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严于解剖自己
李兴斌
正确认识自己是不容易的，在胜利的形势下尤其不容易。因而每当一次重大斗争取得胜利的时候，毛主席总是用我党历史上几次出现大骄傲几次都吃了大亏的事实，提醒我们“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发展，在一部分同志的身上骄气又重起来了。这些同志喜欢夸大个人的作用和长处，忘了自己还有弱点、缺点和错误。这样，他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党，正确认识群众，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分析形势，陷入了盲目性。这往往是我们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确认识自己，是不应当只从个人的得失利害去考虑的。古人不也有“满招损，谦受益”的话吗？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讲“损”和“益”，并不是为了个人的“修养”，而是从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改造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在胜利的形势下，我们要求自己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做到谦虚谨慎，这是为了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复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掌握主动权，争取更大的胜利。
人们常常说，自己最了解自己。其实不一定。有的同志讲自己的成绩“不尽长江滚滚来”，讲自己的弱点“犹抱琵琶半遮面”。可见，了解别人固然不容易，了解自己则更困难一些。认识自己的成绩和长处，难就难在不夸大；认识自己的错误和短处，难就难在不缩小。这里用得着鲁迅的一句名言：“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们应当象鲁迅那样坦率，勇于承认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并且乐于在群众的监督和帮助之下改掉它。
有的同志以为，无情面地解剖自己会失去威信。这就不对了。“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严于解剖自己，公开作自我批评，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我们既然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不应当害怕严格解剖自己。就说威信吧，明明有了缺点、错误，却不肯认真改正，难道能够在群众中有真正的威信吗？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这是光明正大的表现，是政治上富有力量的表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哪有马克思主义者害怕解剖自己的道理呢？
怎样才能正确认识自己，自觉改造自己？一定要靠坚持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长期参加革命实践，才能获得成效。刘少奇一类骗子爱说什么“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革自己的命”，其实还是“闭门修养”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货色。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里，才能正确地解剖自己，认识自己，改造自己。鲁迅之所以有自知之明，既不是什么“先知的光芒”显灵，也不是“闭门修养”所致，而是鲁迅终其一生，都“和革命共同着生命”的结果。毛主席说：“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一定要坚持做到：革命到老，改造到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把“解剖刀”，经常严于解剖自己，努力改造世界观，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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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识得真金”
薛 逊
列宁曾说过：“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这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托洛茨基之流是一针见血的批判。鲁迅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也总结出这样一条经验，就是要“识得真金”。
鲁迅光辉的一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战斗，从看出“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到识别冒充金矿的硫化铜，从民主革命战士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鲁迅深有体会地说，“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金”，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望远镜，又是鉴别政治微生物的显微镜。鲁迅正是逐步地掌握了这个武器，才看得远，看得真，能够坚定不移地向着目标奋战前进。
“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阶级斗争的存在，政治骗子就不会断种。用硫化铜冒充金矿，把修正主义打扮成马克思主义，以假乱真，就是刘少奇一类骗子以及一切阶级敌人常用的反革命手法。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有些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倘这人没有遇到
“真的金矿”，以为闪光即金子，那受骗上当是无疑的了。所以，欲
“识得真金”，就必须下功夫，费气力。在学习和实践中刻苦努力，反复比较，才能识真金，辨是非，“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
政治上的盲人识别不了政治上的骗子。从陈独秀到刘少奇一类骗子，他们有一连串的娓娓动听的谎话，厚颜无耻的诡辩，侃侃而谈的高论，那词句很有点灿烂夺目，那声音很有点激昂慷慨。可是，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一对照，什么“天才”呀，“一贯正确”呀，就统统现了鬼魅原形。如果我们不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金”，面对那些光怪陆离、激昂慷慨的言词，确是很容易受骗上当的。
列宁说得好：“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决不是一蹴即就的事，而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照鲁迅的说法就是要“韧”。鲁迅在病中，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还是毅然宣告，“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鲁迅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是真正用了功夫的，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战斗到老的。在今天的大好形势下，革命需要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掌握马克思主义。我们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象鲁迅那样，努力识得马克思主义的“真金”，不再受闪光或硫化铜的骗，同一切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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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缩”勿“拉”
井兵
