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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学大寨
这也是一场革命
——记河北成安县商城公社何横城大队开展科学实验的事迹
正是冀南平原的麦收季节，我们访问了以科学种田闻名的河北成安县商城公社何横城大队。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动人的丰收图：女社员们头戴草帽，肩搭毛巾，紧张地收割；打麦场上，小拖拉机带着大铁?欢快地转圈；木锨起处，麦花飞舞，金黄的麦粒堆积如山。田野上又是一派奇异的景色：刚才还是一片金色的麦地，几个钟头之后，割下麦子，变成了一片翠绿的棉田。春大麦田里，套种着玉米；冬小麦即将割完，春小麦还在灌浆……。村子里，一排排新房，一座座小工厂，机器欢唱，马达轰鸣，谱成一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妙赞歌。
经验和教训都在这里
“科学种田，不光是个怎么种地的技术问题，它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一样，也是一场革命。”这是何横城大队的同志向参观的人们介绍的一个主要体会，它概括了何横城经历的曲折的认识和实践过程。
一九六○年前，大队掌权的人不搞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阶级敌人神气，贫下中农受气，生产总是上不去，粮食亩产不过二三百斤，棉花亩产才三四十斤，是全县出名的穷队。经过伟大的整风整社运动，成立了新的党支部，长工出身的李合贵当了支部书记，带领群众击退了阶级敌人的进攻，开展了改天换地的战斗，生产有所发展，但前进缓慢，仍然改变不了吃粮靠国家、花钱靠贷款的局面。
一九六四年，李合贵第一次从大寨参观回来，激动地对大家说：“大寨人能在艰苦的山区为国家作出那么大贡献，我们在大平原上，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怎么谈得上支援世界革命？我们一定也要做到粮食自给！”李合贵的一席话说得干部群众心里火辣辣的。象沸腾的油锅里放进一把盐，人们噼噼啪啪地议论开了。有的说：“要种粮，少种棉。”有的说：“棉是国家规定的任务，不能少种。经济作物区吃返销粮也是国家规定，合理合法。”有些人说：“棉不能少种，粮食还要自给，可是我们每人只有六分粮地，又没有荒地可开，没地可造，一年只有一百八十天无霜期，也不能象南方那样种双季，粮食难自给！”这一年，他们在水、肥上下了功夫，肥多水足，棉花玉米长得很好。大家都说，粪大水勤，不用问人，今年的丰收跑不了啦。可是棉花疯长无法控制，通风透光不好，棉桃大部脱落；玉米又长了钻心虫，不能除治，结果都减产了。生产搞不好，局面没扭转，阶级敌人不断吹冷风，想搞复辟活动。
为什么阶级斗争也抓了，生产斗争也抓了，水肥条件也好了，群众为革命种田的思想也有了，粮棉产量还是上不去呢？他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仔细回顾几年来的斗争实践，深切认识到，三大革命运动都要抓起来。丢了科学实验这一项，生产力也不能充分发展。物质力量不雄厚，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能巩固。教训就在这里啊！
一九六五年开始，何横城大队开始抓科学实验。他们吸取外地经验，研究本队情况，发现地边和渠边的庄稼由于通风透光长得特别好。于是改窄垄稀植为宽行密植，又搞间作套种，创造“边行优势”。这一年，他们搞了棉花、小麦等五项间作套种，粮棉显著增产。地越种越巧，办法越来越多。现在间作套种已发展到二十多种，复种指数达到百分之二百四十。从一九六六年以来，连续六年粮棉亩产过“长江”，做到无灾大丰收，有灾也能保丰收。一九七一年粮食亩产一千三百九十一斤，皮棉亩产一百六十四斤。每年收获的粮食，除满足一千二百多人的口粮和全大队种子、饲料的需用外，还能向国家交售余粮二十万斤。群众高兴地说：“三大运动一齐抓，革命生产开红花。”
征途上处处有路线斗争
征途上处处有斗争。何横城实行科学种田，生产发展以后，阶级敌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的矛头首先对准党的“九大”代表、何横城的带头人李合贵。他们阴谋策划：要搞掉何横城这面学大寨的红旗，必须先搞垮李合贵；要搞垮李合贵，就得把何横城的产量拉下来。阶级敌人暗杀李合贵的卑鄙阴谋破产之后，又散布流言蜚语，胡说科学种田累死人，不如忍饥得闲、多活几年。一时闹得乌烟瘴气。
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政治可以冲击其它”的妖风刮到何横城。有人指责搞科学种田是“生产第一”、“技术挂帅”，是“不突出政治”的“修正主义”。李合贵和党支部没有被吓倒。他们带领群众迎着风浪闯，顶着困难上，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等有关教导，对阶级敌人进行批判、斗争，一次又一次击退了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顶住了妖风，搞科学实验的劲头更大了。
何横城大队搞科学种田的过程中，充满唯物论对于唯心论、辩证法对于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方面的斗争。他们开始搞粮棉间作，有很多人接受不了。种了几十年地的老把式李振堂说：“这也种，那也种，把地种成十样景，准收不了。”试验小组的几个小青年向他要地搞试验，好说歹说才给了一亩。他想，给他们一亩地，打不了粮食收不到棉花，也无关大局，还可以教训教训他们，明年不会再干了。青年们在这一亩地里搞棉花玉米间作，秋收时这一亩比大田的棉花多收四十多斤，还多收了一百多斤玉米。李振堂思想开了窍，同大家一起搞科学实验，带头创造了高低垄间作套种的办法，成了“土专家”。
