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强大的推动力
——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锻炼的太原化肥厂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锻炼，太原化肥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访问这个厂的过程中，所见所闻，使人深受感动。
从生产的变化来看，这个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九年时间，生产了四个品种，采用冶金焦作原料；重大革新项目有三十二项；调出技术人员和工人近二百人，支援了五个省的兄弟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厂增加了九个新产品；改用土焦和煤作原料，节约冶金焦七十多万吨，仍然保证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重大革新项目有五十一项；调出技术人员和工人五百多人，支援了十一个省和本省四十多个小化肥厂。
但是，变化更大的，还是人，是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他们的思想变了，作风变了，精神面貌变了，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也变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这个厂的实践生动地证明了这个真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人的思想革命化，而人的思想革命化又促进了生产面貌的大变化。
工厂的主人
变换车间的变换炉是个洋设备，是全厂一条龙生产的“咽喉”。因为“过气量”小，前边车间送来的气它常常“吞不下”，它送出的气后边几个车间又“吃不饱”，严重影响化肥的产量。文化大革命前，工人们曾多次提出改造变换炉的建议，可是修正主义的旧框框象“紧箍咒”一样，束缚着工人的手脚，变换炉始终“不可侵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们打破了旧框框，粉碎了“紧箍咒”，决心要“变换”一下这个变换炉。这个车间二十三个检修工，一半以上是新工人，既缺材料，又少经验，困难重重。可是，“工人阶级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这些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很快就订出了一个改造方案：要在变换炉内增设两套盘管，解决过气量小的问题。现成的盘管，厂里没有。让外单位加工，得半年后交货。怎么办？老工人梁景跃、张明跃把胸脯一拍说：“这个任务我俩包了！”他们经过多次试验，制成了两套盘管。接着，又革掉了变换炉里阻碍过气的蒸发层，使变换炉的“肚子”相应地扩大了，胜利地完成了改造变换炉的任务。
一九七○年这个厂完成了国家计划，但是增产幅度不大。厂领导认为，现在原料由冶金焦改为土焦和煤，能完成计划就不错了。因此一九七一年只希望能保住一九七○年的产量，没有提出增产指标。一九七一年初，厂领导开门整风，工人们尖锐地批评厂领导只看到死的物，没看到活的人；只看到原料质量差影响产量的一面，没有看到工人中间蕴藏着的革命积极性能够提高产量的一面，指出这种思想不符合总路线精神。接着，工人们经过讨论，提出了日产合成氨四百吨的战斗口号。工人们的革命精神教育了厂领导，两年来，厂里连续组织了八次生产大会战，分别提前一个月和一百零七天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
一九七二年五月，厂革委会大楼里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工人们提出：厂里组织的有四十多人的脱产文艺宣传队，方向是错误的。革委会立即接受了群众的批评，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使宣传队员回到了生产第一线，同时坚持开展业余群众性的文艺活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这个厂的广大工人眼界宽了，觉悟高了，干劲足了，他们敢想、敢干、敢提意见。无论厂里作什么决定，定什么计划，建什么制度，他们都要过问，对的就支持，错的就批评，充分反映了国家主人翁的精神面貌。
心里有群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厂的领导干部和工人群众之间，出现了亲密无间的新气象。白天，领导干部常常和工人们在车间一起劳动，夜晚，工人们又总想到这些领导干部家里去聊聊。有的谈工作问题，有的谈技术革新问题，有的谈入党问题，也有的谈房子问题、谈孩子问题、谈婚姻问题。总之，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工人们都愿意找领导谈谈。
