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3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奴隶·英雄·历史
——批判林彪的“英雄史观”
纪军
谁是历史的主人?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这是长期以来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斗争的一个焦点,也是我们同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奴隶们创造历史
马克思主义认为,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人民群众是从事生产活动、改造自然的主体。因此,一部社会发展史,也就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离开人民群众生产斗争的实践,整个社会都无法生存,更谈不上什么“天才”人物去“创造历史”了。
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类历史就成为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人民群众正是进行阶级斗争、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
马克思主义关于“奴隶们创造历史”的观点,是对人类历史的科学总结。这个观点,和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宣传的“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
翻开阶级社会的历史,人们就会发现,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制度的一次一次变革,都是由人民群众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所决定的。
例如,奴隶制度的崩溃,是由于千千万万奴隶们的暴动实现的。我国历史上春秋与战国之交,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在这一社会制度转变的过程中,始终交织着奴隶反抗奴隶主的不断暴动,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之间的反复争夺和较量。七雄争霸,诸子百家,天下大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大动荡时期。当时,不少诸侯国家发生了相当规模的奴隶暴动。这些起义,使奴隶主贵族发出了“惟命不于常”,难以再统治下去的哀叹。奴隶起义和暴动连绵不断,持续近二百年,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平民反抗贵族的斗争,才是推动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根本动力。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群众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曾经举行过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同样证明了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一伟大的真理。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光辉著作中,深刻地指出:由孙中山领导的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几十年,为什么没有达到目的呢?基本的教训之一,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所以孙中山在遗嘱里提出要“唤起民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基本的经验之一就是动员了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斗争。
全国解放以后,广大工农劳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焕发出冲天的革命干劲和创造精神,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农劳动群众更加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所有这些史实,不正是说明奴隶们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吗?
林彪把一部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阶级斗争史,篡改为少数人的政变史。他只讲专诸刺王僚,不讲“百工叛王室”;只讲胡亥杀兄,不讲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只讲吕后专政,不讲赤眉、铜马起义;只讲杨广杀父,不讲窦建德等起义;只讲“玄武门之变”,不讲王仙芝、黄巢造反;只讲“烛影斧声,千古之谜”,不讲宋江、方腊的农民暴动;只讲燕王夺位,不讲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战争;只讲雍正改诏夺权,不讲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他从二千多年的历史上把阶级斗争一笔勾销,把阶级斗争的历史歪曲为政变的历史,胡说看不见政变就是“看不见本质问题”。专讲政变,专讲个人,不讲阶级,不讲路线,抹煞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妄图把这些搞政变的历史小丑们变成“主宰”历史的“英雄”。这是对历史的无耻颠倒,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然背叛!
