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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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何英副部长同埃勒米委员会谈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六月八日讯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今天会见了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最高革命委员会委员穆罕默德·优素福·埃勒米,并同他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会谈。索马里驻中国大使达尔曼参加了会见和会谈。中国方面参加的有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温业湛,工作人员周明基、马杰先、郁泉锡、田文进、梁银柱等。埃勒米委员是六月七日乘飞机到达北京的。外交部非洲司司长何功楷、副司长温业湛曾前往机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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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乔冠华章文晋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六月八日讯 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部长助理章文晋今天下午会见了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主席迈克尔·布卢门撒尔、会长查尔斯·约斯特率领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
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有谢黎、林平、丁原洪、程齐虹、千昌奎、沈若芸、武坚达、廉正保、华君铎、吴治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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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中共河北固安县委副书记 刘金杰
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更好地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必须坚定地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这个道理,从思想上真正认识清楚是不容易的。
一九七一年,我县南流邵、雀台寺等几个大队,试制成功了“5406”菌肥,促进了农业生产。县委认为这是一项夺农业高产的有力措施,决定在全县推广。十一月底,在全县四级干部会上,我们介绍了南流邵等几个大队的经验,号召各社队积极试制生产。可是后来一检查,发现有些大队没有行动。什么原因?有人说:“要是土面子(指菌肥)在瓦盆瓦罐里鼓捣鼓捣就管事,那遍地都是肥了!”还有的说:“造那玩艺儿,费力不讨好,有那时间还不如拾点粪呢!”明摆着的先进经验,他们为什么不接受?我脑子里闪出一个这些人思想“落后”的念头。
一次,我来到柳泉公社,听了一位管生产的党委委员的汇报。他说:“自从县委决定大搞‘5406’菌肥以来,我们狠抓了这项工作,可是有的大队就是不动。后来,我们采取了一些强制办法,有些大队虽然硬着头皮搞了,但是质量不好。”
他的汇报对我触动很大。这时我才认真地想这样一个问题:群众对制菌肥一时不认识,就是群众落后吗?我联系自己的思想,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有关群众路线的论述,开始认识到,人们的认识只能从实践中来,有些群众对菌肥这个新事物还没有直接的实践,对它不认识,是不奇怪的,自己不也是通过深入群众、调查了解以后才逐步认识的吗?群众认识了的东西,自己可能不认识,自己认识的东西,有的群众也可能不认识,如果只许自己一时不认识,不许群众一时不认识,在群众还不认识的时候,就想命令群众去干,这到底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对群众持的是什么态度呢?同时,过去自己在有些工作中就搞过“瞎指挥”,这对群众不可能没有影响。使用菌肥的结果是直接关系群众利益的,他们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领导的意见是否正确。总之,有些群众对制菌肥一时不通不动,不是群众落后,而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认为群众落后,恰恰说明自己思想上有“群众落后论”的影响。
端正了思想,我的头脑就清醒多了。我们组织干部和群众参观学习,请搞得较好的大队介绍经验,举办技术训练班培训骨干,还通过广播、展览向群众作广泛宣传。广大干部、群众提高了认识,仅两个多月时间,全县十六个公社就建起了二十一个菌肥厂,试制菌肥的大队发展到了三百九十多个,制菌肥的群众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菌肥生产取得了一些成绩以后,有的群众说:“制菌肥这个主意不错。以后,领导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自己也觉得这一招抓得确实不错,头脑有点发胀了。后来,在看书学习中,我对照这个问题,越学越觉得这种认识不对头。开始,工作受到阻力的时候,埋怨群众落后,把责任推到群众头上;现在取得了一些成绩,又觉得自己高明,把功劳归在自己身上。那一“推”,说明自己不是坚定地相信群众;这一“归”,不又把自己和群众的位置摆错了吗?