老工人贾凝仙兴奋地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厂长办公室，我们工人很少去，即便有事非去不可，心里也象揣了个兔子，砰砰乱跳，到屋里，干巴巴地几句话说完，马上就走，更不用说到厂长家去了。现在，我们到了厂里领导干部家里，就象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无拘无束，无话不说，可亲热了！”
一个夜晚，厂党委副书记张保江送走来他家作客的工人，正准备休息。这时，厂里打来电话，说从襄垣县来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是到化肥厂来看他孙子高崇荣的，在市里迷了路。别人打电话到厂里来，让给找到这个工人，去接他的爷爷。这事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厂领导不会直接管这些事，让劳资科翻翻花名册就算了。现在不同了，张保江想：工人的亲人，就是我们的亲人。他立即披上衣服，向厂里走去。经过一番打听，终于在五千多名工人中找到了高崇荣。他又派车间的支部书记陪同高崇荣去接回他的爷爷。当张保江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大半夜了。
推土机司机陈润奎，发现推土机的履带把焦块碾成焦粉，很心疼，就去找党委书记。正在开会的史廷会同志，听说有个老工人找他，马上从会议室走出来，热情地握住陈润奎的双手，两个人坐在一条板凳上，亲热地谈起来。
“老史，咱们厂的焦炭，一吨五十四元，用推土机运，轧碎不少，这不符合多快好省的总路线！”
党委书记史廷会说：“你提得很对，这说明我们领导对企业管理抓得不紧，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总路线。一定要改。”
没过几天，史廷会来到造气车间，反复和工人们研究，决定用平车代替推土机运焦。这样，不仅提高了运焦的效率，而且大大降低了焦炭的损耗。
有一年，正当人们欢度春节的时候，硝铵车间装化肥的纸袋不够用了，要求生产总调度室马上派人搬运。文化大革命前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有一次，硝铵车间成品仓库垛满了，影响生产。调度室问厂长怎么办，厂长说：好办，从宿舍把休息的工人叫来突击突击，不就解决了嘛！现在，厂革委会几个主要负责人没有派工人，而是自己带领十几个干部去搬纸袋。他们说：“工人们常年累月战斗在生产第一线，比我们辛苦得多，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当干部的越是要懂得关心群众。”干部越是关心群众，群众的积极性就越高。听说缺纸袋，工人们也主动跑来搬运，工人、干部一齐下手，只用两个小时，就把一万多个纸袋搬进了硝铵车间。
根本的转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厂有三百多名技术人员，集中在专建的技术试验楼里埋头试验。有的在这里写论文，著书立说；有的在这里搞尖端，想一鸣惊人。但是他们严重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产需要的没人搞，搞出来的生产又不需要。工人们批评他们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风，吹进了技术楼，冲破了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套在技术人员身上的精神枷锁。在毛主席关于“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和“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伟大号召鼓舞下，技术人员豪情满怀地走下楼来，到工人群众中去了，到生产第一线去了。
我们访问土木工程师姚希光时，他正在纯碱厂房工地上。一位老工人指着半空中悬挂着的一排脚手架说：“瞧，那就是俺们老姚！”他正在上面干活哩。
工人们说，文化大革命前，老姚虽然也来过工地，那时是工程师的架子，工人们见了他很拘束，他见了工人也总是把头仰得高高的。经过文化大革命，老姚好象换了个人似的，一头扎在工地上就不走了。在瓦工组，工人们砌砖他和泥；在木工组，工人们划线他拉锯；到了起重组，工人们绑架杆他给扛木头……。休息的时候，他和工人们肩膀靠肩膀地坐在一起谈心。天长日久，他和工人们成了知心朋友。在纯碱厂房施工中，碰到了吊装十七米高、十五吨重的水泥柱子这个难关。如果到厂外借大吊车，既要使工程推迟，又要增加成本，老姚决心和工人们一起攻克这个技术难关。他组织工人开“诸葛亮”会，大家献计献策，终于用三点吊装法解决了问题，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
