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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众是真正的主人
社会主义事业是群众自己的事业。群众以主人翁的态度起来管事，管得宽，管得好，这是我们的革命事业兴旺发达的气象。高家庄子的这种新风气，应当普遍提倡，大大发扬。 ·编者·
高家庄子，是山东省招远县界河公社一个生产大队，传闻的许多事情吸引我们到那里去。
去年是大旱之年，高家庄子平均亩产量还是比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七一年，多收了一百六十九斤粮食。
去年抗旱中，高家庄子浇地的费用，从一九七一年的五百二十元，增加到七千一百元。可是每斤粮食的成本反而比一九七一年降低了四厘。
这几年，高家庄子的机器不断增加，可是机器的维修费用却直线下降。一九七○年花了五千一百元，一九七二年只花了一千六百七十七元。
高家庄子传出来的好人好事真是不少；一大瓶浆糊值四角七分钱，一个老贫农为了给队里节约这四角七分钱，自动去采集一包杏树胶，泡得好好的送给队里当浆糊使用。供销社卖农药算错了账，把三元六角算成了三角六分。过几天，这个大队的第一生产队派人送钱来，说：“你们算错了。”粮食所里换地瓜种，办错了手续，多给了第三生产队七元六角八分，这个生产队的干部三次找到粮食所，一定要重新算过，把多余的钱退回去。
这种可喜的局面是怎样出现的呢？我们在高家庄子住了几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社员里的风气
二队有一匹母马，下了驹以后，直肠受了伤。养了一个来月，虽说好了，队长徐连玉总是放心不下。万一病再发作，有个三长两短，损失可不小！于是队委们一研究，牵出去卖给了别的地方。在半月一次的社员会上，队长汇报了这件事。有的社员一听，就提了一个问题：“咱那匹马有过病，卖时跟人家说了吗？”本来是有过病才决定卖的，告诉人家还能卖得了吗？队长只好回答：“没说。”这一下大家明白了队长的想法，会场开了锅：有的说：“天天讲路线，这是什么路线？”有的说：“这不是坑人吗？”“咱们搞社会主义，兴这样做吗？”有的说：“已经卖了，人家离这里老远的，以后再不要办这种事就行啦。”但是不少人说：“不行。人家不摸马的病情，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这时，徐连玉也认识到这件事自己做错了，当场作了检讨。第二天专门蹬上自行车跑了九十里地，向买马的兄弟队说明马的病情，要求把马牵回来。
有一段时间，六队牲口缺饲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队长徐寿敬想了一个歪点子，把青草的收价每斤提高二分。这事在社员会上讲了以后，社员们向队长展开了批评。有的社员说，有困难也不找群众商量，也不作政治工作，只相信钱的刺激作用，这是走到那条路线上去了？
经过一场讨论，队里的错误决定纠正了，在社员努力下，缺草的问题也解决了。
以上是对队里的事，对社员的事也一样。
四队两个社员晚上浇地睡了觉，把水跑了一大片。这事队干部都不知道，但社员王普运第二天锄玉米看见了，回来就在社员会上放了炮：“昨晚上的浇地是极大的浪费，花了水费，旱了庄稼。”大旱之年，听到这样的事，社员急了，都查问：“这是谁浇的地？”结果，这跑水的事，成了政治课的很好的教材。
二队的杨良宽作业组里，个别社员锄玉米光图数量，不顾质量。队干部那能一垄一垄去查？但是漏不过社员的眼睛。在社员会上，通过检查这件事又给大家上了一堂课。它不仅教育当事人去返了工，而且使大家认识到为革命种田要精益求精。
就是这样，大至路线、政策，小至日常劳动态度，高家庄子的社员，人人在操心，人人在管。人们在管这些事中，解决着一个个实际问题，开展着积极的思想斗争，在斗争中不断提高思想水平。
党支部的态度
这种风气是怎样形成的？
大队党支部在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修正主义路线以后，认真培养这种风气。他们认为：搞群言堂，还是搞“一言堂”，是一个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他们先是规定了一个制度：每半个月必须开社员会，会上，由生产队干部详细汇报半个月来的工作，让社员完全了解队里的事。然后干部们就坐下来听取群众的意见，回答群众提出的疑问。
到时候开这么个会，这种风气就形成了吗？不，这种会也可能开得好，也可能走过场。
他们说，培养这种风气，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干部自己不要护短。干部如果不喜欢听逆耳话，护起短来，有的社员就不愿多管事了。还有一个是要解除群众的顾虑。有的群众说：“惹下人，给我双小鞋穿，我这脚能受得了吗？”
有人批评支部书记徐其暖，说他有一次处理问题有缺点，是带头违反财务制度。他热情地支持了批评他的人。他不是为群众揭了他的短而感到恼火，而是从中看到了群众的觉悟，他感到高兴。
