新法、谋害商鞅的帮凶。阶级斗争越是复杂，越要求革命的阶级提高警惕，牢牢掌握革命暴力，坚决打击敌人。
公子虔一伙“车裂”商鞅这件事，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在阶级敌人时刻都在阴谋颠覆我们的革命政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正是出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恶毒攻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暴政”。他们叫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还要把被我们专了政的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如果林彪的反革命阴谋得逞，让这些牛鬼蛇神一起跑出来，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就会被投到血泊里去。吸取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就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坚持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