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要善于区别政策的界限
中共泗阳县委书记 刘岳五
路线决定政策，政策体现路线。落实党的有关农村经济政策的实践，使我认识到，只有善于区别政策的界限，才能有效地排除“左”的或右的干扰，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区别两条路线 理解政策精神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毛主席的这一伟大理论，是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指导思想。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既体现了党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大方向，又考虑到当前农业生产的水平和农民的觉悟程度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我们在贯彻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必须明确认识：既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又要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又要有发展的观点，同形形色色的“左”的或右的思想严格地区别开来。
要区别政策的界限，首先要区别正确的路线和错误的路线的界限。
去年春天，我发现有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由于受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极“左”思潮和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错误地认为“对于家庭副业这个‘资本主义尾巴’，就是要卡紧，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倾向”。还有的说：“发展集体副业是大方向，家庭副业管死一点，关系不大。”这正是由于他们对党的关于农村副业的政策，没有从思想路线上和政治路线上来理解的缘故。
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加强党对家庭副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大方向，就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自发地发展家庭副业，则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流毒的反映。因此，对发展家庭副业要区别：是在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条件下，利用业余和农闲时间搞，还是不参加集体劳动，只搞家庭“副业”；是有领导地就地取材、自产自销，还是自发地包揽加工、转卖牟利，等等。只有区别这些政策的界限，才能看出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只有区别正确的路线和错误的路线，才能理解正确执行政策对于正确执行党的路线的重要意义。
裴圩公社大众大队，以前忽视对家庭副业的领导，结果使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露了头；后来对家庭副业又不加分析，一律“卡紧”，结果又影响家庭副业的发展。一九六九年，大队党支部坚持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统帅多种经营，注意区别政策界限，排除了“左”的或右的干扰。三年来，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壮大，家庭副业也得到适当的发展。去年这个大队粮食亩产超《纲要》，棉花亩产过百斤，家庭副业收入相当于增产三十多万斤粮食。这说明农民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在于是否加强党的领导，而不在于搞不搞家庭副业；搞家庭副业是否滋长资本主义倾向，关键在于是否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只有区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同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右的和极“左”思潮的界限，才能正确执行党的关于家庭副业的政策。区别两类矛盾 体现政策精神
执行政策的过程，就是解决矛盾的过程。毛主席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正确区别和处理这两类矛盾，是制定各项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保护群众，打击敌人，还是与此相反，这历来是两条路线的根本区别。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体现政策的阶级性，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去年在加强集市贸易的管理中，有的基层干部认为，对于违法交易的人，可以不加具体分析，一律当作投机倒把分子来处理；有的则对少数坏人兴风作浪也不闻不问。这两种倾向反映他们都没有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应该看到，有些人由于受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毒害，进行非法交易，这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用批评教育为主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按照对待投机倒把分子的办法去处罚，否则就是“左”了。另一方面又应该看到，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农村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阶级敌人往往以参加集市贸易为名搞投机倒把活动。因此，我们必须看到阶级敌人这种进攻，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还要加强对集市贸易的管理，否则就是右了。
八集公社以前对集市贸易没有管。后来，为了防止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他们对于违反政策上市的物资，采取简单的处罚的办法，结果常常发生纠纷。后来，公社党委深入进行有关政策的宣传教育，加强对市场的管理，把政策交给群众，强调要进行调查研究和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的投机倒把分子，发动群众给以坚决打击；对于社员群众做了一些违反政策的事情，则以批评教育为主。这样做了，市场秩序得到了很大改善。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党的各项政策是根据党的基本路线制定的，只有在执行每项具体政策时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保护群众，打击敌人。区别不同情况 具体落实政策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政策界限，是根据党的路线，从分析实际情况中划分的。因此，在落实政策时，必须注意区别不同的具体情况。
