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
唐晓文
公元前四九八年（鲁定公十二年，《左传》），孔子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寇，并代行宰相职务。他上台不久，就利用职权，杀了革新派人士、法家的先驱少正卯。围绕这个问题，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地主资产阶级文人学者，出于他们的政治需要，曾经有过种种议论：有人对孔子杀少正卯的实质进行歪曲，也有人断言这件事是后人假造的。
事实到底怎样？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了解春秋末期儒、法斗争，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揭露尊孔反法思潮的反动实质，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很有意义的。
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
孔子为什么杀少正卯？我们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春秋末期阶级斗争的状况，才能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
春秋末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变革的时期。由于奴隶反抗奴隶主斗争的发展，新兴封建势力的兴起，奴隶制正在崩溃，出现了被奴隶主阶级认为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孟子·滕文公》）的局面。要不要推翻奴隶制的问题，不能不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内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原来，殷周奴隶制国家的土地全归天子（王室）所有，诸侯（公室）、卿、大夫等各级奴隶主被分封和赏赐的土地只有享有权，没有所有权。后来，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求突破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束缚，建立与它相适应的封建生产关系。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了“初税亩”，即向私田征税，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承认了新兴封建势力的经济地位。有些国家政权开始落在新兴封建势力手中。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趋势面前，奴隶主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总想阻止社会历史的变革。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孔子这个没落奴隶主贵族思想家，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反对新兴封建势力的任何改革措施。孔子猖狂攻击“税亩”制，说什么“初税亩，非礼也。”（《左传·宣公十五年》）。在孔子看来，按田亩征税，承认封建土地私有制，这是违反了“周礼”。他到处鼓吹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企图继续用奴隶主阶级的伦理道德和典章制度来束缚人们的行动。主张倒退，搞反革命复辟，梦想阻挡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反动本质。
当时法家先驱者们的主张和孔子的倒行逆施是相反对的。代表新兴封建势力要求的，在郑国有邓析，在晋国有范宣子等，他们主张实行同孔子完全对立的政治路线。他们提出了“法治”思想，反对孔子的“礼治”思想，主张用“法治”代替“礼治”，也就是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在鲁国，少正卯也是主张这条政治路线的。他和孔子同时讲学，唱对台戏。孔子的学生几次被少正卯吸引过去，造成“三盈三虚”的局面。可以看出，当时这场意识形态的反复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因为少正卯的思想，正是反映了当时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孔子对少正卯的思想极端害怕和仇恨。所以，当孔子一朝掌权，就残酷镇压新兴的封建势力，杀了政敌少正卯。
少正卯的著述虽然没有遗留下来，但是，从《荀子》书中记载的孔子加给少正卯的五条罪状，完全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言论、行动和坚持“礼治”的孔子是根本对立的。当孔子的学生们对杀少正卯提出疑问时，孔子为自己辩护说：“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醜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荀子·宥坐》）。
孔子加给少正卯的五条罪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条“心达而险”
这是说：少正卯的思想（心）“达”、“险”。什么是“达”？“达”，在当时是“显达”、“仕进”的意思，就是要做官，要掌握政权。在奴隶主专制时代，只能由奴隶主贵族（所谓“君子”）掌握政权，不属于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新兴的封建地主和工商业自由民（所谓“小人”），要想起来掌握政权，就构成罪行。《论语·宪问》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后人注解说：“上达者，达于仁义也，下达谓达于财利，所以与君子反也。”奴隶主阶级要用“仁义”来维护奴隶主专政，而新兴封建地主阶级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反对奴隶主生产关系的束缚，就讲“财利”。这是两个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
