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新的斗争生活的赞歌
——评文艺丛刊《朝霞》、《金钟长鸣》
马联玉
《朝霞》和《金钟长鸣》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本文艺丛刊。两个集子的共同特点是:积极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崭新斗争生活,努力塑造在革命的疾风骤雨中显出英雄本色和不断成长着的革命的老一代人或新一代人的典型形象。无论是热气腾腾的造船厂,还是连续跃进的钢铁战线;无论是稻浪滚滚的江南农场,还是鱼蟹丰收的沿海渔村;也无论是不断前进、永远前进的解放军连队,还是严守祖国门户、劈涛斩浪守海防的人民海军,一片火热、兴旺的景象,反映了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好形势,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胜利。
《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第一课》和《前进,进!》是正面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是一种勇敢的可贵的实践,是值得大加提倡和鼓励的。《初春的早晨》取材于震撼全国的一月革命风暴,描写在这场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的伟大斗争前夜里,革命派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指航灯,破迷雾,顶逆流,同一小撮走资派的阴谋诡计作斗争的故事。《金钟长鸣》则反映了一月革命风暴以后,基层已普遍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红色政权,在斗争中涌现的新干部同革命的老干部一道,并肩战斗,不断粉碎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斗争历程。《第一课》歌颂了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伟大创举,描写了一支工宣队进驻某大学的第一天的斗争生活。《前进,进!》写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党的领导下,革命群众联合起来,清理阶级队伍的故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进行的政治大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共产党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是一场规模浩大、内容深刻的伟大革命风暴。在这场斗争中,刘少奇、林彪伙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虽然进行了千方百计的破坏和阻挠,但是,运动在健康地向前发展。革命的优势和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手中。这几篇作品,较好地从这个或那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本质和主流,讴歌了革命人民在斗争中焕发出来的那种大气磅礴、摧枯拉朽和一往无前的彻底革命精神,集中刻画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典型形象。描写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不仅需要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能够俯瞰全局,抓住本质,而且需要严格地掌握无产阶级的政策界线,妥当地处理各阶级、阶层人物之间的关系。《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和《前进,进!》是写得比较好的,在这方面的处理比较准确。
前一个时期,我们听到过一种议论,说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敌人遭到了沉重打击,资产阶级思想也受到猛烈的扫荡,因此反映文化大革命以后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不应该再强调表现阶级斗争了,而应当去写什么“满台红,红一片”,“人人好,步步高”。这显然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是一种“无冲突论”的主张。丛刊中的《红色下伸店》和《踏着晨光》、《孟新英》等作品的作者,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批判了这种论调,表现了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生活。前一篇以敌我矛盾为主线,描写了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的形势下,继续同暗藏的阶级敌人所进行的斗争;后两篇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线,表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正在展开一场更加深刻、更加复杂的斗争。
《踏着晨光》所提出的问题,是颇有典型意义的。推了几十年粪车的老清洁工于春兴,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掌了权,担任了区革委会常委。但是,夺权胜利绝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而是一场新的斗争的开始,一切公开的或暗藏的敌人还在伺机窥探,以求一逞,几千年的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的思想、习惯势力还要通过各种渠道侵蚀我们。这就需要革命者在新形势下,保持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和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于春兴是在处理自己儿子于小强的毕业分配问题上,嗅出了这种火药味的。旧社会在十里洋场做掮客、新社会当上了百货商店采购员的张利风,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张敏当清洁工,甜言蜜语地阻挠小强去清洁管理站报到,同时又给于春兴送来了工作需用的手表,拉拢关系。接着,还动员小强的大姨妈上门劝说,请求主管毕业生分配的于春兴笔下“拨一拨”,改变张敏和小强的分配单位。这一切,都是在某种掩护下进行的。反对孩子们做清洁工,据说是为了“为祖国多作贡献”,送手表也可以解释成推销新产品,因为是照价收钱。于春兴却是从小强用香皂反复擦手的动作中察觉出儿子的“思想有点变”;从走后门卖手表的问题上,看出了张利风是想用这种办法同无产阶级“做交易”。他清醒地认识到,利用职权“拨一拨”,非同小可,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涉及到自己手中的“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派什么用场的”。于是,于春兴主动出击,教育了小强,说服了大姨妈,争取了张敏,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了张利风。当他亲自带着儿子,在晨光中推起粪车,走过千家百户,为人民而辛勤劳动的时候,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年人说得好:“我退休了这么多年,新鲜事是越看越多!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培养的这些新干部,又是‘官’,又是老百姓。让他们掌权,真放心,这扇后门真是关得牢!”这不也道出了广大读者的心声吗?这是一曲真正的共产党人“立党为公”的颂歌,一曲文化大革命的颂歌。
丛刊中的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大部分选择了工农兵中的优秀青年为主人公。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革命的青年人最富于政治敏感,更肯于接受新鲜事物,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在他们身上也往往表现得最深刻、最明显。