刘集公社庄黄大队，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时，运用典型开展路线教育，提高社员的路线觉悟；并且在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基础上，结合不同的情况，民主讨论，区别对待。例如，对于前几年已经变动的自留地，先教育群众清除“三自一包”的流毒，划清了两条道路界限；然后具体分析变动的原因，按照政策精神，采取不同的措施，加以妥善处理。对于大田边有些社员的零星植树，也根据不同情况，按照有利于绿化造林、有利于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加强群众的团结的原则，分别确定继续归社员所有或折价归集体所有。由于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既坚持了政策的原则性，又体现了从实际情况出发的灵活性。政策落实了，群众很满意。
这个大队的经验说明：落实政策是一项十分复杂和细致的工作。要能坚持做到区别政策界限，就必须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路线觉悟，加强政策观念。有的同志对政策问题，仅凭现成的“杠杠”简单地“一刀切”，而且还错误地说什么“只要方向对头，不怕政策过头”，等等。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有区别才有政策，“一刀切”就根本否定了政策。认真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办事就是方向，不能离开路线和政策抽象地讲方向。政策过了头，不偏右就偏“左”，方向怎能对头？执行政策右或“左”，都是偏离了党的路线，必然要削弱无产阶级专政。
执行政策的实践使我认识到，基层干部执行政策中的偏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县委领导在路线上的摇摆。过去由于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够，路线觉悟不高，不善于区别政策的界限，往往只是就事论事，看到“左”了就急于朝右拉，看到右了就急着朝左拉，有时没有拉到“线”上，有时又拉过了“线”。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要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克服执行政策中的偏差，首先必须提高县委领导的路线觉悟和政策水平。我决心认真看书学习，进一步地把加强政策观念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在区别政策界限上多下功夫，把自己锻炼成正确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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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政治挂帅 搞好劳动计酬
临安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到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时指出：“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种分配原则是符合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觉悟程度的。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
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在农村时而大搞“工分挂帅”、“物质刺激”，时而大搞“平均主义”，破坏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在劳动计酬的标准上制造混乱。他们大搞“平均主义”就是妄图使多劳不能多得，同工不能同酬，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瓦解集体经济，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必须彻底批判。
要正确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提高社员为革命种田的觉悟，坚决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各尽所能”和“按劳分配”是不能分割的。我们必须帮助社员树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集体、为国家作出贡献，坚持党的政策，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如果不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单纯地用工分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那就势必要滑到“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的邪路上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我们必须紧密联系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全面理解“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正确处理政治同经济的辩证关系，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认真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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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具体分析 划清界限
——惠东县石陂大队落实“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中三个有争论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广东省惠东县白花公社石陂大队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的教导，针对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中出现的问题，从路线上进行具体分析，按照政策具体解决，推动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的进一步落实。
鱼塘要不要扩大？
三年前，石陂大队邓屋生产队几个青年建议，利用一个山冲，筑堤蓄水，扩大原来位于这个山冲的鱼塘，以便多蓄水，多养鱼，多灌田。这个建议一提出，就出现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说：“这样搞，山冲里的两亩多水田就会淹掉；以粮换鱼，是和‘以粮为纲’唱对台戏！”一种说：“扩大水塘好处多，既有利于发展粮食生产，又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完全符合‘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两种意见争论了几年。