鲁迅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中曾说：“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这“缩”和“拉”，只是一字之差，却体现了鲁迅提倡短而精粹、生动有力的革命文风，和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学习鲁迅这种宁“缩”勿“拉”的精神。
宁“缩”勿“拉”，是鲁迅在对事物认识中多想、细分析的具体体现。在“缩”的过程中，对具体事物具体分析，这样既能看到事物的外部表象，又能找到事物的内在联系；既能了解事物的全貌，又能抓住要害。做到“选材要严，开掘要深”，防止“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鲁迅的文章所以短小、精粹、尖锐、泼辣，是因为他在对文章“缩”的过程中，坚持了辩证法，进行了中肯的分析，抓住了事物的内核。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评价鲁迅时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宁“缩”勿“拉”，是鲁迅准确反映客观事物的一种手段。常言说：“打鼓要打在点子上，浇花要浇在根子上”，这就要体现一个“准”字。对复杂的事物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做到开门见山，突出中心，一针见血。鲁迅说：“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这就是说，如果不抓住重点，不准确描写事物，就会“胡子眉毛一把抓”，“西瓜芝麻一起拣”，东一榔头西一棒，把文章“拉”的冗长，纲目不清，使人看了头痛。
宁“缩”勿“拉”，是鲁迅肯下苦功、勤奋努力的经验总结。毛主席指出：“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懒汉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有的文章又臭又长，原因之一就是懒惰。要写一篇短而精粹的文章，必得象一个好园丁，付出辛勤劳动，偷不得一点懒。鲁迅在这点上也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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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创作
——批判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在世界观问题上的谬论
鲁戈
在文艺创作中，是坚持以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物史观作指导，还是以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唯心史观作指导？这是在文艺领域内两种世界观斗争的根本标志，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同以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长期斗争的一个焦点。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指出：“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今天，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为了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使更多好作品出世，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坚持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创作。
揭开“艺术规律特 殊论”、“唯情论”的
主观唯心主义迷雾
毛主席在《讲话》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阶级性出发，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反映论的基本原理，精辟地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毛主席的这一英明论述，深刻地阐明了在整个文艺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世界观、社会生活和文艺实践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着重阐明了作家世界观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统帅作用。
刘少奇一类骗子在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上，制造了层层迷雾，散布了种种谬论，“艺术规律特殊论”，就是他们反对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创作的一张护身符。
他们所谓艺术的“特殊规律”，实际上是“创作神秘论”的代名词。他们把这种“规律”说成是“一个形象，一个感情”，再加上创作需要“灵感”和“天才”。他们说什么“形象思维有它自己的逻辑”，是“另外一个逻辑”；在创作中有一点“好思想”即“灵感”，必须“抓住不放”，因为它犹如“电光火石”，“稍纵即逝”；他们从资产阶级反动文艺家克罗鲁齐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及国民党反动文人梁实秋、反革命分子胡风等那里捡来“唯情论”，把创作过程胡诌成是“感情”的冲动，把抽象的、超阶级的“情”抬高到主宰一切的荒谬地位，说什么“感情是认识的高峰”，“是最高理智的表现，是理智的最高的结晶”，等等。总之，他们把创作说得神乎其神，似乎艺术形象、感情、灵感、天才等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不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艺术规律是独立于社会实践之外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那些具有“特殊天才”的人，才能在这个“特殊领域”中进行“特殊”的艺术活动。他们这一套无耻谰言，不过是资产阶级文艺家早已唱滥了的主观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旧曲重弹而已。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艺术形象、作家的思想感情，都是受社会生活，特别是阶级斗争决定的，决不是“先验”的、“天赋”的、来自太空的“电光火石”。当然，在文艺作品中，要进行典型塑造和艺术描绘，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但这种特殊性，绝不能离开社会实践，尤其是阶级斗争的实践。就拿作家、艺术家的“情”来说，他们的喜、怒、哀、乐，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且都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应当洋溢着饱满深厚的感情，但这是从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无产阶级的感情，而不是那种天生的，而且被抽去了阶级性的抽象的“情”。
对待艺术形象、创作感情等规
律的理解，集中一点，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那些叫喊“艺术规律特殊论”、“唯情论”最响的人，其实就是要顽强地表现、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和感情的人。他们叫嚷不要“报纸上面的思想”、“党的思想”，极力主张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评价”，就是主张用资产阶级思想去“认识”和“反映”社会主义生活。在《燎原》、《怒潮》、《革命家庭》、《北国江南》、《风雷》、《上海的早晨》等毒草中，不但充斥着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赤裸裸的反动说教，灌注着剥削阶级的反动感情，而且其中的形象，也不是什么“自己在活动”，而是在炮制者反动世界观的支配下完全违背历史的、生活的真实的活动。由此可见，那种离开一定阶级世界观的指导而产生的文艺作品，世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塑造英雄形象，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反对唯心史观文艺创作的核心问题是认识和塑造人物形象，首先是塑造英雄形象问题。既然要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对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因此，社会主义文艺坚定不移地以表现工农兵英雄人物为根本任务。
