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排除“左”右干扰 坚持政治和生产的统一
——从扶余县学大寨运动看政治和生产关系中的问题
在处理政治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刘少奇一类骗子,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又从“左”的方面,割裂政治和生产的关系,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扶余县的经验证明,当前在学大寨运动中,只有不断排除“左”右干扰,特别是极“左”思潮的干扰,坚持政治和生产的统一,把政治工作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才能促进运动不断深入,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编 者
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正确处理政治和生产的关系。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到吉林省扶余县作了调查。
扶余县三面环江,自然条件较好,是吉林省的一个主要产粮县。近几年来,全县粮食连年增产:一九七○年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七,一九七一年又比一九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三。
丰硕的物质成果,来源于巨大的精神力量。扶余县的连年丰收,是他们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处理政治和生产的关系的结果。
政 治 是 统 帅, 是 灵 魂
榆树沟公社立新大队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狠抓根本,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成为全县学习的榜样。可是,在学立新的过程中,有人却说他们
“政治抓多了,生产抓少了”。
这股风一吹,在立新大队也引起一些反映。有的生产队干部对政治工作放松了,学习也不抓了。大队领导班子里也有人主张改改“招”,说政治抓得差不多了,该往生产上使使劲了。立新大队是不是政治抓多了,生产抓少了?大队党总支书记于广忠就及时引导干部和社员,回顾历史,对照现实,展开讨论。
立新大队到处都是黄土岗子,沟深坡陡,是个穷地方。一九六二年,立新大队从肖家大队分出来,当时,人缺粮,马缺料,种地没有种子。在重重困难面前,靠什么打开局面?靠的是政治挂帅。于广忠和大队领导班子组织干部、社员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教导,带领大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四队送粪没有辕马,让于广忠到外队去借。于广忠说:“不用借,我们自己有。”说着,钻进车辕里,拉起车就走。大伙看到这种情景,激动地说:“广忠能驾辕,我们能拉套!”劲头一下子就起来了。人拉车,肩挑粪,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很快种上了地,当年就夺得了好收成,改变了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的落后局面。一九六四年以来,于广忠和大队领导班子带领社员,发扬大寨人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治沟治坡,改土造田。几年的工夫,深沟栽满了树木,坡地变成了梯田,粮食亩产由一百多斤增长到三百多斤。这段历史说明,立新大队正是靠政治挂帅带动了生产,怎么能说“政治抓多了,生产抓少了”!
第六生产队的干部一度认为,要是把抓政治的气力全用到生产上,粮食准能上去,于是埋头抓起生产来了。结果怎样呢?原先政治工作抓得紧时,社员把被雹子打掉的大豆,一粒一粒地拣回来。政治工作放松了以后,到了大忙季节,出勤率反而下降了。事实教育了这个队的干部,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一时一刻也松不得。
在讨论中,经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大家深深感到,坚持政治挂帅,就方向正,人心齐,干劲大;不坚持政治挂帅,放松政治工作,就生产抓生产,就会方向偏,人心散,走到邪路上去。抓政治工作根本不存在多和少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用政治去统帅生产,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
为什么有人竟然感到“政治抓多了,生产抓少了”呢?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相信政治挂帅的威力,把政治工作看成是额外负担,一抓就觉得多了;一种是不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政治,搞了一些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反而妨碍了生产。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政治抓多了,生产抓少了”,有的是不想要政治挂帅,要搞“生产第一”;有的是反对形式主义的时候,路线是非不清,连无产阶级政治也不要了。
经过这次讨论,立新大队的干部和社员进一步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用政治统帅生产的自觉性越来越高,全县学立新,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迅速发展。
政治工作要结合
着经济工作去做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有的同志不理解毛主席这一教导,竟认为抓政治工作可以不过问生产。这样做行不行呢?伯都公社的实践作了有力的回答。