去年冬天，在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罪行时，扩大鱼塘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党支部领导成员深入到这个生产队，同大家一起学习党在农村中的有关政策，并从基本路线的高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大家看到，鱼塘扩大后，虽然原有的水田减少了两亩多，但是，筑堤后，整个山冲变成一个大水塘，蓄水量可以增加几十倍。只要建一个提水站，就可以把位于鱼塘上面的几十亩旱地改为水田；再搞一个二级提水站，周围一百多亩坡地也都可以得到灌溉。扩大了水塘，还可以多养鱼。这确是既有利于发展粮食生产，又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
为什么有的同志会把这件事看成是违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呢？大家继续分析，认识到这些同志一是看问题有片面性，只看到原有水田减少的一面，看不到蓄水多了，更多的旱田可以改水田，扩大水田的一面。二是受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刘少奇一类骗子从反革命的需要出发，把多种经营和粮食生产对立起来，只强调单一的粮食生产，表面上似乎是重视粮食生产，实质上是要砍掉多种经营，阻挠“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的贯彻执行，妄图达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
经过具体分析，原来主张扩大鱼塘的民兵和群众说：“开始我们也只看到这样做有利于生产和增加收入，那里会想得这么深？这一讨论，把我们的认识提到‘纲’上‘线’上来了。”原来不同意扩大鱼塘的人说：
“过去我们看问题片面，只看事情的现象，看不到事情的实质，这一讨论，把我们的路线觉悟提高了。”
统一认识以后，大家鼓足干劲，奋战三十天，扩大了鱼塘，增加了养鱼量，建立了提水站。今年早造扩大了十一亩水田，经济作物也第一次实现了引水灌溉。
瓦窑要不要下马？
在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的过程中，上油塘生产队办了一个瓦窑。由于路线教育抓得不紧，方向不明，集中劳动力太多，在大忙季节同农业争劳力；对瓦窑人员的报酬，又实行了错误的包工办法。这引起了一些社员的非议。由此，有人认为陈屋生产队的瓦窑也有问题，说这个队的花生种晚了是受了办瓦窑的影响。这两件事反映到党支部后，支委也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两个瓦窑都有问题，都要下马。另一种意见认为，处理这件事不能“一刀切”，简单化。
党支部经过调查，发现陈屋生产队的瓦窑和上油塘生产队的瓦窑，情况大不一样。陈屋生产队的瓦窑，贯彻了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的原则，大忙停窑，农闲开窑，而且瓦窑只占五个劳力，同农业生产矛盾不大；花生晚种几天，是劳力安排问题，不是办瓦窑问题。在经营管理上，他们正确处理了农业劳动和副业劳动报酬的合理差别。由于经营方向对头，这个瓦窑为生产队积累了资金，用来购买了一批化肥和抽水机、柴油机、碾米机、磨粉机等农业机械，解放了劳动力，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党支部把调查结果摆出来，原来说两个瓦窑都要下马的，不再坚持了；原来认为搞副业危险的，认为搞多种经营会影响粮食生产的，也改变了看法。事情就是这样奇怪，相当长时间难于统一的看法，现在就象找到了开门钥匙一样，一下就把心窍打开了。这个钥匙，就是正确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典型事例。
接着，大家从路线上分析，指出：方向对头不对头，不在于搞不搞工副业，而在于办工副业时执行什么路线。在正确路线指引下的工副业和多种经营，不但不影响粮食生产，而且有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发展社、队工副业，是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一项重要任务。上油塘生产队的干部开始听到别人批评时，误认为“抓副业危险”，现在，他们却深有体会地说：“不是搞工副业危险，而是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危险。”他们学习陈屋生产队办窑的经验，自觉地对瓦窑进行整顿，把瓦窑办好了。
家庭编织能不能搞？
正当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的时候，横峰生产队有个社员看见大队改变了过去不允许搞家庭编织的规定，就埋头在家编织竹箩、竹篮等竹器，自留竹用完了，又到外地去采购，竹器本地销不完，又运到外地去销，集体生产却不放在心上。后来，有的社员也学他的样，生产队的出勤率降低了，集体生产受到影响。对于这一现象，干部群众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这个队有竹源，历来有家庭编织竹器的习惯，现在这样做，属于正当的家庭副业，问题不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塘坝窟窿越漏越大，家庭副业这个口子开不得，还是禁止私人编织竹器为好。
党支部主要领导成员发现这一情况后，来到这个生产队，找干部和老贫农反复座谈商量，从路线上进行具体分析。
他们首先分析横峰生产队目前这样搞家庭编织，是有问题，还是问题不大？大家摆出：现在家庭编织过多，竹子要从外地购进，竹器要运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地方去卖，这是社员在业余时间难于胜任的。这样做的结果，集体出勤率降低了，生产的进度比邻队慢了，劳动质量差了。这样下去，集体生产必将受到严重损失。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四大自由”、“金钱挂帅”的影响下，曾经出现过这种现象。那时，一些人顾私不顾公，一心搞家庭编织，结果生产队的编织场垮了台，粮食减产，社员收入减少。
但是，能不能禁止家庭编织呢？通过分析，认识到：第一，本队有竹源，又有编织竹器的习惯和技术，不搞家庭编织，不利于物尽其用，人尽其能；第二，编织出来的竹箩、粪箕、筛子等都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禁止家庭编织这些东西，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利；第三，队里的老人小孩等不能参加大田劳动，不搞家庭编织不利于发挥他们的作用；第四，搞适量的家庭编织，社员可以增加收入。过去，在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极“左”思潮影响下，这里曾经搞过所谓“拔修根”、“割尾巴”的错误做法，收回了社员的零星果树、竹木，不准社员搞家庭编织。结果，不仅家庭副业大大减少，而且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集体的多种经营急剧下降，粮食生产也上不去。
对处理家庭编织竹器的问题，过去有过深刻的教训，为什么现在又会重复这些错误倾向呢？通过反复分析，大家指出，根本的问题是基本路线在头脑里扎根不深，遇到具体问题，就忘记了毛主席关于“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对待社员家庭编织，要么不闻不问，要么一律禁止，走两个极端。这两种做法，都违反党的政策，都会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这样一分析，对大家的教育很深。原来把不符合党的政策的做法看作是正当副业的人说：“头脑里没有基本路线，看问题自然会偏，会迷失方向。”原来说要取消家庭编织的干部和社员说：“过去认为这样搞是革命，谁知上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当，从另一个方面干扰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我们一定要在三大革命斗争中，不断提高路线觉悟。”认识统一后，生产队迅速恢复了集体竹器编织组，并鼓励社员在业余时间适量编织竹器。本报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