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红旗引路 星火燎原
——评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
辛文彤
黑沉沉的长夜里，农奴举起了造反的刀枪；坎坷不平的道路上，红旗指引着人民武装胜利前进。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以强烈的艺术力量，把我们带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峥嵘岁月里。
在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围绕着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都否认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因而反对党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农民群众建立革命武装。林彪在那时也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表示悲观失望。针对这些机会主义思潮，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为了武装农民群众，积蓄革命力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毛主席在领导了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之后，亲自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亲手缔造了中国工农红军，为中国革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
《杜鹃山》取材于一九二八年春湘赣边界农民的斗争生活。它通过一支农民自卫军在党的领导下成长的过程，深刻地揭示了一个真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自发的农民武装斗争才能走向胜利。
《杜》剧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党对农民的领导问题：正当农民自卫军队长雷刚挣脱牢笼，同弟兄们重新相聚，既为三起三落的失败而感到沉痛，又如饥似渴地盼望着党来领路的时候，忽然得到敌人要处决一名共产党员的消息，大家又惊又喜，立即决定“抢一个共产党领路向前”……
从农军战士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一个“抢”字，把被压迫农民对党的渴望表达得何等真切！它深刻地反映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已经通过自己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活动，特别是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在苦难深重的广大农民群众心中唤起了希望，播下了火种。雷刚就是在秋收起义的巨大鼓舞下扯旗造反的，只是因为没有党的领导，才三起三落、濒于灭亡。为什么杜妈妈一见雷刚提刀找毒蛇胆报仇就把刀要过去，一见雷刚决定抢共产党领路就把刀递给他呢？这一“要”一“递”表明，杜鹃山群众从血的教训中，深深感到“再不能瞎碰乱闯”了，“得找个带头引路”人。这个众望所归的引路人，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结论正是这样。社会的发展一进入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正如党代表柯湘所说：“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工农的救命星！”我们从剧中看到：是党最了解劳苦大众的心声，主动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进深山寻找雷刚”；而雷刚他们为了找到“指路的明灯”——我们伟大的党，不畏艰险，深入敌巢，救出柯湘。杜鹃山群众对党代表的殷切期望和衷心拥戴，显示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显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而且能够领导农民群众的深厚的阶级基础。
《杜鹃山》不仅表现了党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揭示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农民武装的根本问题，这就是必须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农民武装从组织上到思想上完全纳入正确的轨道。
柯湘遵照党的指示来到杜鹃山，她面临的形势是极为严峻的：外部有毒蛇胆的武装进犯，内部有混入农军的阶级异己分子温其久（后为内奸）的捣乱和破坏。在这艰苦卓绝的情况下，柯湘要团结广大官兵战胜强大的敌人，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来纠正农军内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不是一下子就能为人们所认识、所掌握、所接受的。柯湘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农军前进的过程，经历了一场艰苦的斗争。
毛主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区分和对待敌、我、友，这是关系到农军能否正确地贯彻党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的原则问题。就在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柯湘和雷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雷刚作为一个自发暴动的农军领袖，对土豪劣绅有着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恨，具有敢于造反、誓死革命的斗争精神。这是半殖民地中国被压迫农民极可宝贵的性格。但是，农民群众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他只知道要造反、要革命，却没有一条无产阶级政治路线，不能正确地解决农军应当革谁的命、靠谁革命的问题。在他眼里，凡是给土豪做过事的，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都应当受到惩办，甚至连长年受土豪压榨的雇农田大江，也要让他挨革命的扁担。这就模糊了阶级关系，混淆了敌我界限，既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又给内奸温其久的阴谋活动造成了可乘之机。温其久一开始就利用雷刚“良莠不辨，是非含混”的弱点，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妄图达到其抵制党的领导、窃取兵权的目的。这就有力地启示我们：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斗争，不但要粉碎敌人从外部的公开进犯，而且要警惕投机分子从内部改变农民运动方向的企图，严防他们利用农民群众的落后观念扰乱革命的阵线。
