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谈文艺作品的深度问题
初澜
革命样板戏创作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通过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在广度和深度的结合上,塑造出高大、丰满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从而发人深思,感人肺腑,成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形象化教材。
毛主席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为了在文艺创作中更好地实现这一典型化原则,对于文艺作品的深度问题,从理论上、实践上进行一些探讨,这是十分必要的。
文艺作品(这里主要指文学、戏剧、电影等)的深度,是衡量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高低的一个标志,也是检验其社会效果的一个标志。文艺作品的深度,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以京剧来说,是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情节结构、文学语言以至唱腔、舞蹈、舞台美术设计等各个方面体现出来的。因此,只有处于艺术综合体中的各个方面都加强其表现的深度,才会有整个作品的深度。但是其中又有一个主要的方面,这就是人物形象,特别是主要英雄人物的思想深度。缺乏深度的作品,总是不感人、不吸引人的,因而教育作用不大。当然,造成作品缺乏深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目前常见的情况来看,主要的也还是由于对主要英雄人物的塑造缺乏思想深度。所以,深度的问题,是同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一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直接相关的。
革命样板戏创作的实践经验表明:在塑造主要英雄人物形象的时候,既要有广度上的措施,即多侧面地表现其思想、感情、气质和性格,使之在布局上具有完整性和丰满性;又要有深度上的措施,即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细刻深掘其中的几个主要侧面,以达到艺术表现上的准确性和深刻性。只有在这样一种广度和深度相结合的情况下,才能把主要英雄人物塑造得高大、丰满而富有光彩。有些作品,往往在主题、题材、情节的合理性上都还可以,但还是不感人、不吸引人、教育作用不大,其原因就在于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只注意了广度上的措施,而缺乏深度上的措施。
忽视广度方面的措施是不应该的。但是,重视广度不等于无限地扩展,而是要根据特定的对象,安排相对多的比较重要的一些侧面。那种要求在时间有限的容量里,在一个英雄人物身上安排过多的侧面,而搞得面面俱到的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不符合辩证法的。此外,即使在相当多的比较重要的侧面中,也要分主次地加强深度措施。如果要求在一个戏里,对英雄人物的所有侧面都不分主次地加强深度措施,同样也是不切合实际的,不符合辩证法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首先分清主次,然后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对其中几个主要的侧面,着力地加以细刻深掘。广度和深度的关系,也即是面和点、量和质的关系。离开了深度,离开了点的深入和质的提高,所谓广度就只是一种面的延伸和量的增添,英雄人物的形象塑造就不可能达到深刻感人。所以,在深度和广度的结合上,我们一定要突出深度这一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努力做到深中见广,广处求深。
革命现代京剧《红云岗》中救伤员一场的处理,就很好学习了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做到了细致刻画,深入开掘。你看,英嫂在挖野菜中,蓦地发现了血迹,于是顺着血迹找到了伤员。在包伤时又看到伤员伤势严重,急需喝水。没有水怎么办?她焦急万分,随即想到可以用自己的乳汁抢救伤员,于是毅然给伤员灌了乳汁。伤员苏醒后,她继续察看,小心地灭掉地上的血迹,然后才扶起伤员下场。这整个过程,犹如剥茧抽丝,写得很细致,很有层次,使英嫂对工农子弟兵的阶级深情这一主要侧面,表现得很有深度,十分感人。如果不是这样写,而是让英嫂见到伤员后马上就把人救回家,那么,英嫂救伤员的英雄行为就决不会如此深刻感人。
恩格斯曾经说过:“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这对于文艺创作如何刻画人物性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启示。我们在塑造英雄形象的时候,既要表现英雄人物在革命斗争中的具体的英雄行为,更要揭示人物光辉的内心世界,表现英雄人物是在什么样的力量的鼓舞下完成这些英雄业绩的。在这方面,革命样板戏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例如,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中的《情深如海》一场,柯湘在为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而斗争时,不但坚决反对并制止了雷刚要打田大江的错误行动,而且用“黄连苦胆味难分”的贴切比喻,满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深刻地说明了革命的扁担不能打在阶级兄弟的身上。如果不是从这个“扁担事件”中去展示柯湘当时的精神境界,就不会具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量,使我们回味不已,久久难忘。这说明革命样板戏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细刻深掘的一个着重点,就是要加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光辉的内心世界的表现深度。
