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情节化 性格化 连贯性 时代感
——谈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的武打设计
杜军
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的武打设计,遵循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伟大思想,大胆实践,勇于创新,成功地塑造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舞蹈形象,为京剧武打这一重要的艺术手段增添了新的生命力。
《杜》剧的武打设计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情节化。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这是艺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原则。脱离了内容故意卖弄技巧,就会陷入形式主义的泥坑。旧京剧的武打为了追求剧场效果,往往不顾剧情内容的需要乱塞硬加一些特技,这是一种资产阶级自我表现的恶劣倾向。《杜》剧的武打设计坚决摒弃了这种到处套用旧程式的形式主义,力求武打情节化,根据不同的规定情境设计不同类型的武打,用以推动剧情的发展,刻画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所谓武打的情节化,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武打的安排必须在整个剧情的规定之中;一个是武打本身要有情节。全剧的武打共分二、七、九三个场面,二场劫法场大闹三官镇,七场阻击断后,九场全歼靖卫团,这三场都是和剧情发展紧密相联的,是剧情发展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三次武打并不雷同,而是各有特色,动人心弦。武打要打出情节,就要根据规定情境在艺术上进行精心构思。例如第二场自卫军劫法场抢救柯湘的武打,剧本的规定情境是雷刚等乔装改扮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战斗的特定环境是祠堂前的墟场。根据这些特点,二场设计了从扁担里抽枪,小车里、雨伞里拔刀以及猎叉、扁担等武器的开打。这一设计,完全符合乔装改扮的情节,造成了出其不意克敌制胜的充分根据。特别是这里还为雷刚设计了利用小车与敌周旋的细节,使这段武打情节更紧凑集中,场面更扣人心弦。正当敌人蜂拥而来,雷刚负伤的危急时刻,罗成虎推小车上截住敌人,又从车把里抽出双刀追赶团丁。这时雷刚夺住敌人的砍刀,劈倒了欲登小车的敌人,刺死了从后面扑来的团丁,闪过了窜上小车的匪徒,又掀翻小车砸住了一个妄图挣扎的敌人,随后接住战友掷过来的空中飞刀和众战士英勇亮相。这段武打曲折有致,动人心魄,塑造了雷刚及自卫军战士深入虎穴骁勇善战的英雄形象,反映了农民自卫军“抢一个共产党领路向前”的急切心情。
二、性格化。武打是一种艺术手段,必须为塑造英雄人物的英雄性格服务。旧京剧的武打有些形成了套数,不管什么样的人物,搬来即用,结果使人物显得呆板、僵硬,没有血肉。革命现代京剧的武打设计,必须冲破这种“条条框框”。武打要性格化,关键在于要认真细致地分析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特点,打开思路,敢于创造,这样才能贴切地设计出符合人物性格的有特色的武打。以柯湘、雷刚、田大江、杜小山的武打为例,他们使用的武器不同,各自的打法也不同,但这些武打都准确地表现了人物性格的特点。如柯湘九场的开打使用的是刺刀枪,这就和一个身经百战的党代表身份很相称。设计者抓住了柯湘身先士卒、矫健机智这一性格特点,当众团丁欲寻追杜小山的时候,让柯湘自草丛内追赶毒蛇胆上,面对着人数众多的敌人,她英姿飒爽,紧握刺刀枪,威慑众匪。当几个团丁用枪压住柯湘刺刀的时候,敌人自以为得计,而柯湘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机智果断地突然抽枪,众匪扑跌于地狼狈不堪,这就生动地刻画了柯湘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机智无畏的英雄性格。雷刚的开打又别具一格。他用的是大刀,节奏快,动作狠,大刀挥处,寒光闪闪,团丁丧胆,最后他奋力夺下三个团丁的步枪,押俘虏下。这段武打笔墨不多,但很传神,一方面表现了雷刚虎威虎胆、勇猛异常的性格,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成长。这里的雷刚,已不再是三场那个要打雇农、杀俘虏的雷刚,而是一个路线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的革命战士了。田大江的武打又是另一个基调。阻击断后的一段武打,采用的是“近交手仗”。肉搏战一开始,田大江脱去上衣,挥舞单刀,奋勇向前,力战顽匪。这些棱角分明、力度强硬的动作——砍翻、劈削、刺跳、跃踢、掷石块等等,突出地表现了他为革命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勇于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杜小山年纪小,斗志旺,敏捷灵活。第九场,舞台上三个团丁窜出草丛,杜小山凌空翻出,飞脚亮相,三个团丁龟缩一团,呆若木鸡。在这里,《杜》剧特意为小山设计了一个提裤腰的动作,敌人以为他拔出了什么武器,吓得惊恐万状,这就和其他几段武打形成了不同的特色。当人数众多的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杜小山扑来的时候,他一个倒猫避开了敌人,匪徒们捉住的不是杜小山,而是自己的同伙。这段武打设计,维妙维肖地勾画了杜小山年小志高,机警顽强的性格特点。《杜》剧的武打,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人物性格,从而使英雄形象更加完美,更加丰满。
