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坚持对人民负责和对上级负责的一致性
——城东公社党委加强思想作风建设
江苏省赣榆县城东公社党委会，把处理好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的关系，作为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问题来抓，提高了党委成员的路线斗争觉悟，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一九七○年春季，上级号召“旱地改水田”。公社党委只想到对上级负责，没有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水利工程没配套、增产技术措施跟不上、部分群众一时还想不通的情况下，硬性规定扩大旱地改水田的面积。谁有不同意见，就以“不服从上级指示”、“不执行国家计划”来压服。结果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后来，他们接受了这个教训，认真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和物质、技术准备工作，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推广水稻种植面积，一九七一年全公社七千亩水稻获得了大幅度增产，粮食亩产达到八百四十六斤，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去年秋播时，县里有关单位提出“三分之一移栽，三分之一犁川播种，三分之一种春大麦，不准撒种”的要求。能这样“一律化”吗？公社党委没有马上表态，而是迈开双脚，深入基层，系统地调查了四个大队十三个生产队几年来撒种小麦的状况。其中红旗大队一连四年坚持种植实验，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一九七一年由于实行撒麦，全大队三麦单产达到四百四十多斤，还出现了亩产七百斤以上的高产田。公社党委集中了群众的意见，认为红旗大队的经验在当地有代表性：这里地处黄海沿岸，盐碱地多，适宜撒种。公社党委一方面积极地向县里反映有关情况，一方面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提倡因地种植，不强求一律。由于安排得当，下种及时，今年全公社六千亩三麦获得了大丰收，比去年增长三成。在批修整风运动中，他们重新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他们深有体会地说，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是一致的，如果片面地盲目地只强调对上级负责而不重视对人民负责，实际是对党对人民的不负责。
为什么有时候为了对上“负责”，竟忘掉了群众呢？他们分析了这样一件事：今年夏熟作物丰收后，有的党委成员为了增添脸上的光彩，主张再增加一些征购任务。公社党委认为，这种为了争荣誉而不是在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利益的原则下为国家多作贡献的作法，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们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批判了这种不正之风。最后，根据党的经济政策，在集体积累、社员口粮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圆满完成了国家征购计划，并超售了部分余粮。城东公社党委从这里深切体会到，要坚持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的一致性，必须刻苦改造世界观。有时候所以只顾对上负责，忽视了对群众负责，是由于私心杂念作怪：较多地考虑完不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个人要受批评，任务完成得好会受表扬；而较少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抓好党委“一班人”的思想和路线教育，狠斗头脑里的私心杂念，不断克服思想上的形而上学，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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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城东公社党委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对毛主席这一教导，有了较深的体会。
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同志还不能坚持这个出发点。
有的同志片面强调对上级负责。他们在执行上级指示时，不用心研究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对于上级那些不太符合本地具体情况的指示还是机械执行。有的甚至从私心杂念出发，明知上级指示不符合实际，也不如实反映情况，因地制宜地执行上级指示，而是硬性照办。他们以为这就是对领导机关负责了。其实，这是对人民不负责任，同样也是对领导机关不负责任。
还有的同志，片面强调向人民负责，上级指示明明是正确的，也不对群众做工作，领导群众贯彻执行，而是强调情况特殊，借口照顾“群众利益”，对上级指示打折扣或拒不执行。
以上两种情况，从根本上说来，都是把党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了，出发点都错了。
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任何私利可图。我们党所做的一切工作，从根本上说来，都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因此，我们只要坚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就可以把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统一起来。这里的关键是要实事求是。如果发现上级指示不符合本地实际，就要如实反映情况，因地制宜地执行。这样做，才是既坚持了向人民负责，又真正坚持了向上级负责。
是不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能不能坚持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是衡量我们党性强不强的重要标志。在批修整风运动中，我们也要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一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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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经常反骄破满