柯湘作为党代表，深深懂得：“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柯湘就是本着对党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的深刻理解，来引导农军认清革命应当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她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动地主豪绅视为革命的死敌，把受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看作革命的主力。当她目睹雷刚在温其久的挑唆下要用“为土豪做事”的“罪名”屈打田大江的时候，先是感同身受地夺过扁担，随后因势利导地进行教育，巧妙地压下了温其久的嚣张气焰。她把田大江为土豪推车的悲惨命运和雷刚为土豪抬轿的苦难遭遇联系起来，用“同恨人间路不平”的道理，使雷刚认识到了自己“错把亲人当仇人”的错误。她把战士们同受阶级苦的血泪回忆引向同报阶级仇的革命目标，指出了“天下工农团结紧”的必要性，以开阔他们的心胸，激励他们的革命斗志。她的这种情深似海的谆谆诱导，不仅教育了雷刚，教育了战士们，也教育了田大江。田大江主动要枪干革命和乡亲们欢天喜地分粮食的情景，形象地说明：只有正确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政策，才能使农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革命积极性象火山爆发似的迸发出来。
然而，党的正确路线在农军中的确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农军要自觉地贯彻党的正确路线，就必须把朴素的阶级感情提到路线觉悟的高度，从根本上实现世界观的转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爆发了柯湘和雷刚之间的激烈冲突。
毫无疑问，雷刚是愿意接受党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但是，他只知道要报仇、要雪恨，却没有树立起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他胸中装的，只是家乡杜鹃山，而不是全中国、全世界；他心里时刻想到的，只是亲人杜妈妈和杜鹃山的乡亲，而不是天下受苦人；他眼里经常看到的，只是敌人毒蛇胆，而不是一切反动派。所以，当上级党根据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指示部队迅速转移出山的时候，他就思想不通，踯躅不前；而当毒蛇胆妄图以杜妈妈为钓饵引诱部队下山一网打尽的时候，他就懵头转向，莽撞下山，结果干扰了党的正确战略部署，造成了田大江的牺牲。雷刚曾经感慨地说：“闹革命为什么这样难？！”闹革命的确十分艰难。它不仅难在一切反动派总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要作垂死的挣扎；而且难在革命队伍内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总要反复不断地重演。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因此，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斗争，如果不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农民群众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把农民群众的立足点从本乡本土的圈子里提到解放全人类的高度上来，就很难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而奋斗。
与雷刚相反，柯湘所想的就不只是要为杜鹃山的乡亲求解放，而是“要为那天下的穷人争自由”。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指示，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反映着解放全人类的革命需要，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所以，柯湘时刻牢记党的嘱托，深咽个人仇恨，放眼天下大事，努力把农军战士的精神境界从一山一水的狭小天地里引向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的远大目标。在农军练兵整训朝气蓬勃的大好形势下，她的眼光比战友们看得更深、更远：她从温其久暗地活动的种种迹象里，预感到了阶级斗争的“满天风雨”，一再提醒战友提高警惕；从毒蛇胆图谋进犯的动向里，她看清了敌强我弱的严重形势，果断地确定“敌进我退”的战略方针，一面准备凭借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一面主动派人去井冈山请求指示。在杜妈妈遇危难雷刚要冲下山去营救的紧急关头，她的头脑比战士们更清醒、更冷静：她从毒蛇胆弄巧成拙的种种举动里，判断出敌人设的是金钩钓鱼计，因而毅然决定“首先转移出山，然后设法救援”，力阻雷刚下山冒险；在雷刚私自下山的危急关头，她以共产党人的敏锐洞察力和大无畏气概，揭露了温其久煽动杜小山和战士们下山的阴谋，并告诫大家擦亮眼睛、辨明是非，“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为了保全农军、挽救危亡，她从毛主席的光辉教导里汲取力量，紧紧依靠党和群众，把坚定的革命原则性和高度的主动灵活性结合起来，既坚持做好迅速转移的准备工作，又千方百计营救战友。她严密地防备着“明枪”、“暗箭”的双重袭击，通过深入的调查和周密的策划，大胆采用调虎离山计，亲自带领尖刀班，历尽艰险绕入敌后，救出雷刚和杜妈妈。在战友们重相见的欣喜时刻，她又利用中途截获的确凿证据，迫使温其久当众暴露其叛变投敌的丑恶面目，确保了转移任务的胜利完成。最后，她抓住雷刚沉痛自责的时机，以满腔的革命热忱，帮助战友总结血的教训。她把雷刚屡遭挫伤的前因后果贯串起来分析，指出狭隘的复仇思想是他一错再错的思想根源；她又把历史上的农民暴动同今天的农民斗争对比起来考察，指出“农民武装必须步步跟定共产党，才能够节节胜利，蒸蒸向上”。在柯湘耐心反复的教育下，雷刚终于从自发的农民运动领导人成长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柯湘引导雷刚和农军所走的道路，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道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党对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过程，就是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变为燎原烈火的转化过程。林彪一类骗子根本不懂中国革命的特点，闭眼不看中国革命的实情，在历史前进的转折关头跑了出来，拚命散布“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主义论调。依了他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国民党反动派，就会落下革命的红旗，扑灭革命的星火，把中国革命引上绝路。历史的发展总是给予这伙骗子以无情的嘲讽。我们从《杜鹃山》的最后一幕里兴奋地看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党的领导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农军，正高举革命红旗，满怀战斗豪情，会合主力部队，全歼大股敌人，向着红日高照的井冈山阔步前进！
