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学习鲁迅杂文的战斗文风
钟彬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他的旗帜鲜明、尖锐泼辣、高瞻远瞩、所向披靡的战斗杂文，是他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的光辉写照，也是无产阶级战斗文风的一面鲜艳的红旗。
文风，是作者的一定阶级的世界观和精神面貌的反映。提倡什么文风，反对什么文风，总是和思想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密相联的。
分明的是非，强烈的爱憎，使鲁迅的战斗文风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
无产阶级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反对什么，拥护什么，总是光明磊落，决不含糊。一九三六年六月，托派分子妄图利用周扬一伙对鲁迅的疯狂诬陷和围攻，化名给鲁迅写信，以极“左”面目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离间党和鲁迅的关系。在这内外夹攻、浊浪排空的恶劣气氛中，鲁迅没有丝毫的惶惑和动摇，以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一眼就看穿了托派的反革命阴谋，奋笔怒斥托派所吹嘘的“高超的理论”，只能“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针对托派对党的攻击，鲁迅就庄严宣布：“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敌人的憎恶和蔑视，表述了自己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阶级感情。在原则问题上，鲁迅从来就是这样壁垒分明的。
鲁迅在同敌人针锋相对的搏斗中，为仇为友，了了分明。在向恶势力顽强战斗的征途上，对自己思想上出现的矛盾或问题，也是襟怀坦白，毫不掩饰。他说：“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又说：“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无产阶级的聪明和智慧，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艰苦的革命实践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过程中逐步增长起来的。鲁迅十分憎恨那种“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渣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这种人说话、写文章，只会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面孔，用一些名词、术语来吓人。鲁迅的杂文，却从没有板起脸孔来教训人，而是和读者交流思想感情，使人感到平易亲切、真挚感人。他在《二心集》序言中说：“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象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在鲁迅的这些充满深刻的自我解剖的文章中，不仅表现出追求真理、热爱人民的宽广胸怀，而且生动地展现了他思想上的飞跃。正是这种光明磊落和高度自觉的自我革命精神，使他这面战斗的旗帜越来越鲜明，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也磨炼得更加锋利，解剖起敌人来更加应用自如。
鲁迅战斗的一生显示了这样一条规律：真理只能在斗争中发展。真理的旗帜越是鲜明，就越能团结、教育群众，化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
摆事实，讲道理，充满了辩证法，这是鲁迅杂文战斗文风的又一重要特征。
鲁迅一贯坚持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反对恐吓和辱骂。鲁迅对周扬一伙承袭叭儿狗文人惯用的那套诬陷、造谣，肆意谩骂等卑劣行径十分憎恶，严正指出：“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即使“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也要“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作为一个战斗的无产者，因为真理在手，无所畏惧，就敢于摆事实，讲道理。注重于“论争”，就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因此，鲁迅强调要知己知彼，尤其要“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惟其如此，才能了解和熟悉各方面的底细，对问题作出透彻的分析，揭示问题的本质，使文章具有驳不倒的论辩力量。而周扬一伙出于反革命的阶级本性，内心空虚，不敢正视现实，害怕暴露事物的本来面目，就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靠造谣、恫吓，玩弄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来混日子。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杂文、通信中，对这伙借革命以营私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本质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不就正是这些人么？”尖锐地指出用诬陷、恐吓和谣言等蛮横卑鄙的手段来格杀抗日的力量，是“近于‘内奸’的行为的”。
毛主席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鲁迅不论是揭露反动阶级的血腥统治最后必将自食恶果的历史规律，还是对历来剥削阶级所鼓吹的“王道”和“孔家店”的批判，或是分析革命洪流中经常出现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复杂现象，或是论述理论和实践、文艺和革命、读书、作文、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右摇摆等问题，都能揭示矛盾诸方面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找出它的发展规律。例如，鲁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是十分重视的，但对单关在房子里“高谈彻底的主义”的人却十分厌恶。他曾几次用俄国诗人叶遂宁和梭波里碰死在自己所讴歌的现实上的典型事例，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因为“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这个切中要害的精辟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条阶级斗争的规律：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如不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纠正脱离实际的空谈或幻想，使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起来，那必将在严酷的阶级斗争面前撞得粉碎。
跟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相对立的，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当时《申报》副刊《春秋》曾发了这样一通妙论：“教人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土地的被割碎，象这西瓜一样”。鲁迅十分厌恶这种装腔作势的“爱国”表演和骗人的“英雄话”。他说：“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倘若用西瓜作比，讲过国耻讲义，却立刻又会高高兴兴的把这西瓜吃下，成为血肉的营养的人，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对他无论讲什么讲义，都是毫无功效的”。这既通俗明白地说明了“平凡”和“伟大”之间的辩证关系，又勾画出那些捶胸顿足、故作激昂、本意却在转移和冲淡真正抗日要求的骗子们的嘴脸。鲁迅敏锐地感觉到，打着比革命还要“革命”的旗子，贩卖片面、极端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破坏革命事业，是阶级敌人的一个十分阴险的反革命策略。鲁迅曾提醒我们，对那种别有用心的“高论”，要十分警惕，防止从思想上“自己缴了自己的械”。
