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诡辩掩盖不了先验论的实质
——批判林彪在“天才”问题上的谬论
沈泮麟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一伙，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大肆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并把它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他们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后，还继续顽固地坚持“天才论”的反动观点，拒绝党和人民群众的批判。他们胡说“天才论不等于先验论”，诬蔑人民群众“把天才加以唯心主义的虚无主义的解释，然后大加批判，这是诡辩论”。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究竟是谁对天才加以唯心主义的解释，是谁在进行诡辩。
一
什么是天才？天才靠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林彪采取种种诡辩的手法，胡说伟大人物的知识和才能，不是由于社会实践，也不在于后天的学习，而仅仅在于他们是“天才”，“脑袋长得好”，有“个人的这种天赋”。这种谬论，不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又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不要说天才。马克思主义说的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列宁曾经把一位德国工人运动领袖称为“巨大天才”。但是，列宁强调指出：这位工人运动领袖的天才“不是天生的，而是锻炼出来的……是党和工人阶级培养出来的。”（《歪曲布尔什维主义的讽刺画》）列宁曾经说斯维尔德洛夫是“伟大天才”。但是，列宁强调指出：“如果我们看看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生走过的道路，马上就能发现，他的卓越的组织才能是在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具有的大革命家的一切优良品质，都是他在各个时期最艰苦的工作环境中锻炼出来的。”（《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林彪故意断章取义，单单从革命导师的著作中摘引出关于“天才”的词句，而对于革命导师的这些光辉论述却只字不提，这充分暴露了他歪曲和阉割马克思主义的卑鄙伎俩。
毛主席精辟地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的知识、才能，不是天赋的，而是来源于后天的社会实践，“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社会实践，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正如世界上的事物是千差万别的一样，人们的头脑在生理方面也存在着差异。但是，人脑的这种原始差异，在同一个时代的正常人中间是极其微小的。马克思指出：“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哲学的贫困》）而且人脑作为思维器官，仅是获得认识的可能性，它本身并不能给人以任何知识才能，也不能决定人的知识、才能的大小。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后天的社会实践。但是，林彪却将这种微小的差异无限夸大，竭力渲染“天资”、“天分”的决定作用，硬把人们在后天实践中形成的知识、才能方面的差异，说成是“天赋”的，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
既然人们的知识、才能来源于社会实践，那么，人们的知识、才能为什么又会表现出差别呢？这也只能从人们的社会实践方面寻找原因。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社会分工不同，接触的社会实际不同，因而实践的深度和广度就不同，人们的知识、才能的发展方向和程度也不一样；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同，世界观不同，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不同，因而，即使在实践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认识客观事物的正确程度和深刻程度也不同。因此，人们所获得的知识、才能，就有了差别，甚至比较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完全是由实践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把实践看作是个人的孤立的活动，而是看作社会的实践，党的实践，人民群众的实践。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是，对于每个具体的人获得知识来说，不可能完全靠自己直接参加实践，不可能事事都直接经验，事实上大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得到的，这就是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劳动人民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的主体，他们的实践经验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最初来源。因此，要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获得丰富的知识、才能，除了亲身参加实践活动外，还必须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不但亲身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具有极其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而且虚心向群众学习，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总结群众的实践斗争经验，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思想、理论，是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他们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林彪根本看不起人民群众，诬蔑人民群众天天“想的是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象这样一个极端仇视人民群众的野心家，根本不可能向人民群众学习。
由此可见，弄清人们的知识、才能不是天赋的，是来源于社会实践，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我们明确认识了伟大人物的知识、才能主要是靠实践，靠无产阶级政党，靠人民群众，我们向伟大人物学习，就有了途径，就有了方向。只要我们勇于参加革命实践，善于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坚持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虚心地向群众学习，这样，我们的知识和才能就会较多一点，工作就能做得更好一些。如果按照林彪的说法，伟大人物的知识、才能是先天就有的、“天赋”的，那么，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我们向伟大人物学习的必要和可能，这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的诡辩论。
二
天才人物是怎样出现的？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同各种唯心主义者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林彪说：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胡说。
林彪的这种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和斯大林，连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现一个呢？在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又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呢？