但是，在塑造人物形象问题上，刘少奇一类骗子却死抱住唯心史观不放。他们把创造历史的人民看作“渣滓”、“暴徒”、“群氓”，“芸芸众生”，排除于文艺作品之外，即使偶而描写他们，也竭力加以歪曲、丑化；而把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和所谓“天才”，视为堂堂“英雄”，极力主张文艺作品要按他们的“英雄创造历史”、“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反动唯心史观去认识和表现人物。我们说，群众创造了历史，也培育了英雄；英雄人物是历史的产物，阶级的产物。只有站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高度，把英雄人物置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阶级地位上，才能在文艺作品中正确地反映出来。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抽掉英雄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妄图把英雄变为他们从唯心史观出发的主观随意性的产物，其结果，只能“塑造”一些逆历史潮流而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丑。在这种反动作品中，剥削阶级的代表成了文艺的主人，嗜血成性的资本家成了“红色小开”，依靠剥削起家的地主成了“善人菩萨”，富农成了农村中的“顶梁柱”，血债累累的反动军官成了风雅“儒将”。按照刘少奇、周扬之流的“模子”塑造出来的“英雄”，尽管也说几句动听的“革命”言词，办几件“左”得出奇的事，为这些“英雄”头上安上炫目的“光圈”，但是，锦衣珠服，也裹不住他们腐臭的尸体。他们笔下的“英雄”，从三十年代的赛金花、匡复，到六十年代的雷焕觉等，不都是一些汉奸、叛徒、工贼和炮制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的化身吗？这样的“英雄”，能创造什么历史呢？他们才真正是历史的渣滓！刘少奇、周扬之流正是妄图通过这样的人物形象，在文艺领域实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反动的专政！我们坚持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创作，就要坚持从唯物史观出发，认真研究“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从而正确地认识和表现英雄人物。
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来塑造英雄人物，就要求作者具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政治上的庸人和侏儒，绝不可能塑造出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要写革命文，演革命戏，必须先做革命人，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结论。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求作者一定要在达到英雄人物的思想高度、具有英雄人物同样的英雄行为时，才能进行创作，我们也不能同意那种“等世界观全部、彻底改造好了后再进行创作”的说法，因为它本身就违背了辩证法。事物发展永无止境，作者认识真理和改造世界观也永无止境，需要不断进行改造和提高。但必须肯定的是，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英雄人物，使自己的立场、观点、态度、感情同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尽快地缩小差距。差距越小，作品中英雄人物才能塑造得越高大、越丰满。
关于人物形象塑造的两种文艺观的根本对立，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长期尖锐斗争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文艺要表现
“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论和唯物史观。
是世界观决定创作
方法，而不是创作方法
“影响世界观”
是世界观决定创作方法，而不是创作方法决定一切。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却割裂、颠倒了这两者的关系，竭力鼓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万能论。他们或者把创作方法抽象化，把它仅仅归结为一种艺术的手段和纯技术性的“方法”，甚至别有用心地重弹国外修正主义者卢卡契、魏德玛尔等人和反革命分子胡风的老调，胡诌什么“创作方法是艺术实践的方法”；或者把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颠倒过来，认为创作方法能“影响世界观”，只要遵循他们所主张的“写真实”的创作方法，就能“不自觉地、甚至违背”作家反动的“政治见解，阶级成见，而比较精确地反映出社会的真实”，甚至“通过现实主义就达到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目的就是反对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反对在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下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毛主席在《讲话》中精辟论述了世界观同创作方法二者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虽是创作中的一种特殊范畴，它并不等于世界观，但它又绝不是什么纯手段、纯技巧的东西。所谓创作方法，归根结蒂是受世界观所支配的，是一定阶级的文艺家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包括文艺观）对于现实社会生活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毛主席深刻指出：“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因此，考察某种创作方法，都离不开对一定的时代、阶级、世界观以及社会思潮、文艺思潮的考察。刘少奇一类骗子喋喋不休地鼓吹“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之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企图把它当作什么“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当然，这纯粹是欺人之谈。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的。这种创作方法具有强烈而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精神，最能充分揭示出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本质，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和鼓舞群众。它把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革命人民的伟大实践斗争的现实结合起来，把革命气概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要理解、掌握和运用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创作方法，就需要文艺工作者坚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自己，坚持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分析、认识和反映生活，同时还必须深入持久地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英雄创造历史”和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等反动理论，肃清其流毒。因此，我们必须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工农兵斗争实际，加紧改造世界观，把自己锻炼成坚强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努力创造丰富多彩的、崭新的无产阶级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