三、连贯性。旧京剧有些武打冗长乏味,为了炫耀技巧、突出个人,你一个四击头亮相,我也一个四击头亮相,结构松散,动作重复。革命现代京剧的武打在节奏的处理上,必须走自己的路。《杜》剧从“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出发,精心地安排武打的层次,造成了起伏跌宕的节奏推进,一气呵成的动作上的连贯性。例如第九场的武打,各种器械的开打在情节上紧密衔接,各种不同风格的对打层次鲜明。轻巧的流星锤,翻飞的三节棍,寒光闪闪的大刀,短小锋利的双匕首等等武器,在自卫军战士手中,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紧张度。但是,这些各呈异彩的武打并不是散漫杂乱的,而是以柯湘最后力战毒蛇胆及群匪的对打为中心前后呼应,层层推进的。舞台上李石坚的藤牌刀还未使完,持三节棍的战士就接踵而上;正当团丁欲从背后偷袭持三节棍战士的时候,雷刚大喝一声持大刀杀出;当杜小山巧妙地悠藤而去以后,柯湘即上场力战毒蛇胆及靖卫团丁,……,巧妙的安排,造成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壮阔之势,最后全剧在众战士用兽网一网打尽群匪中结束,气势磅礴而耐人寻味。连贯性使武打场面更强烈更集中,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四、时代感。武器、道具的选择,是体现武打时代感的一个重要环节。完全照搬或者生硬地改制旧京剧的刀枪,就会在时代感上产生陈旧的感觉,同时会妨碍武打的创新;为了追求新奇而滥制不符合剧情规定情境的武器,也会产生零乱、琐碎的缺点。《杜》剧所反映的历史背景是伟大的秋收起义时期。当时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就是用步枪、手榴弹以及大刀、棍棒这些简陋的武器打败全副武装的敌人的。为了反映这一特点,《杜》剧在武打器械的使用上注意了时代特色,一方面运用了大刀、砍刀、匕首、红缨枪、流星锤,三节棍等武器,大胆地继承了京剧传统中“大刀背弓花”、“大刀花”、“单刀花”等动作,并借鉴了武术中三节棍和流星锤的打法,这就使得器械的运用既有生活根据、时代特色,又保持了京剧的风格。另一方面在大量使用民间武器的同时,又注意了防止在时代感上退回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倾向,在武器的配备上有比例地加强了现代武器的运用,在武打设计中加强了各种武器开打时的合理性。《杜》剧正确处理了武打的时代感和京剧武打特色的关系,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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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团结同志的模范
空军某部 欧阳如华
《杜鹃山》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党代表柯湘,在实现党对自发暴动的农民自卫军的改造过程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她善于团结、教育广大干部、战士,使农民自卫军迅速走上毛主席指引的革命大道。柯湘是团结同志的模范。
团结同志就要关心同志、爱护同志,柯湘对贫苦农民,情深如海;对农民自卫军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这种感情,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对自己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阶级的深厚情谊。当她看到雇工田大江要无辜挨打时,就不顾个人安危,挺身阻止。她亲手为田大江解绑,并送衣物、银元让他回家暂度饥寒。她为战友打草鞋、补衣裳,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当杜妈妈遇危难,雷刚又入虎口,她心同火燃。就是雷刚一错再错,后果严重,她对雷刚也没有半点埋怨、轻视,而是诚恳规劝,耐心说理,热情鼓励,对革命战友寄予深切的期望,终于使雷刚及其领导的这支革命的农民武装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柯湘深知团结不是无原则的迁就,不是做群众的尾巴,而是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因此,当农民自卫军内的错误倾向象潮水般涌来时,她不但旗帜鲜明、坚持原则,表现出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而且循循善诱、因势利导,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思想工作水平。第三场的“扁担事件”就是个突出的例子。农民自卫军要毒打推车的雇工田大江,直接违背了党的路线、政策。事关路线、事关大局。柯湘不顾自己初上杜鹃山,风尘未洗,立足未稳,不怕孤立,不怕误解,挺身而出,夺下扁担,这是何等可贵的反潮流精神!