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孙士杰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路线和政策的客观依据。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必须善于正确观察形势，才能在政治上保持清醒，自觉执行正确路线，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朝气蓬勃，战斗不息。
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毕生奋战，越到晚年越是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充满了必胜信念。他后期学会了辩证法，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把握形势的本质和主流，认清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鲁迅观察形势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仍然值得为我们所借鉴。
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形势，不但要从阶级斗争这个基本事实出发，分析社会上敌对阶级力量在斗争中消长变化的情况，而且还要明确地认识到，哪个阶级在本质上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伟大的鲁迅，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真理，洞悉形势发展的本质和主流。在黑暗的旧中国，纵有“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但他总是执着地相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中国历史上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搏斗：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右派相勾结，妄图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蒋介石对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被粉碎后，正在准备第五次反扑；白色恐怖遍及国民党统治区域；在党内，正是王明篡夺了中央的领导权，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最猖獗的时期。当时，鲁迅所在的上海，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表现得异常复杂，异常激烈。在这种形势下，某些神经衰弱的“文雅书生”，“痛心”于文坛的“混乱”，悲观丧气，惶惶然流露出绝望情绪。共产主义者鲁迅，恰好同这些“文雅书生”一反其调，他在《中国文坛的悲观》中斩钉截铁地预言：“历史决不后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证明了鲁迅的科学预见。就在《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发表之后，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粉碎了蒋匪帮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清算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从艰难险阻中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为夺取革命的重大胜利准备了新的条件。经过长征，从党内到党外，正确与错误的界限，革命与反革命的营垒，也如鲁迅所说，在斗争中“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实践反复证明，在革命发展顺利的时候，对形势取乐观态度较为容易；在革命曲折前进的时候，对形势作出正确的估量，就不那么容易了。然而，正是在道路曲折的情况下，更能检验一个人是否具有革命的坚定性。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由于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真理，就能透过层层阴霾浓雾，看到山花烂漫的光明前景。鲁迅的一生，经历了多次的革命胜利和挫折，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晚年，他是那样的清醒和坚定，“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相信人类历史必然通向共产主义的光辉明天。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为了“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就要进行坚韧不拔的革命斗争。鲁迅说：“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这就告诉我们，通过曲折的道路，走向光明的未来，必须以斗争来“战取”。回避矛盾，取消斗争，坐着“大叫未来的光明”，这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空谈，是“谈不出什么来的”。黑暗向光明转化，一定要经过斗争，这是因为，反动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总是要同革命势力进行反复的较量。无产阶级革命要彻底消灭剥削制度，更会遇到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拚死抵抗。从有阶级以来，正是这种阶级之间的对立斗争，推动社会形态的演变和更替，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地发展。对于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这个规律，鲁迅有很深刻的理解。他在杂文《听说梦》中意味深长地说：梦想将来“大同世界”的好社会是可以的，但必须同时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等等；倘不梦见后者，无论好社会怎样光明，“终究是一个梦”而已。他决不陷入空想的乌托邦，而是“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投身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漩涡之中，坚持“韧”的战斗，勇敢地搏击黑暗，迎接光明的未来。鲁迅十分鄙薄所谓“纸张上的革命家”，严肃批判了他们在斗争激化时“东倒西歪”的动摇性和妥协性。
鲁迅用辩证法观察形势的时候，多次谈到革命队伍内部的分化，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在阶级斗争的历史长河中，特别是当革命高扬、激流汹涌的时刻，总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某些不坚定的分子，带着朦胧的罗漫蒂克幻想或投机心理，卷入革命的行列，平时“故作激烈”“说英雄话”，待到斗争尖锐，压迫一来，就退伍、落荒、颓唐以至于叛变，此种现象是社会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没有什么奇怪。用辩证的观点来看，这种分化非但“无碍于”革命主流的磅礴进军，而且正是革命深入、形势发展的表现。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内经过多次重大的路线斗争，出现了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然而，当淘汰了这些渣滓之后，我们的党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革命的形势就愈加巩固和发展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我们要学习鲁迅，象他那样“在大处着眼”，通观革命斗争的历程，永远充满必胜的信心，做“战取光明”的勇者和斗士。