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以火热的革命激情，感人的艺术力量，深刻地说明了一个真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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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指挥枪是革命真理
——井冈山地区干部、群众座谈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
党的领导是革命事业胜利的保证
邹文楷（井冈山斗争时期大井乡工农暴动队队长）
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通过主要英雄人物柯湘，唱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农民武装必须步步跟定共产党，才能够节节胜利，蒸蒸向上”。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农民革命才能走向胜利；没有党的正确领导，象雷刚那样揭竿而起的自发斗争，闹来闹去是闹不出头来的。
看了《杜鹃山》，我回想起了当年井冈山闹革命的情景。一九二七年十月初，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大井乡建立了乡政权，成立了工农暴动队。为了保卫红色政权，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我们地方武装经常配合红军主力，粉碎敌人的进犯。记得在黄洋界保卫战的时候，红军兵力不到一个营。党组织动员了广大群众参加战斗，大家削竹钉，挖战壕，堆起石头和滚木，真是森严壁垒，众志成城！敌人兵力比我们大许多倍，我们凭险抵抗，打得十分顽强。在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以后，我们根据党的会议的决定，把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扛到了黄洋界。仇恨填进炮膛，炮口对准敌人，“黄洋界上炮声隆”，敌人终于在英雄的井冈山军民面前狼狈溃逃了。当时我想：我们这些粗手泥脚的作田老倌，过去多少次举旗造反，都失败了，可是如今却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敌人，这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有了党的坚强领导吗？跟着共产党，大路通天步步高，党的领导就是革命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谢梅香（宁冈县茅坪大队革命烈士家属）
这个戏说明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是真正的人民军队，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戏里的雷刚，出身贫苦，与地主豪门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斗争可坚决哩！可是斗来斗去，三起三落，没有斗出名堂。为什么？就因为没有党的领导。凭着一家一户的仇恨，雷刚只知道斗斗斗，却分不清敌我友，这样瞎碰乱闯，怎么能团结群众战胜敌人？柯湘上了杜鹃山以后，情况可不一样啦！她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积谷；她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敌我友；她结合斗争实际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断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柯湘从井冈山带来的这套共产党的“王法”，获得了群众热忱的拥护和积极的支持：有许多象田大江那样的穷苦人参加了自卫军，杜妈妈和乡亲们肩挑背扛给自卫军送盐送粮，杜鹃山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看了《杜鹃山》，我深深体会到：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军队前进才有方向，斗争才能胜利。当年井冈山军民能够同战斗、共患难，筑成打不破的铜壁铁墙，就是因为有了党的坚强领导。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党的生命线
孙树元（宁冈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马夏姬（井冈山养老院院长）
《杜鹃山》中的党代表柯湘，是一个具有高度路线觉悟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她受党的派遣来到杜鹃山，面临的形势是险恶的，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既要应付毒蛇胆、温其久之流的明枪暗箭，又要同农民自卫军内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斗争错综复杂，事情千头万绪，究竟怎么抓？从井冈山毛委员那儿来的柯湘，心明眼亮，她不是事无巨细一身揽，而是善于在千头万绪中抓大事，抓阶级斗争，抓政治思想工作。纲举目张，由于柯湘抓住了路线这个纲，农民自卫军在斗争中迅速成长、壮大。这个戏生动地告诉我们：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革命的星星之火会迅速变成燎原烈火。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林彪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与此相反，毛主席高瞻远瞩，针对林彪一类骗子的悲观论调，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光辉著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井冈山军民万众一心，坚持斗争。