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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誓把成安变昔阳
中共河北省成安县委员会
我们成安县是个集中产棉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我们积极推广大寨和我县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何横城大队的经验，全县农业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去年是大旱之年，全县粮食亩产超过了《纲要》，棉花生产也有很大发展。
最近，在全国棉花生产会议上，我县何横城大队被誉为“河北省的大寨”；接着，中共河北省委又在邯郸地区召开了全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议，号召全省要在三年内把何横城经验普遍推开。这对我们成安全县人民既是鼓舞，又是鞭策。我们发动群众制定了“学大寨，赶昔阳，誓把成安变昔阳”的三年规划。究竟学什么，怎样赶，如何变？这是我们每一个县委领导成员要认真回答的问题。恰在这时，《人民日报》三月三十一日发表了山西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的报道和陈永贵同志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使我们明确了方向，找到了差距，坚定了信心。
县委常委经过认真学习讨论，又举办了全县十五个公社党委书记和八十七个先进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参加的学习班，发动大家以批修整风为纲，帮助县委对照昔阳找差距，总结经验想办法。我们决心以昔阳为榜样，尽快地把成安县变成昔阳县那样。
陈永贵同志在讲话中说：“必须坚持总路线精神，只能大干，不能小干”。他特别尖锐地提出：“有的地方是平展展的大平原，条件好不好？够好了吧！土好、水好，为什么生产上不去？”这话就象是在向我们提出批评一样。我们每一个县委领导成员都认为问得很对。通过认真学习讨论，我们认识到：是大干还是小干，这虽是一字之差，但却关系到县委是不是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大问题，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县委领导成员的考验。
围绕陈永贵同志提出的问题，我们认真回顾了成安学大寨的历史。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当时由于县委有些成员“怕”字当头，精神状态不对，不是发动群众大干快干，而是慢慢腾腾，收效不大；对我们本县的先进典型何横城大队的经验也重视不够，推广不力。结果，喊了几年“学大寨”，大寨经验推不开，生产面貌变化不大，粮食亩产一直徘徊在三百斤左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新县委，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发扬苦干实干的革命精神，大力推广何横城学大寨的经验，领导群众大干了几年，使许多沙丘、碱地、茅草岗变成了旱能浇、涝能排的保收田，去年粮食亩产过了《纲要》，全县还有一批社、队亩产过“黄河”，跨“长江”，超千斤。棉花、油料等也有了很大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我们深刻体会到，要大变，就得大干。面貌的改变是靠鼓足干劲干出来的，力争上游争出来的，不是等来的。
在学习中，我们严格解剖自己，反对保守思想，反对舒舒服服“干革命”、轻轻松松“学大寨”的懒汉懦夫世界观。通过学习，我们重新修订了三年规划，把积极推广何横城科学种田的经验，作为成安变昔阳的一个重要起点，象昔阳那样打好水、肥、土三个硬仗。
为了加快前进步伐，我们决心首先加强县委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十名常委，除留一名主持机关工作外，其余九名分别带领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蹲点带面，推动全县。同时，县委还决定从县、社抽调六百多名干部深入基层，达到队队有一至三名干部，既当“参谋”，又当“社员”，扎根农村，苦干巧干，不把成安变成昔阳誓不罢休！目前，全县出现了一个鼓干劲，争上游，大闹春耕的高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肥料已送到地里。小麦已普浇两遍。全部春地进行了耙耢保墒和平整。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昔阳学大寨，三年建成大寨县；河北大寨在成安，成安究竟怎么办？”我们的答案是：苦干大干两三年，誓把成安变昔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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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能大干 不能小干
郭大江
陈永贵同志在介绍昔阳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经验的时候着重地说：只能大干，不能小干。
大干，小干，是否只有程度和数量的差别？
否，这是执行两条不同的路线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世界观和两种精神状态的表现。
大干还是小干，这是关系到是否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大问题。
大干还是小干，这是充分相信、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强大力量，还是用小农经济的思想指导行动的问题；是充分相信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还是心目中没有群众，脱离广大群众的问题。
大干还是小干，这是生气勃勃地干革命，还是死气沉沉地混日子的问题；是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用懦夫懒汉的世界观支配行动的问题。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全体人民的意志。广大人民群众是要大干的。是不是进一步领导群众大干？群众把这个问题摆到了各级领导干部面前。这对每个单位的领导成员都是一场严重的考验。