毛主席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为了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革命样板戏把主要英雄人物置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即置于典型化的矛盾和斗争中去刻画的经验,也是在创作上加深刻画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思想深度的重要途径。离开了典型化的矛盾和斗争,就不可能深刻地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英雄形象的思想深度也将无从体现。所以,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敢于揭示矛盾冲突,深刻反映阶级斗争,这对于文艺作品的深度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所谓“无冲突论”,即表现在文艺创作中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它的种种表现,是和革命文艺典型化原则根本对立的,也是造成作品中英雄形象缺乏思想深度的原因。因此,我们要在学习关于典型化原则的教导和革命样板戏经验的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努力克服下述的一些现象:
一种是,作者似乎也写了矛盾,但所写的却是虚假的或肤浅的矛盾。那种以“误会法”人为地造成的“冲突”,就是一种虚假的矛盾。它的成因和发端,并不是由于两种思想之间本质上的对立和不可调和,而只是出于某种“误会”。所以“误会”一旦消除,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既然矛盾的解决不需要经过认真的思想交锋,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思想深度。
另一种是,作品中矛盾的基础很浅,意义不大,硬要撑成一出大戏,结果不能不是生拉硬扯,敷衍成篇,停留在一些平淡的表面的生活现象上,给人以小题大做,虚假浅薄之感。选材不严,即使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也还是开掘不深的。
再一种是,虽然写了矛盾,甚至还多方面地组织矛盾,却不能激化矛盾,或者是人为地、表面地“激化”矛盾,这样也自然不会有什么思想深度。有的作品所提出的矛盾,本来有比较厚实的基础,存在着充分展开并使之激化的条件,但由于作者受“阶级斗争熄灭论”和“无冲突论”的影响,不能激化矛盾,不能深刻地揭示事物的本质。也有的作品,矛盾基础并不坚实,缺乏激化条件,作者却勉强地去使它激化,结果便不免流于简单化和表面化。强扭的瓜不甜,这样做当然是不会有什么思想深度的。
还有一种是,写了矛盾,也激化了矛盾,但矛盾的转化处理得简单、生硬,说服力和感染力不强,这也必然造成作品缺乏思想深度。实践证明,处理好矛盾的转化,不仅对文艺作品、特别是对其中主要英雄人物形象的思想深度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观众还具有直接的教育作用的意义。文艺创作中矛盾的揭示、展开和激化,都是为着解决矛盾、转化矛盾,以此来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革命的团结,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有的作品在艺术处理上缺少促使矛盾转化的积极措施,看起来问题好像解决了,实际上并未真正解决。或者是,虽然也搞了一些促使矛盾转化的措施,但不生动,不突出,缺乏感染力。比如在文学语言上,有时给反面人物或落后人物写的台词倒是比较形象、鲜明,叫人容易记住;而正面人物的台词反而比较一般化。这些情形,不但直接削弱了英雄人物和正面人物的形象,而且可能形成对反面人物斗争不力,对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批判不严的局面。
上述的四种现象,虽然表现各异,但在缺乏深度,不感人、不吸引人、教育作用不大等方面却是相同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检验一个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如何,都要看其“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缺乏深度的作品,即使政治内容正确,但因缺乏艺术力量,就达不到应有的社会效果。所以,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这个问题,找出它的症结所在,总结经验,努力加强作品的思想深度。
实践经验说明,一些文艺作品缺乏思想深度的原因,是由于创作人员在世界观和生活积累方面的弱点和不足所致。追根求源,我们就要不断解决好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问题。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的刻苦的艺术实践,才能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使思想认识的深化和艺术表现的深度统一起来。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文艺创作也是这样。有的同志有深入生活的条件,也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就因为思想水平的局限,对实际斗争生活的认识和观察不深,临到创作的时候,往往把握不定,不知如何去处理所要反映的矛盾冲突,以致很难提出加强深度的措施来,想深也深不下去。毛主席指出:“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就文艺创作而言,也是如此。试问,如果不去努力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怎么能对错综复杂的生活现象,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没有思想认识上的深化为基础,又哪里会有艺术表现上的深度呢?所以,我们要加强作品深度,决不能光着眼于艺术技巧,不能寻求什么捷径,而首要的问题,只能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我们的世界观,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
从世界观方面看,那种懦夫懒汉思想,也是直接造成有些作品缺乏深度的一个原因。对艺术形象细刻深掘,这是一件艰苦的过细的工作,没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不行。有了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满腔热情,才会有革命的牛劲,千方百计地找出各种加强深度的措施来。有的同志担心越是往深处细写,就越容易把自己头脑里的旧东西也带出来,所以宁愿铺平求稳,也不肯刻意求深。这种回避矛盾、因噎废食的消极态度,必须坚决克服。