这个公社离县城很近,有一个时期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生产落后。现在一改旧观。去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七成多。伯都是怎么变的?公社党委书记邱英同志向我们介绍了罗斯大队的情况。
罗斯大队是个出名的后进队。一九七○年春天,公社领导同志到这里蹲点,认为只要抓了政治工作,生产自然会上来。他们说:“抓人不抓肥,肥自多;抓人不抓苗,苗自壮。”一进村就孤立地抓政治工作,对春耕生产中出现的粪肥不足、种子不够等问题,都没有过问。这样搞了几个月,这个大队的面貌变化不大。
年底,县委书记姜洪坤来到这里,帮助公社干部总结了蹲点的经验。他们认为,问题就在于政治工作没有结合着经济工作去做,而且政治工作做得不实。组织群众学习,只抓记得多,背得熟,不抓结合实际运用。这样看起来很强调政治,实际上是把政治架空了,实现不了政治对生产的领导。
他们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发动群众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生产领域中的问题。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活生生的事实,对群众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有个生产队,大车常年在外拉脚赚钱,不顾队里生产上的需要。在大批判中,大家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这个问题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下,有计划地派大车出去拉脚是可以的;但是,离开农业生产,专门为了赚钱,看起来是为队里增加收入,实际是破坏集体经济,走了资本主义邪路。通过分析批判,干部和社员认识到,罗斯所以落后,粮食连年减产,病根就是方向偏、道路错了。革命大批判提高了大家的路线斗争觉悟,调动了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个大队革命和生产很快出现了新局面。
人们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群众对每一个生产活动都有不同的态度和想法,只有把政治工作和生产紧密结合起来,经济工作才能做好。
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
我们在扶余县接触了一些分工管生产的县、社干部,这些同志工作热情高,干劲足。但有的人总觉得抓生产不理直气壮,怕犯“不突出政治”、“生产第一”的错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初尔训是这个县的县长。那时,他也抓生产,但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搞的是
“生产第一”、“物质刺激”,下去蹲点带款带化肥,催耕催种,就生产抓生产,抓来抓去,生产照旧上不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批判了他只抓生产不问政治的错误,使他受到深刻的教育。县革委会成立后,他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还是管生产。他想,再不能犯不问政治的错误了。在工作中十分注意抓政治,努力用革命统帅生产。
他进革委会不久,就到伊家店公社前阳大队去蹲点。在那里他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成效显著。县革委会树立前阳为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引起了一些议论。有人说,初尔训光看打粮多、积累多、拖拉机多,又抓了一个“生产典型”。听了这些话,初尔训感到压力很大。他觉得自己已经注意用政治统帅生产了,为什么还有人说是不问政治呢?管生产真是个“危险”的工作!
县革委会为了更好地推广前阳学大寨的经验,组织干部到前阳去作调查。前阳大队确实是粮多、积累多、拖拉机多,增产幅度大。这些成果是怎么得来的?不是单靠自然条件好,不是靠“物质刺激”,靠的是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拿公共积累的增加来说,是经过几次大的斗争的。一九六二年,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叫嚷“农业要退够”,刮起了大砍集体经济的黑风,上边来人让他们分掉公共积累。大队党总支书记郭守先没听那一套,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保住了公共积累,维护了集体经济。一九六六年,这里又刮起一股经济主义妖风,有的人又要分掉公共积累。郭守先带领群众再一次击退了阶级敌人的进攻。一九六九年,有的人以为积累多了,要盖个象样的大队办公室,派人从外地买回了建筑材料。郭守先制止了这件事。至今,大队部仍然设在合作化初期盖的土坯房里。前阳大队就是这样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艰苦创业,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
为什么竟有人把前阳大队看成只是个“生产典型”?经过分析,原来是这些人把政治和生产对立起来了,认为抓了生产就是不问政治。他们简单地把政治和生产看成是天平的两端,前阳粮食多了,就认为政治那头少了,没看到前阳粮多是用政治统帅了生产的结果。一看抓生产就认为是“生产第一”,这是个糊涂观念。问题不在于抓生产,而在于用什么指导思想去抓生产。“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坚持用政治统帅生产,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路线斗争的观点抓好生产,是路线斗争觉悟高的表现。
