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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群众奋起直追
——中共山东省胶南县委坚持总路线精神加速发展农业
一踏进山东省胶南县，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水库塘坝星罗棋布，苍松翠柏盖满山峦，岭地成片，渠道相连，昔日的海湾也变成了阡陌纵横的稻田。更为壮观的是一条茂密的防风林带，宛如“绿色长城”，绵延在四百多里长的海岸线上。可是，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荒山秃岭的穷地方哩！
胶南县近几年来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其他各业也有很大发展。一九七一年，全县粮食亩产五百零五斤，比一九七○年每亩增长七十斤。一九七二年，粮食亩产又提高到六百零三斤，比一九七一年增长了九十八斤。全县六十三万亩宜林面积基本上都栽上了树。生猪饲养量达到四十三万头，每户平均两头半。花生、黄烟、蚕丝、药材、茶叶、渔业等都获得丰收。
干革命就要力争上游
胶南县面貌的变化，是广大干部、群众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结果。
这个县的农业生产过去的基础比较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逐步有所发展，到一九七○年，粮食亩产达到了四百三十五斤，荒山绿化取得显著成绩，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和鼓励。干部和群众都磨拳擦掌，表示要大干快上，继续前进。但是，也有少数同志，满足现状，不敢迈大步子。有的说：“这几年咱胶南秃山长了树，岭地增了产，地瓜小豆腐，越吃越舒服，这就满不错了。”也有的说：“咱县岭地石头多，沿河净沙窝，靠海土地少，生产底子薄。过去粮食亩产只有二百来斤，现在已经翻了一番，再要大幅度增产就困难了。”
县委领导干部是带领群众大干快上，继续前进，还是落在群众后头，被动应付？这是要不要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场严重考验。
为了进一步统一认识，增强信心，他们又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使他们认识到，上游能不能一争再争，干劲能不能一鼓再鼓，关键在于领导思想。王台和海青两个公社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两个公社都是胶南的大社，人口、面积基本相同；生产条件，王台还比海青好一些。过去，王台公社的生产一直居于全县上游。可是，后来由于公社领导满足于现状，认为自己条件好、产量高，别人赶不上、比不了，因而干劲不足，步子迈的不大。结果是：生产停滞不前，只能维持现状。海青公社原来比较后进，后来公社领导干部树雄心，立壮志，奋起直追，带领群众大干苦干，把一万多亩涝洼地改造成了水稻田，实现了一人一亩水浇地，两年时间，农业生产就赶过了王台公社，由下游变为上游。两个公社的鲜明对比，说明一个道理：干革命就要力争上游，争上游就要一争再争。面貌要大变，就得苦干大干，决不能用小农经济的思想来办大农业，只守旧摊，不创新业。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县委作了一个“急起直追学大寨，快马加鞭赶昔阳”的决定，动员全县人民，为迅速把胶南建成一个大寨式的县而贡献力量。
学大寨就要大鼓干劲
大寨经验有一条：面貌要大变就要吃大苦，耐大劳，花大力气，流大汗水。胶南学大寨，学到了这种干劲。
这个县的灵山岛公社是一个渔农结合的高山孤岛，男劳力搞渔业，种地主要靠妇女。过去，全部土地都零散挂在山坡上，粮食产量较低。一九七○年以来，这里的干部和群众深入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靠着每个社员的两个肩膀一双手，积极改变生产条件，在石头山上凿出了深水井，从石头缝里抠土造成了大寨田，使农业连年大幅度增产，粮食平均亩产跨过
“长江”。社员们豪迈地说：“热炕头上走不了大寨路，舒舒服服建不成大寨田。为了给国家多贡献，再苦再累，心里也觉着甜。”
胶南县委认真总结、大力推广了灵山的经验，多次组织社、队干部到岛上参观学习，使大家受到了生动的总路线教育，推动了全县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群众运动。县委本着抓重点、打歼灭战的原则，对全县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统筹安排。从一九七○年冬天开始，在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下组织各社队之间的社会主义协作，大搞水利建设。一年间共扩大水浇地面积十一万亩。总工程量等于前二十年的总和。
