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新的征途
——记山西盂县县委书记梁和义带领群众学大寨的事迹
太行山的风云，日日夜夜在变化；太行山的人民，日日夜夜在战斗。多少年来，在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风云中，许许多多扛活人、放羊娃，在党的培养下，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为“革命先锋”，成为党的忠诚的干部。山西省盂县县委书记梁和义就是其中的一位。
梁和义，可算得个“老太行”了。他在太行山区生活了五十多年，在盂县工作了三十多年。心里装着盂县的人物风貌，足下走遍了盂县的山山水水，对盂县有深厚的感情。大家都亲切地叫他为
“老书记”。如今，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这位“老书记”更加青春焕发，带领群众踏上了新的征途——一定要“把盂县建成大寨式县”。
新的认识
梁和义踏上新的征途，是有曲折的。文化大革命初期，革命群众的大字报批评他“领导农业学大寨运动，没有抓住根本”。他有些想不通，因为心里早就有个框框：要说学大寨，在省内，盂县学得较早，自己也大张旗鼓地推广过大寨经验，难道还有什么错！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了千千万万的干部，也教育了这个贫农出身、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太行”。他从刻苦学习中，从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中，逐步擦亮了眼睛，开了心窍。他想，是啊！自己何尝没有上过修正主义骗子的当啊！那个时候，自己只是把大寨当作个“生产典型”来学，不懂得要抓路线，只想学些生产措施，多打点粮；原来，学不学大寨，怎样学大寨，是个路线问题，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光看人家庄稼绿，不见人家思想红；光看人家建设基本农田，不见人家执行党的基本路线，那么，想学大寨是学不好的，想赶昔阳是赶不上的。不抓路线，弄得不好，就会滑向资本主义的邪路。
想到这里，梁和义猛然醒悟过来，革命群众的批评多么中肯啊！真是批到了根本上。心里服了，疙瘩开了，梁和义的革命精神更加焕发了。他立即把自己的新的认识变为新的行动。县委在全县开展了群众性的大总结、大对比，围绕“盂县九年学大寨，变化为啥不够快”的问题，找差距、挖根源。梁和义严格解剖自己，向各级干部、向广大群众作了实事求是的检查。他说：我生在盂县，长在盂县，一直工作在盂县，文化大革命前学大寨没抓好，是因为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继续革命的思想准备不足。回想起来，实在对不起党和毛主席的期望，对不起全县二十三万人民的信任。在他的带动下，县委的每个成员和社队干部，都从路线的高度总结了经验教训，表达了决心：一定要把被修正主义路线干扰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在学大寨的道路上赶上去！
新的变化
在新的征途上，这位“老书记”身上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看到两年多来，梁和义一直在西部地区东梁公社西梁大队蹲点；而文化大革命前，他却一直是在北部的上社公社白藏大队蹲点。为什么改变了常蹲点的地方呢？说起来，这又是文化大革命对梁和义的启发和教育。他想到，过去学大寨只学表面，蹲点也是选“见效快”的地方。其实呢，是避难就易，眼里只有条件较好的地区，对西部这块黄土高原却没有放在心上，以为那里“人少地多气候寒，要想高产难上难”，学大寨不容易见成效，而没有看到那里的贫下中农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改天换地的迫切愿望。这是见物不见人，哪里谈得到真心实意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呢！哪里是在抓根本呢！何况，西部地区的土地、产量占到全县的将近一半，每年给国家贡献的粮食占到全县的三分之一还多。西部地区上去了，对全县促进很大；上不去，对全县拉腿也大。因此，梁和义决心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挑最艰苦的担子。
梁和义一到西梁大队，白天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晚上登门访户，同贫下中农促膝谈心，召开干部、党团员座谈会。他看到，西梁的条件虽差，广大群众学大寨的热劲很足。老贫农告诉他：“干部‘翻烙饼’，班子不凑劲，光社员们着急顶啥用？”梁和义从大量情况中得出了结论：西梁大队要大变，首先领导班子思想要大变；西部地区要大翻身，也要从人变、干部变开始。于是，他帮助大队党支部抓大事，抓路线教育，抓政策落实。并且用自己切身的经验教训，帮助干部认清过去单纯就生产抓生产，不抓路线、不相信群众的错误。大队党支部发动了全大队一千多名男女社员开展了一场“西梁大队能不能大学大批、大干快变”的大讨论。梁和义和干部们带头狠批了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鼓吹的唯生产力论、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天才论。社员们纷纷起来，批刘少奇、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又批了现实生活中的资本主义倾向。他们说，歪风不扫，思想难正，路线难行，大寨难学。他们又说，人家大寨是解放思想，重新安排河山，而咱们却是听天由命，守着旧山旧水不动，怎么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群众很快发动起来了，梁和义更加觉悟到抓路线的重要性。他坚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全大队参加治山治水的社员积极性非常高。这个大队的粮食产量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一九七三年粮食产量又比前一年翻了一番。