坚守在荆竹山的一支红军游击队，忍受着严寒与饥饿，吃竹笋，咽野菜，不屈不挠地与敌周旋；处在白色恐怖下的革命群众，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攀山越岭给红军送粮送盐。“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革命“围剿”，但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革命根据地却越来越巩固，红军越来越壮大。井冈山斗争的胜利，证明了一个真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宁冈是老革命根据地，我们一定要“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认真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把批林整风运动抓紧抓好，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钟九生（永新县三湾大队老贫农）
《杜鹃山》里的雷刚，对党有朴素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听到党就在眼前，他心里惦着、眼里盼着。三官镇上劫法场，他舍生忘死救柯湘。雷刚真是打心里热爱党呵！但是，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还不能干好革命。为什么雷刚一听到柯湘不让战士分浮财、要放俘虏就发火？为什么雷刚不听柯湘的劝告莽撞下山？就因为他的阶级觉悟还不高，单纯的复仇思想遮住了他的眼睛。看了这个戏，我认识到：如果路线觉悟不高，那真是盲人骑瞎马，没有不摔跤子的。只有提高路线觉悟，才能真正从思想上接受党的领导，才能跟着党干一辈子革命。
朱井庭（宁冈县茅坪大队党支部书记）
雷刚的成长过程教育我们：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雷刚苦大仇深，对敌斗争坚决。但是他“良莠不辨，是非含混”。比如，他杀俘虏，抓商人，还要毒打给土豪推车的阶级兄弟田大江。在柯湘的耐心教育下，雷刚才明白“错把亲人当仇人”，当众表示今后要听党代表的。可是后来当他听说毒蛇胆扬言要杀害杜妈妈时，又不听党代表的劝告莽撞下山，结果吃了大亏。雷刚从一个眼不亮、心不明的糊涂人，到决心做一个胸怀宽广，奋斗终身的优秀党员，说明他的路线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贫下中农也要在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实践中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那种认为自己出身好，“红染缸里不会出白布”的思想是错误的。就拿我们茅坪鹅石生产队来说吧！这里是一个山高水冷的穷地方，一九六六年以前，每年要国家回销两万多斤粮食。当时，我是这个生产队的队长，眼巴巴地看着有些人丢了农业不管，成天砍茅竹，搞副业，心里非常着急。但是，我没有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看待这些现象，反而错误地认为鹅石穷，是生成的眉毛长成的相，再干也改变不了面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革命群众批判了刘少奇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决心走大寨大队政治挂帅、艰苦创业的道路。经过三年苦战，面貌焕然一新，从一九七○年以来，鹅石生产队粮食连年跨《纲要》。
看了《杜鹃山》，我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要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就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
在革命风浪中提高阶级斗争警觉性
李步陵（永新县退休老革命同志）
阶级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总要从公开和隐蔽的两个方面向我们进攻。所以，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我们不但要有革命的坚定性，而且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这一点，《杜鹃山》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戏里的党代表柯湘，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心明眼亮。尽管内奸温其久阴险狡猾，披着革命的外衣干反革命的勾当，用漂亮的言辞掩盖自己险恶的用心，但是，最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久经革命斗争锻炼的柯湘，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听其言，察其行，紧密依靠群众，终于抓住了温其久叛变投敌的铁证，既清除了这个隐患，又教育了雷刚和农军战士。
看到这些场面，使我想起当年在井冈山参加斗争的时候，我们也是一面同公开的敌人打仗，一面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的。阶级敌人都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他们千方百计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法，企图瓦解革命队伍。所以说出现温其久这样的叛徒、内奸，并不奇怪，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丧失革命的警惕性，在阶级斗争面前掉以轻心；或者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嗅觉不灵，容易上当受骗。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阶级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复杂的。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阶级敌人常常披着革命的外衣、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钻到革命队伍的内部进行分裂和颠覆活动。刘少奇、林彪就是这一伙公开的和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总代表。所以，我们要狠批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揭露他们反革命两面派的伎俩，努力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江西省革委会文教办公室文化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