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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点红”怎样带动“一片红”？
——山东省曲阜县陈家庄大队带动兄弟队学大寨的事迹
一九五五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写了光辉按语，指出：“这是一个办得很好的合作社，可以从这里吸取许多有益的经验。”这个合作社，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曲阜县陈家庄公社陈家庄大队。
在毛主席的光辉按语鼓舞下，陈家庄大队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有了很大的进步。一九七一年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二百多斤，比一九五五年增长了一倍以上。林、牧、副业也有很大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去年交售余粮近十八万斤；集体经济基础越来越雄厚，公共积累达四十五万元；社员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
把自己摆在兄弟队之中
陈家庄大队阔步前进，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它周围的队前进步伐却不大。一九七○年秋天，有位来陈家庄参观的同志，对大队党支部书记陈以梅同志说：“要是周围的队都象陈家庄多好啊！”这话引起了陈以梅同志的注意。他想：“大寨大队带出了一个大寨式的县，而我们陈家庄连周围的几个队也没有带好。”陈以梅算了一笔账：陈家庄即使亩产达到两千斤，对国家的贡献也不过只有一百多万斤。如果全公社亩产达到八百斤，对国家的贡献就是两千多万斤。经过这一比一算，他深深感到辜负了毛主席对陈家庄的期望，也对不起附近的兄弟队。从此，他紧密配合公社党委，发挥骨干作用，决心帮助周围兄弟队迅速赶上来。
要把自己摆进周围兄弟队之中，一分为二看自己，一分为二看人家，这是陈家庄大队帮助周围队的一个重要体会。开始，他们帮了一阵子，费劲不少，效果不大。什么原因呢？陈以梅同志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现有的人存在这样一种错误思想：“满树上的桃子就数自己的红，满坡里的庄稼就数自己的绿。自己队是大寨花，周围队是豆腐渣。”陈以梅想：“从这种思想出发，怎能帮好周围兄弟队呢！”他建议党支部举办学习班，认真学习毛主席对陈家庄的光辉按语和有关教导，使大家认识到：周围兄弟队并不是样样差，自己队也不是十全十美，如果“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象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认识提高以后，他们在和周围兄弟队相处的时候，把自己摆到兄弟队之中，既讲陈家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经验，也讲有时偏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教训；既热情指出兄弟队的不足之处，也虚心学习兄弟队的长处。这样，陈家庄大队和周围的兄弟队之间，很快地出现了一个互帮互学、朝气蓬勃的新局面。
帮什么，怎样帮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对兄弟队帮什么？根本的一条是帮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
开始，他们对于这个问题认识不明确。兄弟队缺资金，他们就借给些钱；兄弟队耕种土地有困难，他们就开着拖拉机去支援。满希望这样一搞，兄弟队就能很快赶上来，但事与愿违，帮来帮去，效果不大。后来，他们联系实际，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认识到，对于兄弟队的暂时的困难，本着等价交换的原则，给予一定的物资支援是必要的，但是，根本问题是帮助领导班子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班子的成员思想不正，执行路线就偏。因此，帮兄弟队，首先要帮出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跟陈家庄地连地的前王大队，学大寨运动老是搞不起来。一九七○年冬天，陈以梅同志来到这个队，跟他们共同调查研究，发现这个大队的领导班子不纯，有个家伙一到运动时就充当所谓“积极分子”，拉拢腐蚀干部，打击陷害好人，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落实。陈以梅同志就以一九六○年陈家庄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生产遭到破坏的事例和教训，启发前王大队的干部，帮助他们发动群众，揭开了领导班子中阶级斗争的盖子，经上级党委批准，重新建立了新的大队领导班子，学大寨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后来，这个大队又出现了不能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现象，把一个犯错误的干部，当作敌人来对待。陈以梅发现了这个问题，一连三、四次来到这里，向大队的干部讲陈家庄前几年没有做好团结绝大多数人的工作，致使斗争发生反复的教训，和近两年来团结了绝大多数人，革命、生产迅速发展的经验，帮助他们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这个队的后进面貌很快有所改观。