“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刘少奇一类骗子，就是以右的或极“左”的面目出现，惯于把问题引向极端，讲一些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过头话。他们的这套把戏，完全是鲁迅笔下那些魑魅魍魉的故技重演。学习和发扬鲁迅的严肃的战斗的革命文风，使我们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能够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使一切狠毒狡猾的敌人永无可乘之机。
鲁迅杂文战斗文风的又一特点是：精练、生动、朴实有力。他在《作文秘诀》一文中说：“蒙胧”和“难懂”是做骗人文章的“秘诀”。倘要反一调，就是“白描”。“‘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
“白描”，就是用精练生动、朴实有力的语言，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鲁迅用他那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无数神情毕肖、呼之欲出的旧社会黑暗势力的鬼脸，确是一个很高明的画家。诸如“虽然是狗，又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摆出一副不偏不倚姿态的“叭儿狗”；狺狺狂吠而卑劣无能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手段无耻而本钱不足的“革命小贩”；嘁嘁喳喳，以嗡嗡营营为能事的“破落户的飘零子弟”；“横暴恣肆”，“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的“奴隶总管”，等等，虽则寥寥数字，却“以一目尽传精神”，把敌人最本质的特征生动而逼真地勾画了出来。这些用语一出，好象烙印到了被批判者的额角上一样，就是带到坟墓里去，也永远无法洗刷。这种巨大的艺术才能，是鲁迅明察秋毫的洞察力、丰富的斗争经验和严肃的创作态度的结
晶。
鲁迅的许多文章，写得深入浅出，形象生动，意味隽永，善于用精练的文字，表达十分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这一点，和他重视学习民间文学和劳动人民的语言分不开。他说：“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他非常重视“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他以乡下农民对一个名不副实、演技拙劣的“群玉班”的讽刺，无情地嘲笑了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在群众中的破产。鲁迅的杂文中，许多生动、形象的譬喻，谚语，寓言，民间故事等的巧妙运用，以及“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战斗本领，看来仿佛信手拈来，涉笔成趣，一点不花气力似的，其实这些文章虽短，他却是绞了许多脑汁，又看了许多参考书的。鲁迅曾经说，这些购置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从这含意深长的话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鲁迅为了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给革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花了多少艰辛的劳动啊！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学习鲁迅的战斗文风，就要象鲁迅那样，在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积极参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革命实践中，“和革命共同着命运”，自觉改造世界观，做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忠实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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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短些，精粹些
梦阳
毛主席说：“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
鲁迅的很多杂文，就是短而精粹的。
试看鲁迅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讲的是当时文化战线的重大路线、政策问题，然而，仅千把字，就把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讲得这样明确透辟，把“左”、右倾机会主义批得那样深刻有力。
鲁迅是彻底为人民写作的。他说：“不过想利用他（文章）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
革命和人民需要短而精粹的文章。鲁迅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努力写得短些，精粹些。“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鲁迅为什么能把文章写得精粹呢？
因为他熟悉生活，“学会了辩证法”。
一篇文章，只能分析一个矛盾，即主要矛盾。“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鲁迅善于在斗争实践中运用辩证法，以高屋建瓴之势，“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
对主要矛盾作中肯分析，“极省俭的”把它说清楚。因而，既淋漓尽致，又简明深切。这就做到了“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
精粹，关键取决于世界观和革命实践。
要精粹，就必须象鲁迅那样，树立完全为革命、彻底为人民的世界观。于革命和人民的需要相违背的空洞滥调一篇不弹，废话一句不要！
要精粹，就必须象鲁迅那样，熟悉生活，对所论的矛盾真正了解。
思想精粹了，文章自然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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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的文学”就是资产阶级文学
辛文彤
在三十年代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国文化艺术阵地上曾爆发了一场尖锐的路线斗争：“四条汉子”一伙为了推行王明、刘少奇所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提出“国防文学”口号，从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混淆阶级阵线，歪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鼓吹阶级投降主义与民族投降主义；鲁迅英勇地捍卫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四条汉子”针锋相对地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无产阶级口号，对“国防文学”进行了严正批判。当时，刘少奇一类骗子掩护同伙退却，慌忙地提出“休战”。但是鲁迅刚刚逝世，这场斗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开，他们便又抛出“人的文学”口号，声称：“在文学上，在一切艺术范围内，应该强调‘人的文学’，‘国民文学’，‘通俗文学’，‘为人生而艺术’的口号。”他们要在这个口号之下，“把一切开明的文学家、艺术家”“不分阶级”地“联合起来”，搞一个欺骗人民的“启蒙运动”。“人的文学”实际上是“国防文学”的变种，这个口号的提出，就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对无产阶级批判“国防文学”的反扑，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疯狂抵制。