林彪硬要把一部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说成是由个别“天才”人物决定的历史,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发明,不过是从老的历史唯心主义者那里拣来的破烂。十九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这个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恶棍中最卑鄙的一个”的家伙,就把“英雄崇拜”说成是决定历史的唯一动力。在他的全部狂想曲中,把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胡说成贤人同愚人、贵人和贱人的矛盾。因此,在他看来,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受贵人、贤人和智者的统治。早在一八五○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批驳了这种反动谬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307页)。而林彪顽固地坚持“英雄史观”,原来也正是要得出这样一个答案,即应该由他和他的儿子这样的所谓“天才”,来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这就是他们的狼子野心。
历 史 造 就 英 雄
林彪从极端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出发,胡说所谓决定历史发展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按照这种谬论,英雄或伟大人物的产生,不是时代决定的,不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决定的,而是命中注定了只能几百年、几千年出一个。这是反动的神秘主义和宿命论。
林彪的这个谬论,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英雄人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时代产生的,是阶级斗争产生的,是革命运动产生的。
伟大导师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法兰西阶级斗争》)
早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就产生过跖这样“名声若日月”的奴隶起义领袖。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涌现出一大批为人民赤胆忠心、万苦不辞、奋战到底的英雄人物。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都是在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中,逐渐锻炼成为指挥千军万马、叱咤风云、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的。怎么能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呢?在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同时代的人物,列宁、斯大林也是同时代的人物。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
列宁指出:“一切真正革命的标志”,就是从“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迅速产生出十倍甚至百倍的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物”。(《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早已证明:“这类英雄何止成千上万”。
林彪一伙鼓吹的“英雄史观”遭到批判以后,又变换手法,鼓吹“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继续进行顽抗。必须指出,林彪这一伙反人民反革命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心目中根本没有什么奴隶,没有什么劳动人民。他们不但不承认“奴隶们创造历史”,而且也不是真的相信“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他们宣扬这个谬论的目的,是在于进行欺骗,为“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观点保住一席地盘,在
“共同创造”的幌子下,宣传“英雄创造”。而且,“共同创造”说,在理论上也是根本错误的。人民革命的英雄,就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他们是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由群众培养出来的。历史唯物论认为,是奴隶们创造了历史,历史造就了英雄,或者说人民群众造就了英雄。没有群众,就没有历史;没有生气勃勃的群众运动,也就没有伟大的英雄人物。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或贬低了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历史上起着伟大的作用。但是,无产阶级领袖只能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只能顺乎历史发展的趋势发挥巨大作用,而不能决定和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他们所以比一般群众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主要的不是靠什么“天才”,而是靠参加群众的革命实践。领袖的作用是以群众的斗争实践为基础的;领袖的思想来源于群众。他们把群众的实践斗争经验集中起来,上升为理论,制定出指导群众斗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性作用。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有前途的一个革命阶级;无产阶级伟大的领袖人物的产生,正是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巨大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是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来看待天才问题的。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无产阶级政党,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不仅是需要一个两个,而是要造就千百万。千百万接班人从哪里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在群众运动的实践中培养出来,从革命的大风大浪里锻炼出来。我们处在一个极其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英雄人物,也已经和正在创造英雄人物。