中共湖南省宁乡县委领导成员，遵照毛主席关于“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的教导，把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当作加强党委思想建设的大事，不断反骄破满，经常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工作，解剖自己，努力改造世界观。
一九六九年，这个县遭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大灾之年却取得了粮食大丰收、生猪大发展的成绩。灾后第二年，各种条件都好多了，可是这一年各方面的步子却跨得很小：粮食增产不到百分之六，农田基本建设也没有上年干得多。这是什么原因？县委书记杨世芳抓住这个问题，引导县委成员认真进行分析：受灾当年，大家想的是如何把宁乡的革命和生产搞好，比较谦虚谨慎，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比较严肃认真，结果夺得了大丰收；灾后第二年，在一片赞扬声中，有的领导成员背上了“受灾那么大，变化也不小”、“单产虽不高，总产不算少”的包袱，陷入了盲目性，工作作风飘浮起来了，影响了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因此，这一年的革命和生产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问题的症结找到后，县委从去年春天开始，深入进行反骄破满的自我教育运动。由于切实改进了领导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坚持以点带面，率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从而赢得了一九七一年农业生产大丰收。
县委联系前两年的经验教训，重温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关于我党历史上几次大的骄傲，使革命遭到很大损失的论述，深刻认识到：党的作风从来都是同党的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骄傲自满，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表现。思想上骄傲自满，就会直接影响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以后，他们把反骄破满作为加强县委思想建设的重大课题，经常抓、反复抓。去年冬天，在讨论和制订全县今年的生产规划时，有的同志说：“几年丰收家底厚，再跨大步也不难”。县委觉察到这些同志又陷入骄傲自满的盲目性，立即抓住这个思想苗头，进行开门整风，摆问题，找工作中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全县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后进队，十多万亩的“拉腿田”，光山秃岭地区的水土流失严重，全县水利还没有过关。问题一摆出，头脑开始清醒了，大家把各种困难都算上，把各种矛盾都找出来，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具体措施。
宁乡县委在实践中深切感到，骄傲自满是跟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的。因此，他们在认真看书学习、深入批修整风中，注意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和工作中的问题，不断斗私批修，做到有私不藏，有短不护，敢于向自己灵魂深处的私心杂念作斗争。有一段时间，县革委会政工组的工作与党的中心工作扣得不紧。县委负责同志指出了这个问题，主持政工组工作的一位县委常委想不通，不检查自己，反想批评下面一顿。批修整风中，他联系这事进行检查，认识到只看到自己的优点，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是骄傲自满、“一贯正确”的思想在作怪，它的根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于是，他一方面诚恳地向县委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反复征求政工组干部的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切实作出了改进措施，使政工组工作很快跟上了党的中心工作。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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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三位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牢记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教导，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政策，遵守党的纪律。他们不滥用职权，不为少数人谋私利；自己不搞特殊，还坚决抵制资产阶级不正之风。这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应有的本色。
违背党的原则，“搞关系”，“走后门”，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是资产阶级腐朽庸俗的作风。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实现其篡改党的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除了拉山头，结死党，疯狂推行形“左”实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外，还鼓吹“小节无害”等谬论，妄图用这套资产阶级腐朽庸俗的作风来腐蚀我们的干部。因此，在批修整风中，我们也应当注意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腐蚀，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
——编 者
按照党的原则和政策办事
辽宁省复县许屯公社党委书记刘作都同志，担任县委委员、县革委会副主任以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党的原则，同一切不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被广大干部和社员称为“一个心眼为大多数人办事的好书记”。