一九六六年从外地引来了一个“六石准”大麦品种，据说它产量高，全大队种了六十亩，由于管理不得法，每亩只收四十来斤。有人讥笑说：六石准，六石准，六蛋壳篓准！有人主张把它喂牲口算了。可是党支部的同志坚持再试一年。这一年吸取了上一年的经验教训，获得亩产六百多斤的好收成。现在，“六石准”已被誉为千斤不倒的好品种。
有一段时间，人们对棉花虫害认识不足，说什么“种在人，收在天”，对除虫不那么积极。一队副队长李庆堂是个老贫农，为集体处处精打细算，唯恐浪费一分钱。开始治虫时，他看到一瓶药几十元，舍不得买，认为这是拿着钱往地里扔。他对打药的人说，有人来检查就打，没有人来你们就歇歇。李合贵想，队长思想不通，就不能带动群众去干。光讲空道理解决不了问题，必须用事实说服大家。他一连几个晚上提着马灯，蹲在棉花地里观看棉铃虫怎样活动，看一个虫一晚上能咬掉几个棉蕾。他把观察来的情况给大家一说，使大家受到深刻教育，对除虫的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了。
何横城科学种田，就是这样在不断实践、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前进的。他们把千百年来春种秋收、秋种夏收的一年一熟的旧耕作制度突破了，创造了一年三熟、四熟和两年七熟、八熟的好方法。每年从五月到十一月，月月有收成。原来有保守思想的人这时也拍着脑门说：“老思想就得换，老眼光就得变！”
这里有了真正的群众运动
何横城的科学实验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群众运动。他们建立了一支由领导、技术人员和群众组成的科学技术骨干队伍。在科研单位协助下，还办了一个小农场，成为科学种田的试验基地。这个小农场只有四十五亩地，面积不大，花样可不少。从国内外引进的一百五十多种棉花、一百一十多种小麦、几十种油菜、玉米，在这小小的园地里安家落户，犹如盛开的百花争奇斗艳。他们还采用各种方法培育良种。“土专家”王希年和他的伙伴们用“鸡子蹦”高粱与小麦进行芽接，培育成功了一个穗大秆粗抗倒伏的小麦新品种。小农场成了教育群众解放思想的科学展览馆。
何横城现在几乎是人人懂技术，处处搞试验。小菜园里的几个老农也搞起菜与菜、菜与瓜豆的间作套种。前两年因为没有实现机械化，复种指数提高，劳动强度增大，一队队长王永令，打算缩小间作套种面积。这种怕苦怕累怕麻烦的思想，被他八十多岁的父亲发现了，老父亲就给他回忆旧社会穷人无地可种忍饥挨饿的苦难，对比今天的幸福生活，教育他要做好科学实验的带头人。王永令劲头更大了。何横城的贫下中农都是解放前从外地逃荒来的，家家都有一部苦难史。说起从前的苦，谈起今天的甜，个个心中都象一盆火，谁不拿出浑身力气去搞科学种田呢！
在何横城访问的日子里，我们碰到了许多科学实验的热心人。被人称为“红大娘”的李银，今年六十四岁，儿子、孙子都劳动，家里不愁吃不愁穿。有人说她可以在家里“享享福”，但她却不这样想。她看到何横城这几年的变化，满心眼的欢喜，有使不完的劲。她想，科学种田搞起来，没有大量的粪肥不行，因此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到村外拾粪，回去还和大家一块下地。下工回来，她不是锄草填坑，就是扫树叶积肥，一年四季都是这样。
这里光棉花的虫害就有棉蚜、棉铃虫、地老虎、钻心虫等。用的农药种类也很多。打药时，有时要喷雾，有时要喷粉。从六月发现虫害起，一直到九月，三百亩棉花每天轮着打药。清晨一身露水，午间一身汗水，下工时一身药水，困难真大。刚参加治虫队的姑娘不少人思想都动摇过。四队二十二岁的年轻女队长李美蓉想，治虫就象打仗，喷药就是消灭敌人，你不消灭它，它就要吃掉棉花；收不下棉花，叫我们拿什么支援国家建设和世界革命？于是，她组织姑娘们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大家越干越欢。
还有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科学种田的深入发展，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农业机械化必须紧紧跟上。
何横城共有耕地两千四百多亩，男女整半劳力四百多个。实行科学种田以前，全年用工十二万个；间作套种以后，每年需要用工三十万个，而按现有劳力只能做到十四万个，相差一半以上。耕作制度改革了，旧的农具不适用，问题更大。怎么解决？有人说，这些新农具现在工厂没有造，市上买不到，我们造不了，还是等等再说吧。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不能等待，不能依赖，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慢慢学着干。通过辩论，统一了思想，他们因陋就简办起了小工厂。
一九六八年，粮棉间作达到了一千多亩，夏耕夏种成了问题，拖拉机开不进地，七寸步犁翻地又压苗，没有办法，只好人工翻地。小工厂的王守田听到群众议论：“春争日，夏争时，这样翻地，非误时不可。”王守田回厂就和同志们研究七寸步犁为什么翻地埋苗的问题。经过分析，找到了原因，终于改制成功了一种就地取土、就地埋沟、深耕、耙平一次成功的“马拉螺旋中耕犁”。用这种犁翻地，一人一天翻十五亩，提高工效三十倍。六年时间，这个小厂已发展成能修、能改、能造的“三能”小工厂。在县机械厂的帮助下，他们共改、制新式大小机械三十六种，一千多（台）件，使耕作、播种、锄草、农副业产品加工等，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节省了大量劳力，做到了以副养机，以机促农。他们还办起了小油坊、粮棉加工厂、肥皂厂、缝纫社。
