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是政变的历史,还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纪一闻
刘少奇一类骗子煞费苦心地搜罗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政变事例,妄想借以证明个人的主观意志和阴谋活动可以左右历史,个人的权势可以决定一切。这就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事变到底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还是个人意志的产物?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
唯物史观认为,一切历史事变,包括政变这种社会现象在内,都是各社会阶级或政治集团的斗争的表现;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根本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经济基础的变更中去寻找;人民群众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基本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唯物史观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某个历史人物在一定时期出现,总是适应社会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不决定于什么个人的“天才”。正象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507页)
唯心史观认为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的思想中去寻找,特别是要到那些“英雄”人物的头脑中去寻找。于是,历史完全被颠倒了,帝王将相被吹捧成历史的主宰,人民群众反而成了渣滓。历史成了杂乱无章的偶然事件的堆积。
刘少奇一类骗子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正是这种反动历史观的大暴露。他们专讲个人,不讲群众,专讲宫廷政变,不讲阶级斗争。在他们看来,历史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是人民群众的历史,而是少数阴谋家、冒险家接二连三策动政变的历史。这样,历史上一切策动反动政变的小丑,在他们眼下都成了旋转乾坤的“英雄”。刘少奇一类骗子讲政变和称天才,表面看好象是两回事,其实只不过是反动的唯心史观的两种表现形式。实际上,刘少奇一类骗子心目中所真正推崇的“天才”和效法的榜样不是别人,正是袁世凯那样的窃国大盗,蒋介石那样的独夫民贼。
历史上有过各种形式的政变。在地主、资产阶级专政下发生的政变,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有些可能具有某种进步意义,有些则是彻头彻尾的反动。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不管它打的是什么旗号,都不会摧毁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而只不过使这个机器更换一下主人。至于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津津乐道的“宫廷政变”,不管是杨广弑父杀兄,还是雍正改诏篡位,都不过是同一反动统治阶级上层狗咬狗的斗争,是反动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系之间为了实行权力再分配而进行的争夺。无论他们怎样互相残杀,改朝换代,并不会改变反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镇压。
无产阶级革命和以往任何一种革命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它不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以一个剥削集团的掌权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的掌权,而是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反对靠少数人包打天下,历来不主张通过密谋政变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只能靠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靠人民革命,靠武装夺取政权。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92页)这就是马克思研究波拿巴政变后所得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极其重要的结论。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确实存在着资产阶级通过反革命政变实行复辟的危险性。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建立了,但还不完全巩固;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它被推翻而加强十倍,他们还会和外国帝国主义勾结,并通过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进行阴谋活动。“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通知》)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那就会国家变色,人民遭殃,历史倒退。苏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政变,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毛主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大课题,给我们开辟了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胜利航道。无产阶级的党依靠自己的路线的正确,依靠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完全能够防止和挫败一切反革命政变,使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一切革命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事业或迟或早总会取得胜利,一切逆潮流而动的反动政变最后都免不了覆灭的命运。拿破仑靠军事政变建立的第一帝国,曾经烜赫一时,结果只维持了十四年;波拿巴“以最拙劣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708页)模仿他的伯父复辟帝国,也只支撑了十八年。中国近代史上一些反革命政变更是短命的。大卖国贼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封建余孽张勋的复辟丑剧仅仅演了十二天。靠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台,建立了近代中国最庞大的反革命国家机器的蒋介石寿命稍长一些,也不过二十二年,就被人民革命的怒涛冲刷到中国的几个海岛上去了。人类社会历史总是在自身的矛盾斗争中前进。反革命的政变和复辟,虽然可以引起历史的暂时倒退,但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小小的逆流,历史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然而,反动阶级中的最死硬分子是不可能真正接受历史的教训的。因为他们代表腐朽落后的社会势力,他们的阶级本能和唯心史观引导他们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错误地看待历史。刘少奇一类骗子花了那么大的精力专门研究政变,不但没有从那些短命的反革命政变中吸取教训而变得收敛一些,反而利令智昏,硬是要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和无产阶级较量一番。结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铜墙铁壁面前自取灭亡,只落得个折戟沉沙,死无葬身之地的可耻下场。他们自以为集古今中外反革命政变经验之大成,到头来却比一切反革命政变制造者失败得更快、更惨,成为历史上一幕最荒唐、最拙劣的丑剧。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历史前进的潮流谁也阻挡不住,但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却几乎到处都有,牛鬼蛇神每隔几年总要跳出来表演一番,这些都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在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掌握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一定能战胜一切敌人,排除一切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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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矛盾论》笔记两则
中共无锡市委书记 王宴
政策为啥不能“过头”?