什么是“险”？《韩非子·诡使篇》解释：“险”，就是“损人逐利”。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反对奴隶主贵族的“仁”。《礼记·中庸》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意思是：奴隶主贵族是根据天命得到统治权的，新兴地主阶级要起来倾覆奴隶制，自己掌握政权，这是冒险的侥幸行动。因此，“心达而险”，是说少正卯想要掌握政权，倾覆当时的奴隶制。这和孔子顽固地坚持奴隶制的反动立场，是针锋相对的。
第二条“行辟而坚”
这是说：少正卯的行动是坚持“辟”的。什么是
“辟”？“辟”字在当时有双重含义，这双重含义实则是一致的。《方言》卷三说“辟”是“商人丑称”。奴隶主贵族看不起新兴的工商业自由民，骂他们是“辟”。孔子给少正卯加上这条罪状，可以看出少正卯是代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自由民的利益的。“辟”的第二重含义就是“刑”、“法”，当时称“刑辟”。原来，在奴隶制下，奴隶主贵族可以不受限制地任意生杀、掠夺，他们却将这叫作“礼治”。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自由民要求发展自己的利益，希望定出法律来限制奴隶主的种种特权，保障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主张“法治”。“礼治”和“法治”的斗争，就是当时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孔子杀少正卯之前三年（公元五○一年），郑国的邓析就因“行辟”，被奴隶主贵族杀害了。因此，“行辟而坚”是说少正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自由民的利益，主张法治。这和孔子推行维护奴隶主“礼治”的政治实践，是背道而驰的。
第三条“言伪而辩”
这是说：少正卯的言论是为“伪”辩护的。这个“伪”，并不是指一般的说假话。因为孔子主张：为了维护奴隶主的利益，是允许而且提倡说假话的（《论语·子路》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古代“伪”字，可省写成“为”字。“为”字原来是指农业和手工业劳动，是和劳动人民直接相联的。所以，孔子删定的《诗经》中说的“伪言”，都是从“小人”、“思乱之民”（要想起来造反的奴隶）口中发出来的。“辩”是辩护，也有阶级性。《荀子·非相》中说：“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这就可以和第一条的解释相通了。奴隶主为“仁”辩解，而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则为冒险倾覆奴隶主统治的言论辩解。因此，“言伪而辩”，是说少正卯的言论属于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伪言”。这和孔子所鼓吹的“仁”是根本对立的。
第四条“记醜而博”
这是说：少正卯的著述（记录）中用大量材料（博）阐述“醜”的思想。这个“醜”字，古代与俦、匹、比字含义相同，原来是“雠”字，有相当、相等、相争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立、变革。因此，“记醜而博”是说少正卯在他的著述中，用大量材料，阐述变革的思想。这和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复古主义，是截然相反的。
第五条“顺非而泽”
这是说：少正卯是顺着“非”，并且把它加以润泽（加工、提高）。这个“非”和“诽”相通。“诽谤”就是反对、责备、批评。《春秋·谷梁传》说：“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当时奴隶主认为他们的“公田”种得不好，就要责备奴隶。奴隶们要反对奴隶主的压迫剥削，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自由民，对当时奴隶制的政治不满意，也要起来批评反对，就叫作“庶人议政”，就是“非”。因此，“顺非而泽”是说少正卯支持那些批判、反对奴隶制的言论，并且加以润饰、提高。这和孔子指责“庶人议政”的态度是水火不相容的。
总之，少正卯反对“礼治”，主张“法治”，倡导革新，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人民群众的愿望。这在奴隶主阶级看来，则是大逆不道，是严重的犯罪行为，非杀不可。因此，孔子叫嚷：少正卯的言行是在到处煽动群众（“居处足以聚徒成群”）；鼓吹邪说（“言谈足以饰邪营众”）；颠倒是非（“强〔御〕足以反是独立”）。如果让他这样搞下去，对奴隶主专制制度的威胁实在太大了！因此，孔子便指斥少正卯为“乱政”的“小人之桀雄”，将其置于死地。
毛主席指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少正卯和孔子之间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革新和保守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新兴封建势力和没落奴隶主阶级两个阶级尖锐斗争的表现。
少正卯和孔子的斗争揭开了春秋战国时期儒法斗争的序幕。孔子以为杀掉少正卯，就可以扼杀法家的兴起，就可以阻挡历史的发展。但是，与孔子的主观愿望相反，当时儒法斗争的结局，是代表新兴封建势力要求的法家取得胜利，而那些“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的反动儒生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革命行动中，受到严厉的惩处。“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中国的社会并没有倒退到西周奴隶社会，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叛徒陈伯达从托派的反动观点出发，否定中国有奴隶社会，从而把孔子和少正卯的斗争，完全歪曲为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个人之争，抹杀了这件事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质。这不仅表明了他对历史的无知，而且暴露了他的反革命托派分子的嘴脸。
“群而不党”是假，“党同伐异”是真