原厂中央实验室副主任李礼娴工程师，也变了。过去她只偶尔进一次车间，工人喊她，她都不答理。文化大革命中，她和工人们一道试验多晶硅，真是饭吃在一起，心操在一起，汗流在一起。有一次夜过三更，她倚墙睡着了，老工人桑广松把自己的衣服给她盖在身上，还悄悄地为她安排了第二天的试验准备工作。李礼娴感动地说：“过去在技术楼里三脱离，思想上越来越生锈；如今和工人们在一起，越来越感到自己的不足。”这是多么宝贵的收获呵！
多晶硅试验成功了。李礼娴一直在氢气提纯岗位上跟班。一天中午，因氢气摩擦突然着火了，火苗越烧越大。老工人杜国柱和青年工人刘杰正准备扑上去，李礼娴把他俩推开，自己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火烧着了她的头发、衣服，她全然不管，最后终于找到了着火的原因，杜绝了更大事故的发生。可是，李礼娴晕倒了。
李礼娴住院期间，工人们十分关心，三番五次地去探望她。出院以后，李礼娴又来到多晶硅车间，和工人们一起投入了新的战斗。这个过去和工人很隔膜的工程师，现在和工人同志们结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战斗的情谊。
象姚希光、李礼娴这样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太原化肥厂是很多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他们不论在政治上，还是技术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其中有十七名工程师、技术员，先后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这篇稿子写完了，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太原化肥厂带来的深刻变化，还远远没有写完，也是无法写完的。因为，随着斗批改的深入，随着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开展，随着人们觉悟的提高，这种变化还在继续着啊！
《山西日报》记者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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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的话
我们伟大祖国的欣欣向荣，不但表现在生产建设面貌的变化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上。象这篇通讯所写的太原化肥厂的这种变化，工业交通战线所在皆有。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成果。我们应当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多多反映和歌颂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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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今思昔 天壤之别
山东临清棉纺织厂女工 王翠英
我是一个纺织女工，今年五十岁了。一九七一年我患了急性肾炎，厂里立刻送我到医院治疗，医护人员每天到我床头打针送药，厂里领导和同志们常来看望。我整整休养了四个月，医疗费用全部国家负担，工资还照发。抚今思昔，旧社会的苦难，记忆犹新。
解放前的工厂，老板只顾赚钱，那管工人死活！一次落纱时，我被车子撞了腿，本是工伤，资本家不但不给治疗，反而一脚把我踢出厂外。家中无钱看病，只好挖来井泥给我捂腿，结果伤腿感染，卧床四个月，差一点送了命。
两个“四个月”，反映的完全是两个时代，两个社会。
熬过冬天严寒的人，最知春天的温暖；饱尝旧社会辛酸的人，最懂得新社会的幸福。我十一岁就进了纺织厂，最了解过去的苦，也最珍惜今天的甜。过去，劳动条件坏透了，黑暗狭窄的工房，夏天象蒸笼，冬天如冰窖，花毛乱飞，乌烟瘴气，大部分工人得了职业病。现在，党和国家无微不至地关心工人们的身体健康。就拿我们厂来说，厂房高大宽敞，安装了一整套现代化的通风、吸尘、保温等设备，车间里冬暖夏凉，空气清新。厂里按时发给我们肥皂、口罩、毛巾、卫生纸等劳保用品；每逢夏天，还备有汽水一类冷饮。厂里的保健机构，经常对安全、卫生情况和工人的身体进行检查。现在，职业病已基本消除，旧社会得了职业病的工人，也逐渐恢复了健康。我们妇女，过去有些年纪大了也不敢结婚，害怕一旦结婚，生了孩子，就会丢了饭碗；现在，结婚有婚假，生孩子有产假，还有喂奶的时间，母子的身心健康都得到充分保证。拿过去和今天对比，我们劳动人民真是由奴隶变主人，好比从地狱升入天堂。
心里痛快，精神就足。别看我年已半百，还要跟青年人赛一赛。我常想，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哪能有今天。我一定要鼓足干劲，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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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各地 日新月异