党支部的行动，是对群众最好的发动，群众谁不愿把队办好？慢慢就形成了一股好风气。有一次三队耕地的社员赶上牲口去耕地，牲口吃了一队的豆子。社员徐曰斋看见了，上去就批评。三队的一个社员气呼呼地说：“你官小点，管不着！”这个社员理直气壮，说：“今朝，我就是非管不可。”党支部知道了这件事，就交给全大队的社员讨论，群众坚决支持了徐曰斋的这种精神。这样，群众提的问题越来越深，管的事越来越宽了。第五生产队社员徐国文有一次提了一条正确意见，队里没改正，他就老提。他说：“你一天不改，我就一直提，非提到你改了不可。”第四生产队六十几岁的老贫农徐洪志说：“过去俺觉得自己又不是个干部，遇事也不去多操心，现在可不啦！干活时，心里还老琢磨着队里的事哩！”
队长们的变化
这种风气一起来，有的队长说：“这样，俺这干部还能有权威吗？这个干部没法当了。”
党支部及时办起了学习班，重新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通过学习毛主席有关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教导，队干部明白了，群众起来管事是大好事。
在实践中，队干部更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一次，大队向一个生产队买一部分稻草。这个生产队长不按国家牌价算，多算了七元钱。社员知道这件事以后，对队长提出意见，他们说：“大寨贫下中农，人家出高价买他们的草，他们还不卖，非按平价卖不可。比比大寨，咱这是什么风格？”结果，根据社员意见，改正了错误。这个生产队长想：这事社员管得不对吗？对！社员为什么要管呢？不就是因为我办错了才管的吗！
又一次，另一个生产队的三辆大车辕都断了，队里做了个计划，准备花八十元送出去修理。社员会上向大家一报告，贫农社员徐立章站起来，自告奋勇由他来修这几辆车。结果只花了七元多钱就修好了。这事又给这个队长上了一课：群众不是为了一心一意把队办得更好吗？怎么能说人家给自己提意见，就是踩自己的脚后跟呢？
这种风气起来了，队委会不是没有权威了，而是权威更大了，因为队委会的决定更多地集中了群众的正确意见，谁不遵守也不行，大家在管着。
几个月的实践，使队干部们看到群众的力量，也使群众看到自己的力量。社会主义正气大发扬，资本主义邪气没市场，阶级敌人更加不敢乱说乱动。干部办错了的事，及时纠正；许多想不到的事，群众想到了。队里的许多事办得更合理，更好了。原来觉得“干部没法当”的第三生产队队长徐新智，对党支部书记说：“我琢磨了好久，自己以前是想错啦。百事百人都管，现在咱这个队长好当啦！”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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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田迈新步
新田县是湘南第一个粮食亩产超《纲要》的县，在今年一月召开的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省里给新田发了“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的奖状。新田县得奖不是第一次，但这次奖励，县委领导成员却感到很不安。
原来，这几年新田农业生产发展不够快，特别是在一九七○年超《纲要》后，连续三年亩产都在八百多斤左右徘徊。一些干部和群众议论：我们县超了《纲要》后，就扶着拐杖走路，总是“老八百”怎么能行呢？
为什么总是“老八百”
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以后，新田县委召开会议，研究为什么三年来步子迈得不快？增产幅度不大？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有人认为水少、田瘦的新田县，由亩产三百来斤跨到八百多斤，已是爬山到了顶，过河到了岸，没有机械化，再上有困难。二是，有人有了荣誉后，胆子变小了，生怕步子迈大摔了跤，不敢创新业，只求守旧摊，平平稳稳过日子。
通过这次会议，县委头脑开始清醒过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以来，新田县较大规模治山、治水、改土、造田，生产条件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是，全县十七万五千多亩水田中，还有七万多亩不能旱涝保收，去年遇上大旱，一部分田只得改种旱粮。旱涝保收田，每人平均不到五分。即使水利已过关的田里，还有三分之一是低产田，长期亩产只有四、五百斤。还有，大面积种双季稻的历史不长，对晚稻种植还缺乏经验。耕地面积还不多，每人只有九分地，尚有二十多万亩荒山和丘陵可以开垦。