领导带群众，群众促领导。越干，信心越大；越干，斗志越强。这个县最大的吉利河水库，可容水五千七百万方，原打算两年建成，三年配套。可是，一万人开上去，一年就建成了，当年开始配套，很快发挥了效益。过去领导不敢想的，群众一下子就干出来了。
水利建设上的成就鼓舞着大家，使干部看到了群众的力量，使群众也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大家进一步解放了思想，鼓足了干劲，以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又打了一个整地改土的歼灭战。两个冬春，全县各社队二十万人上阵，共建设大寨田二十七万六千亩，加上前几年搞的，现在已有五十一万亩山岭薄地建成了大寨田，有二十万亩涝洼地建成了条田、台田，水浇地面积已达到四十三万亩。
作艰苦奋斗的带头人
要大干快上，就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善于发现新鲜事物，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过去，胶南县的花生种植多是春季纯种和麦田套种，这样常常造成争地、争肥和夏季农活集中、劳力紧张等矛盾。县委负责同志到辛安公社东洞门大队去调查研究，发现这个队实行花生、玉米“八二间作”，改夏花生为春花生。这样，既充分利用土地，又提高复种指数，因而产量提高了，二百亩花生亩产达到五百八十二斤，粮食亩产达到八百一十一斤。县委负责同志抓住了这个成功的新经验，及时在全县推广，促进了耕作制度的改革。
要大干快上，领导必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扑下身子和群众一起干。尤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更要挺身而出，挑起重担，做艰苦奋斗的带头人。前年，泊里、琅琊两个公社“向大海夺田”，在?口海湾修建一条长达一千六百米的拦海大坝。开始很顺利，但到合龙时出了问题，第一次合龙被海潮冲垮，第二次合龙又没有成功。这时，有的人便灰心泄气，主张干脆停下。是停下来，还是继续干？在这个节骨眼上，县委全体常委都到第三次合龙的工地，五十八岁的县委常委王玉吉等同志，带头跳进合龙口齐胸深的冰冷海水中，和群众臂挽臂，肩并肩，搭成一堵人墙，挡住了激流。经过一场激战，终于胜利地合龙。干部敢下海，群众敢擒龙。两年来，全县修起了四条拦海大坝，扩大了两万七千多亩土地，去年种上了六千亩水稻，都获得了好收成。
在前进的道路上，各公社都有少数后进单位拖着腿。如铁山公社墩上大队，情况复杂，县、社干部曾经九进九出，没有解决问题。县委派了一名常委到这里蹲点。县委书记还和其他常委三下墩上，集体“会诊”，狠抓阶级斗争。经过半年的斗争，终于揭开了盖子，解决了问题。去年，这个大队粮食和花生亩产，分别比前年增长近二百斤，一跃而为全社的上游。通过抓点带面，两年的时间，全县后进单位在学大寨的道路上都不同程度地迈出了新的步伐。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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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尽长江滚滚来
郭大江
“力争上游”的“上游”，不是缓缓而流源头在望的小溪，而是波涛起伏没有尽头的洪流。
昔阳是农业学大寨的上游。昔阳还在前进再前进。各地大寨式的县越来越多，学大寨运动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学大寨，赶昔阳，要一学再学，一赶再赶。
山东胶南县的同志们有一条很好的体会：“干革命就要力争上游，争上游就要一争再争。”
干革命，就要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子，开创前人没有办到的事业，也就是力争人类历史发展的上游。历史在不断发展，不断前进，要争上游，那就势必要一争再争。如果争了一下，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不肯再争了，那就必然要从上游溜下去。
“一争再争”，这不只是产量的一再上升。每一次“再争”，都要求在思想境界上、精神状态上、领导作风上、工作方法上“更上一层楼”。