工作取得了成绩,是不是只由于自己高明呢?制菌肥原来是群众的创造,群众从一九五八年就搞起来了,那时自己不认识,直到一九七一年,看了群众实践的成果,才有了一定的认识。列宁指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菌肥生产取得了一些成绩,决不是由于自己高明,而是由于广大群众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努力奋斗的结果。我们也起了一点作用,这就是总结和推广了群众的经验。因此,不能把功劳记在自己的账上。必须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认真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办事才能符合客观实际,才能把工作做好。
在菌肥生产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提出了一个每亩施三百斤菌肥的计划。这个计划符合不符合实际?群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有的群众和我们算了一笔账:每亩平均施三百斤,一个公社一般就得三、四千万斤。这样,一是劳力占用过多,会造成顾此失彼;二是原材料有困难。仅棉籽饼一项,一个公社就需要十几万斤,那里来?群众这一算账,暴露了我们的主观片面性。我们改变原来的计划,作了合理安排,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广大群众为了解决棉籽饼不足的困难,使用了马粪等几十种代用品,进一步促进了菌肥生产的发展。群众性制作菌肥活动的步步深入,一次次地洗刷着我们头脑中的唯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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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让新干部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解放军某部参谋长 黎海宗
要不要放手让新干部在实践中锻炼成长,这实质上是要不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新干部的问题,是相信不相信新干部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我是有体会的。
去年三月,一连接受了一项艰巨的战备施工任务。那里石质疏松,岩层风化,塌方多,险情大,是个有名的“老虎口”。上级要求他们在冬训前竣工。任务下达后,我一直放不下心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连的连长是刚提不久的新干部,资历短,经验少,这么重的担子,他能挑起来吗?俗话说:“嫩竹子做扁担,挑不了重担。”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施工一开始,我便到一连“压阵”,亲自安排工程方案,亲自制定安全措施。凡是连长所管的事,我都要插手。可巧这时团里有事让我回去,这就使我更担心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不放心,就去检查。连长一见我,就详细地汇报了他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搞好战备施工的情况和发动群众、战胜塌方的具体措施。再到工地一看,各方面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工程进度比较顺利。总之,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为什么自己想的和实际情况不符呢?
毛主席说:“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
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我认识到,自己所以对这个连长的工作不放心,主要是由于自己头脑里形而上学的思想作怪,只看到他的短处,没看到他的长处;只看到他年纪轻、资历短的一面,没看到他积极热情、接受新事物快的一面;只看到他不成熟、经验少的一面,没看到他敢想敢干、勇于实践、不断提高的一面。这是十分片面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反复多次才能完成。任何一个干部的政治水平和工作经验,都是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锻炼和提高的。就拿我本人来说吧:参加革命前,自己是一个贫苦的庄稼人,革命道理懂得很少。入伍不久,当了干部。当时,既要带兵打仗,又要做群众工作,而自己能力低、经验少,困难的确很多。后来,在党的培养和上级的具体帮助下,通过革命实践的锻炼,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才逐步提高起来。现在,我们如果因为新干部资历短、经验少,就对他们不放心,在工作中不放手,必然妨碍新干部的成长。认识提高后,我就把担心变成放心,鼓励这个连长在实践中认真学习,大胆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绩。施工中,这个连长和其他干部一起坚持以路线为纲,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连续战胜了二百六十多次塌方,提前两个月安全优质地完成了施工任务。上级领导机关分别给一连和这个连长荣记了三等功。
通过对这个连长看法的转变过程,我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老干部都是从新干部来的,没有“新”也就没有“老”;有经验和没有经验,也是相对的。只有大胆放手让新干部到斗争实践中去经受锻炼,及时地引导,热情地帮助他们,让他们在做的中间积累经验,增长才干,才能培养和造就大批新干部,使我们的革命事业更加兴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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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怎样使棉花早熟、高产的?