九里山下“化工城”
位于雄伟的九里山下的徐州，是著名的古城。解放前，人们用“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的诗句，来形容这里的荒凉。解放后，这里逐渐繁荣兴旺起来，发展成了一个崭新的化学工业区。
徐州地区化工资源十分丰富，但过去却没有化学工业。一九五八年，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中，九里山下，办起化学工业，电石厂、硫酸厂、气体厂、农药厂，相继建立，生产了硫酸、盐酸、磷肥、烧碱、力车胎等产品，创造了一千五百多万元的产值。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徐州化学工业产品产量大增加，品种大发展，工业产值比一九五八年又猛增了六倍多。
登上九里山，俯首望去，从八宝屯到孟家沟，一座座烟囱林立的工厂，排成了十里长街。一些老厂在逐步扩建，新建的徐州化肥厂、徐州淮海橡胶厂、合成洗衣粉厂、造漆厂等正在发展。一九六一年，徐州化工厂的工人制造土设备，采用土办法，生产出了国家急需的苯酐。一九七○年，他们继续发扬土法上马的革命精神，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完成了生产涤纶的设备的制造和安装任务。
现在，广大化工工人，正朝着工业“三废”、石油化工、煤炭化工的综合利用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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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兴旺的坪石镇
在巍巍的金鸡岭下，武水河畔，在南来北往的京广铁路线上，有一个粤北的新兴小镇——坪石镇。
坪石镇旧称水牛湾。因过去地面上有块状如水牛的天然大石而得名。水牛湾上岩壁高耸达三四百米，岭顶尖端有一巨石，貌若雄鸡，所以山名叫做金鸡岭。
六十年前，这里是个荒芜之地，仅有九户人家，多以撑船谋生。正象民谣所说的：“金鸡苦，水牛穷，荒草茫茫野兽凶。”
一九三六年，粤汉铁路坪石段通了车，在这里设了坪石车站，但金鸡岭下还是一个贫穷龌龊的地方。
一九四九年九月，红旗插上了金鸡岭。从此，水牛湾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坪石人民在荒地上铺筑了三华里长的大街，建起了楼房，开设了商店，办起了学校和工厂。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坪石镇发生了更加显著的变化。
坪石火车站比以往更加繁忙，每天停站客车从四对增至六对；上下旅客从二千多人增至六千多人；平均每天卸货量从两个车皮增至二十多个车皮。
坪石镇现已成了三条公路干线的中心点。文化大革命后建成的坪梅公路大桥，跨度达一百一十米，居广东全省首位。
镇上的一座火力发电厂，装机容量从过去的三千瓩扩增至六千瓩。供电区远跨两省四县和三个煤矿区、三个氮肥厂。镇里还建有现代化设备的洗煤厂，产品远销国外的松香厂和储木场。镇属小工厂如塑胶厂、农机厂、材料厂和眼镜厂象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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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纺织厂的变化
座落在岳麓山北，滨临湘江的长沙纺织厂，是个已有六十年历史的老厂。解放前，厂房破旧，设备简陋，生产很落后。那时，全厂有九千多枚纱锭，只能纺二十一支纱一个品种，日产棉纱不过八件多。
解放后，红太阳照亮了长沙纺织厂。国家对旧厂房和老设备进行了改造和更新，又新建了南厂，纺纱设备比解放前增加三倍多。解放前的九千枚纱锭，经过对旧细纱机进行革新和改造，现已全部运转，有六十年历史的老设备，生产出七十年代的新产品。一九五八年后，又增加了两百多台织布机，新建了一个内衣车间。现在能纺三十二支纱、四十二支纱等十多个品种。和解放前比较，棉纱日产水平增长了二十倍，工业总产值增加了十九倍。这个厂已经由一个单一的纺纱厂发展成一座现代化联合企业。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锻炼，近两年来，长沙纺织厂实现技术革新一百三十多项，自制成功清纲联合机、自动落纱机和无梭喷气织布机等先进设备。一九七二年，十三种主要产品质量有十一种超过历史最好水平，棉纱混合一等一级品率最高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八。
本报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