西石桥大队和陈家庄只有一河之隔，论条件也不孬。由于过去单纯抓副业不抓粮食，常年吃国家统销粮。去年，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孔凡灿同志来陈家庄四、五次，亲眼看到陈家庄大队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的情况，深受教育。回队以后，他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引导大家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方向，什么是资本主义倾向；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什么是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排除了“左”的和右的干扰，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以农为主，以副养农，农忙集中力量抓农业，农闲适当增加劳力抓副业。一九七一年，粮食亩产达到五百多斤，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九，副业收入也由上年的三万元增加到十万元。
在帮的方法上，陈家庄大队采取了“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办法。“走出去”，就是在公社党委领导下，派出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到周围兄弟队介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经验教训，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找出症结，具体帮助。陈以梅同志五十多岁了，患胃病和低血压病，又不会骑自行车，但还是坚持“走出去”，去年跑了三十多个大队。“请进来”，就是根据兄弟队的要求，请他们派代表来陈家庄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从实践中体验陈家庄是怎样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去年以来，在陈家庄举办四次学习班，兄弟队对这种做法反映很好，他们说：“陈家庄的经验，我们听到了，也看见了，回队一定好好实践。”
陈家庄大队认真向周围兄弟队传播经验教训，对于兄弟队改变人的精神面貌和自然面貌起了一定作用。一九七一年，陈家庄公社在遭到严重自然灾害侵袭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仍然获得比一九七○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七的好收成。今年夏收，全公社四万亩小麦平均亩产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七，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陈家庄重点帮的六个大队变化更显著，如前孟大队，地处丘陵，过去粮食亩产三百来斤；在陈家庄的帮助下，一九七一年粮食亩产达到五百零八斤，扩大公共积累十三万元，社员生活水平比上年提高百分之二十。宋南庄大队过去是全县有名的老后进队，在陈家庄的帮助下，学大寨运动蓬勃开展。
本报通讯员（附附图片）
这是陕西神木县麻家塔公社后麻家塔大队把一片沙漠改成的良田。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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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靠谁改造后进队
湖南省邵阳县冷水大队党支部书记 莫贻珠
从一九六六年起，我曾先后到梨子塘、杨子江等几个生产队蹲点。五年多的实践，使我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体，要改造后进队，必须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
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曾经走过一段弯路。起初，我认为，后进队主要是没有坚强的带头人，我去了，只要肯带头干，就能使后进队改变局面。我凭着一股热情和干劲来到梨子塘，事事带头：开会先发言，出工走前面，担子挑重的，脏活干在前。自以为这样一来，就能把这个队搞好。可是，没想到，二十多天的辛苦换来一些风言风语，如象“我们队里多了一个劳动力”呀，等等。这时，我想：后进队“家底薄，田土差；干部不争气，社员不听话；生成落后相，实在难变化”。我失去了信心。
后进队到底能不能改变呢？毛主席说，“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我照着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果然灵得很。
在梨子塘，我向社员群众调查，向老贫农请教，同队干部谈心，发现这个生产队的负责人不愿担担子，觉得“干部难当”，“当干部吃亏”，结果是革命无人抓，生产无人管。通过同样的方法，我了解到：杨子江生产队落后的原因，主要是个别队委热衷于搞资本主义，放弃集体生产；青子塘生产队则是“老好人”掌权，不抓阶级斗争。表面上看起来，几个生产队都是领导班子领导不力，但是原因各不相同，问题的性质也就有区别。
