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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继承革命传统 发扬“穷棒子”精神
——记西铺大队年轻人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迹
今年，河北省遵化县建明公社西铺大队又是一个丰收年景。繁忙的秋收开始以后，二十九岁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王顺，一面组织干部和社员学习党的十大文件，深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一面带领大家起早贪黑地收割庄稼，播种小麦。全大队秋收秋种搞得又快又好。老贫农们看到王顺这些青年干部，工作得井井有条；看到男女青年社员们，生气勃勃的干劲，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逢人便说：我们队里的年轻人，继承和发扬“穷棒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真叫人高兴，真让人放心！
西铺大队的前身是王国藩合作社。一九五五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光辉批示中，高度赞扬了王国藩合作社的“穷棒子”精神，指出：“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十几年来，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国藩，同当时一起办社的老干部们，遵照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带领贫下中农继续发扬“穷棒子”精神，以阶级斗争为纲，同天斗，同地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他们又用这种“穷棒子”精神，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人，继承着前人开创的事业，去争取更大的胜利。一九七○年，王国藩担任了河北省遵化县的县委书记。虽然他仍兼任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但由于工作很多，回队的时间较少，大队的全面工作便由年轻的支部副书记王顺肩负着。在王国藩的建议下，几年来党支部还选拔三十多名优秀青年，参加了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班子。他们有的担任着副大队长，有的担任着党支部委员，有的担任着妇女主任，还有的担任着生产队的正、副队长。
怎样使这批年轻人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健康地成长？大队党支部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老党员、老贫农们也经常议论着这件大事。他们说：咱不能只把西铺的集体财富留给后代，更重要的是把“穷棒子”精神传给他们，让他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建设社会主义。有几次，王国藩领着队里的青年干部和青年社员，走进村史馆，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这里，陈列着当年二十三户贫农使用那唯一的畜力“三条驴腿”时用过的破套，陈列着人们结扎帮套用过的麻绳，还有当时打柴用过的自制镰刀，第一任会计用过的缺梁算盘，等等。王国藩指着这些物件，对青年们说：“现在咱队里的拖拉机，跟当年的‘三条驴腿’咋比？这满缸满囤的粮食，用过去的讨饭罐咋量？虽说先前的‘三条驴腿’人拉犁，如今变成了‘骡马成群拖拉机’，集体的家底厚了，人们的生活好了，可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咱不能丢，毛主席提倡的‘穷棒子’精神还要发扬光大！”老支书的话，说得年轻人心里热乎乎的。他们激动地说：老支书，您放心。当年，你们穷不惰志；现在，我们要富不变色；“穷棒子”的后代，一定听毛主席的话，继承革命传统，发扬“穷棒子”精神！
在老一代的引导、教育下，西铺大队的年轻人说到做到。“继承革命传统，发扬‘穷棒子’精神”，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实际行动。一九六九年冬天，党支部决定根治岭子山，改造小块地，建设大寨田。在这场改天换地的斗争中，“穷棒子”的后代，带头运土，凿石，垒坝，填方。他们的胳膊肿了，眼熬红了，不叫苦，不怕累，一直冲在前，干在前。当时只有二十五岁的王顺，腿上生个疱。他一声不哼，吃在工地，睡在工地，重筐上，重筐下，直到脓血流到鞋袜上，仍然坚持不下火线。别人劝他休息，他却说：“‘穷棒子社’的老一辈，顶风冒雪，勒紧裤带上山打柴，我们年轻人，不在苦中炼，必在福中变，发扬‘穷棒子’精神学大寨，就得不怕流血流汗！”岭子山下的乱石岗上，有三亩多地，“瓢一块，碗一片”，夹着沙石的表土只有三四寸深，治理起来很困难。当时，有人说：“咱把四周的地整治好了，剩下这巴掌大的一块地，何必费工费力去治它，扔掉算啦！”青年范珠林听到这个议论，就对人们说：“这些小块地，是老一辈发扬‘穷棒子’精神开出来的。扔掉了这小块地，就是扔掉了‘穷棒子’精神！”于是，他们冒着刺骨的寒风，拣走石渣，打碎土块，填平壕沟，把小块地改造成了平展展的良田。冬天过去，春天来了。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全队男女社员继续战斗，拉下山上的土，采下山上的石，垒坝建闸，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在岭子山下建成高产稳产田二百三十亩，当年就夺得亩产八百多斤的大丰收。
西铺大队的青年干部，在同老干部一起工作中，时时注意取他们的长处，补自己的不足。他们说：老干部的长处，咱要接过来。