在具体分析前阳大队经验的过程中,初尔训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感到抓生产不理直气壮呢?主要是对政治和生产的关系没有真正弄懂,对是非界限没有完全划清,所以别人一说就感到心虚。只有划清界限,肃清流毒,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才能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初尔训弄明白了一层道理:“生产斗争是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密联系着的,不抓生产,就等于放弃了生产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那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去掉私心杂念 才能排除“左”右干扰
为什么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处理不好政治和生产的关系,摆来摆去呢?我们和扶余县的领导同志探讨了这个问题。他们围绕着抓“七十万”和抓“四十万”的问题谈了自己的体会。
一九六八年七月县革委会刚成立时,军队的干部想,自己是从解放军来的,一定要把政治挂帅和革命传统带到地方;干部代表想,自己过去犯过不问政治的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教育,今后一定要坚持政治挂帅;群众代表想,自己曾经批判过别人不问政治,不管做什么事,一定要把政治放在首位。大家都有一个抓好全县七十万人思想革命化的愿望,所以都往政治上使劲。但是,由于认识上有片面性,对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没去认真研究解决。县里召开春耕生产动员会,只讲原则,不讲措施,连生产指标都不提。这样抓来抓去,生产受到了影响,人的思想革命化也没抓好。后来,省里开了农业会议,大家又觉得扶余是个产粮县,粮食不增产说不过去,工作就得围着粮食转。一九七○年,他们提出粮食总产量要达到四十万吨,并把劲都使到生产上去了。这时,又放松了抓“七十万”。群众批评说:“只抓‘四十万’,忘了‘七十万’,只顾干干干,离了纲和线,这样下去可危险。”
他们从这段工作中深深感到:“左”右摇摆的原因,就是没有把毛主席关于政治和生产的关系的论述学懂弄通,由于思想上的形而上学、绝对化、片面性,往往把政治和生产对立起来,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就出现另一种倾向。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生产第一”,就只想避免右的错误,“左”的东西来了看不清、顶不住。要正确处理政治和生产的关系,就必须认真读书,掌握唯物辩证法,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止另一种倾向。
有的人虽然也懂得应该怎样处理政治和生产的关系,但一遇干扰,就坚持不住,原因是私心杂念作怪。他们认识到:有了私心杂念,就不能正确处理政治和生产的关系,就不能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有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去掉私心,坚持原则,才能排除干扰,坚持政治和生产的统一,用政治统帅生产。
本报通讯员 吉林日报记者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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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省监利县滨湖地区干部和群众为了夺取农业更大丰收,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积极打湖草积肥。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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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脚踏蕙兰山 胸怀全世界
——记罗田县平头岭大队热爱集体、顾全大局的先进事迹
湖北省罗田县泗泊河公社平头岭大队,为了改变全公社“晴怕旱,雨怕淹”的面貌,主动把自己二百三十亩“当家田”让出来建成了平头岭水库,使全公社六千多亩土地旱涝保收。在自然灾害面前,他们又牺牲自己的利益保卫水库,保护了全公社九千多社员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他们的共产主义风格在罗田到处传颂。
平头岭大队位于海拔一千八百多米的大别山西麓,是全公社地势最高的地方。全大队六百多亩土地,有四百亩挂在蕙兰山的三沟、四崖上,共有一万零三十七丘;只有平头岭两山之间的张家口约有二百三十来亩较平坦的冲田,是平头岭大队的“当家田”。
平头岭大队所在的泗泊河公社,经常受旱涝威胁,广大群众一直渴望修一座水库,改变穷山恶水的面貌。水库建在那里?公社党委跑遍了全公社,勘测了好几遍,没有找到个好地方。一天,在公社党委召开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会上,平头岭大队党支部书记陈续书说:“我们队的全体贫下中农都认为,张家口是个好库基,如果在那里修水库,全公社几千亩田就能旱涝保收。”
“张家口的库基好是好,把你们大队的几百亩好田淹了,群众生活怎么办?”
“这不要紧,只要对革命、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对人民有利,困难我们有办法克服它!”陈续书回答说。
第二天,公社测量了库基,按照党的政策安排了平头岭大队的群众生活,作出了修水库的计划。平头岭大队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暗中散布说,陈续书是个“铁扫帚”,张家口修水库,平头岭一夜就得穷。
大队党支部带领贫下中农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开展了斗争,对群众进行教育,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要提倡顾全大局”的教导,接着大家又算了笔账:淹了二百三十多亩田,每年只少收十多万斤粮食,但是全公社几千亩“望天田”实现旱涝保收,插上双季稻,每年可以增产一百多万斤粮食,有什么划不来呢?账越算越清,思想越辩越明,大家一致表示:拿出“当家田”修水库!