三年前,林彪一伙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时,气焰是何等嚣张,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但是,曾几何时,这个反党反人民的野心家,就粉身碎骨,遭到彻底失败的可耻下场。这是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破产的又一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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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天命论” 彻底闹革命
淮南煤炭学院西藏班学员 扎西罗布 桑珠
一切宗教都是宣扬天命论的;唯心论既然是宗教的同盟军,也经常用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来为天命论提供哲学论据。孔子这个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哲学家,就是一个天命论者。他宣扬“畏天命”,还说什么“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他胡说“圣人”是“生而知之”的“上智”,而把奴隶们污蔑为不可救药的“下愚”。“上智”和“下愚”都是先天决定的,也是天命预定的。孔子还把自己标榜为“天生德于予”的“圣人”,是上天赋予他维护奴隶制度的使命的。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衣钵,宣扬什么“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就是说,英雄人物每过五百年才出一个,这是天定的。林彪胡说什么伟大的“天才”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并且恬不知耻地让他的死党把他的儿子捧为这样的“天才”,就是说他们林家父子是注定了要作统治者的。这就证明,林彪和孔孟一脉相承,都是反动的天命论的鼓吹者。
孔子鼓吹“天命论”是为了挽救和维护没落的奴隶制度,证明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是“天”安排好的,不能改变的。林彪鼓吹“天才论”,是为了篡党夺权,搞修正主义,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是从农奴制度过来的人,对黑暗的农奴制度最了解。解放前的西藏,农奴主、牧主和寺庙主,象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百万农奴的身上。我们这些农奴和其他穷苦人所受的苦难,真是罄竹难书!三大领主为了镇压农奴的反抗,维护其反动统治,大肆宣扬什么“王权神授”,胡说农奴制度是上帝安排好的,是“天经地义”的;三大领主的统治地位和特权是“神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喇嘛更是被他们抬到了吓人的高度,说大喇嘛是“活佛”,是“天神临凡”,他讲的是“仙话”,他吐的是“仙气”,他拉的是“仙屎”。谁见到了“活佛”就得了“洪福”,谁吃了“仙屎”就能永远除妖去病。他们对农奴们说:“你们之所以贫贱愚昧,受苦受难,那是因为你们上辈作恶”;三大领主之所以豪华富贵,有威有福,那是因为“上辈积德”。你们若要死后升天,造福后代,首先就要赎罪,要绝对地服从三大领主的统治,诚心诚意地做到割鼻子不难过,挖眼睛不流泪,乐于逆来顺受,遵循天命,当好奴隶。在三大领主的眼里,我们这些农奴只不过是一群会说话的工具,如有半点不驯服,就会被当作“魔鬼”和“妖怪”,轻则鞭挞针扎,割鼻挖眼,重则剥皮抽筋,掏肝油炸,任意残害。请看,万恶的农奴主就是这样利用“天命论”来残酷压榨和迫害我们的。这就是万恶的农奴制给我们带来的灾难。
我们受剥削受压迫是“天命”注定的吗?根本不是。反动的农奴制度是造成我们一切灾难的根源。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百万农奴推翻了三大领主的反动统治,砸烂了反动的农奴制度,当了新中国的主人,走上了社会主义金光大道,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我们是天生的“愚昧”吗?根本不是。三大领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是造成我们“愚昧”的根本原因。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百万翻身农奴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就拿我们两人来说,祖祖辈辈都是农奴。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我们由“贱人”变成西藏的第一代产业工人,为发展祖国的煤炭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了更好地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我们又被送进大学学习,由“蠢人”变成了大学生。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已基本上掌握了汉文,学完了专业所必需的数学基础课,并开始了专业课程的学习。铁的事实,粉碎了孔子的“天命论”和林彪的“天才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地主资产阶级被打倒了,但是他们不会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会请出历史的亡灵,为他们今天的卑鄙行径辩护。林彪捧着孔孟之道,把唯心论的“天才论”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我们的一项重要战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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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烧陶瓷的才能是从哪里来的?
