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月19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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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修整风运动
额济纳旗牧区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本报讯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甘肃省额济纳旗各级党组织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教学,大力普及小学五年教育,使全旗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现在,全旗在校学生人数相当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两倍,其中少数民族的学生人数相当于一九六五年的一点三倍。
额济纳旗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的牧区。解放前,这个旗仅有一所小学,十二名学生和一名教员。全旗识字的不到五十人,而且都是王公、贵族、牧主及其子女。解放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人民政府先后从内地派去教师,帮助翻身牧民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贫下中牧的子女入学受到限制,牧区教育事业发展得不快。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修整风运动中,额济纳旗各级党组织,把牧区普及教育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全旗多次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健全了教育部门的领导班子,对牧区普及教育工作做了统一安排。旗委书记刘歧德带领工作组深入古尔乃、马宗山、拐子湖等偏远牧区,了解教育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刘歧德在马宗地区座谈教育革命中,发现有人对搞好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的牧区的教育工作信心不足,便同那里的基层干部重温毛主席有关普及教育的指示,宣传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重大意义,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在牧区普及教育,是关系到加速边疆建设的大事。刘歧德还找师生谈心,到蒙古包进行家访,鼓励师生为革命而教,为革命而学。由于旗委领导深入基层,各级领导也都注意调查研究和及时解决教育革命中出现的新问题。东方红公社党委决定由一名党委成员专管教育工作,及时解决教育革命中的问题。这个公社党委成员经常骑着骆驼到生产队、畜群点、蒙古包了解学龄儿童入学情况。去年春天,公社党委委员徐建元到很远的畜群点上去了解牧业生产情况时,发现牧民业仁增的两个小孩都已到入学年龄,但由于交通不便,未能入学。徐建元立即同其他领导同志商量,适当调配了这个畜群点上的劳力,让业仁增全家搬到离生产队较近的地方去放牧,使两个小孩就近入了学。
额济纳旗各级党组织,把培养蒙古族教师作为搞好牧区普及教育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学的重要一环来抓。去年以来,全旗就从有实践经验的贫下中牧、知识青年以及在职干部中,选拔了二十四名蒙古族教师;同时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动员已调离工作的教师“归队”,发挥老教师的作用。现在,全旗共有教师一百四十六名(其中蒙古族教师有七十五名),比一九六五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各级党组织认真组织教师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组织教师深入生产第一线,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赛汉桃来公社红星生产队流动小学的蒙古族教师任钦,常年奔走在相隔一百六十多里的各畜群点之间,坚持巡回教学。孩子们称他是“玛奈赛音巴格喜”(我们的好老师)。
额济纳旗许多社、队,还通过集中教学与分散教学相结合、专门识字组和小学生家庭辅导相结合等方法,办起了政治夜校、读报组、识字班,帮助贫下中牧学文化,学政治。这样,不仅为促进牧区普及教育创造了条件,而且推动了生产和批修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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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草原上的好教师昭德布
昭德布,原是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金河公社小学的教师。一九六八年的秋天,他听说巴勒格尔队的牧民又办起了自己的小学,就主动申请来到这所当时条件比较艰苦的小学当教师。