拨亮一盏灯，照红一大片。盂县县委多次召开现场会议，推广西梁大队的经验，带动了整个西部地区，也带动了全县。
新的决心
一九七二年下半年，盂县东部干旱山区，人心激动，兴奋地谈论着乱石泉提水工程的开工。这项工程的管道总长一百二十多华里，通过五级串连的水泵，把乱石泉水引上海拔一千六百三十米的高山蓄水池里，然后居高临下地流到四个公社三十九个大队，可以彻底解决那里人畜用水的问题。
兴修这样又大又难的水利工程，在盂县是第一次，过去是不敢设想的。就是梁和义这位县委书记，也多年下不了决心。为什么现在能够上马兴建了呢？
那年春天，盂县遇到了历史上少有的大旱，梁和义和县委副书记段怀义来到东庄头公社的几个大队。他们看到一群群男女社员担着桶，提着罐，甚至带着铺盖行李，围着渗水的山泉日夜等水的情景。顿时，这滴滴泉水如同千斤重锤敲打在他们的心上。社员们看到自己的县委书记来了，端来了热气腾腾的开水。他的心里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惭愧：自己没有给群众解决吃水问题，哪有权利喝群众千辛万苦弄来的水？梁和义对社员们说：“等解决了吃水问题，再来痛痛快快地喝你们的水吧！”梁和义立即在这里召开了县委常委会议，作出了开始兴修乱石泉提水工程的决定。他和几位县委常委，亲自攀山越沟，披荆斩棘，不辞辛劳地勘测水源。那年春天刚过，六百多人组成的水利专业队，浩浩荡荡开上了工地，以“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气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兴修乱石泉提水工程。
梁和义和段怀义先后八、九次来到工地，每一次来了，总是讲路线，抓阶级斗争，鼓舞工地上的工人和农民为革命大干苦干。每一次，工地上的工人和农民的冲天干劲，使他们深受教育。一次，正当高山上的第五级水泵最后要安装变压器时，他们来到这里。他们亲眼看到，山高，坡陡，路滑，但是工人和农民肩并肩，手扶手，冲破重重困难，硬是把一台重达一千三百多斤的变压器抬上了山，安装起来，保证了及时试水。梁和义看到这感人的劳动场面，心潮起伏，不由得想起了自己过去没有早下决心修乱石泉工程的问题。他越想越发感觉到，自己过去远远谈不上关心群众的生活，远远不了解群众中蕴藏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自己的思想远远落后于群众。此时，他对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号召我们的干部要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有了深刻的领会。梁和义就是这样在新的征途上，不断从群众的革命实践中吸取教益。
新 的 步 伐
梁和义这个在旧社会受尽压迫折磨的贫农后代，十七岁入党时就宣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战争年代，他冒着枪林弹雨支前杀敌立过功，后来在担任区、县领导工作中，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他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增强了群众观念。他虽然有胃病、肝病，一直带病坚持工作，一心一意依靠群众把盂县尽快建成大寨式县。
他时刻牢记不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他对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从未放松过。他常说：“只有身不离劳动，才能心不离群众。”他把经常参加劳动，作为自己思想上防修的大事。他这样鼓励干部，也这样严格要求自己。一九七二年，他风里来雨里去，整整劳动了一百一十天。一九七三年一至十月份他又劳动了一百一十多天。在西梁大队治理大沟河的战斗中，他每天天刚亮，就和干部社员上了工地。他拿着大铁锹铲土，一直干到天黑不停手。社员们说，老梁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他那把又重又大的铁锹足足磨掉了一寸。