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阶级，唯物辩证法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后期的鲁迅，看清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目的只是一个：向前”，并且越战越强，晚年时更表现了年青的力量。这个力量，具有坚实的阶级基础，这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鲁迅这个观点，概括了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观察社会、观察形势的经验。随着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登上历史舞台，鲁迅逐步认识了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作用，从而树立了“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科学信念。他从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运动中，找到了根本改变中国社会的阶级力量，找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找到了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坚信，有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作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有觉醒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存在，革命就有了希望，中国“总要光明起来”。正因为这样，鲁迅充满了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革命英雄气概和乐观主义精神。
另一面，鲁迅也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形形色色的帮闲文人以及钻入革命营垒的“蛀虫”们，统统都是为剥削阶级奔走狂吠的“黑暗的动物”，尽管表面上猖獗一时，其实是“坐在没落的营盘里”，正在走着“最末的道路”。随着剥削制度的土崩瓦解，“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鲁迅对革命形势所作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多么深刻而准确啊！刘少奇和林彪一类骗子耍尽了阴谋诡计，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拉历史开倒车，不也曾猖狂地蠢动一时么？但是，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他们是“黑暗的附着物”，是腐朽的政治势力，这就决定了这群丑类必然灭亡的可耻结局。
鲁迅的革命实践也深刻地启示我们：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征战中，要坚定地附丽于光明一面，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紧紧地和革命的主力军同一步伐。否则，就会成为离群索居的“梁上君子”，甚至掉队落伍，迷失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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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短评
努力塑造革命接班人的英雄形象
王为
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党一向把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看作是百年大计。因此，塑造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英雄形象，是我们文艺创作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革命样板戏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红灯记》中的李铁梅就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形象。十七岁的铁梅，是在革命前辈李玉和、李奶奶的教育影响下，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铁梅在李玉和牺牲后，“不低头，不后退”，高举红旗，继续去完成前辈的未竟之业。《龙江颂》中团支部书记阿莲，是个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她热爱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朝气蓬勃、干劲冲天，在三大革命斗争中打头阵，是党的得力助手和可靠接班人。这些光辉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了我国青年一代的崇高的革命风貌，为青年一代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如何描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不是单纯的创作方法问题，而首先是世界观问题，是为那条政治路线服务的问题。如何“写”，决定于如何“看”。对待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态度，就是对待新生力量、新生事物的态度，也就是对待革命事业发展前途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不同阶级、不同世界观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站在革命的青年一边，站在新生事物一边。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在三十年代就对那种诋毁青年的“一代不如一代”的言论进行了驳斥。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青年一代更是关怀备至，对青年寄托着很大的希望。毛主席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毛主席还提出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为我们实现这一百年大计指明了方向。
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代表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千方百计地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他们一方面抹煞、压制和打击革命的新生力量，一方面用资产阶级政治标准挑选和培植他们的接班人，为推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服务。在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控制下的一些文艺作品，有的歪曲丑化青年的形象，把他们写成一无是处；有的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塑造青年形象，把他们写成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理想人物。这些作品，曾经产生过十分有害的影响。我们应记取这个教训，警惕在新形势下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
在对待革命新生力量的问题上，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还是长期的。反映在人民内部，先进与保守的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正象列宁所指出的，“我们中间有某种愚蠢的、庸俗的奥勃洛摩夫式的害怕青年的毛病”。有这种毛病的人，总是戴着鲁迅作品中那位“九斤老太”的破眼镜，对于敢想、敢干、敢革命的青年人，对于革命的新生事物，总是看不惯。这种情况，在文艺队伍和文艺创作中也是存在的。因此，如果不把“九斤老太”的眼镜，换上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如果不摈弃奥勃洛摩夫式的害怕青年的毛病，不认真改造世界观，就不可能正确地看青年，更不可能正确地写青年。