这样一检查，县委发现农田基本建设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增产潜力很大。所谓“爬山已到顶，过河已到岸”的观点是错误的。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按现有的生产水平，完全能够争取高产再高产。有些曾到昔阳县参观过的县委领导成员，还作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昔阳县的人口、土地面积和新田县大致相等，新田的气候条件比昔阳好，可是农业发展的速度却比昔阳慢。为什么不能把步子迈大点呢？
经过这么一查一比，振奋了革命精神，明确了前进方向，大家决心要扔掉“拐杖”，跨上千里马，急起直追，争取更大的胜利。
“老八百”能不能突破？
县委召开了全县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号召干部们帮助县委改进领导作风，总结交流经验，研究突破“老八百”的办法。
城关公社前进大队原来是一个“老八百”，一九六七年粮食超《纲要》后，以后几年一直徘徊不前。老支书郑井德想把农业快点搞上去，他到处张罗换良种，找化肥。但由于稻田水利没有搞好，黄泥土没有改良，换了良种，增施了化肥，也没增产。以后，他又组织社员们修水利和改土，可是劳动力又集中不起来。原来，有些生产队干部和社员跟他的想法不一致。他们说，粮食产量够高了，再要高产费劲大，不如花力气赚现钱。有些社员在农忙过后就外出赚钱去了。
事实教育了郑井德，就生产抓生产，不抓路线教育，徘徊状态是改变不了的。于是，党支部狠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认真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正确处理农副业的关系。社员们路线觉悟高，干活劲头大。一九七○年冬，全大队集中劳动力治水、改土、养猪、种菜，使旱涝保收面积由百分之四十扩大到百分之九十。一九七一年粮食亩产一跃达到一千五百多斤，一九七二年继续前进。人们称赞说：前进大队前进了！
城东公社欧家塘大队连续七年产量年年上升，去年亩产达到一千五百多斤。为什么这个队能不断前进年年创出新水平？干部们体会最深的一条是：取得成绩后不故步自封，不满足现状，不慕虚名，实事求是，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欧家塘、前进等大队的前后变化，给县委一个深刻的启示：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切实解决发展农业的方向道路问题，不断鼓干劲，争上游，改进领导作风，才能加速农业的发展。
认真改变作风
领导手中有典型，还要胸中有全局。新田县委对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通盘考虑，针对运动中的薄弱环节，狠抓后进队、改造低产田，争取大面积平衡增产。
为了实现这个规划，县委认真转变作风，他们批评了过去某些领导成员蹲点不下苦功夫，抓抓放放的不良作风，重新规定，县委领导成员除留一人在家值班外，都要长期深入基层蹲点，抓后进队。
县委书记谭志先选了谭田大队作为自己的点。这个大队原来是县里的先进单位，是县委的老点。由于放松领导，变成所谓“上不去，垮不下”的“老大难”单位。县委书记到这个队蹲点后，狠抓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联系实际开展批修整风，言传身教坚持参加劳动，和社员们一身泥一身汗地干。去冬今春，开了一条大排洪渠，使九百亩稻田免除洪水为患，又在一条旧河床上筑坝填土，造出大片良田。群众高兴地说：“过去是修修补补，这次是大刀阔斧，今年有指望了。”
县委其他领导成员也抢着挑重担，到艰苦的地方去，到“老大难”单位去。县委副书记王戊元为了研究改造低产田的措施，在大坪塘大队蹲点，和群众一起参加集体劳动，总结出在远田地区建立养猪场的经验。这个大队，把一部分集体猪场搬到边远田的山岗上去，就地养猪，就地送肥，解决了运肥路远的困难，保证了远田有充足的肥料。王戊元组织那些村庄集中、远田较多的大队来参观，给全县改造低产田提供了有效的办法。
有一位瑶族出身的县委委员，离开瑶山到县委机关工作十多年了。他过去以为能离开瑶山到城里工作，是瑶族人民翻身当家作主的表现，组织上曾想调他回去加强瑶山领导，他不愿意。这次，他坚决执行县委加强后进社队领导的决定，愉快地打起背包，重回瑶山门楼下公社，和瑶族兄弟们一起研究如何加快瑶山发展的措施，很快掀起了开垦大寨式梯田，扩大粮食面积，广种茶叶，发展多种经营等活动。
广大干部以下基层为荣，到后进队去为乐。今春以来，大批机关干部深入到全县三分之一的大队去，长期蹲点，了解全过程。他们决心一抓到底，彻底改变生产面貌。现在，全县出现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热气腾腾的新局面。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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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浦城寨下林场在山坡造林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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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蹲点”中学习