列宁指出：“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不例外。孔子自己曾标榜过什么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什么群而不党！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种思潮，任何一个学派，都根源于阶级斗争，都是一定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从来没有，也不会有什么超阶级、超党派的思潮和学派。孔子根本不是“群而不党”，而是“党同伐异”。他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立场，一贯主张“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痛恨“邪说”，要讨伐异己，严厉惩处他的反对派（“远佞人”。《论语·卫灵公》）。他非常憎恶居于被统治地位而批判奴隶主统治的人，憎恶勇于斗争而无视“周礼”的人，憎恶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不肯改变的人（“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论语·阳货》）。在孔子眼中，少正卯正是这样一个“佞人”。孔子杀少正卯恰好戳穿了他所标榜的“群而不党”完全是假的。
孔子还曾对季康子说过：“子为政，焉用杀”（《论语·颜渊》）。看，真是满嘴仁义道德！但是，当孔子看到少正卯所主张的“法治”思想，危及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时，他的“圣人”伪善的面貌，便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事实证明，孔子是一个阴险凶狠的伪君子。
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把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作为屠杀异己的先例加以仿效。例如：西汉文帝时，博士们奉诏作《礼记·王制》，就开始将孔子杀少正卯的所谓五条罪状，抬高到法律的地位，作为镇压异己的根据。北洋军阀段祺瑞，针对当时群众革命运动，叫嚷“治国之道纲纪为先”，大谈孔子杀少正卯（《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十八号）。不仅如此，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在其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中，也以孔子杀少正卯为由头，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少正卯，攻击马克思主义是“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学说和主张”。这些事实确凿地说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总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独裁和专政。
春秋战国儒法两条路线斗争过程中发生的孔子杀少正卯和秦始皇“焚书坑儒”两件事，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作为阶级斗争的反映，从来是不可调和的，总是一方压倒另一方。当然，孔子杀少正卯和“焚书坑儒”是两个不同阶级的专政。前者是反动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后者是刚刚取得政权的地主阶级对搞反革命复辟的奴隶主阶级的专政。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我们对秦始皇“焚书坑儒”应该予以赞扬和肯定；对孔子杀少正卯应加以声讨、批判。但是，在林彪、陈伯达等假马克思主义骗子手里，却完全颠倒了过来。他们大骂秦始皇“焚书坑儒”。陈伯达一方面把这件事说成是在历史上“无从抹去”的“大罪恶”（《国民精神总动员应有的认识》）；另一方面，他又把孔子杀少正卯看作只是个人之争，妄图抹杀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清楚地说明，林彪、陈伯达一伙叛徒、卖国贼是尊孔反法反动思潮的狂热鼓吹者。他们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实行孔孟之道的反革命两面派。
驳“伪造说”
有人说什么孔子杀少正卯是后人伪造的。这种看法就是历史上的“伪造说”。第一个提出这种论调的是南宋的朱熹。这个反动的地主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孔子杀少正卯是《论语》、《左氏春秋》没有记载，子思、孟子没有说过，“乃独荀况言之”，“吾又安敢轻信其言”（《晦安先生朱文公集·舜典象刑说》）。朱熹这种只迷信孔孟而菲薄荀子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难道事件、人物的有无，只能以《论语》、《左氏春秋》有无记载，子思、孟子有没有说过作根据么？
我们知道，对待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先秦的法家和儒家代表人物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作法。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法家的代表、唯物主义哲学家荀子，如实地记载了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实；而继承孔子衣钵、坚决维护孔子思想的以子思、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奉行儒家所谓“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道德原则，则故意回避了孔子杀少正卯这个血淋淋的事实，这一点也不奇怪。
事实上，从战国末年至南宋初，在《礼记·王制》、《史记》、《说苑》、《论衡》、《汉书》、《尹文子》、《礼记·王制·疏》、《东坡志林》等书籍中，对孔子杀少正卯这一事件都有记载。这些书的作者立场不同，观点不完全一样，说法也互有出入，譬如有的认为是三月而杀，有的则认为是七日而杀。但是，他们都肯定少正卯是实有其人，孔子杀少正卯是实有其事。其中，司马迁的《史记》是被称为“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说苑》的作者刘向也被评价为“博极群书”。汉代的王充，是一个反对因袭旧说，坚持独立思考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在《论衡》一书中，对《荀子·宥坐》篇所载孔子杀少正卯，既没有揭其“书虚”，也没有斥其“言妄”，而是把它看作信史。不仅如此，他还进而提供了“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的新史料。直到这件事情发生一千七百年以后，朱熹为了尊孔反法，才炮制出伪造说，来美化孔子，掩盖孔子的罪行。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本人对他抹杀史实的作法也是忐忑不安的。他晚年在《论语集注·序说》中也不得不说孔子“摄行相事，诛少正卯，与闻国政”。但是在朱熹以后，有些人又出于阶级偏见，宣扬朱熹的“伪造说”，才使这种论调得以泛滥。这难道是尊重史料、尊重历史事实吗？