按照林彪的说法，天才人物的出现，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纯粹是一种神秘的偶然现象。这在理论上是极其荒谬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伟大人物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任何伟大人物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向人们提出了一定的历史任务，要求一定的阶级来承担和解决，以便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扫清道路。这个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需要推举出自己的代表人物和政治领袖，来组织和领导运动。而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本身，也必然会锻炼和造就出一些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先进人物和政治领袖来。“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历史上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国家的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历史时代，都进行过伟大的革命斗争，因而也都出现过自己的伟大人物。在奴隶社会，中国有跖、罗马帝国有斯巴达克这样的领导奴隶起义的英雄；在封建社会，大规模的反抗封建阶级的农民战争，产生过象中国的陈胜、吴广、洪秀全和德国的闵采尔这样的农民领袖；在近代历史上，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在西欧产生过十八世纪的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政治领袖；同样，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又产生了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没有这样的领袖人物，任何革命阶级都是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
马克思主义强调必然性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但是并不否认偶然性的作用。必然性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林彪离开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离开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抽象地谈论伟大人物的出现，只承认偶然性，不承认必然性。他所说的天才人物“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那种偶然性，不是作为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偶然性，而是排斥必然性的偶然性。在他看来，天才人物的出现，根本没有客观的规律，究竟什么时候出现，谁也不知道。当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需要天才人物的时候，不一定出现；相反地，当没有这种需要的时候，却可能出现。而且这种天才人物一旦出世，即使没有革命的时机和条件，也可以把革命运动发动起来，推动历史前进。既然林彪否认和排除了伟大人物是由历史发展和革命斗争造就出来的这种客观必然性，那末他除了用神秘的“天命”、“上帝的意旨”等等来回答之外，是不可能找到别的解释的。而这样一来，他的谬论同孔孟所宣扬的“君权神授”、“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又有什么两样？这是地地道道的唯心论的宿命论。
在天才人物的出现问题上，弄清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同样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必然出现的。这样的领袖，能够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必然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任何人妄图离间和破坏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都是绝对办不到的。按照林彪的胡诌，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出现，纯粹是偶然现象，这就割断了领袖与社会发展的联系，割断了领袖与群众的联系。这是对无产阶级领袖的极大诬蔑。
综上所述，林彪在天才是什么、天才靠什么以及天才的出现等问题上的谬论，都是同人的社会实践决定人的认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背道而驰的。因此，他的“天才论”，是地地道道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他们说“天才论不等于先验论”，那才是真正的诡辩。
林彪一伙顽固地坚持这种反动谬论，决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共、反人民的世界观和反动的阶级本性决定的。马克思在一八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朗格先生（《论工人问题……》第二版）对我大加赞扬……目的是为了标榜他自己是一个伟人。”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拚命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表面上装作颂扬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样子，但在暗地里，却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进行恶毒的诬蔑和攻击，甚至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就完全证明，林彪称这个人是“天才”，称那个人是“天才”，名曰树别人，其实，完全是为了树他自己，就是为了标榜他们自己是“最伟大的天才”，是“超天才”，以达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我国重新建立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的罪恶目的。但是，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那些昏头昏脑、不自量力的小丑。卖国贼林彪逆革命的历史潮流而动，终于被前进的历史车轮辗得粉身碎骨，落得个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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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劳者多能
——大连工矿车辆厂气焊小组一次讨论会侧记
大连工矿车辆厂结构车间气焊小组，去年自制了靠模切割机、封头切割机、自动切圆机等四台专用设备，生产效率分别提高了一倍至两倍半。最近，他们认真总结了技术革新的实践经验，联系本组思想实际，结合批判林彪一伙宣扬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进行了一场讨论。
在讨论会上，有人说：阎茂松亲自搞了多项革新，有经验，下一步我们搞立式和卧式两种新型切割机的革新，应该让阎师傅承担，俗话说，“能者多劳”嘛。有人问：“能者”的“能”是从那里来的呢？阎师傅天生就是“能者”吗？大家围绕这个问题，经过一番讨论，一致认为：
是“劳者多能”
老工人于锡亭首先说：“能者”无非是办法多一点，生产技能高一点。这些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得来的。从来没有先验论者所说的“生而知”、“生而能”的，都是干而知、劳而能的，是“劳者多能”。就拿阎师傅来说，当他领着我们搞靠模切割机这个革新时，开始他也不知该怎么搞，因为没干过。毛主席教导我们：“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要提高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参加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我们是在造机器的实践中，逐步掌握了造机器的规律性，由不能变为能的。