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对高喊抽象的“人”与“人性”者给予彻底的揭露批判。但是事隔不到一年，他们又改头换面地加上“革命”二字，打出所谓“革命人性论”的招牌继续兜售它。
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又用“人性论”向党进攻，而且把“人的文学”翻了一个版，说什么“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要作家“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当时，在毛主席的《讲话》指引下，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对此进行了深刻批判。但是在一年之后，刘少奇一类骗子又跳出来反扑：“对于那一套抽象的名词，如人性、人类之爱、人道主义、人情味……老子根本不要，那也不必。我想用这些名词时，前面加上‘阶级’，好不好？”
“人性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理论基础。毛主席在《讲话》中就已指出地主资产阶级“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的反动本质。“人的文学”则是由“人性论”中直接派生出来，并在文学艺术上把“人性论”具体化了的口号。
“人的文学”，顾名思义，是写“人”的、为“人”服务的文学。他们张口是“人”，闭口是“人”，问题就出在这“人”字上。
原来，他们所讲的是虚幻的“人”，不属于任何阶级的“人”。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常识性问题，就是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个人都隶属于一定的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一再论及这个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他们就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之中。后来，又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一切个人，都被视为经济范畴之人格化，被视为特殊阶级关系与利益之代表。“人的文学”鼓吹者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明目张胆地抽去了人的阶级性。什么“历史是人做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完全歪曲了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根本原理，用抽象的“人”的概念掉换了“人民”这个历史的、阶级的概念。
当然，剥开皮来看，刘少奇一类骗子讲的这个“人”并不抽象。他们说中华民族所以存在，所以衰而复振，是受墨子、李秀成等人之赐的，也就是说，剥削阶级，包括他们这些戴“天才”花冠的骗子，是“创造历史”的“人”。他们讲资产阶级文艺革命发现了“人”，更是指资产阶级。他们讲的这个“人”，其剥削阶级阶级性强得很。那末他们说的“人性”、“人情”呢？也不抽象。你看，他们说，有的同志“一言一行都符合红的要求，认为一切都要有共产主义精神，非常可爱，就是不通人情”，极力挖苦这些同志“是好人，但不适合生活在人间”。这就清楚地说明，他们津津乐道的那些“人性”、“人情”，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跟共产主义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正如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的那样，他们“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
为什么口头上不这样说呢？为什么要把资产阶级的人说成抽象的“人”，把资产阶级“人性”也抽象化说成为唯一的“人性”呢？他们在施展反革命策略：把资产阶级的人说成是包括所有劳动人民在内的“人”，用以欺骗人民群众，而在具体解释或具体文艺创作中又把资产阶级人性作为唯一的人性悄悄塞了进来，从而达到把资产阶级捧为历史的主人和在文艺作品中歌颂资产阶级的目的。
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这种“人的文学”要写的“人”是指资产阶级，要为之服务的“人”也是指资产阶级。提倡“人的文学”，就是提倡资产阶级文学。
任何政治口号都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人的文学”口号，正是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
“人的文学”直接从“人性论”中衍生出来，主张写抽掉了阶级性的“人”，这在文艺创作上势必引出文艺黑线的一系列反动论点。
从写抽象的“人”和“人性”观点出发，哪里还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只要用“尊重人和同情人”的态度来写
“人”，拨动了“人性”这个琴弦，引起姓张的姓刘的等所有人的“共鸣”，就是好作品——如周扬所说，“艺术作品是任何一个阶级都可以接受的，否则这个作品是失败的”，反动的“全民文艺”论岂不是由此派生出来了？
从写抽象的“人”和“人性”观点出发，还写什么工农兵生活题材和重大政治斗争题材？统统不必了，“现实主义道路”可以“宽广”些了——如周扬所说，“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生活的作品里面，也会反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感情，因为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可以有相通的东西”，反动的反“题材决定”论及“现实主义道路宽广”论，岂不是由此派生出来了？
“人的文学”鼓吹者，大讲所谓“人类共同本性”，是要把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剥削阶级本性硬说成是全人类的共性，以此宣扬剥削阶级世界观。他们要表现所谓“人类共同本性的弱点和缺点”，写工农兵也一定要写他“有某种落后思想在作怪”——周扬就曾说过，“不这样写就会背离现实主义”，反动的“中间人物”论岂不是由此派生出来了？
他们要“深挖”人物的所谓“隐蔽思想”，也就是说，要在无产阶级身上挖出落后的东西来，而在反动人物身上挖出好的品质来——田汉就曾说过，“曾国藩可以写个戏，如能深入发掘此人的性格，写好了很了不起”，反动的“现实主义深化”论岂不是由此派生出来了？
人性论是一个罪恶的渊薮，一道道浊流从这里引出。“人的文学”完全是属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口号。也只有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来考察它，才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反动虚伪的本质。
刘少奇一类骗子在抽象的“人”上做文章，鼓吹“人的文学”口号，那样卖力气，那样数十年接连不断，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它在资产阶级手里一代代传递着，不断花样翻新。但是，只要我们以《讲话》为武器，联系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实际，透过现象看本质，便可以撕下它的伪装，揭穿它的实质，挖掉它的根子，使我们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健康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