梁和义和群众一起为革命大干苦干，更懂得了群众的疾苦，更关心群众的生活。在全县群众战天斗地中，他总是提醒各级干部安排好群众生活，保持群众的旺盛的战斗力。有一次，梁和义到南社公社蹲点，听说山凹掌大队的老贫农杨根才打井时身负重伤，他立即催促公社医院和县巡回医疗队尽快把这位阶级兄弟的伤治好。第二天早晨，他又爬山越岭，赶了十几里山路来慰问杨根才。杨根才的老伴见前来探望的是县委书记，感动得热泪盈眶地说：“旧社会地主上门催租逼债，闹得俺走投无路，外出讨饭；如今，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干部，专门赶路来探望我们，帮助解决困难，俺一辈子也忘不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梁和义在新的征途上，和群众更加心连心。贫下中农觉得“老梁是好带头人”；梁和义觉得“群众是好老师”。现在，盂县学大寨、赶昔阳的热潮澎湃，先进社队更先进，后进单位向前追。一九七三年，全县批林整风，进行基本路线教育，深入人心；全县完成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量，相当于前九年的总和，为把盂县尽快建成大寨式县打下了思想和物质基础。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附图片）
盂县县委书记梁和义在东梁公社西梁大队蹲点，坚持参加劳动，深入调查研究。这是他和贫下中农在地头谈心。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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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紧紧依靠贫下中农
——广东潮安县枫溪公社进行基本路线教育片断
广东省潮安县枫溪公社依靠贫下中农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效果显著。广大贫下中农对重大事情敢于充分发表意见，对错误缺点敢于提出批评，对坏人坏事敢于揭发斗争，保证了集体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胜利前进。
依靠贫下中农宣传基本路线
一九七三年春天，枫溪公社党委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中，要求各级干部充分发动和依靠贫下中农。可是，有的基层干部却有不少模糊认识，他们认为，上有党组织和革委会，下有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走过来的社员，贫协组织可有可无，依靠贫下中农的观念淡薄了。
枫溪大队党支部书记佘安祥，原来认为，“写文章批林靠秀才，大会发言讲路线靠口才，贫下中农不会说，不会写，无乜个（没什么）！”他对发挥贫下中农在路线教育中的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第二十生产队，有一个时期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比较严重，集体生产受到了影响。佘安祥到那里去抓基本路线教育时，贫协组织发动老贫农吴坤水忆苦思甜的情景，使他受到很大启发。吴坤水用他在旧社会给地主当长工，长年累月和牛住在一起的遭遇，控诉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激起了批林的怒潮。广大社员联系批林，批判了现实的资本主义倾向。他们说：“资本主义的路可走不得啊！旧社会我们贫下中农受剥削、受压迫，生活比牛马都不如，现在怎能再走回头路！”经过批判，大家认识到，有些人搞副业单干，不顾集体生产，就是搞资本主义。有些社员自觉地把外出搞运输的板车，用来为集体积肥运肥，发展了集体生产。从此，佘安祥扭转了看法，他认识到，贫下中农在旧社会受压迫，苦大仇深，最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最容易懂得党的基本路线。只有坚决依靠他们，才能把基本路线教育搞好。
依靠贫下中农执行基本路线
枫溪公社依靠贫下中农开展基本路线教育，更依靠贫下中农协助和监督干部执行基本路线。一九七三年，公社和各大队通过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组织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提高他们当家作主的革命责任感，积极协助和监督干部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掌握社会主义的大方向。莲云大队贫协主任曾海定，是土改时期的骨干，后来为集体的事碰了几次钉子，一度产生了“多管事，多得罪人”的思想。参加学习班以后，这位饱经风霜的老长工，勇敢地挑起贫协组织的担子，成了党支部的得力助手。一九七三年夏收夏种大忙时节，有个富农分子，逃避集体劳动，上墟市做买卖，并煽动社员搞副业单干。曾海定立即向党支部反映，并在社员中揭露了这个富农分子的破坏阴谋，保证了全大队夏收夏种的顺利进行。池湖大队第十一生产队的贫协组长谢炳权，和队里的贫下中农一起，揭露了一个表面假装老实，暗里挑拨干部社员团结的伪宪警。这个队由此找出了生产落后的根子，迅速改变了落后面貌。
槐山岗大队第十六生产队队长蔡超弟，一度由于工作有成绩，产生自满情绪，头脑里忘记了阶级斗争。队里出现了不正之风，也不去纠正。在基本路线教育中，他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改进了作风。一次，贫协组长向他反映队里账目不清，他便热情支持贫协查账，果然查出一笔买肥料、农药的退款没有入账。蔡超弟深有体会地说：“不依靠贫下中农，当干部就象无脚蟹，寸步难行；依靠了贫下中农，工作就有左右手，困难再大也能解决”。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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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新篇