《朝霞》中的叶美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从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毕业分配时,她改名叶红,志愿到农场当了农业工人。当她看到来农场招工的同志过分夸大教师工作的重要性时,手指自己担泥挑粪的扁担自豪地说:“难道这扁担上挑的就不是祖国的未来、时代的重任,就不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重担吗?”在革命长辈的辛勤培育下,在这个年轻姑娘的心中,“理想”早已不是“职业”的同义语,她认为:“在我们国家里,三百六十行,你能说哪一行是不重要的?”“我们不应该只是继承某一项具体的职业”,而是要继承南泥湾时代的“那个精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今天,叶红的成长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
《特别观众》中的季长春和《金钟长鸣》中的乔巧姑,是另一种类型的年轻人。季长春是从部队复员的青年工人,具有着一种人民战士所特有的进取性格。“无论革命的浪涛把他推到哪里,他都知道怎样寻找自己的哨位,怎样寻找进攻的目标”。他把试制高传真调音控制桌的任务,看成是“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战斗”。这种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正是他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和永无止境的进取精神的源泉。巧姑是一位纯朴、憨直的农村姑娘。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使她从普通的货运员锻炼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车站革委会主任。她带头造反,贴了炮轰原站长丁宝康的大字报,当丁宝康有所觉悟的时候,她又象女儿似的为他端茶送饭,热情支持他站起来继续革命。在有关革命大局的各种场合,巧姑旗帜鲜明,敢做敢为,俨然是一个负责人;但当某些私心重的人奉称她注意“官衔”、要“干点名堂出来”的时候,她却又开朗地大笑起来:“什么‘主任’,什么
‘名堂’,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对方提醒她注意“身份”,巧姑严肃地说:“什么‘身份’呢?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工人呗!不过,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新入党的共产党员,应当把大家团结起来,把工作做好”。这是一种水晶石似的性格,是一种崭新的典型,大公无私,光明磊落。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就了千百万象巧姑这样的一代新人。
打开《朝霞》和《金钟长鸣》,一股时代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醒人耳目,令人振奋。我们祝贺这两本丛刊在反映现实斗争生活,尤其是正面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这类好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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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来办事”
郭秋
“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来办事”,这句凝集着时代精神的豪迈语句,出自短篇小说《金钟长鸣》女主角乔巧姑之口,很深刻地概括了这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干部的精神风貌和思想特征。
《金钟长鸣》写的是一个火车站在一月革命风暴夺权后,围绕着接、发2034次列车发生的矛盾。这次列车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铁路上第一次修改的运行图实行第一天的最后一趟列车。它正点到,正点开,就用事实回答了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新干部掌权不会牢”的谰言。
正当这趟列车快要进站时,一个难题出现在车站新老干部面前:红星人民公社为了支援兄弟社队赶季节抢运稻种,要求临时紧急挂运这趟列车。这些稻种是红星人民公社试验成功的优良品种。这个公社从报纸上看到北方一个公社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扭转南粮北调的局面,准备试种水稻,就主动推荐这种稻种。
面对这道难题,受过文化大革命洗礼但又在旧轨道上走惯了的老干部,原来的车站站长现在的车站革委会副主任丁宝康的答案是:不同意挂运。
原来的货运员现在的车站革委会主任乔巧姑的答案是:应该挂运。她响铮铮地说:“今天是我们实行新图的第一天,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我们都要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来办事,一切要从无产阶级政治的大局,从工农业生产的大局出发”。
两种不同的答案,反映了不同的路线觉悟和政治视野。这中间的最大差距是乔巧姑具有“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而丁宝康恰恰缺少这一点“文化大革命的精神”。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广大新老干部,象乔巧姑一样,从这次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中,吸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使自己在工作中具备和保持“文化大革命的精神”。
按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办事,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就是要从无产阶级政治的大局出发来处理问题。巧姑具备“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胸中装有“无产阶级政治”和“工农业生产”两个“大局”,尤其能用前一个“大局”统帅后一个“大局”,这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新一代干部所产生的深刻思想影响。巧姑的想法是:“通过文化大革命,我们懂得了,铁路上安全正点是桩大事情,一定要努力保证;但是,安全正点本身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她用锐利的目光看出,新运行图的实质,不仅在于比老图多跑几趟车,而是为了适应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她做了大量的细致工作,既保证列车正点,又顺利地完成了挂运稻种的任务。只有这样急风暴雨式的政治大革命运动,才能如此迅速地、大批地造就象巧姑这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本领,有眼光和胆识的青年干部。而丁宝康考虑的是紧急挂运会带来很大麻烦,会影响本站的满堂红,列车误了点,“有人要拿它来攻击我们的巧姑同志,攻击新干部,攻击文化大革命”。他的本心是为了支持文化大革命,支持新干部,但是,他没有看到全局,没有想到路线。这就缺乏“文化大革命的精神”。丁宝康虽然是出身“扳道伕”的“老铁路”,十几年来勤勤恳恳地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他在工作中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群众在大字报中给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请问丁宝康:你要把我们的列车引到什么路线上去?”丁宝康当时很不理解,觉得“这算是什么问题呀?”但是,在处理挂不挂运稻种问题上,他以为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成了大问题”。这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次深刻的整党运动,对于象丁宝康这样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也是必要的和及时的。