“青年人年轻幼稚”，这是把青年看成一无是处的一个主要借口。这种论调似是而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幼稚者，固然有年轻人，但年轻人未必都幼稚。一个人的幼稚与否，首先要看他的路线觉悟高低。一个人的能力强弱，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大小，决不能用年龄的大小来划分。刘胡兰十五岁就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她为了革命大业，宁死不屈。毛主席称赞她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想的是人民，干的是革命。他短暂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最近报纸上介绍的《一张发人深省的考卷》的作者张铁生，是一个普通的下乡知识青年，但他的路线觉悟高，有可贵的反潮流精神。还有很多象他们这样的人，虽然都很年轻，却一点也不幼稚，而是年轻有为；不但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恰恰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然，我们绝不是说青年人没有缺点，也不是说文艺作品不能描写青年的成长过程。我们反对的是那种把支流当作主流，从根本上否定塑造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英雄形象的错误倾向。
周恩来同志在十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进一步肃清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流毒，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为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革命斗争，特别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作品，为成功地塑造包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形象在内的英雄典型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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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透过假象 识别骗子
项阳
周恩来同志在十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全党同志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
同刘少奇、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骗子和暗藏的阶级敌人斗争，需要较高的识别能力，否则，就会上当受骗。我们一定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斗争实践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才能不被阶级敌人变换的各种花样所迷惑，透过种种假象，识别骗子们的真面目。
在这方面，伟大的革命家鲁迅，为我们作出了杰出的榜样。
“防被欺”，是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一句名言。在三十年代，他面对着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势，能“将营垒分清”，原因就是他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阶级敌人攻击鲁迅，说“鲁迅多疑”。鲁迅理直气壮地说：“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因此他才用马列主义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去察，结果察出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者是一帮卖国投敌，为日本侵略者效劳的反动派。
当周扬一伙高喊着极“左”的词句围攻鲁迅，猖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时候，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鲁迅在斗争中十分注意观察周扬一伙的言行，寻其阶级根源。历史已经证明鲁迅的怀疑和判断是多么正确！
疑是问题的开始，也是追求答案的起点，但要得出正确的答案，最重要的是多思、多学。遇到问题，就要开动思想机器，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加以分析。对于合于实际，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就应坚信不疑。鲁迅在三十年代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中察清楚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认识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他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信不移，衷心拥护，表示要“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但是对于那些以伪装出现的假马克思主义者、“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鲁迅则毫不留情地“投一光辉”，揭露其“阴阳脸”，使其原形毕露。
防被欺，就要由疑而思，由思而断，思索的结果是要作出正确的判断。鲁迅说：“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我是中国人，所以深知道这秘密。其实，是在下着断语的，而这断语，乃是：到底还是不可信。”鲁迅和中国人民共命运，他和人民的心相通，所以他深知中国人民对阶级敌人和形形色色的两面派的多疑善断是对的，并以此为骄傲。
当然，疑和断的关键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必需借助于“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鲁迅并不是什么“先哲”、“生而知之”者，他之所以能够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他“细细地读”了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准确地掌握了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又积极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践，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知人论世”的经验。鲁迅就是这样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无情地解剖自己，解剖别人，解剖社会，战无不胜，所向披靡。鲁迅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历史的经验教育了中国人民，也启发了鲁迅，什么“称帝”，什么“复辟”，什么“二次革命”等等，非但不能救中国，反而开历史的倒车，把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中国人民从亲身的痛苦经历中懂得了：对于那种花言巧语、“拉大旗作为虎皮”的人，就是要怀疑，“而这断语，乃是：到底还是不可信”。
鲁迅和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以反潮流的硬骨头精神，以不倦的战斗姿态，向旧世界，向恶势力，向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战斗、发起进攻。他既戳“脓疮”，也扫“秽水”；既揭骗子的“麒麟皮”，使其露出马脚，也揩“鬼脸上的雪花膏”，使之丑态毕露。鲁迅这种高度的政治远见和鉴别能力，这种坚韧不拔的战斗毅力，为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揭穿刘少奇和林彪一类骗子，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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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孩子在成长 〔中国画〕 金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