生活是文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只有熟悉生活,熟悉你所要表现的人物和矛盾斗争,才能在创作的时候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在广度与深度的结合上作出生动的反映。有的同志,在接受创作任务以后,也到生活中去,但往往只是为了觅取一些创作素材,临渴掘井,到工农兵那里去走访一下。不深入生活,表现在作品中就必然“浅”,只能是浮光掠影地描绘一些生活的表面现象。当有人指出作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时,又忙于去堵漏洞,补补贴贴,疲于应付,接触的方面倒是越来越多了,但由于都不深刻,所以更加显得平淡空泛,既没有真正的深度,也没有真正的广度。此种被动的局面,必须坚决纠正。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我们能这样做到了,就“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 品”。
要在广度和深度的结合上塑造出高大丰满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应当知难而进。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革命样板戏及其创作经验的示范和带动下,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在向深度和广度的进军中,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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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戏创作要努力反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闻哨
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近几年来,各地的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创作、演出了许多反映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的小话剧、小戏曲。不久前参加四省、市、自治区文艺调演的独幕话剧《主课》、《小将》和淮剧《人老心红》等,就是其中较好的剧目。这些小戏曲、小话剧在如何反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必须从党的基本路线出发,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然而,在小戏创作中却有一种谬论,说什么“小戏篇幅少,容量小,不能反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重大题材。”这种谬论的实质,就是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主课》、《人老心红》、《小将》等小戏,以其创作实践,批判了这种谬论。
这几个小戏,都鲜明、尖锐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课》紧紧抓住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这条线,表现了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言传身教,使青年们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在《人老心红》中,退休老工人、里弄党支部委员沈妈妈与反革命教唆犯朱巧云之间所展开的,是一场两个阶级争夺青年的激烈搏斗。在《小将》中,红卫兵杨波与班主任孙老师的矛盾,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还是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思想斗争。这些小戏的创作实践证明:只要站在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来认识生活、概括生活,小戏的创作同样能够反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重大题材。
文艺创作反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当前面临的一个新的重要课题,是要努力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主课》等小戏在这方面进行了努力和探索。《主课》和《人老心红》所表现的,都是围绕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而展开的斗争。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项战略措施。这两个小戏,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歌颂了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塑造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这一伟大战略措施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小将》通过塑造杨波、李师傅等英雄形象,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阶级敌人诬蔑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进行了有力的回击。这几个小戏所反映的,都是关系到是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是坚持前进、坚持革命,还是妄图倒退、妄图复辟的重大原则问题,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主课》等小戏的创作实践证明:小戏短小精悍,便于迅速地从现实生活中提炼素材,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因此,它在反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方面,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发挥其文艺轻骑兵的战斗作用。当然,小戏由于篇幅所限,反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有着自己的特点,只能表现斗争的一个片断和侧面。然而,这种片断和侧面,决不是什么生活的琐事,而是事关路线、事关全局的大事。它同样要求作者“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通过个性和共性、特殊性和普遍性辩证统一的矛盾冲突,揭示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主课》和《人老心红》虽然都是表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上的斗争,但是由于作者进行了典型化,因而就既揭示了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同时又各自具有鲜明的特点。
