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为普及教育辛勤工作的教师们
在赣南老革命根据地的山坳里，几万名教师正在为普及小学五年教育辛勤工作。他们挨家串户，动员学龄儿童入学；他们因地制宜，采用多种办学形式，方便贫下中农子女上学；他们废寝忘食，勤俭办学，为党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问字的故事
邓南昌是瑞金县沙洲坝公社清水大队的民办教师。他在相距四华里的龙塘村和相见岭办了两个教学点，坚持巡回教学，已经四年了。
有一次，邓南昌备课的时候，有一个字不认得。这两个教学点只有他一个教师，他就去问群众，群众说不认得；他又问学生，学生也说不认得。他决心到十里外的清水小学去问。放了晚学，天快傍黑，他等不及吃晚饭，拿起课本和电筒，就上了路。
天全黑了，星光照路，山风穿过林木，四处传来虫鸣，静极了。邓南昌一个人在山野间走着，心里想着这个字，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急匆匆地赶路。这条路，邓南昌不知走了多少遍。路上的许多地方，都和他办学有些关联。山口那条溪涧，就是他办教学点的一个起因。前些年，龙塘村和相见岭的孩子到山外上学，就得经过这条溪涧。春天，山洪暴发，过涧十分危险。一九六六年这里就冲走过一个出山读书的小学生。从那以后，龙塘村和相见岭的孩子就再也没有哪个出山读书了。一九六九年，贫下中农决定两村合办龙相村小，贫下中农委托邓南昌当民办教师，他愉快地接受了贫下中农交给的重任，决心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贡献自己的力量。
文化程度不高的邓南昌，想尽办法克服教学上的困难。不晓得怎样备课，他到清水小学去请教；不晓得怎样讲课，他到清水小学去学习；为了一道题和一个字，他常常来往在这条山路上。
那天，他匆匆赶到清水小学，问清了那个他不认得的字，回到家来，已是晚上九点钟。吃了饭，就在煤油灯下备课。夜深了，他爱人几次催他休息，他都不听。他集中精力备完两课书，又批改好当天的学生作业，才心情舒畅地去睡觉。
为了一个字，往返走了二十里夜路，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邓南昌文化程度不高，可是靠着他这种对党的教育事业忠心耿耿，对学生极端负责的精神；他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较好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得到贫下中农的好评。
深山放筏
赣州地区的不少山村小学，是靠着贫下中农的支持和师生勤工俭学办起来的。
在定南县，我们访问了在高山密林里的龙塘公社忠诚大队江背村小学。这所小学的教师郭佛林，利用山溪放竹筏，用放竹筏的收入建设这座学校。
江背村小学每周有一个下午的劳动课，郭佛林就带领学生上山砍竹子，把竹子放到山脚下。十一、二岁的三年级学生，两个人扛一根，从山脚下扛到河边。每周砍一点，积存三四周，就够放一次筏。这时候，郭佛林就到河边扎筏，年纪大点的学生，围在他四周，七手八脚帮助他。到了星期天，他就把竹筏放到二十多里外的国营竹木收购站。这个二十来岁的朴实的山区青年，裤管扎得高高的，往竹筏上一站，竹竿一点，竹筏就下河出山。在春天洪水季节，竹筏随时都有撞在石壁上的危险。冬天枯水季节，水浅的地方，要下到冰冷的水里，拖着竹筏前进，比春天放筏更要艰苦。一年四季，郭佛林要放十来次竹筏。
郭佛林放竹筏，是从江背村小学创办的时候开始的。一九六九年春天，郭佛林来办学的时候，只有夜校的四套课桌凳，没有其它设备。郭佛林对群众说：“我们要勤俭办学，不增加国家和贫下中农的负担。”联合办学的江背、龙潭面、杨梅寨三个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大力支持他，指给学校最近的竹山，为他们勤俭办学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几年来，郭佛林和江背村小学的另一位教师，用假日放竹筏的收入，解决了全部办公用费。学生一律免交学费，学校还发给学生书本和笔记本。他们还用这些收入，添置了课桌凳十四套；买了大鼓一面，小鼓两面，锣、钹一付，办起了宣传队；做了跷跷板两付，爬竿一付，组织学生开展体育活动。
我们访问郭佛林的时候，见到了这一切。这所学校不大，三个年级，四十六个学生。这些眼珠乌亮、脸色通红的山区孩子，正在聚精会神做作业。他们中间任何一个都晓得，现在这样好的学习条件是怎样得来的。他们虽然年纪还小，但是他们的老师已经用很具体、很生动的事实告诉他们，所有这一切，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伸手要来的，而是他们自己和老师用劳动、用勤俭换来的。因此，他们懂得珍惜这一切，懂得更好地为革命而学习。
“保姆教师”
定南县鹅公公社杨坑大队杨坑村小，有三名教师，这里的适龄儿童全都入学。在居住分散的山区，入学率百分之百，得来不易啊！