王国藩每次从外地回到队里，总是先到贫下中农家里问寒问暖，帮助社员解决困难，征求改进工作的意见。他对干部们常说：“当干部的，要时刻关心群众，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看起来是些小事，但却体现着党对群众的关怀。”王国藩的言行，对青年干部的启发很大，教育很深。有一次，社员刘占申在大岭沟打坝垫地，不小心从石坝上摔下来，受了伤。王顺听到后，立刻到刘占申家里询问伤情，帮助医治。刘占申很受感动，伤未痊愈就到工地参加劳动。王顺学着王国藩和其他老干部的作风，经常登门串户，把党的温暖送到社员的心中。老贫农杜忠的老伴因病动了手术，王顺又送水，又端饭，在床前整整守了一夜；老贫农刘巨得了一种疑难病，王顺不声不响跑到二百多里外的医院，打听医治的方法。
在西铺大队，流传着子向父学打石的故事。六十多岁的老共产党员温化芝，多年来领导着打石场的工作，为建设新西铺做出了很大贡献。党支部考虑到他的年纪很大了，决定派他的儿子、二十二岁的民兵连副连长温兆云，接替父亲的工作。来到打石场后，温兆云看到坚硬的石头，都得一锤一锤地砸开，有些畏难情绪。父亲看出了儿子的心思，就把他叫到山坡上，语重心长地说：“兆云，你别一见大石头就眼晕了。如今，我六十多岁了，打石头还拣最大的铁锤抡呢！要继承‘穷棒子’精神，就是要不怕苦，不怕累。”温化芝离开打石场时，把自己用过的二十三斤的铁锤，亲手交给温兆云，并说：“你就拿这把锤干吧！这不只是一把铁锤，这里有‘穷棒子’精神啊！”温兆云接过铁锤，激动地说：“我一定象老一辈一样，继承‘穷棒子’精神！”从此，他带领打石场的社员，登山采石，抡锤苦干，一直干了三年。今天，温兆云成了全队有名的打石能手。他们采出的三万多方石块，供队里垒坝建闸，支援了大寨田的建设。
毛主席对王国藩合作社的光辉批示，一直激励着西铺的青年们奋发图强的斗志。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着个人的理想和前途，议论着建设新西铺的规划。他们说：我们“穷棒子”后代的理想，就是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勤俭办社的传统，我们不能丢，“穷棒子”精神一定要代代传。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西铺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青年们经常请老党员、老干部、老贫农忆苦思甜，讲阶级斗争史；走进“穷棒子”村史馆，学习王国藩当年勤俭办社的精神。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懂得了过去贫下中农的苦，根在何处；今天劳动人民的甜，源在那里。从而更加勤奋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自觉地投入三大革命运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青年们热烈地议论着：山还应该如何治，地还应该怎样整？那里建立扬水站，那里还得打机井？他们扳着手指一宗宗地筹划：老一辈把全大队的山坡地改成了梯田，咱要把这些梯田建成高标准的大寨田；全大队还有一条大沟、七条小沟未治理，咱要在这些沟里打坝垫地，造出良田；老一辈还没有绿化完的荒山，咱们要全部种上林木，让西铺的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巩固社会主义阵地。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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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刚果新任驻华大使向朱德委员长递交国书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讯 刚果人民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迪厄多内·伊图阿，今天上午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时在场的有刚果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迪亚瓦拉和二等秘书马朗达。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非洲司副司长温业湛和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也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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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男女排球代表团举行答谢宴会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讯 日本男女排球代表团今晚在北京举行答谢宴会。
有关方面负责人李青川、宋中、夏朗、孙平化、王晓云、刘西林、魏明、赵希武、任超，以及我国排球教练员、运动员应邀出席宴会。
日本男女排球代表团团长坂本邮次，副团长安川洋、佐藤兴吾，秘书长长岛健，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出席宴会作陪。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公使柳谷谦介和夫人也出席了宴会。
日本男女排球队在北京先后同中国男女排球队、北京男女排球队和上海男子排球队进行了八场友谊比赛。日本男女排球代表团将于十八日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南京、广州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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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
瑞典陆军司令阿姆格伦将军离广州回国
新华社广州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电 瑞典陆军司令阿姆格伦中将和夫人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火车离开广州回国。