在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过程中,我听说,一个情况比较复杂的工厂,对阶级斗争抓得蛮紧。可是没想到,这个厂越抓问题越复杂,一度变成了后进单位。去年七月,为了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市委调查组去作了比较详细的调查,才从厂里阶级斗争的两次反复看出了问题。
原来,这个厂的领导班子,受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曾经一度认为:“只要方向对头,不怕政策过头。”在对敌斗争中不注意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注意执行党的政策,结果,搞乱了阶级阵线,使原来比较好的斗争形势走向了反面。针对这个情况,市里曾经派人去帮助过,厂里的形势也曾经有过好转。但是,后来在整顿领导班子时,对好人在政策上犯错误和坏人从政策上搞破坏这两种情况缺乏具体分析和严格区别,以“过头”反“过头”,结果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反复。两次反复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怎样正确理解和处理抓阶级斗争与执行党的政策的关系?
列宁说:“政策就是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决定着共和国的命运的。”我想,我们党的政策,从根本上说,都是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政策错了,不管是“左”了还是右了,都会把敌、我、友的关系搞乱,哪里还搞得好阶级斗争呢?所以,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要把党的政策和策略当成“党的生命”,“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我和市委调查组的同志一起统一了认识,决定从落实党的政策着手,帮助这个厂真正抓好阶级斗争,促使它由后进向先进转化。
为了“对症下药”,调查组的同志围绕对敌斗争政策和干部政策,深入调查了敌人是怎样在这两个问题上进行破坏活动的?厂里的一些同志又是怎样在这两个问题上犯错误的?用这些调查得来的材料作为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活教材,引导大家认清:敌人干扰党的基本路线,往往从破坏党的政策下手;两条路线斗争的各个侧面,往往是通过两种不同政策的斗争具体地体现出来的。政策过了头,方向必然不对头。在提高路线觉悟的基础上,我们把对敌斗争政策和干部政策交给群众,依靠群众来解决问题,终于使一些犯错误的好人得到了解放,一批革命干部充实到厂和车间的领导班子中,厂里出现了团结战斗,努力抓革命、促生产的新气象。
这个厂的前后变化给了我深刻的教育。以往,我们一些同志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时候,往往把抓阶级斗争和执行党的政策对立起来。他们虽然有抓好阶级斗争的愿望,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因为没有严格地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没有很好地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结果,不仅没有达到有力地打击敌人的目的,反而伤害了自己的同志,影响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
我们党根据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规定了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政策。这个总政策以及我们党在这个总政策指导下制定的许多具体政策,总的来说,都是告诉我们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阶级斗争中取得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如何分化敌人营垒,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敌人,保证无产阶级彻底战胜资产阶级。我们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就是要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去抓好阶级斗争。如果我们以感想代替政策,以主观片面性去代替客观规律性,就抓不好阶级斗争,也就谈不上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为什么“左”右摇摆?