去年秋天刚开学，一年级学生冯有娇给毒蛇咬伤了脚，走不了路。民办教师董玲就天天背她上学，放学又送她回家。这样坚持了一个半月。
董玲是在杨坑大队落户的上海知识青年，当民办教师后，她还住在离校五里路的刘坑生产队。每天她提早起床，走五里山路到学校，然后到冯有娇家里背有娇上学。放晚学，送过有娇，再走五里山路，摸黑回到刘坑。
冯有娇拉下功课了，董玲又背着她到办公室来，亲切地安慰她，扶着手教她写字，给她补课。冯有娇的七十多岁的老祖母，见教师背孙女上学，总是争着要自己背。董玲笑笑说：“你这么大年纪了，歇息歇息吧！有娇我来背，是应该的。”下雨天，山路尽是泥泞。冯有娇一家更是过意不去，不让背。这个时候，董玲又总是说：“来，有娇你打伞，走吧！不走就要迟到了。”她背起有娇走了。冯有娇一家，站到门口，看着渐渐消失在风雨里的那把熟悉的红油纸伞，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在赣南老革命根据地，有几千所这样的小学校，类似上面这样的故事经常发生。有的教师，为学生上学安全，自己动手修桥补路；有的为学生烧水热饭；有的为带弟妹上学的学生抱弟妹、揩鼻涕、接屎尿。他们被群众亲切地喊作“保姆教师”。“保姆教师”，这是一个光荣的称号，这中间凝聚着极其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正是这种感情，激励着我们的万千教师，为普及教育做着大量的、默默无闻但却意义十分重大的工作。
本报通讯员
第3版()
专栏：
充分发挥群众办学的积极性
沈阳市“抗大小学”不断巩固提高
本报讯 沈阳市的“抗大小学”是在一九六九年办起来的。当时有六万三千多名学龄儿童需要入学，公办小学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全市广大群众遵照毛主席关于提倡群众集体办学的教导，掀起了群众办学热潮，仅用二十天时间，因陋就简办起了一千七百多个“抗大小学”教学班，使学龄儿童全部入了学。
几年来，沈阳市的“抗大小学”有了很大发展，它遍布全市的五百一十三条街道，二千多个居民里。目前，全市共有“抗大小学”四千零九个教学班，十四万四千多名学生。
沈阳市的各级党组织都非常重视“抗大小学”的巩固和提高。根据市委指示，市教育部门几年来先后七次召开经验交流会，推广了十几个“抗大小学”的先进经验。沈河区团结路公社党委和和平区中华路公社党委的领导同志，经常到群众中去，帮助解决群众办学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们还亲自参加听课和备课活动，和教师一起研究如何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现在，各区、公社、街道党组织都加强了对“抗大小学”的领导，做到了任务再重挤不掉，工作再忙有人抓。区、社有专人负责“抗大小学”工作，街道普遍建立了“抗大小学”领导小组。
在巩固、提高“抗大小学”的过程中，各区、公社党委积极培训教师。全市“抗大小学”教师五千多名，有的是工人，有的是知识青年，有的是职工家属。他们热爱党的教育事业，革命积极性很高。但有些教师文化水平较低，缺乏教学工作经验，迫切要求提高。各级党组织和教育领导部门在对他们进行思想路线教育的同时，还组织他们和公办中小学教师互帮互学。几年来，“抗大小学”教师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都有很大提高，有二十名教师入党，五百八十七名教师入团，一大批教师被评为市、区的先进教师，大部分教师能独立备课、上课，教学质量有了提高。最近，市教育部门对十五个公社的“抗大小学”一万三千多名二年级学生的学习质量进行了调查，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较大的提高，学习成绩优良的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抗大小学”初办时，条件较差。在各方面的支持帮助下，现在，“抗大小学”已有三千三百多间教室，其中群众自己动手翻盖了近二百间。对一些条件很差的教室，逐步进行了调整和修缮，还发动群众自己动手解决了三万三千多套桌椅，学校设备有了很大改善。
第3版()
专栏：
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
教育事业又有新发展
据新华社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教育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目前，全自治州中、小学生在校人数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加三分之一，已经有百分之八十的适龄儿童进了学校。近两年来，自治州又选送三百五十多名各族青年到北京、广州等地的高等院校学习；另外还办起了工业、农业、师范、卫生等方面的专业学校，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培养技术人材。