有的同志有一种“大干要冒风险，小干比较保险”的思想，满足于“步子不大年年走，成绩不大年年有”的状况。这不符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大提高了路线觉悟的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愿望，也不符合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际需要。
小干真的“保险”吗？步子不大真的能“年年走”吗？恰恰相反，只有大干，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才能高产稳产；只有步伐健壮，才能不断前进。如果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碰到一点风吹雨打，就走不动了。不尽力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打好高产稳产基础，遭到一点自然灾害就不“保险”了。更值得注意的是，那里不大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必然要在那里钻空子。千万不可在“保险”的幻觉中忘记了阶级斗争！
陈永贵同志提倡的大干，是把改天换地的革命气魄、无坚不摧的革命胆略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大干，是坚决地严格地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大干。在前进的道路上，艰险困难是必不可免的；只有这样大干，才能最有效地战胜千险万难，不断开辟越来越广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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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破保守思想 树雄心壮志
中共安徽省宿县委员会
我们学习和讨论了陈永贵同志的讲话，对照昔阳，比比自己，找到了差距，增强了信心，鼓舞了干劲。我们决心以昔阳为榜样，大干苦干，尽快地把我县建设成大寨式的县。
陈永贵同志说：“要大干，就必须反对保守思想，反对懒汉懦夫的世界观。”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一九七○年，为了把大寨经验迅速在我县推开，我们曾经分期分批组织了县、社、大队领导班子成员到大寨参观学习。回来后，干部和群众的信心很足，劲头很大，全县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当时，我们县委领导成员有保守思想，认为我们县生产基础差，只相信能变，而不相信能快变、大变。
由于没有快变、大变的革命气魄和大干、苦干的革命精神，表现在行动上是安于现状，满足于“单产不高，总产不少，贡献不小”；在重新安排山河上缺乏雄伟的建设蓝图；在改变生产条件上缺乏有力的措施。比如，横穿我县的新汴河工程，在一九七○年就已竣工，但是配套工程抓得很不够，只是零打碎敲，没有能够充分发挥这条大河的效益。因此，抗灾能力不强，前进步伐不快。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一针见血地向我们指出：“你们想干，又不想苦干，想革命，又不想革保守思想的命，这是懒汉懦夫世界观在作怪。”干部和群众的尖锐批评对我们很有启发。究竟宿县能不能快变？学大寨赶昔阳的步伐能不能加快？我们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向群众请教。我县大店公社三里大队水捞吴生产队，平均每人合四亩半砂礓黑土地，地势低洼，十年九淹，是我县人少地多、生产条件差的生产队之一。自一九七○年以来，他们树立了雄心壮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肥料，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把低洼的黑土砂礓地改变成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一九七二年粮、棉、猪都超过了《纲要》。水捞吴生产队大干快变的经验，扫除了我们头脑中的保守思想。论自然条件，我们地处淮北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足，比大寨、昔阳要好得多；论产量、讲贡献，却比大寨、昔阳差得远。大家深深认识到：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轻轻松松赶不上昔阳。
今年以来，为了加快学大寨、赶昔阳的步伐，我们以批修整风为纲，认真总结了学大寨的经验，摆保守思想的表现，挖保守思想的根源，破除懒汉懦夫世界观。我们除留一名常委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余常委带领县、社干部蹲点，继续抓紧抓好批修整风，按照总路线的精神，发动干部和群众，抓住主要关键改变生产条件。我们一定要大干苦干，为尽快改变我县面貌而奋斗。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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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治山治水二十年
——曲峪大队充分发挥集体力量改造生产条件
在九曲黄河的东岸、晋西北黄土高原的西端，有一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这就是山西省河曲县巡镇公社曲峪大队。二十年来，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指示，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坚持大搞水土保持工作，对山、水、沟、坡综合治理，改变了穷山恶水的面貌。
“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这是旧时代当地人民生活的写照。如今的曲峪，秃山变成花果山，沙滩变成大寨田，滚滚奔流的黄河水，也服服贴贴听人调遣。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亩产连续七年跨“黄河”，一九七一年总产量二百六十多万斤，比合作化初期增加三倍半。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去年，在严重干旱情况下，粮食总产量仍比前年有所增长。
坚定不移 坚持斗争