但这引起了雷刚的怒目逼问,众战士的挺枪威逼。尽管局势严重,柯湘却依然从容镇静、稳如泰山。因为她分清了两类矛盾,坚信广大干部战士本质是好的,坚信阶级教育的无穷力量。她虽身为党代表,又真理在手,但并不训斥指责、以势压人,而是耐心教育、以理服人,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她稍一思索,问:“咱们这里,谁给土豪做过事,把手举起来。”随着众战士举手,雷刚有所触动,也举起了“为土豪帮工抬轿十几年”的手。柯湘满怀激情,宣传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摆事实,讲道理,帮助雷刚打开思路,平凡而又深刻的道理,尖锐而又发人深省的提问,对有朴素阶级感情的雷刚,很有启发。柯湘又进一步反问:“杀俘虏,抓商人,还要毒打推车的雇工”,“你,这是革谁的命?造谁的反?灭谁的威风?长谁的志气?”层层深入的反问,使雷刚心服口服、悔恨交加,自觉地检查自己“良莠不辨,是非含混”的错误。田大江也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主动报名参军。于是一场剑拔弩张、兵刃相见的紧张局面,很快变成了广大干部战士心情舒畅地接受党的真理的欢腾场面。这说明柯湘有多么杰出的政治工作水平。
革命的团结必将带来革命的胜利。正是由于柯湘怀着对阶级兄弟的深情厚谊,把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点点滴滴地洒在自卫军干部战士的心坎上,从而使雷刚从一个祈求“苍天保佑”的草莽英雄,成为决心“跟党走南北转战,做一个胸怀宽广,奋斗终生的优秀党员”的革命者;使李石坚、田大江、郑老万、罗成虎迅速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使农民自卫军空前团结、无比坚强。清除了内奸温其久,配合主力部队,消灭了毒蛇胆的反动地主武装,浩浩荡荡,奔赴井冈山,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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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彩笔颂英雄
——《杜鹃山》舞台美术学习札记
王大光
《杜鹃山》的美术设计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布景造型上以山为主体,配置杜鹃花、青松、翠竹、草木……构成一幕幕景象多变、气势磅礴的壮观场景。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的光辉形象和深化戏剧主题,都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
一、山势险峻,气象磅礴,是《杜鹃山》舞台美术构思的一个特点。帷幕拉开,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险峻雄伟的舞台气氛:杜鹃山重峦叠嶂。近处险崖对峙,状如斗狮。透过山口,远处群峰起伏,云雾弥漫,更显得险崖下面的山涧深浅莫测。这幅奇险的舞台画面,生龙活现地勾勒出全剧激烈斗争的基调。
“无限风光在险峰。”险峻的山势,既点染出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更烘托出从这斗争环境中锤炼出来的英雄的性格。例如《砥柱中流》一场,尖锐的斗争把党代表柯湘推到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枪声急,军情紧,举棋一步之差,都会有招致全军覆灭的危险。舞台美术紧密结合剧情的发展,以乱云飞渡、群山奔涌的景象映衬她面临的严重危急形势。这场景还醒目地突出一块刚劲挺拔、横空出世的峭石。“峭石刺天”的雄姿有力地烘托出柯湘劈风斩浪、砥柱中流的坚强意志和她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干部、群众,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
二、精心出绿,以绿映红,以色彩寄寓一定的思想哲理是《杜鹃山》舞台美术构思的另一特点。杜鹃山上的青松、翠竹、野草、苍苔、碧藓……一草一木都绿得既有层次又富于变化。在这里,绿色不只是单纯为了表示剧情的季节概念,而是配合戏剧情节,深邃地寓意农民武装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三起三落、濒于覆灭的农民自卫军,自从有了党的领导,才重新获得了生命,宛如春风吹到杜鹃山,万华齐发,欣欣向荣。《青竹吐翠》一场气氛明朗清新,远山梯田绿秧如茵,近处坪场上青竹、山茶青翠欲滴,一派郁郁葱葱的兴旺景象,生动地衬托农民自卫军在毛泽东思想阳光抚育下不断提高觉悟,扩大武装,蓬勃向上的崭新面貌。
“万绿丛中一点红”。火红的杜鹃花不仅在色彩上与绿色形成强烈对比,相得益彰,而且画龙点睛地点缀出剧情的特定时代背景,深化了戏剧主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许多革命者惨遭杀戮,但是白色恐怖吓不倒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舞台美术工作者满怀革命激情,以饱蘸艳彩之笔,描绘杜鹃花越开越盛、越开越艳的景色,创造出烈士的鲜血点点滴滴化杜鹃红遍山乡的绚丽意境,寄寓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的星星之火,正如怒放的山花,必将整个中国染得通红!