何横城的经验正在全国许多地方开花结果，各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也不断给他们新的营养。他们说：“不能总是老套套，每年都要排新戏。”在三大革命运动的舞台上，何横城大队必将不断排演出有声有色的新戏来。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附图片）
粮棉间作创高产——何横城田野一角。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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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三大革命运动一齐抓
毛主席把科学实验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一起称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毛主席根据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亲自制定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何横城大队的斗争实践，又一次生动地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哪里抓好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同时又抓好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落实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哪里的农业生产就发展；反之，哪里不把这三大革命运动全都抓好，哪里的农业生产就停滞不前，甚至会倒退。
有少数人认为，在学大寨运动中，抓好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自然就上去了。还有些人由于划不清为革命抓科学技术和“技术挂帅”的界限，不敢抓科学实验。这样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点，是刘少奇一类骗子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干扰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反映。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失去统帅；不抓生产斗争，不抓科学实验，就不能创造出更多的物质力量，就会阻滞集体经济的壮大，影响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因此，我们在狠抓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道路的同时，对生产中的问题，对科学技术，对“八字宪法”，不但要敢抓，还要狠抓，细抓，把执行“八字宪法”，搞好科学种田，当作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抓。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
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有计划地改造自然，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路线教育的深入进行，激发了人民群众极大的热情和创造力，鼓舞人们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在这个伟大革命运动面前，我们要积极领导，而不能怕这怕那，否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就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农村各级党组织应该象何横城大队党支部那样，积极大胆地带领广大群众开展科学实验，为夺取农业生产的更大丰收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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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是我们山寨人
地处湖南山区的古丈县城关公社，几年来年年夺得粮食丰收。每当开镰收割的时候，广大贫下中农望着山前岭后层层梯田里沉甸甸、金灿灿的庄稼，不由得想起了同他们共同战斗三个多月的潘庚新同志。他们一再把丰收的喜讯写信告诉潘庚新说：“老潘啊，我们公社又丰收了，这里也有你的贡献！”
潘庚新是株洲化工研究所的技术员，怎么同相距几百公里的湘西山寨里的贫下中农建立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呢？
原来，古丈县一带的山区，多年遭受严重稻瘟病的危害，稻瘟病成了山区夺取农业丰产的“拦路虎”。贫下中农正在焦急的时候，潘庚新带着接受再教育和防治稻瘟病的任务来到古丈县城关公社。到这里后，他一方面向贫下中农学习，一方面调查研究。过了三个多月，他带着调查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和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回到了株洲。