一个初春的早晨，湖北大悟县大新区区委书记刘晄辉，与大新公社五大队七队的社员们一起，扛着锄头，挑着筦箕，上山刨草积肥。这时，区里的青年干事刘鹤武，空着双手来到山上，刘晄辉问他：“小刘，你怎么没带工具？”“我借了几家，都没有借到。”小刘一边回答，一边四处张望。老刘赶紧把自己挑的一担筦箕递给了小刘，自己拿起锄头干起来了。
小刘是区委刚分到点上来的，他只背来了挎包、行李，没想到带工具。这天收工后，老刘亲切地对小刘说：“我们住队的干部，要经常参加劳动。这锄头和扁担、筦箕，就送给你，免得东找西借。”第二天，社员们看到小刘带着工具参加劳动，都说：“队里又增加了一个新社员。”
过了些时，根据工作需要，老刘到另外一个大队蹲点去了，五大队工作组由小刘负责。临走时，老刘再三叮嘱小刘要坚持参加劳动，依靠群众，协助大队党支部搞好工作。小刘看到老刘一走，生怕队里的工作搞不好，他起早睡晚，跑这队，走那队，又是检查，又是总结，常常白天开了工作队员会，晚上又开大队干部会，忙得团团转，可就是忽视了参加集体劳动。
月底的一天，老刘有事又回到了五大队。他听小刘汇报工作以后，问道：“你这个月做了多少劳动日？”小刘回答说：“工作太忙了，只做了六、七个。”老刘眼尖，看到小刘床边放着的那把锄头，因为很少用，已经上锈了。他沉思了一会，从房东老贫农家里拿来了一把锄头，他把两把锄头并排地放在一起，意味深长地对小刘说：“有了工具，并不等于劳动；你看，两把锄头，一把锈迹斑斑，一把银光闪亮。”老刘一方面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干部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指示，一方面语重心长地说：“锄头不用要生锈，人不劳动要变修。”从此以后，小刘坚持少开会，开短会，能在晚上办的事，不在白天办，千方百计地挤出时间，多参加生产劳动。
前不久，区委在东新公社七大队召开早稻抢插现场会。老刘又遇见了小刘，他关心地问到五队的插秧情况：哪个队的进度快？质量好不好？定额记分和死记活评结合得怎么样？干部社员有那些思想反映……老刘越问越细，小刘渐渐答不上来，不好意思地说：“这阶段，我光顾劳动去了，没来得及了解这些具体情况。”老刘说，能够自觉坚持参加劳动，这是好的；但是，干部参加劳动，是为了密切联系群众，更好地了解情况，搞好工作，决不能把劳动和工作对立起来。”听了老刘的话，小刘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回队以后，他不仅带头参加劳动，而且在劳动中经常和社员谈心，注意发现问题，做好思想工作，工作越做越主动。干部社员都称赞小刘蹲点入了门了。小刘讲述了自己三次接受教育的经过，并说：“这都是区委书记教我的。”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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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带头劳动
广东德庆九市公社垌寮大队连续战斗了八年，移山填谷，修起了七十一口水库、山塘，劈山凿石，开出七十里长的渠道，再不受干旱和山洪的苦了。社员说：“这重新安排垌寮山水的斗争，桩桩件件都是我们的干部带头干的！”
垌寮的干部经常说：“干部一脱离劳动就会害三种‘病’：一种是‘耳聋病’，有耳听不到群众的意见，脱离群众；一种是‘眼盲病”，有眼看不清客观情况，容易瞎指挥；一种是‘脚软病’，有脚站不稳无产阶级立场，学不好大寨，干不好革命。”这是他们的经验之谈。
一年夏天，党支部发动社员上山采集野生绿肥。大队干部向社员布置以后，就继续开会研究别的事情了。社员们纷纷上了山。过了几天，有些社员不愿上山了。有的人上了山，却去砍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党支部书记石水盛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干部没有带好头。第二天，他们拿起砍刀扁担，和社员一起上山，一起劳动，一起谈心，很快就把真相弄明白了。原来，一个坏分子煽动说，野生杂草不顶事，这是没事给社员找事干，不如趁农闲给自己多弄几个钱。有的社员听说野草肥效差，泄了劲；有的社员上了当，丢下了集体生产。石水盛和大队其他干部耐心地向社员解释采集野生绿肥对改良土质争取粮食高产的意义，揭露了坏分子破坏集体生产的阴谋。社员们干劲倍增。一个夏季，采集绿肥一万多担。这一年，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