在发展教育事业中，自治州各级党组织根据山区村落分散、沿海渔民流动性大等特点，因地制宜增设学校，合理布局，并且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方便各族人民子女就近上学。陵水、崖县等地的沿海渔业社、队，办起了海上流动小学，解决了渔民子女因跟随父母出海而无法上学念书的实际困难。山区黎村苗寨居住分散，便办了耕读班、中午班，增设教学点，教师定期到村寨巡回教学，使一些因为山高路远或在家照顾弟妹不能上学的儿童也能读书识字。这样，就大大提高了适龄儿童的入学率。琼中县营根公社的四十个生产队，都分散在五指山下的偏僻山沟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里在原有十一所小学的基础上，又在偏僻的村寨增办了十四所小学、两个教学点和四个附设初中班，使百分之九十四的黎族、苗族适龄儿童都上了学。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少数民族教师队伍也迅速成长壮大。多年来，自治州各级党组织把培养少数民族教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他们采取送师范学校进修、办短期轮训班、以老带新等办法，帮助少数民族教师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教学业务能力。现在，这个自治州的少数民族教师已增加到二千二百多人，占全自治州教师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不少人还担任了各级学校的领导工作。
第3版()
专栏：
六户贫农办的一所小村学
陕西省宝鸡县凤阁岭公社孙家村四队，是个“一沟三岔六面坡，山高林深石头多”的偏僻小山村。它有六户贫农，四十口人。这里过去没有办过学校。“人老几辈不识字，男女老少睁眼瞎”。文件、报纸没人念，会计没人当，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他们盼望着有自己的学校，使孩子们都能上学。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六户贫农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自己动手，把小学校办到家门口。过去大队办的初小，离这里十五里路，儿童上学路远，还要过几次河，父母不放心。现在学校办在村口，上学很方便。全村十名学龄儿童，大的十三岁，小的六岁，都上了学。全村还有八名青壮年文盲，也上了村学的夜校，学政治，学文化。
根据农村生产、生活情况，安排教学时间。学校规定早晨、中午到校学习，下午让学生放牛、打猪草。农忙分散学，农闲集中学，下雨全天学，平时不歇星期天。春耕播种时，社员中午不回家，学生提前放学去送饭。农忙时，师生都下地劳动，抽空在地头学习。
“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积极开展勤工俭学。学校办了小农场、林场、饲养场，种地两亩，栽了苹果、花椒、杨树三十五棵，养猪一头，鸡十多只。师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既培养了劳动观点，充实了教学内容，又为集体增加了收入。一九七一年，收获小麦六百零八斤，玉米一百五十斤，交售鸡蛋十一斤，猪一头，试种成功了棉花和油菜，收入一百一十一元。办学以来，这个学校没花国家一分钱，免收学生的学费、书费、文具费，添置了篮球、劳动工具、水桶、水壶等，一九七一年还节余三十五元。
教学内容结合实际。课本以省编教材为主，重点学语文、算术，并补充了当地的人名、地名、农具名、农活名、庄户杂字和应用文。
教员边教学，边劳动。原来村里没有一个识字的，就从外队请了一名念过四年半书的青年当教员，并兼队里的会计。教员每星期用二至三个下午参加队里劳动，其它时间用于教学。假期除参加公社办的教师学习班外，剩余的时间积极参加队里劳动。队里给教师记工分，公社每月给教师补贴。这样，教师的生活过得去，队里的负担也不重。
群众关心学校。六户贫农把学校的大小事都挂在心上。办学开始，社员主动腾房子，支桌凳，送灶具。随后又一起动手，打土坯，烧砖瓦，备木料，盖了三间房，做了五条长条凳。学校活动场地小，全村群众为学校平操场。他们还协助教师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贫农说：“办学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事，就得咱们和老师都来抓。”一次，有两个学生烧吃了队里的四穗玉米，教师和两位家长跟这两个学生谈话，对他俩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咱们要会唱，会讲，更重要的是要照着办。”在贫农和教师的教育帮助下，这两个小学生热爱集体，积极劳动。他们看到一位贫农有病，就主动地去给抬水磨面，这位贫农十分感动地说：“咱村学教育的娃可真好啊。”