五四运动，在“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吼声中，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也曾被作为专制丑剧，受到有力的批判。当时，连自命“尊圣子”的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杀少正卯“此实孔氏之极大污点矣。”（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五四运动后，一些尊孔的资产阶级文人学者，又特意把朱熹的伪造说加以发挥，千方百计地掩盖孔子的“污点”。国民党御用文人钱穆就叫嚣什么《荀子·宥坐》篇记载的孔子杀少正卯是“虚造”的。也有人跟着叫喊，这件事“不可靠”。他们这样干的目的，是妄图把已经威信扫地的孔子偶象重新树立起来。这实质上是对五四运动的一种反动。
应当看到，有关中国历史的史料，都是经过历代统治阶级及其文人学者，根据他们的政治需要和阶级偏见，加以删定或篡改的。因此，我们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这些史料加以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重新进行整理和评价，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盲目地跟着剥削阶级文人学者跑。
孔子杀少正卯的事件，反映了春秋末期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封建势力之间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它说明了当时保守和革新、复古和反复古、倒退和反倒退的尖锐斗争；说明了在阶级社会里，“群而不党”是骗人的鬼话，任何思潮和学派，从来都是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的，腐朽反动的旧思想、旧意识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在历史上是这样，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尊孔与反孔的斗争，作为上层建筑领域内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仍然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进行下去。资本主义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修正主义思想回潮和马列主义反回潮的斗争也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一定响应十大的号召，继续深入批判林彪，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肃清孔孟反动思想的流毒，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夺取更大的胜利。
第3版()
专栏：
“仁者”吃人
解放军某部 介之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狂人日记》中的这段话，寥寥数语，便形象而又深刻地勾画了“仁”字背后的狰狞面目。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仁”是孔子反动思想的核心。什么叫“仁”？按照孔子自己的解释，就是所谓“爱人”、“泛爱众”。其实这都是骗人的鬼话。
孔子的所谓“爱人”，是有鲜明、强烈的阶级性的。孔子只爱奴隶主贵族，对于奴隶们和奴隶们的造反，对于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它的任何改革，他非但不爱，而且恨之入骨。少正卯仅仅因为宣扬了一些法家的改革思想，孔子就对他深恶痛绝，残酷地予以杀害。“犯上作乱者，诛。”孔子这样说，也这样做。孔子认为奴隶是只能由奴隶主任意役使的牛马，是会说话的工具，根本不是“人”，是谈不上对他们“爱”的。
毛主席早就指出：“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在阶级社会中，超阶级的爱是没有的。孔子所说的“爱人”、“泛爱众”，只适用于奴隶主阶级内部，是要奴隶主贵族之间不要互相倾轧，而要互相团结，以挽救当时已经濒于灭亡的奴隶主统治。可见孔子的“仁”，不过是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镇压奴隶们造反的工具。说穿了，所谓“仁者爱人”，就是“仁者吃人”！
孔子的“仁”到了叛徒、卖国贼林彪手里，就粉刷一新，另有妙用。不仅保留了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色彩，而且涂上了一层法西斯的油漆。他不仅捡起“仁者爱人”的破烂，当作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不仁”，而且以“不成功便成仁”的“仁”，来控制和训练他的法西斯党羽，要他们为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屠杀革命人民而对他效忠、卖命。这样，孔子的“仁”、“爱”又成了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法西斯专政的法宝。林彪高喊“志壮坚信马列”，而实际上袭用孔子的老谱，重弹“仁者爱人”的老调，其实质也还是“仁者吃人”。
从孔子到林彪，历来的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对劳动人民从来没有实行过“仁政”。他们鼓吹“仁者爱人”，“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列宁：《青年团的任务》）。我们要透过“仁”的慈善的面纱，看到它吃人的真面目，而决不受反动派的欺骗。对于林彪一类恶贯满盈的反动派我们决不施仁政，决不宽恕，而必须坚决地镇压。这是一条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