早在二十年前，曲峪办起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党支部为了改变穷山恶水的面貌，引洪淤滩。可是，地还没有淤成，就被山洪冲刷，黄河刮走。一九五四年，社主任王海元（现任党总支书记）响应上级党委大搞水土保持的号召，说服社员在马尾沟修了十亩梯田，在二郎塔栽了二亩树。结果梯田冲成耙齿齿，树苗干成光棍棍。一九五五年是个重灾年。有人说：“今年的灾又遭定啦，趁早再出口外逃荒吧。”王海元说：“旧社会逃荒，是因为三座大山压在咱们身上，没有力量战胜灾害。现在咱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应该依靠集体的力量，治山治水，战胜灾害。”
有人说：“王海元只知道办社，不关心群众生活，不走群众路线。”
曲峪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怎样才是走群众路线？王海元建议党支部对这个问题开展一场讨论。
在田野、在炕头，讨论会一个接一个，一连开了几十天。经过群众大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战胜灾害；改变曲峪的自然面貌，战胜穷山恶水，这就是走群众路线。
党支部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对大泉山等地大搞水土保持的批示，使大家认识到：曲峪穷就穷在水土流失上。人受水害，被迫“走西口”，越走人越穷，越走地越瘦。要想彻底拔掉穷根，就必须发动群众，狠抓水土保持。
接着，党支部派人到大泉山等先进单位参观学习，进一步坚定了广大群众改天换地的信心，作出了水土保持规划。这一年，王海元同志带领二百多个劳动力，首先治理掏泥沟。他们在沟旁修了梯田；沟内节节打坝，坝上植树，坝底造地。第二年夏天，落了一场一百多毫米的暴雨，别的沟全是急流滚滚，唯有掏泥沟土没下山，水没出沟。这一事实改变了人们的看法，他们说：“最难治的掏泥沟能治住，别的沟还不好办？”
治理掏泥沟的第一仗打胜了，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一九五六年，由于基本建设的投工过多，占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三十多，影响了社员当年分配。一小撮阶级敌人兴风作浪，大搞破坏活动。他们胡说什么治山治水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一些人也动摇起来了。
在挫折面前，是收摊还是继续前进？党支部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定了信心，经过调查研究，从阶级斗争上找到了答案。党支部发动群众斗倒了阶级敌人，对工作中的缺点，在群众中作了检查、纠正。这样，进一步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到一九六三年，曲峪四千三百亩滩地全部实现了水利化，十二道大沟，沟沟坡坡栽满了树，五业发展，六畜兴旺。
面对这些成绩，有些人产生了自满情绪，说什么：“咱这个穷地方，现在不愁吃粮，票票存银行，住上新房，再好还能好成个甚？”干劲不那么足了。个别干部也流露出“生产到顶”的思想苗头。大队党支部组织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同时积极开展反骄破满的思想斗争。使大家认识到：曲峪和大寨比，还差十万八千里。这样一比，比出了革命干劲，比出了跃进思想，第二年全大队粮食总产量净增五十万斤。
斗争的实践使曲峪人民深深体会到：治山治水中贯串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坚持斗争就是胜利。战胜穷山恶水，只能一锹一锹地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二十年来，这个大队年年有建设，年年有发展。
自力更生 全面发展
曲峪大队治山治水二十年，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样大的生产费用从哪里来？当时，有不少人主张伸手向国家要。党支部就组织广大干部、社员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使大家提高了思想觉悟，发扬了勤俭办队的精神。在建设上，以“土”代“洋”，土打土闹。测量没有仪器，他们就动员心红手巧的木匠，做成了土水平仪，用土仪器、土技术，建设成了大干渠。他们还充分利用山区地广的有利条件，大种大养，广开生产门路，为基本建设奠定物质基础。他们的主要经验有三点：
一、“以短养长”。优先安排受益早、见效快的工程项目，增加当年收入，为长远建设积累资金。如在植树造林方面，一九五六年栽上红白柳，当年就收入了五千多元。在林地里实行林、粮间作，一年能收回五、六万斤粮食。在多种经营方面，优先发展苇席生产，三两年内每年就可收入四、五万元。在水土治理上，把重点放在淤滩澄地上，头年澄下，第二年就增产，他们管这叫做“以滩养山”。这样，当年受益，当年参加分配，既调动了群众治山治水的积极性，又为长远建设提供了资金。
二、“以长养长”。从远处着眼，近处着手。开始有人认为搞长远建设是“老子栽树儿歇凉，远水解不了近渴”。费工多，收效慢，信心不足，劲头不大。他们批判了这种懒汉懦夫世界观，坚持不懈，年年搞建设，从一九五五年以来，陆续有收入，仅林业收入即达十万多元。被认为不解“近渴”的“赔钱货”，如今变成了“摇钱树”。
三、以多种经营促进基本建设。以前，曲峪除苇席外，大部分是卖了原料买成品。如大队自产红白柳条卖给国家，但用的箩头、簸箕却是从供销社买的。后来，他们利用自产原料，陆续办起了铁木农具修造、砖瓦、编织等二十七项副业生产，每年收入十多万元。十几年来，他们拿出近百万元资金进行了机械化电气化建设，大大加快了治山治水步伐。这样二者互相促进，就象“滚雪球”，越滚越大。
掌握规律 综合治理
曲峪开始搞水土保持时，碰了不少钉子。在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队的帮助下，找出了前几年治山治水失败的原因，制定了综合治理的规划，改变了过去东碰西撞，零敲碎打的作法，收到了多、快、好、省的效果。他们概括为坚持“三个治理”：
一是综合治理：沟、坡、梁、滩，上游、下游各个方面密切配合。在农田建设上，水地、梯田、坝地并举；在河滩治理上，淤地、灌溉、排洪并举；在山坡治理上，鱼鳞坑、水平阶、连环蓄水窖并举；在生物措施上，乔木、灌木、草并举。
二是集中治理：他们根据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的原则，每年集中力量治理一道流域。
三是连续治理：采取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办法，农忙小搞，农闲大搞，年年搞建设。
经过多年实践，他们逐步掌握了一些规律，正确处理治土与治水的关系：治滩与治山的关系；工程建设与植树造林的关系；建设与养护的关系。这样，使水土保持工作，常年坚持，越搞越好。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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