一次，刘作都的一位老同事找到他，想替一位在农村劳动的女知识青年办理回城手续。刘作都向这位老同事解释说：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我没有权力凭着私人感情，把毛主席交给贫下中农的青年半途送走。应当根据党和国家的需要，由贫下中农讨论决定她的去留。刘作都襟怀坦白，坚持原则的精神，深深感动和教育了这位老同事。
刘作都严格要求别人，更能严格要求自己。他的大女儿是本公社英歌岭大队的妇女大队长，工作泼辣，认真肯干，但有一度想离开农村，到城市里找个工作。刘作都不同意，严肃地说：“你想想，都进城当工人去了，农村工作谁来干？开机器，种庄稼，都是革命工作。如果国家需要你到工厂，贫下中农又同意你去，那由组织决定；你自己张罗要走就是有私心。我不能凭着人民群众给我的权力，私自把你送到工厂。”在他的耐心教育下，女儿思想通了，决心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刘作都坚持革命原则，受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欢迎。可是，也有少数人认为刘作都就是“不好办事”。每当听到这个反映的时候，他总是坦然地说：“好办不好办，要用党的原则和政策来衡量。符合党的原则和政策，事情就好办；违背党的原则和党的政策，事情就不好办。”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的生产队需要添置汽车。可是，汽车是按国家计划供应的，一时买不到。这时，有的人说：我们这儿盛产苹果，拉几车和外面挂挂钩，不愁汽车买不到。刘作都听到后，严肃地指出：这种作法不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是一种不正之风。如果都这样做，还谈什么国家统一计划？在刘作都的帮助下，那几个生产队改变了错误主意，向上级提出了购置汽车的计划，服从国家统一分配。
刘作都对违反党的原则和政策的事，坚决抵制，对符合党和人民利益，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事，则坚决支持。一个大队要求和另一个大队串换化肥品种，刘作都认为这对农业生产有利，符合互通有无的政策，就积极支持。可是后来，个别干部想利用这个关系，搞点水泥去换木材。刘作都就对这个干部说：“共产党人不能走邪门歪道！水泥、木材都是国家急需物资，我们不能挖国家的墙脚。”那个干部提高了认识，表示今后一定好好学习党的政策，抵制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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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犟就犟在不搞特殊上
有人说，河北省故城县建国公社党委书记梁振东有个犟脾气，其实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犟，就是犟在不搞特殊化上。去年春节，有个公社直属单位宰了自己喂的肥猪，给公社送了半个去，说：“自己喂的，给个本钱就行了。”老梁同志知道了，认为那样做是特殊化的一种表现，就让会计按国家牌价付了钱。公社党委以身作则，不搞特殊的好作风，给了公社所属各单位以良好的影响。供销社来了什么货，不管多少，都首先想到社员群众，从不留下来“开后门”，或是自己留用。
也有人想通过老梁搞点特殊，可总是碰钉子。县里一个干部，他儿子在这个公社当社员，一度想进城当工人。这个干部从大队开了个介绍信后，去找老梁说：“咱的孩子愿意出去，大队同意了，你给他签个字就行了。”老梁没有因为他是县里的干部而放弃原则，相反，他严肃地指出：“这个事不行啊！孩子不安心农业生产，我们应该教育他，怎么能顺着他的错误做呢！我们是老干部，更应该严格要求子女，为群众做出榜样来。”有个女青年，是老梁过去的老领导的女儿，高中毕业了，想请老梁给找个工作。老梁一听，乐呵呵地说：“行啊，找工作好说，回去对你爹说，让他给你买张锄，买把锨，好好在农村干吧。”
有人对老梁的这种做法不理解，劝他说：“这么做不好，有多少人给你得罪了！”老梁同志耐心地解释说：“这不是得罪人不得罪人的问题，这是要不要顶住资产阶级歪风邪气侵袭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有了权力，如果滥用它，忘记了大多数人，只为少数人服务，这怎么行啊！应该是职位越高，‘官’越大，越要反对特权思想，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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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党员不徇私情
四平市人民副食品商店党支部书记郭治财，努力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坚持原则，不徇私情，被人们称为“廉洁奉公，一尘不染”的好干部。
一年的中秋节，郭治财的爱人打发儿子成福上街买肉。成福想：到爸爸商店去买，可以让爸爸给挑块好的。他来到郭治财所在的商店，跟爸爸说了自己的意思。郭治财耐心地对成福说：“你这样做不对呀，咱们应该和大家一样，该买啥样的就买啥样的……。”说得成福心服口服，高兴地提着篮子到柜台前买肉去了。晚上，郭治财回家吃饭时，想起白天成福买肉的事。为了教育全家，他向老伴、孩子们讲了苦难的家史。他说：“现在咱日子越过越好了，不能忘本哪！我是商店的带头人，可不能带特殊化的头。”全家人觉得他说的句句在理，从此以后，谁也不再去找郭治财的“麻烦”了。
郭治财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还和党支部其他成员一道，领导群众狠批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公私溶化论”、“小节无关论”等反动谬论，把作风问题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
去年秋天，商店进了一部分质量好、价格便宜的红薯。当时红薯刚上市，人们都想吃个新鲜。有的营业员想在开店前留出一些，准备卖给本店职工。这件事引起了郭治财的注意。他建议支委会发动职工以“营业员该不该抢先买
‘快货’”为题，进行讨论。会上，有少数同志认为，广大工农兵消费者可以买，营业员也是其中的一个，为什么不可以买呢？针对这种认识，郭治财和同志们一起进行了分析。他说：我们营业员是商品的消费者，但同时又是商品的分配者，这就不同于一般的顾客。来了“快货”首先想到谁，这里就有个为多数人着想，还是为自己打算的问题。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全店职工受到了一次生动的路线教育，增强了政策观念。
郭治财认为，党的政策集中代表了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不折不扣地按党的政策办事，才是真正的廉洁奉公。十几年来，他无论是对亲戚、朋友，还是上级领导和挂钩单位，都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徇私情，受到了群众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