三、配合动作,以景衬舞,用景物来衬托演员的动作(包括武打、舞蹈)和造型,也是《杜鹃山》舞台美术构思的一个突出方面。
首先,美术设计抓住了湘赣山地的形象特征,根据剧情,创造出山口、山涧、山顶、山腰等各种特定的场景,为柯湘根据毛主席关于“在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光辉思想,进行对敌作战,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其次,在每场场景中,又精心安排草丛、岩石、藤萝、石座旗杆等具体景物,使之既便于安排舞台调度,又便于演员表演精采的武打、舞蹈。例如第五场《砥柱中流》在舞台后方设计了山石嶙峋的隘口。当温其久煽动战士冲向隘口时,正在山石高处观察敌情的柯湘猛然转身,拦住人群。由于柯湘处于全台的制高点,更好地突出了柯湘中流砥柱的大无畏精神。特别是布景中反复出现的藤萝,生动地再现了山区军民在人民战争中的无限创造力。当柯湘亲自率领尖刀班风雨兼程,到达天险鹰愁涧时,英雄们攀野藤,悠过百丈深涧,出奇不意地出现在顽敌面前。“攀藤飞涧”的精湛构思,使布景和动作达到有机统一,意境和舞姿和谐一体,为塑造以柯湘为首的农民自卫军战士群象增添了光采照人的一笔!(附图片)
柯湘率领尖刀班雨夜奇袭,飞渡深涧,营救雷刚,力挽狂澜。 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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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绿叶扶花花更红
苏汀
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运用“三突出”的创作原则,突出地塑造了党代表柯湘这个主要英雄形象。雷刚、李石坚等几个次要英雄人物的性格也刻画得相当鲜明。为了更好地塑造英雄人物,它对剧中一般群众角色,特别是人物众多的群众场面的处理也是一丝不苟,为我们提供了群众角色如何烘托、陪衬英雄人物的宝贵经验。
首先,在动作上,群众角色在主要英雄人物动作的同时,采用规范整齐的舞台动作,积极地配合英雄人物,才能起到烘托、陪衬的作用。例如第三场《情深如海》中,雷刚受温其久的挑拨,对柯湘发生了误解,拍刀踹凳怒向柯湘时,自卫军战士有的挺枪,有的举刀,有的蹬椅亮相,动作规范整齐,棱角鲜明;而柯湘则神态自若,从容镇定。在这样的动作对比下,柯湘的形象就越发显得高大。又如第五场《砥柱中流》中,柯湘力阻杜小山莽撞下山,小山大恸失声,从隘口扑向柯湘,随着这一强烈的舞台动作,战士们构成了多种造型:有的拭泪,有的强忍悲痛背身而立,有的互扶肩臂,有的顿足而蹲。这就大大渲染了舞台气氛,为柯湘起到了很好的烘托、陪衬作用。如果动作不规范整齐,就会使人产生凌乱的感觉,不仅起不到烘托、陪衬的作用,甚至会削弱以致淹没主要英雄人物的戏。
其次,在情绪上,群众角色要在剧本规定的人物基调内,考虑各自的性格特点,根据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成长,在不同的场景,从情绪上去配合主要英雄人物。例如第五场中,温其久赤膊上阵,恶毒攻击柯湘,煽动战士下山,欲置革命于死地。这时,战士们急于救应,人心浮动。在这危急关头,柯湘义正词严,一语击中温其久的要害,使温其久张口结舌、难以对答。这时战士们的反应就起了变化,有的犹豫不定,有的冷静思考。这就衬托出柯湘临危不乱的英雄气概和应付自如的斗争艺术。又如第八场《雾岭初晴》中,战士们对待温其久下达的“马上出发,向边界转移”的命令,态度也不同:有的一时没有弄清温其久的诡计而随声附和,更多的战士则坚定地反对。当温其久欲拔掉红旗的时候,战士们则全体一致护卫红旗。这就形象地说明了农军的成长和以柯湘为首的党支部在农军中的核心作用。等到柯湘回山以后,当众揭露了温其久“出卖革命叛变投敌”的滔天罪行时,战士们有的恍然大悟,有的惊异,有的愤恨,他们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这就有力地烘托、陪衬了柯湘同叛徒斗争的英雄行为。群众角色要明确自己的角色,是代表了一个阶级内的一个具体的人,不能“千人一面”。否则,就不能起到烘托、陪衬的作用。
第三,在舞台画面上,群众场面的处理要章法有致,既注意构图美,又要注意群众同主要英雄人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杜》剧大量的群众场面采用了规整对称的处理办法,做到了在对称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求对称。例如第五场中,自卫军战士向柯湘请战“杀尽白匪军”,舞台上构成了以柯湘为中心的一组对称画面。接着温其久对战士们进行煽动,又变化成以温其久为重心的一组编移围拢的画面。当邱长庚带头向隘口冲去的时候,柯湘等人厉声止住了人群,舞台上又构成了以柯湘为制高点,八字形的对称画面,极好地突出了柯湘砥柱中流的英雄形象。又如第二场《春催杜鹃》的结尾欢迎党代表的亮相,舞台上柯湘站在旗杆石座之上,战士们和乡亲们构成了斜排和围拢的不同造型,挥手翘首簇拥着柯湘。象这样构图美观,既有动势又很规整;既有变化又不重复的画面,动人心弦,很好地烘托、衬托了主要英雄人物,起到了绿叶扶红花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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