“我们的乘法会计”
“我们的乘法会计”，指的是江苏省响水县七套公社中心六队共青团员、生产队会计唐修银。
小唐年方二十五岁，当会计近七年来，坚决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办什么事情他都非常注意节约。他常爱说：“全国成千上万个生产队都省一点，乘起来可就是个大数字了。社会主义大厦就是靠一砖一瓦砌成的。”久而久之，人们都称他为“我们的乘法会计”。
一年春天，队里准备翻盖仓库。有人说，要盖就得象样点。小唐抓起算盘一算，说：“人工不在内，光添材料就得花六百多元。你这样盖，他也这样盖，八个生产队都这样盖，要花多少钱啊！”后来，他带领社员推泥打土墙，砍树做桁条，还亲自动手做门窗。结果，没要国家供应材料，没向队外请工匠，全靠自己动手，仅花了二十多元钱，就盖成了五间仓库。
又一次，在这里蹲点的县里负责同志要走了。个别干部想办桌酒席送行。唐修银知道后，立即找到那位干部说：“人家来我们队蹲点，帮助我们工作，应当表示感谢。可是，请客送礼，吃吃喝喝，这是资产阶级作风，坚决不能搞！”他又说：“吃一顿饭花上十多元不算多，要是全公社每个生产队都这样请客，加起来就要花两、三千元，够买一台手扶拖拉机！全国又有多少个公社，那要少买多少台手扶拖拉机啊！我们把钱用到大办农业上，用到发展生产上，不是更好吗！”一席话，说得那位干部连忙点头称是。蹲点干部知道了，也连声夸赞小唐这笔账算得好，算得对。
不久前，队里三个社员去农机站轧棉花，路不远，不用在外面吃饭，他们却吃了三斤米，回来要队里报销。队长同意了，小唐却说：“这不符合原则，不能报！”队长觉得自己已经点过头，话不好收回，就说，“只报这一次吧！”小唐忙说，“这个例子不能开，能报一次，就能报第二次、三次、十次。一次三斤，十次就是三十斤。大家订的制度，只能执行，不能更改。”经过小唐这么一说服，三个社员愉快接受了他的意见。
唐修银对自己要求更是严格。村边就是公共汽车站，他当会计以来，无论是外出开会、办事，从来不坐车。虽然每次为集体省下来的钱有限，但是小唐却认为，一次不多，十次百次，就会积少成多，当生产队干部的，总要尽心尽意为集体打算。
一九六七年以来，中心六队连续七年年年增产，农业成本却不断下降。社员们都说：“这与我们的乘法会计分不开。”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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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百色牛马兴旺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地区近几年来养牛养马生产不断发展。目前，全地区养牛五十六万二千多头，平均每个农户有一点三头；养马七万八千多匹，占全自治区马匹总数的百分之六十。牛、马的增加，不仅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为工业部门和城乡市场提供了大批皮革和肉类。百色地区群山连绵，水草丰盛，有广阔的天然牧场。当地各族人民向来有饲养牛、马的习惯，也是广西良种牛和马的繁殖基地之一。这里的牛体型大，适应性强；马善爬山，力大耐久，很受各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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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衡阳鲜鱼增产
湖南省衡阳市郊区各社队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指引下，利用池塘湖泊积极发展渔业生产，鲜鱼产量连续九年稳步上升。全郊区的养鱼水面已经发展到九千五百多亩，比解放前扩大了一倍多；鲜鱼总产量达三万八千五百担，比解放前增加八倍多。随着渔业生产的逐年发展，郊区各社队为市场提供的鲜鱼不断增加，同时，也为发展农业积累了资金，促进了农业生产。全郊区粮食亩产量连续三年超过了《纲要》。为了向渔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衡阳正在有重点地推广渔业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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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丹东蚕茧丰收
我国柞蚕茧的重点产区辽宁省丹东市，一九七三年柞蚕茧获得丰收，春茧和秋茧连续增产，总产量比上一年增加一倍。全市各县区广大干部和社员通过批林整风，进一步划清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限，在狠抓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柞蚕茧生产，养蚕数量大大增加。广大蚕农为革命养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白天坚守岗位，精心放养；晚上提灯上山，除害保蚕。目前，丹东市广大蚕区的贫下中农正在踊跃向国家交售鲜茧；同时认真选留茧种，为夺取一九七四年蚕茧丰收做好准备。（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