胶南粮食亩产量从二百来斤增长到四百多斤，大片的荒山变成了绿山，力争上游的精神变成了丰硕的物质成果。在这种情况下，是继续前进呢，还是满足现状呢？这就又出现了两种思想境界、两种精神状态的差别。是带领群众向新的广度和深度主动进军呢，还是落在群众后头被动应付呢？这就又出现了两种领导作风、两种工作方法的差别。他们紧紧抓住这个问题，再讲路线，再鼓干劲，再深入群众，再调查研究，路线觉悟更高了，革命干劲更足了。在这新的基础上，粮食亩产量又“一争”而上升到五百斤以上，“再争”而上升到六百斤以上；“争”得林更多了，猪更多了，鱼更多了，花生、黄烟、丝、茶、药、杂都更多了。群众和干部也更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更进一步掌握了三大革命运动的规律。到头了吗？当然没有。他们还在前进。每前进一步，又必然要有新的斗争。
上游永远无止境，不尽长江滚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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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海之滨水利新图
在福建省龙溪地区沿海的诏安、漳浦、云霄、东山四县的土地上，到处是一幅幅美丽的水利新图：一座座水库，星罗棋布，在万山丛中碧波荡漾；一条条引水渠道，盘山过岭，在山岗田野里蜿蜒伸展；一道道水闸，拦腰切断了溪流，使奔腾不息的溪水驯服地听从人们的调遣；千百座石渡槽，如长虹飞架，气势雄伟磅礴。从一九六九年以来，这四个县共兴修了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四千八百九十多处，增加灌溉面积五十八万亩，占四个县粮食种植面积的百分之六十。
这些水利建设，为抗御自然灾害，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效益。一九七一年，干旱持续了二百一十多天。但是，四个县普遍获得了丰收。一九七二年，这里又是严重的春旱，而四个县的粮食平均亩产都超过《纲要》，其中有两个县过了千斤。花生、甘蔗、柑桔、香蕉、黄麻等经济作物的产量大幅度增长。
一个大队的榜样
龙溪地区的诏安、漳浦、云霄、东山四县，地处东海之滨，西部靠山，东临大海。由于受地势和气流的影响，平均年降雨量在一千毫米左右，加上溪流短小，水流湍急，一有雨水很快就流入大海，雨后不久又溪枯地裂，农业生产经常受到干旱的威胁，是全省有名的旱区。
一九六九年，四县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从多年的实践中体会到，要尽快发展农业生产，一定要把水利建设抓上去。但是，如何抓法？大家意见不一致。大部分同志认为，办水利应当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充分发动群众，走多快好省的道路；但也有一部分人有依赖思想，一谈到办水利，就伸手向上要钱要物资。是自力更生还是依赖国家？反映了水利建设中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地区革委会负责同志带领大家到诏安县太平公社大布大队参观。
大布大队原来是一个交通不便、农业生产基本条件比较差的后进队。一九六四年冬天，大队党支部把全大队的石工组织起来，上山采了三千多方石料。艰苦奋斗了一冬春，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在村前一条二百多米宽的河上，建成了一座二米宽、二百九十米长的大石桥。接着，党支部又带领社员群众挖了引水渠，兴建水轮泵站，架起石渡槽，使两千亩土地变成旱涝保收田。同时，还开辟茶园三百五十亩，围垦河滩地一百二十五亩。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这个队就由一个后进队变成龙溪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大布大队的事例，给沿海四县的领导同志很大教育。原来等待国家拨钱拨物办水利的一些同志，看看大布，比比自己，既激动，又惭愧。他们说：“人民群众有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布大队有，我们那里也有。以前，我们不认识它，不知道用，却伸手向国家要钱。看了大布，找到了差距，我们缺少的不是钱，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在大布大队的启发下，龙溪地区沿海四县以老石工为骨干，建设一项水利工程，就培训一批新石工。在短期内，四县从原来只有几百名的石工队伍发展到上万人。这批石工队伍，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
精神，开山凿石，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地解决水利建设中的大部分材料，为水利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项工程解放了思想