生产组长张云田回顾说：去年初，当车间领导动员我们大搞技术革新的时候，有人认为，我们这些人只能割割焊焊，独立制造成台机器从来没干过。车间技改组是搞技术革新的内行，应该到我们小组来搞革新，“能者多劳”嘛。共产党员阎茂松，却不是这样想。他觉得，认为自己“不能”，强调“能者多劳”，把技术革新重担推给人家，这是不相信自己，看不到自己力量的表现。有了这种思想，就必然是等、靠、要，实际上是无所作为的懒汉思想。阎师傅决心自力更生搞革新，勇敢地承担了靠模切割机的制造任务。经过他和大家共同努力，终于搞成了。这个事实说明，借口“无能”就不参加革新实践，是永远也不能搞出技术革新来的。不能又不劳，就永远是无能。
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古往今来，对“能”的来源一直有两种解释：唯心论者认为，“能者”的“能”是“天赋”的，劳心者“能”，劳力者“无能”。所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谬论，成了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唯物论者认为，从来没有天生的“能者”，只要努力参加实践，就会从无能变成有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离开实践就一无所能。林彪一伙不做工，不种田，是最无能的，却极力鼓吹反动的“天才论”，妄图把自己说成是超群的“天才”，救世的“英雄”，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讨论到这里，几个老师傅议论说：我们讲唯物论的反映论，能者的“能”是从实践中来的，但为什么同样地实践，能力却不同呢？就拿我们与阎师傅来比，论文化都没念几年书，论工龄也差不多，干的同样活，为什么在革新中阎师傅的办法就比我们多呢？
关键在于发挥主观能动性
这个问题一提出，有人就说：同样的实践得到不同的“能”，这个差别，主要是在实践中主观能动性发挥得不同造成的。老工人孙胜科接着问：那么怎样才算发挥主观能动性呢？在搞革新过程中，埋头苦干，这算不算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呢？
青年工人张新有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他接着说：埋头苦干，拿出全部力量干，这种革命热情是好的，但在实践中只尽体力，不动脑筋，还是不够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是要在大干苦干的同时，开动大脑机器，善于分析和思索，认真总结经验，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阎师傅所以比我们“能”，办法多，就是因为他不仅有实干精神，而且有科学态度。在造靠模切割机的过程中，为解决蜗母轮传动设计不合理的问题，阎师傅认真钻研这台机器的原理。经过多次实验，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可见，只有做到既敢于实践又认真总结经验，才能成为一个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能者。
阎茂松说：我们不仅要注意发挥主观能动性，还要善于集思广益，发挥大家的智慧。“能”和“不能”都是相对的，相比较而言的。我们虽然都干同样的活，同样都在实践，但各人的实践经验还是有差别，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也存在着差别。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理解得深一些，有的同志对那个问题理解得深一些，我们应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能说某一个人事事都比别人能。我个人的实践经验和智慧是很有限的。造机器中尽管自己动了脑筋，做了试验，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人多智慧多，办法多，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靠模切割机的方案是和大家一起设计出来的，设计中得到车间技改组的大力帮助。好办法是大家想的，我只不过起到了一点综合、加工的作用。因此靠模切割机是集体智慧的产物。任何人如果脱离群众，不吸取群众的智慧，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能者。我们必须牢固地树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
在讨论中，大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给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创造了优越条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所以，能者的“能”是党的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必须联系实际看书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路线，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广泛集中群众智慧。
讨论到这里，青年工人李延平说：在实践中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成为一个比较的“能者”，这个“能者”如果不想再多劳了，对不对呢？
能 者 还 要 多 劳
阎师傅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从实践中得来的“能”，如果脱离实践，还会从有能转化为无能。一个人的能力再高，就算是一个能工巧匠吧，不去劳动，不去做工，就是无用的。能工巧匠常年做不出好东西，就不能再说他是能工巧匠了。一个革命的“能者”，应该自觉地“多劳”，把自己的“能”毫无保留地用到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去，用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阎师傅说：事物是复杂的，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不是一次能完成的，要经过多次实践的反复，才能使认识逐步深化，使主观符合客观。我们在实践中得到的“能”，是真能还是假能？我们在技术革新中获得的一些认识正确不正确？都需要到实践中去检验、改正、充实、提高。就拿靠模切割机来说吧，咱们原来设想的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在实践中逐步认识了它，改造了它，造出比较先进的机器来。俗话说，“熟能生巧”，就是说多干才能摸索出规律来。“能者”必须“多劳”，“多劳”才会“多能”。
阎师傅还说：客观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我们的认识不是一劳永逸的，不应该停留在现有水平上。我们要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造新机器。有了一定的技术革新的能力，只有继续搞革新，才能不断丰富我们的认识，指导新的实践。咱们在造靠模切割机中学会了搞技术革新，如果不继续努力，就造不出封头切割、自动切圆机等新机器。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提出了规划，但如果规划来规划去，却不去干，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不可能再造出新机器来。
经过这次讨论会，大家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进一步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制造新机器的信心和勇气，调动了挖掘增产潜力的积极性。全组出现了人人提建议，个个参加技术革新实践的新局面，很快落实了下一步技术革新的规划。目前，这个小组工人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正在研究制造立式和卧式两种新型切割机，向增产节约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本报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