江苏省启东县志良公社十四大队第八生产队 万守权
在我们棉区,过去常常碰到这样一个情况:夏、秋季节,大片棉田结桃累累,丰收在望,可是到了后期,往往由于遭受早霜的袭击而大幅度降质减产,造成产量很不稳定。我们分析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棉花迟熟。
开始我们想,要使棉花早熟、高产,只要用力促使它早发不就行了吗?第一年试验时,棉苗一出土,我们就在试验田上重施肥料。结果,棉苗一下子发得过猛,在蕾期就出现了疯长。在开花结铃时,中、下部花铃大量脱落,就是在后期结的一些顶部晚秋桃,也由于贪青迟熟,霜煎花多,不仅没有早熟,产量反而下降。
我们总结了失败的教训,认为没有实现早熟的主要原因,是用肥过早、过多的缘故。于是,在第二年就采取了“少吃多餐”的办法施肥,即追肥的次数要多,每次施的量要少。心想,这样棉花生长就会“稳”一点,成熟就会早一点。谁知这样一来,棉花严重早衰。虽然在下部结了一部分早桃,但中、上部结桃很少,早熟了,却没有高产。
早熟、高产的问题为什么总解决不了呢?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这一教导使我们明白了,前两年的试验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掌握棉花生长的规律,给棉花施肥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以后,我们选择了六亩半壮地和三亩瘦地,继续进行试验。在壮地上,棉花前期长势健壮有力,我们只施了少量的肥。当进入初花期时,我们经过详细分析,觉得这时正是需要棉花又长株,又增蕾,又开花,又结铃的时刻,需肥量大,于是就重重地施了一次肥。结果,在八月初前后就全面进入开花结铃盛期,比过去提早了一个星期左右,和以前同样密度、同样株型的棉花相比,有效结铃率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增加了百分之八左右。在三亩瘦地上,由于地力比较弱,在棉花苗期,我们多次给它施肥提苗,促使它早发稳长。当进入初花期时,为了防止后期早衰,又用人畜肥和化肥同时兼施,使它吃饱喝足。结果也都结桃早,产量高,亩产皮棉达到二百多斤。
经过这一试验,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棉花施肥同办其他事情一样,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根据棉花各个生长阶段的需要,该多施的多施,该少施的少施,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违反了棉花生长规律,凭主观想象,盲目施肥,就必然碰钉子。为了更好地掌握棉花生长的规律,我们又根据过去三年在田头观察、记载得来的数据资料,对棉花的生长情况作了具体分析,初步找到了这样一些规律:在棉花进入结铃期后,开花结铃的速度和数量,分别要经过“慢、快、慢”和“少、多、少”三个过程,即初花、盛花、结顶三个时期,约两个月左右时间。而在这个期间,我们这里气候变化多,开花结铃前期,往往会遇上低温、多雨,结铃率比较低;在大暑到处暑这段时间,气温高,光照足,雨量偏少,日夜温差大,最有利于集中开花结铃,开花结铃的总数一般要占整个开花结铃期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处暑以后,气温逐渐下降,又给开花结铃带来不利因素。只要抓住这一规律,运用肥水这一活的因素,合理调节棉花的生长,抓好其它管理措施,就会有利于棉花早熟高产。
从此,我们就用这一认识指导棉花生产,不仅使每亩棉花的早桃达到了总桃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且结铃率也由过去的百分之二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以上,每亩总桃数从二、三万个增加到六、七万个,逐步做到使棉花在最有利的时机集中开花,集中结桃,集中吐絮,早霜到来之前,基本上收完进仓,达到了早熟、高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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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笋、范文同、黎清毅等越南同志由周恩来、李瑞山等同志陪同,参观毛主席在凤凰山麓的旧居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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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笋、范文同、黎清毅等越南同志由周恩来、李瑞山等同志陪同,参观毛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纪念馆。
新华社记者摄 (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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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笋、范文同、黎清毅等越南同志由周恩来、李瑞山等同志陪同,参观中共中央办公厅旧址。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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