按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办事,就是要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就是受阶级的委托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新型的权力机构。乔巧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波澜推上政治舞台的年青姑娘,是受阶级的重托掌权的,因此,她懂得要用手中之权为工人贫下中农谋利益。正因为她能掂量手中之权的份量和意义,所以她把关系到一年农业生产收获的粒粒稻种看得很重,把贫下中农的愿望看得很重,毫不含糊地克服一切困难和阻力,来实现贫下中农的愿望。她是用“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来行使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交给她的权力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广大新老干部注进了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现实生活中的丁宝康,经过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教育和考验,已经焕发青春,以新的思想、新的作风来从事党的事业。千千万万新干部茁壮成长,整整一代具有“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的新人不断涌现,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生动赞歌。“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来办事”,这已经成为广大新老干部进行工作和战斗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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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好影片
——彩色动画片《小号手》和彩色剪纸片《东海小哨兵》观后
王金球
最近在各地上映的彩色动画片《小号手》和彩色剪纸片《东海小哨兵》,通过描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少年儿童对敌斗争的故事,塑造了两个无产阶级的少年儿童英雄形象。这两部影片是向少年儿童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毛主席很早就告诉我们,革命文艺应该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两部影片,运用动画和剪纸的美术特点,调动了电影艺术的手段,来表现革命的内容,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因而受到广大工农兵的欢迎,特别是为广大少年儿童所喜闻乐见。
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社会主义的少年儿童文艺当然也不能例外。这两部美术影片,遵照“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在努力塑造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英雄形象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小号手》反映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国少年儿童在党和红军的教育下,逐步成长,勇敢杀敌的故事。影片着力刻画了主人公小勇机智勇敢的英雄性格。参军前,小勇就是一个富有反抗性格的孩子。地主“山中狼”要吃蛇胆,威逼小勇在大雪天去抓蛇,他脖子一扬说:“不去!”参加红军后,他以军号为武器,英勇杀敌。一次,小勇养伤归队途中,发现“山中狼”勾结白匪军正包围红军驻地东峰山。在这危急时刻,小勇想起了红军指导员的教导:“军号也是战斗的武器”,于是他在山顶吹起了激昂的军号,并且连投了几颗手榴弹,使红军安然脱险。敌人要老百姓说出红军游击队的下落,正当乡亲们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小勇挺身而出,大声喊道:“我就是红军游击队,……我就是吹号人!”影片结尾,连续用了十几个镜头拍摄小勇勇敢沉着地追击“山中狼”的情景。影片通过一个个动人的画面,把一个少年英雄的形象屹立在小观众面前。
《东海小哨兵》反映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战斗在东海前哨的红小兵的战斗生活。影片中的小红,是一个在阶级斗争风浪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少年英雄,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她平时带领红小兵为保卫祖国的海疆站岗放哨,随时准备“抓长着两条腿的螃蟹”。在小红与三个特务展开斗争时,影片也着力刻画了她机智勇敢的性格特征。当敌人打听:“……这是什么地方啊?”小红眨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回答:“是放羊的地方呀!”小红从他们一连串的古怪语言和异样神态上,判断出:“这三个家伙不是好人。”于是立即派小龙把情况报告解放军。在追敌途中,小红发现特务挎包,马上想到:“解放军叔叔常常说,敌人象狐狸一样狡猾。”她又把红领巾系在松树枝上,为解放军歼敌指路。紧接着小红攀山越岭赶到敌人前面,奋力推下一块块石头,封锁了敌人的退路,最后一块石头把敌人撞下山涧。她的英勇行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产阶级的少年儿童英雄不是“天生”的,而是靠党的引导教育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并且要把他们放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接受工农兵的教育。小勇从要杀“山中狼”为爹娘报仇,到懂得:“跟着毛主席,永远干革命,直到人类全解放。”从只想要一支枪“打仗杀敌人”,到认识“军号也是战斗的武器”,都是红军指导员和老司号员启发教育的结果。小红所以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也是跟张排长对他的教育分不开的。当张排长故意问小红:“这大雾天,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小红回答说:“你不是经常对我们讲,越是这种天气,越要提高警惕么!”一句话点出了红小兵的革命品质,是党的阳光雨露不断哺育的结果。
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十分重视少年儿童的文艺创作,他指出:“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新中国的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少年儿童文艺也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反映阶级斗争,塑造工农兵英雄典型和少年儿童的英雄形象,使他们从小就了解革命前辈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战斗历程,不断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过去,刘少奇、周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竭力反对儿童文学反映革命斗争题材,胡说什么讲阶级斗争“会伤害儿童的心灵”,妄图把孩子们引向脱离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虚无飘渺的“童话世界”,以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因此,少年儿童文艺领域里从来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革命文艺工作者万万不可掉以轻心,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的“童心论”。我们希望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的象《小号手》和《东海小哨兵》这样为孩子们所喜爱的好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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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谷颗颗(中国画) 欧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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