昭德布出生在锡林郭勒草原上一个贫苦牧民的家里,他了解在旧社会贫下中牧世世代代没有文化的痛苦,也知道解放后贫苦牧民强烈要求掌握社会主义文化知识的愿望。一九五八年,巴勒格尔队就办起了小学,后来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干扰,被扣上“不正规”的帽子停办了。但是,新生事物是压制不了的。一九六五年,这里又开始了巡回教学。一九六八年贫下中牧让出了自己的蒙古包,大队腾出了办公室,又重建了小学。昭德布被贫下中牧这种强烈要求掌握文化的精神所感动,决心为在草原上普及小学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牧区普及五年教育,困难是很多的。牧民要根据水草的变化,赶着畜群随时搬家,几十平方里内常常只有几个蒙古包。这样,孩子们上学就必须住校。昭德布想,学校应当努力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学生入校后才可能留得住,安心学习。更重要的是,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导,学生适当搞些生产劳动,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劳动观点。因此,他和教师们商量,决定在学校养猪。说干就干,他和其他教师利用课外时间,买小猪,盖猪圈。猪圈盖到一半时,他接到家里的电报,说他唯一的儿子病了,要他回去。昭德布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领导,他悄悄地把电报往口袋里一放,抄起铁锹又猛干起来,直到学校里放了学,他才回家去探望。师生们把猪养肥了,卖给国家,又买了几十只羊,解决了学生的吃肉问题。
一九七一年的春天,昭德布又提议小学种菜。他借来了牛和犁,开出了第一块地。种菜没有水不行,昭德布一面发动小学生借用牧民牛车,往地里拉水,一面利用课余时间打井。草原上的春天,寒意未消,他却赤脚站在泥水里,淘泥排水,挖土砌石,井很快打成功了。靠着这眼井水不停地浇灌,第一年就收获了几千斤蔬菜。去年,蔬菜大丰收,基本上满足了学生的需要。
昭德布不但用打出来的井水浇灌着菜园中的幼苗,更用自己的心血培育着草原的革命后代。他教学生犁田播种,松土锄草。有时学校附近没有牛群,他让学生扶犁自己拉。学生学着老师的榜样,从小养成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好习惯。
有些孩子年龄小,独立生活的能力差,住校学习有困难。同时,由于学校的设备有限,有些孩子还不能上学。怎么办呢?昭德布想起一九六五年曾经实行过的巡回教学。他向大队党支部提出,要求给学校增加一名教师,他自己骑马到各处流动教课。
昭德布的建议得到大队党支部和群众的热情支持。党支部决定,给学校增加两名教师,一部分学生住校集中上课;另外一部分学生,由两名教师根据畜群的分布情况,分片分组巡回教学。这样,全队的一百零八名适龄儿童,除了有两名不能坚持上学以外,全都入了学。
昭德布还注意对学生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春天,他带着学生在牛群旁扎起蒙古包来拣牛粪。小学校里作饭和取暖用的牛粪,大部分是他带着学生一筐一筐拣来的。夏天,他带着学生自己动手抹房刷房,学校里近二十间房子全都是老师和学生自己抹自己修的。冬天他又带着学生修炉子,装烟筒。通过这些劳动,不但为大队节省了大量的开支,而且培养了学生热爱劳动、艰苦奋斗的好作风。
最近,昭德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加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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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霍城县红旗牧场小学,为了使适龄儿童都能上学,采取了多种形式教学。这是他们在树荫下上课。 本报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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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教导,这几年全国各地的大学招收了一大批工农兵学员。他们成长得怎样?这是人们共同关心的事情。
《喜看新枝开繁花》一文,读了使人感到兴奋。我们深信,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培养出来的工农兵知识分子,将在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出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编者
喜看新枝开繁花
——山东农学院农学专业七一级工农兵学员散记
泰山脚下,山东农学院实习农场的东南角上,有一片由原来的牧场改建的简易校舍。如今,院内院外,麦苗翠绿,新柳垂青。一伙朝气蓬勃的工农兵大学生,有看书的,有劳动的,有搞科学实验的,还有打球的、唱歌的。他们是农学专业七一级的学生,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两个冬春,今年将要毕业了。
我们要争这口气
去年夏季,禹城县杨金大队各种作物生长良好,唯独村南那块第一年试种的水稻,虽然经过精心管理,仍然茎瘦叶黄,生长缓慢。干部、社员都非常着急。正在这个时候,大队选送到农学院上大学的王秀玲回家来了。