在改造后进队的过程中，我始终注意两点：一、摆正自己和群众的关系，不是把自己凌驾于群众之上，而是置身于群众之中；二、摆正个人实践和群众实践的关系，认识个人的实践是有限的，群众的实践是无穷的。在梨子塘，我抓住这个生产队的领导人出身苦、本质好的特点，用忆苦思甜的方法，提高他的阶级觉悟，他终于克服了“干部难当”和“当干部吃亏”的思想，勇敢坚定地挑起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担子。在杨子江生产队，我同群众一起狠批了资本主义歪风，耐心教育犯错误的队干部，使他们成为带领社员群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在青子塘，依靠群众，从一件旧呢子军大衣的线索，挖出一个隐藏二十多年的阶级敌人。
群众和队干部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很快就掀起了改天换地的热潮。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梨子塘等几个队迅速改变了面貌。有两个队粮食亩产达到千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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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割尾巴”的教训
听说六合公社白合大队第五生产队生猪发展比较快，我们请队长张正明介绍一下经验。他笑了笑说：“哪里是经验，是教训哩！”接着，他谈了两次“割尾巴”的事：
前年夏天，社员们在稻田除草时，顺便把扯的草带回家喂猪。有的人向我反映了这件事，我心想：我们是先进队，社员扯的草不给生产队，拿回家怎么行呢？会上，我不指名地批评了一下，要求社员“割资本主义尾巴，长社会主义翅膀”。以后，再没有人带草回家了。看到这些，我心里还挺高兴。
但是，到了冬天，社员家庭的生猪存栏数下降了。我们找贫下中农查原因，他们说：“只管集体养猪，不帮助社员私人养猪，跳‘独脚舞’，怎能不下降？！”听了贫下中农的批评，我重新学习了党的有关政策。政策明明规定“公养私养并举”，那么，社员为了养好猪，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带几把草回家有什么不可以？而我们却把社员的正当副业生产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我们纠正了这种错误做法，积极鼓励社员利用业余时间养猪。去年年底，生猪存栏数就达到平均每人一头。
生猪发展了，需要增加饲料粮。这时，我们又怕饲料粮给多了，集体储备粮就会减少，肥了社员，亏了集体，没有及时给社员解决饲料问题。结果，又走了跳“独脚舞”的老路，全大队生猪下降到平均每人零点八头。
为了总结两次“割尾巴”的教训，今春，我们队委会认真学习了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大家边学边议。有的说：“我们总想在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把脚步走快点，但是少了一条腿，反而走慢了。我们割的不是‘资本主义尾巴’，而是割掉了社会主义政策。”有的说：“看起来，我们为集体着想是番‘好心’，其实，我们是担心‘先进’保不住不好办，这种想法正是私心作怪。”我越听越激动，认识到执行政策所以有偏差，是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路线斗争觉悟低。第二天，在社员会上，我联系两次“割尾巴”的教训，挖了“好心”背后的私心。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干部私心杂念的尾巴割掉了，政策落实了，我们养猪的积极性就足了。”目前，又接近平均每人一猪了。
湖北省安陆县报道组
“割尾巴”的教训发人深省。有些基层干部，在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时候，对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能抵制，对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往往明知不对也不敢抵制。他们还认为：“左”一点是“好心”，右了是坏事。其实，“左”的和右的，表现形式不同，本质却是一个，都是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反党的政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明明是私心，还说是“好心”，明明是违背了社会主义政策，还说是“割了资本主义尾巴”。要认真吸取“割尾巴”的教训，必须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破除私心杂念，坚持党性原则。只有这样，当运动出现“左”右干扰时，才能站得稳，顶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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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
江苏省常熟县支塘公社十三大队党支部，在积极发展集体生产的前提下，注意帮助社员发展家庭副业，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做到六畜兴旺，林竹茂盛，增加了社会产品，支持了集体生产，改善了社员生活。
十三大队党支部正确对待社员家庭副业，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过去，部分党员干部认为，只要搞好集体生产，家庭副业发展不发展关系不大。有的同志受社会上极“左”思潮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发展了家庭副业，会影响集体生产，主张“割尾巴”，“赶先进”。于是，曾经出现了干涉、限制社员发展正当家庭副业的作法。