今年五月底,缫丝一厂开干部会分析生产形势,下决心提高生丝的质量。用什么办法提高质量呢?有的同志说:“新的规章制度建立了,我们就是要靠这些规章制度去把质量抓出来,管出来。”有的同志不同意,说:“规章制度对提高质量有很大的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的思想觉悟。质量要用路线教育抓,要靠发动群众管。”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由此还牵涉到企业管理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引起了一场大辩论。我听了双方的意见,联想到其它工厂的一些情况,感到这次辩论虽然是从如何提高质量开始的,却反映了新的规章制度建立后,企业管理中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新动向。
我回想了这个厂建立新的规章制度的过程,从中得到了启发。就拿恢复“统计牌”的事来说吧。过去,这个厂的每台缫丝车上都有一块统计牌,记录着每个工人每天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情况。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它成了对工人“管、卡、压”的一种手段,成了“奖金刺激牌”。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管、卡、压”,刘少奇一类骗子又马上变换手段,极力鼓吹“制度无用”论。我们一些同志由于对刘少奇一类骗子忽右忽“左”的干扰缺乏清醒的认识,加上过去饱尝过“管、卡、压”的苦头,因此,便把统计牌也冲掉了。这次厂里讨论统计牌要不要恢复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引导大家反复学习党的基本路线,联系实际总结路线斗争经验,找出自己受“制度无用”论影响的思想根源:头脑里缺少两点论,对右的和“左”的干扰,只看到右的一面;对统计牌的坏处和用处,也只看到坏处的一面。然后,组织大家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反动谬论,并对统计牌作了历史的阶级的分析。工人说:“一块牌子,两种内容、两条路线。我们要把统计牌变成建设社会主义的‘贡献牌’。”缫丝一厂的统计牌和一整套合理的规章制度,就是这样从路线教育入手,通过发动群众恢复和健全起来的。从这以后,生丝质量显著提高。
这件事告诉我们:新的规章制度建立以后,所以又出现了“制度万能论”的苗头,归根到底,仍然是一个坚持两点论还是搞一点论的问题。规章制度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即使是合理的规章制度也不是万能的。企业管理,最根本的是用正确路线去管理,依靠群众去管理,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去管理。我们不能因为强调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就把规章制度说得毫无用处,同样地,也不能因为建立了新的规章制度,就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政治和业务、思想和制度的辩证统一。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反右可能出“左”,反“左”可能出右。要在反右时防“左”,反“左”时防右,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一种片面性去反对另一种片面性。“左”右两种倾向的反复出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反映了路线斗争的规律性,反映了事物矛盾的斗争和转化。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而是要自觉地掌握这个规律,在看准方向、集中精力抓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随时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预见到矛盾发展的趋势,把工作做在前面,尽量减少和避免“左”右摇摆,推动事物波浪式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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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理论上弄懂党的政策
中共辽宁省东沟县委员会
一九七○年秋,为了解决我县西部地区灌溉用水问题,我们决定修建罗圈贝水库。这在我县是比较大型的水库,单靠几个受益公社是不能完成的。县委决定调动二十二个公社的部分人力物力集中突击。搞了一段时间,各地派的民工总到不齐,到了的劳动效率也不高,工程进度缓慢。这是为什么?有的公社批评我们搞“平调”,我们不以为然。后来,我们学习了马列的书,学习了毛主席的书,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基本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但是还存在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经济形式。我国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在现阶段是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各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必须按照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这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反之,如果随便“平调”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就只能破坏集体经济,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组织互助协作,一方面要提倡共产主义的精神和风格,另方面必须坚持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如果不顾客观条件,片面强调风格,不考虑合理的报酬,就会影响社员的革命积极性;反之,只讲报酬不讲风格,大搞“物质刺激”,必然会助长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其结果都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动摇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这个认识,我们同社队干部和群众商量决定,改变过去对非受益地区不计报酬的作法,而给予合理报酬,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协作的积极性,工程进度大大加快。
由于缺乏马列主义理论,不了解政策的理论基础,我们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往往“左”右摇摆。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我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建设工作,党的经济政策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实施,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一年来,我们开始注重从理论和原则上弄懂农村经济政策的精神实质,推动了政策落实,取得了一点成绩。我们体会到:党的各项政策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具体体现。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落实党在农村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学习,认真刻苦地坚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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