山西省大同矿区煤峪口街道陶瓷厂
烧制陶瓷制品的才能从何而来?我们煤峪口矿街道陶瓷厂职工会响亮地回答:靠党的领导,靠集体的智慧,靠不断实践。可是,林彪一伙却鼓吹“天才论”,胡说什么人的知识和才能是由人的“天分”高低决定的。这完全是唯心论的先验论。
一九七○年十二月,领导上让我们街道搞陶瓷生产,我们就组织六名家庭妇女筹建陶瓷厂。当我们热火朝天地进行建厂的时候,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吹起了一股阴风,胡说什么“妇女搞陶瓷,古今中外稀。别说出细碗,给土也和不成泥。”究竟能不能出细碗?和成和不成泥?大家坚定地回答说:“如果我们还象过去那样,整天围着锅台转,抱着孩子串,不去参加生产斗争实践,不但细碗烧不出,粗碗也出不来,给土也和不成泥。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亲身参加烧制陶瓷的实践,就一定可以掌握烧制陶瓷的知识,并在反复实践中不断提高烧制陶瓷的聪明和才干。”
生产瓷器需要窑炉,建窑炉非用耐火砖不行。我们买不起耐火砖,自己烧又没有窑。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几十个人不知从哪里下手好。这时,街道党委及时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通过学习,同志们提高了觉悟,提出用土办法先建一个小窑。于是我们用片石砌起了窑墙,用泥坯垒起了窑顶,把耐火砖坯放进窑内锻烧了三天三夜。结果把泥坯窑顶烧塌了,片石窑帮烧炸了,烧了一窑半生不熟的耐火砖。后来我们用这一窑半生不熟的耐火砖,重新砌起了窑顶,补衬了窑墙,继续再烧。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建成了窑炉,烧出了合格的耐火砖,基本上解决了试制生产的需要。经过三年来的群策群力,我们厂已经达到月产陶瓷十万余件,产品二十多种,其中工艺品占百分之七十,质量不断提高。人还是这些人,为什么前后变化这么大?过去,并不是因为我们“天生”愚笨,而是缺乏实践经验,没有建窑烧窑的知识。后来,也不是因为我们换了个聪明脑袋,而是经过亲身实践,从失败和成功中学到了建窑烧窑的知识,提高了烧制陶瓷制品的才能。这说明,人们的知识和才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革命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我们在细瓷碗的试制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一个人的认识能力有限,群众的智慧无穷。烧制细瓷碗的制泥、石膏、模型、匣钵、制碗、注浆、釉绘、装窑、烧成等各道工序,都需要技术人员,但我们没有。怎么办?我们一方面在干中学,学中干,逐步摸索;另一方面派人去向老厂学习。派往吴家窑学习的十七名同志,深知任务重大,自觉地刻苦钻研,仅两个月时间,就基本上掌握了技术。回厂后不但自己干,还带出了徒弟。没有多久,全厂职工就都掌握了烧制陶瓷产品的基本知识。在生产细瓷碗的过程中,十道工序有八道顺利地过了关,装窑和烧成这两道工序还有点问题,开始连装三窑都歪塌了。这时,大家开动脑筋想办法。有的同志提出改进匣钵底座,各小组也都提出了好几种装窑方法。厂领导采纳了大家的建议,改进了匣钵底座,试行了几种装窑方法,基本上克服了装窑歪塌的现象。烧成工序的同志们,第一次试烧,原来满有信心,结果没烧成。大家坐下来总结失败的教训:“我们的窑炉、煤质、制品料,与吴家窑的情况不同,照葫芦画瓢、死搬硬套不成,必须找出适合我们具体情况的烧成方法。”于是,在烧第二窑、第三窑时,大家用加厚火层、延长时间等多种方法,连续试烧五窑,终于闯过了这一难关,烧出了细瓷碗。这一事实雄辩地说明,掌握烧瓷碗的才能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而是靠党的领导,靠群众的集体智慧。个人离开群众,离开党和阶级,不仅会一事无成,而且会走到邪路上去。
既然人的知识、才能来源于实践,实践不同,认识不同,表现出来的才能也就不同。俗话说,“熟能生巧”。顾名思义,“熟”就是在实践过程中掌握技术的熟练程度,“巧”就是表现出来的才能比较高。通过实践,掌握的技术越熟练,表现出来的才能也越高。人的知识有差别,才能有高低,但这些差别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于参加社会实践的广度和深度不同,以及在实践中主观努力的程度不同决定的。我们在解决猫壶、象壶注浆时厚时薄、壶口不正的问题时,大家积极出主意,想办法,经过多次试验,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时,被人称为土技术员的沈万昌同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夜苦干。试品入窑时,守住窑门进行观察,停火后冒着高温取出样品观察,经常被烧了眉毛烤伤了脸。他通过主观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攻克许多难关,解决了大家没有解决的问题。老沈同志实践比别人多,吃苦比别人大,观察比别人细,因此,烧制陶瓷的才能就比别人高。他的才能不是来源于什么天生的“好脑袋”,而是在勤于实践和善于实践中得来的。
可见,林彪一伙鼓吹人们的知识、才能来源于个人“天赋”的观点,完全是一派胡言。他们的这种反动观点,是孔子的“生而知之”谬论的翻版。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子,以及后来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由于害怕劳动人民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胡说什么他们是“天生”的贵人,劳动人民是天生的“愚笨”,企图用“天赋”二字把劳动人民的眼睛蒙住。林彪一伙把这种反动思想搬出来,也是妄图愚弄群众,为他们一伙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理论根据。但是,谎言欺骗不了群众,无数事实证明了实践出真知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一定要深入批判林彪一伙散布的唯心论的“天才论”,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生产出更多更好的陶瓷制品,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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