广州部队副政委钟汉华和白芝芳同志，广州部队领导机关负责人刘兴隆、陈志彬、李金元，有关方面负责人杨可忠、冯述山，以及陪同阿姆格伦将军访问的我国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朱开印和瑞典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赫德曼，到车站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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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友好参观团离京回国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讯 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萨兰达区委书记斯皮洛·恰沃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友好参观团，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负责人程之平，有关方面负责人张昌、韩光业、陶永年、曲琨等前往机场送行。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安东尼也前往机场送行。
阿尔巴尼亚友好参观团在我国期间，访问了北京、长春、沈阳、大连、长沙、韶山、上海、无锡、南京等地，参观了工厂、人民公社、学校，游览了名胜古迹。他们所到之处，受到了各地负责人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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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照宴请亚洲广播联盟秘书长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讯 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金照今晚宴请亚洲广播联盟秘书长、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前总经理查尔斯·摩西。
澳大利亚客人是在十月十六日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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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红十字会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杭州访问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讯 由拉斯波波维奇博士、塞尔达雷维奇教授和丘鲁维亚博士三人组成的南斯拉夫红十字会代表团，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去上海、杭州访问，然后离开我国。
南斯拉夫红十字会代表团是应中国红十字会邀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于十月十二日到达北京的。
到达时，中国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王敏、顾锦心、梁思一，北京市红十字会负责人沙桂山，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米洛伊科·德鲁洛维奇，前往机场迎接。
十月十三日，卫生部负责人、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钱信忠会见并宴请了南斯拉夫客人。
客人们在京期间，参观了人民公社和医院，游览了名胜古迹。
今天，南斯拉夫红十字会代表团离开北京时，王敏、顾锦心、梁思一、沙桂山等，前往机场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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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一行离京去外地访问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讯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鲁道夫·阿·彼得森及夫人、署长助理兼亚洲远东局局长拉金达拉·科马拉斯瓦米、署长助理约翰·欧弗及夫人，结束了在北京的访问，由外经部局长卜明陪同，昨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去上海、广州参观访问。
彼得森一行在京期间，同有关方面就中国参加联合国多边援助活动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并参观了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
到机场送行的有外经部副部长陈慕华，有关方面负责人毕季龙、张贤务、曹贵彬、纪兆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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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赴朝友好参观团回到北京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讯 以阮永胜为团长、张占德、郑红石为副团长的中国赴朝鲜友好参观团，结束了在朝鲜的参观访问，于十月十六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我有关方面负责人李权中、李更新、李平等前往机场迎接。