这个村学举办四年来，已收到很好的效果。四年级学生能写三、四百字的记叙文和大批判文章。八名上夜校的青壮年文盲，已有三人会记工算账；原来一位只识八十个字的贫农，现在已能读报和看书；有位一字不识的贫农在夜校学习后，已当了队里的出纳员。
本报通讯员
第3版()
专栏：
把青春献给深山里的教育事业
山西省宁武县大庙公社教育指导员 葛玉桂
一九六一年，我初中毕业后，分配到后马龙村当民办教师。这里是高桥洼公社最偏远的一个山村，山高沟深，气候严寒，群众居住分散。
后马龙小学校座落在山坡上，三间破庙房，从屋里可以望见蓝天。校内只有一只水缸，一口铁锅，四条破炕桌，其它什么也没有了。有的群众看见我是个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怕我教不好书。我的思想斗争也很激烈，但又想到自己的成长过程，想到人民教师的光荣责任，决心用实际行动，消除贫下中农的顾虑。第二天，我和社员一块担水和泥，修灶抹房糊窗户。开学的那天，全村二十七个学龄儿童，只来了五个。
为了动员儿童上学，我晚上挨门逐户地访问家长，动员儿童上学。不到一个月，全大队的学龄儿童大部分入了学，但仍有四、五个没有来。其中，贫农的孩子王三三，已经八岁了，说话还不清楚，家长不让他上学。我多次去动员，家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他送到学校。他整天坐在炕角，也不活动，真使我有点为难。我没有灰心，先从生活上关心他，给他洗脸、剃头。时间长了，他对我有了感情，开始和我说话。我见他有了进步，下学后就把他留下，教他说话，教他唱歌，慢慢地他敢在同学面前说话了。就这样，我在后马龙村任教六年的时间里，学龄儿童没有一个失学的。
一九六八年十月，县里调我到大庙公社当教育指导员。
这个公社共有十九个自然村，当时只有五所公办小学、两所民办小学，仅有百分之六十的学龄儿童入学，其余百分之四十的儿童，分散在十一个十五户以下的山沟里，最小的村只有两户。怎么办？我确实有点发愁。毛主席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毛主席的教导给了我方法，给了我力量。
调查中了解到，解放前，这里的贫下中农人人都有一本苦情账，户户都有一部血泪史。解放后，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干扰，山区贫下中农在文化上仍然没有翻身。经过文化大革命，贫下中农迫切要求学习文化。他们的强烈愿望，更加坚定了我普及山区教育的决心。从一九六九年起，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我和山区人民一块新建了七年制学校一所、联办小学三所、一揽子巡回学校两所，学龄儿童的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
可是，什么事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九七○年冬，我刚刚帮助八达洼大队办起一揽子巡回学校，有一天陈保林老师来找我说：“玉桂，学校办不下去了，有人要拆学校，做羊圈。”他还告诉我，有人在雪地里写什么：“村子分散，学校难办，东跑西窜，不如解散。”我急忙来到八达洼，找党支部书记共同分析情况；又连夜跑了两个小山村，走访了贫下中农，终于搞清楚了事情的真相。原来是一个民办教员，由于私心杂念作怪，附和村里的少数思想落后的人，想撵走学校的负责人。在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支持下，经过做工作，这所学校不仅没有停办，而且越办越好。
我们公社的十九个教师都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互相帮助。我自己除坚持每周给七年制学校上四节课外，哪儿的老师调不过来，我就去哪儿给他们代课。有时学校的炊事员忙不过来，我也去帮忙。有人说这是分外的事，我觉得分内分外一样，都是为了搞好教育革命。
一九七一年，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公社增加了十二名新教师。这些同志热气高，干劲大，可是缺乏工作经验。为了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业务能力，我和他们一起备课，听他们讲课，解决他们的疑难问题。楼底学校教师周二爱，初当教师担任三个年级复式教学，不会合理安排课程和时间，我就帮她制定课程表，还给她试讲，后来她逐渐掌握了复式教学的规律。
第3版()
专栏：
新疆阿勒泰草原哈萨克族女教师、共产党员哈丽亚在辅导小学生学习。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