水库工程开始了,公社党委只安排平头岭大队迁移建房,没有分配他们修水库的任务。平头岭大队的贫下中农主动要求参加筑坝、运水泥。他们的革命精神鼓舞着工地上的几千民工,大家齐心合力苦战两个冬春,使大坝巍然屹立在平头岭两山之间。
水库建成后,在保卫水库,保卫集体财产上,平头岭人又表现了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前年七月,大别山连下暴雨,一天一夜降雨达三百多毫米。洪水从四面陡峭的山崖上奔腾入库。顿时,水库水位急剧上涨,大坝受到威胁。在洪灾压顶的关键时刻,平头岭大队党支部带领男女老幼齐上阵,顶着狂风暴雨,抢修溢洪道,与洪水进行搏斗。经过两天两夜的战斗,凶猛的山洪终于被制服了,水库脱险了,可是他们自己的田地房屋却被冲垮了许多。
公社党委根据党和国家的政策精神,减免了他们交售粮食的任务,他们没有接受,还是向国家卖了余粮。上级发给他们迁移费五千元,贫下中农不肯要,经公社干部再三说服动员,他们才肯收下。他们主动支援修水库用了一万多个工,公社按照互利原则,组织劳力协作,给他们开田修地,他们说:“我们自己鼓把劲,能够把水库占用的土地修出来。”
“蕙兰山,蕙兰山,云雾层层不见天,山高坡陡青石板,荆刺葛藤缠满山。”平头岭大队党支部带领贫下中农,以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英雄气概,在悬崖峭壁上砌岸八千多条,造出梯地一千三百多亩,开大寨田一百多亩,粮食产量连年上升,去年平均亩产跨过了《纲要》。人们高兴地唱道:“蕙兰山上气象新,社员都学大寨人,高山顶上创奇迹,石头板上出黄金。”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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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里的远耕队
在林木茂密、流水潺潺的深山里,一片整齐的梯田,环抱着一排崭新的房子。这里是福建省永春县桂洋公社桂洋大队远耕队。他们在这山高水冷、土地瘠薄的山坳里,种上了双季稻,夺得了好收成。
这片梯田在七百米高山上,六十二亩,大大小小却有两千多块。“冷水白土沙,石块田中扎”。这里距离桂洋大队足有十五里,从桂洋村到这里种田,每天花在路上和做饭的时间就得四个来小时。因此,每亩产量只有一百多斤。
一九六六年冬天,桂洋大队掀起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决心在这里成立远耕队,彻底改造这片低产田。十几户贫下中农满怀为革命种田的热情,踊跃报名。他们挑运着全部家具,翻山越岭,来到深谷山坳。没有房子搭草棚,没有炉灶三块石头凑。还定下了战斗的名字:桂洋大队远耕队。
他们很快就投入了改造低产田的战斗。田中石块不少,大的有几千斤重,小的也有二百来斤。北风呼啸,天寒地冻,他们拿起钢钎,抡起铁锤,挥汗奋战。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把田中近千方的石块全部搬掉。这些石头,正好用来盖房子。
耕牛不足,就用锄头挖。肥料不足,就到山上刈草熏肥。第一年,亩产增加到三百多斤。
为了彻底改造低产田,第二年冬天又开始了改良土壤的战斗。他们顶着寒风,把田里的粗沙土一担担挑走,又把好土一担担地挑进去。经过三个冬春的战斗,六十多亩低产田终于变了样,亩产由三百多斤增加到五百多斤。
队长林全源总感到不满意。他想:得种上双季稻,争取粮食亩产跨《纲要》,为革命作出更大贡献。他把这个想法拿出来同队委会的几个成员商量。个别人认为,山高水冷怕种不成。初次试种了几亩失败了。林全源和大家一起总结了失败的原因,找到了改进的办法。干部社员一条心,说干就干。他们及时进行冬翻,积肥,及时播种、除草,把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早稻亩产达到五百多斤。紧接着,男女老少齐上阵,起早摸黑赶时间,又夺得了晚稻的丰收。全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八百二十二斤。
远耕队的干部、社员正在已经取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奋战,决心夺取更大的胜利。
永春县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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