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不言而喻,小戏创作也必须努力塑造战斗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第一线的工农兵英雄形象。那种认为小戏小,不能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谬论,是完全错误的。《主课》等几个小戏,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较好地塑造了一批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农兵和红卫兵小将的英雄形象。
首先,《主课》等几个小戏,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把主要英雄人物放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来刻画。作者在学习这个经验时,注意结合小戏本身的艺术特点。小戏篇幅短,要求开门见山地揭开矛盾,迅速地激化矛盾,矛盾的转化则要求明快有力。这样,小戏才能较好地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
《主课》以主要英雄人物老队长韦春松为中心组织了三组矛盾:虚写了老队长与地主分子山蚂蝗的矛盾;正面表现了老队长与富裕中农黄喜才的矛盾以及老队长与知识青年李敏的矛盾。地主分子山蚂蝗用拌有毒药的花心红薯毒死了队里的种猪,以此制造事端,妄图达到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恶目的。黄喜才受山蚂蝗的蒙骗,埋怨知识青年,随后又上山蚂蝗的当,埋藏死猪,起了掩盖敌人罪行的作用。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的李敏,先是闹情绪要离开养猪场,以后又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错把黄喜才当敌人。在这场矛盾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久经阶级斗争锻炼的老队长心明眼亮,冷静沉着。他先把加了打虫藤的饲料喂自家的猪,证明猪不是吃了打虫藤死的;接着连夜赶到公社去化验,证明猪是被毒死的;然后派李凯查清花心红薯的来历。这几个步骤层层剥掉了敌人用来掩盖罪行的障眼法。山蚂蝗无计可施,狗急跳墙,彻底暴露了自己。老队长揭露敌人阴谋的过程,也就是教育李敏认清阶级斗争复杂性的过程。全剧通过矛盾的展开、激化和转化,较为鲜明地刻画了老队长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富有阶级斗争经验,善于引导青年们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性格特征。
革命样板戏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另一个经验是:在人物关系上,一切人物都要陪衬主要英雄人物。小戏创作应该学习这一经验。小戏篇幅短,人物少,比起大戏来,更要求人物关系非常紧密,主次分明,各条矛盾线都要以主要英雄人物为中心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以便更好地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人老心红》全剧只有四个人,其他几个人物都从不同的角度陪衬了主要英雄人物沈妈妈。沈妈妈自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动员知识青年周小华报名上山下乡,而阶级敌人朱巧云却要拉拢小华,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于是双方为周小华展开了一场两个阶级的争夺战。第一个回合是沈妈妈根据座谈会上大家揭发朱巧云的很多疑点,来找小华做思想工作,遇到了送表上门的朱巧云。这时沈妈妈对敌情尚未完全掌握,所以她采取了“撒网还须看水情”的方式;朱巧云则采取层层设防、花言巧语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是沈妈妈真理在手,理直气壮,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同志满腔热情,对敌人寸步不让;另一方面是朱巧云做贼心虚,满口谎话。这样,在第一个斗争回合中,朱巧云从反面反衬了沈妈妈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在第二回合的斗争中,沈妈妈已经摸清了敌情,她抓住敌人搞的黄色音乐会等罪行,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主动出击,层层剥皮,逼得朱巧云黔驴技穷,狼狈不堪。在这场斗争中,朱巧云从反面衬托了沈妈妈高度的阶级斗争觉悟和巧妙的斗争艺术。而周小华由受骗上当到幡然猛醒、反戈一击的转变过程,则从另一个方面衬托了沈妈妈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怕白发添多少,人老更要掏红心”的崇高精神世界。
革命样板戏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又一个经验是,既要有多侧面、立体化的广度上的措施,又要细刻深掘,着重揭示其主要的性格侧面,达到广度和深度的结合。
《主课》等小戏在主要英雄人物的塑造上,既注意了多侧面,又重点刻画其主要性格。所以这几个戏的主要英雄人物的性格都比较鲜明生动。例如《主课》中既表现了老队长一心为公,平易近人,爱护青年等性格,更突出地刻画了他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善于引导青年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的主要性格特征。《人老心红》中既表现了沈妈妈和蔼可亲,关心同志,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等性格侧面,更突出地刻画了她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胆忠心,为教育好青年一代战斗到底的革命精神。
《主课》等小戏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我们相信,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深入生活,进一步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这些小戏一定能改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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