秀玲闻讯跑到田间,经过调查,发现稻田土壤严重板结,影响稻苗根系的发育和吸收养料的功能,建议马上放水晾田,中耕松土,追肥浇水。这些措施怎么样?她心里也不踏实。因为,水稻栽培这门课,在学校刚刚学过,还未实习考试。她决心通过实践来检验自己学过的知识。果然,改变管理后的水稻,不久就由黄变绿,生长茂盛了。
王秀玲,二十三岁,是个爽朗而朴实的农村姑娘。她爱学习、爱劳动、爱农业科学。她十四岁参加农业劳动,不久,被选为科学实验队的队长。她大胆试验,使盐碱地上的高粱获得高产。后来,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贫下中农推选她上大学。
离乡的那天,她全家吃了忆苦饭。父亲悲愤地诉说了那血泪斑斑的家史。在旧社会,老爷爷惨遭地主折磨,悲惨死去;爷爷被日本鬼子抓去当苦工杳无音讯;父亲十五岁就给地主扛长活……。父亲含着热泪对她说:“你是咱家第一个有文化的人,可不要忘了是毛主席和贫下中农送你上大学的。”二十里堡公社的贫下中农为她开了欢送会,敲锣打鼓送了十五里。地、县领导同志和军分区首长在百忙中为她送行。他们千叮咛万嘱咐:“秀玲,你可要为咱贫下中农争气,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争这口气啊!”
秀玲没有辜负毛主席和贫下中农的殷切期望。入大学后,她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在学习上,她勤学好问,从来不放过一个疑点,常常为了弄通一个问题,学到深夜。她只有一个心思:“我们要争这口气。”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帮助下,她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克服了由于文化基础差造成的种种困难,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成绩。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要争这口气”,这就是一种精神,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实践证明: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有了这种精神,就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挡工农兵学员前进。
发挥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夏天的中午,骄阳似火,炎热异常。七一级的同学们在田间认真地观察着、记录着。
为了掌握科学实验的本领,同学们积极参加了科学实验活动。他们同教师、工人组成三结合的科学实验小组,搞了二十一个项目的科学研究。每个同学都参加一、两个项目的研究活动。其中有些项目的研究,例如,棉花杂种早代主要性状遗传动态的研究,水稻幼稻发育和叶片生长关系的研究,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连续观察,仅仅依靠规定的科研时间是不够的,他们就自觉地利用中午休息和其他课余时间进行观察,从来没有间断过。
为了系统地掌握科学实验的基本技术,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从查阅资料,制定实验方案到田间操作、资料综合分析、总结报告,师生们亲自动手,充分发挥了积极性和主动性。
有一次,教师初步拟定了一个小麦施肥时期的实验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可以看出在同一肥料水平下不同时期施肥量的效果。讨论时,有实践经验的张焕英同学,提出了一个修改方案。按他提的这个方案,同时还可以看出在两个不同肥料水平下不同时期施肥量的效果,这样可以节约实验的人力、物力,得到教师和工人师傅的赞同。
小麦穗分化的过程中有个二棱期,是麦田管理中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管理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小麦以后的产量。判定小麦生长是否进入这一时期,过去靠显微镜观察。在进行“小麦穗分化观察”的实验过程中,有的同学提出在当前农村还没有显微镜的情况下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好,“三结合”实验小组的同志们带着这个问题,配合显微镜观察,做了大量的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终于找到了在没有显微镜的情况下,比较可靠地反映这一时期的小麦穗的外部形态。
同学们还利用课余时间,在房前房后的空闲地上,种植各种标本植物,搞了各种小型实验,挂牌牌,套袋袋,天天看,随时讨论。
通过这些活动,逐步掌握了一般科学实验的方法和操作技能,提高了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深了对遗传育种,生理生化等专业理论的理解、记忆,同时发展丰富了这些理论。
还是这样的大学生好
去年七月的一天,淄博市卫固公社的玉米杂交制种技术训练班结束了。参加这个训练班的生产队干部、农业技术员一致称赞这个训练班办得好。这个训练班的教师就是山东农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张智勇。他原是这个公社东尹大队的知识青年,两年前贫下中农选送他上了大学。张智勇接受贫下中农的委托,带着生产上的问题刻苦学习,随时注意把学到的知识和当地的生产实际联系起来,积极钻研解决问题的措施。所以,他在训练班的讲授有的放矢,具体生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象张智勇这样的同学又何止一个呢!