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申基道也到机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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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农业考察团离京回国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讯 以古巴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种子局局长波尔黑斯为团长的古巴农业考察团一行四人，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农林部有关方面负责人臧成耀等以及古巴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费拉加前往机场送行。古巴农业考察团是应农林部邀请来我国访问，于十月六日抵京的。考察团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十月六日下午，农林部副部长肖鹏曾会见考察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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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鲁迅的朋友增田涉先生
座落在北京阜成门内的鲁迅故居，树木苍翠，院内十分幽静。十月八日下午，一位年逾七旬的日本朋友来到这里，仔细地观看了鲁迅先生当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这位日本朋友，就是最近应邀来我国访问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团员、日本关西大学教授、鲁迅著作翻译家增田涉先生。
增田涉先生是鲁迅生前的老朋友。一九三一年春，他来到我国上海，经在沪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先生的介绍，与鲁迅先生认识。当时，增田涉先生准备翻译鲁迅先生的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为了解决翻译中的疑难问题，他向鲁迅先生请教，两人经常亲切地促膝交谈。一九三六年鲁迅病重期间，增田涉先生专程来到上海看望。通过直接接触和书信来往，他与鲁迅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次，增田涉先生一到北京，就提出要参观鲁迅故居。
踏进鲁迅故居，四十多年前的友谊引起了增田涉先生的许多怀念。那时，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还是一个小孩子。这次，周海婴在故居门前热情地接待了父亲生前的朋友。周海婴在庭院里折了一枝红果绿叶的花椒送给增田涉先生。他们还在一起合影留念。
在鲁迅先生卧室的墙上，鲁迅当年在日本学习时的老师藤野先生的照片，引起了这位日本朋友的注意。增田涉先生深情地说，我是从鲁迅先生写的《藤野先生》这篇文章中，知道鲁迅先生和藤野先生的友谊的。当我读到鲁迅先生所写的“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时，鲁迅先生那种顽强不屈的战斗形象，就好象在眼前重现。他说，今天我能亲自来到这里参观，重温旧日的友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期间，鲁迅先生和增田涉先生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给他解答各种问题，向他介绍当时中国文化界斗争的情况。鲁迅先生在逝世的前几天还给他写了一封信，这信直到增田涉先生从广播里听到鲁迅先生逝世消息之后两天才收到。四十多年来，增田涉先生把鲁迅先生写给他的近六十封信，一直非常珍贵地保存着。每当中国朋友到他家作客时，他都热情地拿出这些书信来，畅叙日中两国人民的友情。今年八月，我国出版印刷代表团到日本大阪访问时，他又一次把这些珍藏的信件，拿到代表团的住处给中国朋友看。当他得知代表团团员、中国文物出版社的负责人高履芳回国后要整理出版这些信件时，他特地选择了其中的十封书信，拍摄成彩色照片，送给高履芳。这次，增田涉先生在京期间，高履芳陪同他一起参观访问，并把两册线装《鲁迅手稿选集》赠送给他。增田涉先生为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感到非常高兴。
十月七日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设宴招待增田涉先生。一九三一年，增田涉先生在上海学习时，正值周建人也在上海工作。那时，周建人常在星期六的傍晚到鲁迅家去，同增田涉先生多次相会。他们在一起共进晚餐，友好交谈，亲如家人。阔别四十二年后，他们在北京相逢，分外亲切。增田涉先生回忆鲁迅先生当年对他的真诚帮助和指导，他说，鲁迅先生把我当作他的亲属和好友来看待，我对鲁迅先生更是十分尊敬，把他当作我的良师益友。宴会上，增田涉先生把他写的《鲁迅的印象》一书，赠送给周建人副委员长留作纪念。
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离京的前夕，记者访问了增田涉先生。他兴奋地说，这次在中国访问的时间虽短，但收获不小。他谈起他正在收集材料，准备回国以后写文章，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的情况。他还热情地介绍了日本各界人士学习和研究鲁迅著作的情况。他说，鲁迅先生早已为日本人民所熟知，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阅读和研究鲁迅及其著作的人更多，而且其中许多是青年人。他自己经常收到日本各地研究鲁迅的组织寄来的信件和书刊，请他帮助释疑和订正。现在，日本有些学校选用鲁迅的作品作教材，译成日文的《鲁迅选集》和其它鲁迅著作的发行量，不断增加，一版再版。
增田涉先生还高兴地谈到，日中两国在文化上的交流源远流长，随着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各方面的往来越来越多。他祝愿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与日俱增，世代相传。
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