一九六九年新的党支部建立以后，对如何看待社员家庭副业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他们学习了党在现阶段的农村经济政策，分析比较了两个生产队的不同情况。第三生产队集体生产条件比第六生产队好，由于第三队社员家庭副业比较少，社员投家肥少，商品肥料用得多，农业成本比六队大，社员分配比六队还少。通过这样的分析比较，使大家认识到，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不仅不会妨碍集体生产，而且是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
有一段时间，少数社员把多余的农副产品和竹头、树木，拿到外地不按市场规定价格去卖；个别的人热衷于搞自留地，大量种植经济作物，影响集体生产。党支部立即意识到，这是一种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苗头。他们及时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党在现阶段的农村经济政策，联系实际狠批刘少奇一类骗子用右的和极“左”的反革命两手，破坏和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罪行，提高了大家的路线觉悟。大家认识到，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出售多余的农副产品是可以的，不按市场规定价格出售是不对的；业余时间搞好自留地是可以的，影响集体劳动是不对的。认识提高后，不按市场规定价格出售产品的社员，都自觉地将多得的部分退回原主。
十三大队党支部还注意帮助社员解决在发展家庭副业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如过去只强调向集体交肥，忽视了社员用肥。社员肥料少，自留地种不好，青饲料不足，影响养猪。猪养少了，集体肥料也要减少。现在，他们在动员社员积极交肥的同时，适当留给社员一部分。社员养猪猪苗有困难，各生产队便注意饲养母猪。一九七一年，全大队集体饲养母猪一百零二头，繁殖猪苗二千多头，供应社员饲养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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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安县团结大队组织社员编织柳器。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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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车”不该“刹”
今年初春，峰峰矿区磨屋大队部分社员，给煤矿编织挡顶用的“拍子”成风，出勤人数大大减少，影响了集体生产。
编“拍子”究竟算什么副业？是应该允许搞还是应该“刹车”？这个大队的党支部成员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争论。
有的说：“编织‘拍子’能增加社会产品，增加社员收入，应当允许搞，影响集体生产是个教育问题。”
有的说：“搞这种副业，必然要买进（条子）、卖出（成品），不可能不耽误集体生产，允许社员个人搞就是允许‘副业单干’。”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
就在这时，发生了这样两件事：有个社员，晚上编“拍子”到深夜，白天手扶犁把打瞌睡，三头牛一天只犁了一亩多地。还有邻队干部捎来口信：“你队社员打条子，损坏了俺队的树木。”这两件事促使大队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私人编“拍子”，是一种单干副业，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重新抬头的表现，立即“刹车”！谁知，过了一段，发现这个“车”并没有“刹住”。一天晚上，干部去公社开会，看到两个社员拉着满满一车条子回来了，原来有的社员明不搞暗搞，集体生产积极性还是没有调动起来。
面对这种情况，大队党支部重新进行了一次讨论。党支部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结合群众的意见，大家认识到：任何决定，都不能离开党的政策。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社员们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和假日适当搞点编织并没有错。个别社员编“拍子”影响集体生产；有的私自外出砍条，损害集体树木，这种错误做法当然应当纠正，但如果因此就让社员的正当家庭副业一律“刹车”，显然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加强组织领导，教育社员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积极关心集体生产。
党支部重新作出了决定：肯定社员在业余时间和假日搞“编织”为正当家庭副业，大队加强领导：一方面派人出车给社员购原料（果园、林场剪下的废树枝），一方面帮助送产品（合理扣除运费），并根据各户人口、经济状况，有计划地分配任务，统一领导；同时，又对社员加强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这样做了以后，大大调动了社员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原来搞“编织”影响集体生产的几户社员，现在都积极参加集体生产。三头牛一天只犁一亩多地的那个社员，还是原来的牲口，原来的农具，落实政策后，一天就犁五亩多地。
本报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