学员杨章英的家乡,习惯把人粪尿与草木灰混积。她学了农业化学肥料一章后,懂得了那样会丧失肥效,同时也不卫生。她马上给家乡的贫下中农写信,建议改变以前的习惯,采用新的积肥方法。
来自棉区大寨——杨柳雪大队的工农兵学员杨秀珍,学了土壤分析以后,利用假期,对本大队的土地进行了土壤盐分测定,为改土治碱提供了科学资料。
还有许多同学,假期回家积极宣传科学种田的意义,帮助所在大队成立科技小组,制定科学实验方案,上技术课。
有些同学,把学校培育的优良品种引回去,有的已经获得显著的增产效果,并在公社的范围内大面积推广。
农学专业七一级的同学们,就是这样,身在大学,心不离贫下中农,在学习过程中密切联系生产实际,把学到的知识马上用到生产上去,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广大贫下中农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热情地赞扬说:“还是这样的大学生好!”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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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教具
河南省南阳市第二小学广大师生,从去年开始发动师生动手制教具。他们坚持讲什么课做什么教具,随讲随做。今年开学以来,全校制出了算术、语文、常识、体育、图画等学科的教具七十多件。目前,常识课已根据本学期的教材内容,做出了一些教具;算术课教学已把全学期教材内容所需的教具制作成功。
教具的制作,提高了教学质量。常识课教学中,原来讲到《温度计》一课时,不少学生对温度计零下的度数越多温度越低的道理难以理解,现在教师把自己制造的“升降温度计放大模型”放在课堂上,边讲、边演示、边提问题,学生们很快就懂了。低年级在识字教学中,制作了“拼音字母卡片”、“偏旁部首转盘”等教具,既可运用于课堂教学,又能用于课外活动,调动了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加深了对生字的记忆。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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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地区师生自制教具取得成绩
河北省衡水地区的中学,为了解决教具不足的问题,除了购买部分仪器外,主要是发动师生自己制造。全区自制教具五百多种,三十多万件,基本上满足了教学的需要。
开始,不少同志认为,“教学仪器要求高,离开工厂造不了”。为了打破这种迷信思想,领导上首先大力宣传毛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提高广大师生的路线斗争觉悟,并及时组织广大师生参观自制教具有成绩的学校。这样,大家感到自制教具大有可为。
自制教具要靠大家动手。但有的学校,只靠少数“内行”闭门造车。结果,今天跑来要钱,明天跑来要料,工作冷冷清清,费劲不小,进度不大。那些放手发动广大师生的学校,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安平县徐张屯中学,是所新建的学校,几乎没有什么教具。他们发动师生自制教具。缺资金,大家动手,勤工俭学;缺原料,大家出动,就地取材;缺技术,大家出主意,群策群力。就这样,仅两个多月,就制成一百五十多件教具,基本上满足了教学的需要。
自制教具要以土法为主。开始,有的学校追求制做高级教具,或者一心在外型、装潢上下功夫。这种贪大求洋、只求形式的倾向,束缚了群众的积极性。故城县祖阳农中制作教具,坚持以土法为主,以勤俭为荣,小处着手,讲究实效。他们只花了几角钱买颜色,用胶泥和纸片制成了一套“主要农作物虫害标本”,既实用,又能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人们看了都点头赞叹:照这条路子走,原料好找,制法简单,越走路越宽啊!
衡水地区开展自制教具活动的时间还不长,但在促进提高教学质量上,已经显示了它的积极作用。师生从使用教具中尝到了甜头,反过来又促进了自制教具活动的开展。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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