龙溪地区革委会就是这样紧紧依靠群众的力量，取得了水利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位于漳浦县境内的朝阳渠，是一条高水位骨干引水工程，全长七十四里。它盘山过壑，工程艰巨复杂。这项水利工程竣工后，可使全县八个公社和农场的十六万七千亩土地得到灌溉，七万亩良田实现旱涝保收。
在地区革委会的支持下，一九六九年冬天，朝阳渠引水工程开始动工兴建。四万多民工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靠铁锤、钢钎、镢头、土炮、土箕和竹杠，忘我地奋战在悬崖陡壁上或峡谷中。
工程最艰巨的地方是在滚滚的南溪上游的清山和美林山之间架设一座六十九个墩、高十八米、长七百九十六米的大渡槽。而吊装单孔净跨六十米的拱肋，又是砌墩中难度最大的一项。要把在地面预制好的一节节重七、八千斤的钢筋水泥拱肋，吊到二十四米高的空中，使它们按设计合龙起来，联成三条，架在两岸的槽墩上，需要一套起重设备。工地上没有任何起重机械。民工们先在南溪中搭起坚固的排架，排架上搭一个平台，然后沿着人造斜坡，硬是靠六十多副铁肩膀把一节节拱肋抬上平台，再用土吊架吊装起来，终于使三条十五节拱肋胜利合龙，平平稳稳地飞架在南溪两岸的槽墩上。
一九七○年七月一日，朝阳渠引水工程正式通水了。这项原来设计需要一千七百万元的大型引水工程，只用半年时间，花了一百三十多万元就全部完工了。
朝阳渠引水工程的建成，教育了四县各级领导干部，解放了大家的思想，使他们懂得了只有依靠群众办水利，水利建设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
遍 地 开 花
在大布大队和朝阳渠的推动下，龙溪地区沿海四县的水利建设出现了新的局面。一个个提水、蓄水和引水工程，象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东海之滨的土地上。
蓄水三千万方的诏安县亚湖水库，一九六五年开始兴建。由于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上级给钱就干，没钱就散，建建停停，拖了几年也没有建成。后来，县委书记亲自上工地，宣传大布大队自力更生办水利和漳浦县人民多快好省地建设朝阳渠的事迹，大大激发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只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原来要三年才能竣工的工程。
蓄水三千八百万方的漳浦县杨美水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曾搞了一个“洋”方案，需要三百万元投资，三年才能建成。因为投资大，时间长，一直没有动工。在大布大队和朝阳渠精神的鼓舞下，漳浦县革委会领导成员带领水利干部、技术人员和社员群众，对这项工程重新进行勘测、设计，只投资一百二十万元，用了五个月时间就建成了。
龙溪地区沿海四县人民，在坚持小型为主、社队自办为主、配套为主的同时，在国家的支援下，还联合起来，团结战斗，兴办了一些大型的骨干水利工程。云霄、东山两县人民兴建向东渠引水工程就是一例。
向东渠，长达一百二十多里。它利用云霄境内漳江上游三条支流的天然资源，把水引入渠道，汇成一股，然后引水南调，跨越八尺门海峡，把水送进东山岛。这项工程十分艰巨。云霄、东山两县人民，在国家的支援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于一九七○年九月投入了这场改天换地的战斗。两县人民团结战斗，紧密配合，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使工程进度和质量不断提高。向东水渠建成后，云霄、东山两县有二十三万亩土地实现自流灌溉，保收面积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群众大办水利的热潮中，龙溪地区沿海四县人民想出种种办法来节省资金和材料。就拿渡槽来说吧，最初建起的大多数是石块砌的槽墩，钢筋混凝土制作的槽身；现在，连槽身也是用石块砌成的。在架设石拱渡槽的初期，搭的是满堂架，需要大量木材；现在，采用夹合木和人字形拱架，节省木材百分之六十至七十。龙溪地区沿海四县人民，就是这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地发展水利事业，迅速地改变着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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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长虹”——福建东山县向东渠上的八尺门跨海渡槽
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