一九六八年六月，正当禾苗节节拔高、稻瘟病猖獗的紧急时刻，潘庚新带着新试制成的大量新农药“敌稻瘟”，从株洲赶到了这里。
第二天他就到病害最严重的树栖科大队去施用新农药。白天，检查施药情况；晚上，到一个一个生产队去征求社员的意见。
经过几天的奋战，禾苗病情停止下来了，不到一月，禾苗开始抽穗。放眼望去，平整如镜的稻田里，一片绿油油。到了七月底，田野一片金黄。贫下中农看到这丰收的景象，激动地说：“多亏老潘和工人阶级给咱制的好农药啊！”
潘庚新听到贫下中农的鼓励，很受感动。他想：应该感谢贫下中农，没有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怎么能搞成新农药呢！
文化大革命以前，潘庚新就开始研究防治稻瘟病，一心想攻破这个难题，一举成名。他整天关在试验室里，面对着资料书本和药物调配器皿，苦思冥想，可是一直也没搞出什么名堂。他于是退缩了，试验工作不了了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和所里广大革命技术人员一起，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成名成家”等反革命的修正主义黑货，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认识到过去的失败，是受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名利思想的毒害，脱离工农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今后必须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虚心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世界观。他提出了到农村去和贫下中农一起研究防治稻瘟病的课题，得到了党支部的支持。
来到古丈县城关公社后，他看到社员为了多产粮食，开荒积肥，兴修水利，深受教育。一次，队长对他说：“为了多产粮食，支援世界革命，我们决心以大寨人为榜样，改天换地。可就是这稻瘟病眼下还制服不了，为国家贡献太少，心里难过啊！”比比贫下中农胸怀世界、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看看自己过去在“个人名利”圈子里打转转的思想，他感到惭愧，从此坚定了向贫下中农学习，搞好稻瘟病防治工作的决心。他坚持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利用一切机会向老农请教，找技术员座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终于试制成功了防治稻瘟病的新农药。
潘庚新虽然离开了城关公社，但群众亲切地称呼他：“老潘是我们山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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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新篇
“试验牌”又插回原处了
湖北应城县毛河公社柯邓大队的黄土岗上，有块红色的“试验牌”，插在绿茵茵的棉田里，很引人注目。过路人走到这里，常常停下脚步，望着那长势喜人的棉苗，赞不绝口地说：“好苗啊！黄土岗也能长出这样好的苗，可真不简单！”
说起这块好苗，还有段故事哩。今年初春，毛河公社柯邓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张国凤和新阳小队的妇女队长宋兰美，怀着改造三类田的决心，把一块试验牌插到黄土岗。从未种过棉花的黄土岗上，破天荒办起了棉花试验田。在试验过程中，她们夜以继日地在地里勤管苦干，可棉苗还是又瘦又小，稀缺不全。为了摸出个究竟，几天当中，她俩一直蹲在田里，认真观察、分析。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国凤到公社学习去了，兰美一人看管试验田。有些人对兰美说：“队里好田那么多你们不试验，偏在这黄土岗上试验，看你们秋后结账怎么办？”她听到这句话，心想：“是呀，试验田总要象个试验田的样子嘛！可眼前这棉苗长得这么差，将来产量上不了《纲要》该多丢人哪！不如趁早换一块田好……。”于是她连夜跑到田里，把那块“试验牌”背到平畈，找了一块土肥苗壮的田插了起来。
第二天，国凤回来了，她惦记着棉苗，未进家门，就径直朝试验田奔去。那知牌子不见了。她一时摸不着根底，赶紧去找兰美。正好兰美也赶来了，一见国凤，就一五一十地将经过说了出来。国凤一听愣住了，思虑了一会说：“兰美呀，我们办试验田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找出高产的经验。黄土岗上没有种过棉花，我们就要在这里搞试验，看能不能长好。”说着，国凤把兰美拉到田埂上坐下，共同学习毛主席著作，认识到搞试验田是为了在实践中求得真知，不是为了个人名利。兰美心里豁然开朗，激动地站起来，拉着国凤的手，朝平畈跑去，把“试验牌”又背回黄土岗，插在原来的试验田里。
经过她们的耐心试验和精心管理，棉苗长得越来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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