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提倡领导亲自动手
黑龙江省鸡西市大通沟煤矿党委领导班子成员，绝大多数是煤矿工人出身。他们担任领导工作以后，保持了艰苦奋斗、自己动手的好作风。但是，也有一些同志错误地认为，自己“文化低，工作忙，报告材料写不了”，“总结经验是秀才的事”，因此，一度出现了“秘书成天埋头写报告，领导上台念报告”的现象。结果，报告抓不住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脱离实际。这种领导作风不正的现象，引起了党委领导班子的重视，他们认识到：要实行正确的领导，就得打掉官僚主义作风，坚持领导亲自动手。为了提高党委成员反对官僚主义、坚持自己动手的自觉性，党委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以及“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的教导，联系党委成员的思想实际，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对资产阶级官僚主义作风的表现、危害和反动实质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大家进一步认识到，“不动手，不用脑，只靠秘书写报告”的坏作风，是刘少奇一类骗子腐蚀革命干部的砒霜，它使干部脱离实际，陷入反动的唯心主义的泥坑；而毛主席提倡的领导亲自动手的作风，则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实现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正确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保证。
认识提高以后，党委把防止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坚持领导亲自动手，作为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内容之一，经常进行讨论，提出具体要求，定期检查。特别是狠抓了领导面向基层、书记带头、思想教育和具体帮助相结合等问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将领导班子成员从繁忙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深入基层，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落实到基层，这是大通沟党委为实现领导亲自动手而采取的一项有效措施。为了解决过去一些党委成员成天在办公室里、会议堆里打转转的问题，他们首先纠正工作中的“烦琐哲学”，减少了不必要的会议、材料、报表，做到可开可不开的会坚决不开，可写可不写的材料坚决不写，能在基层解决的问题决不拿到上面解决。党委除了个别同志处理日常事务外，大多数同志都以主要精力深入第一线。今年三月，为了推动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矿党委决定召开一次“学大庆经验交流会”。当时，负责组织这次会议的党委成员对会议的准备工作搞了一个烦琐的方案：一是党委召开基层领导会议作动员布置，二是组织秘书写材料，三是党委开会研究材料。党委大多数同志认为，这个方案不符合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和领导亲自动手的教导的精神，是工作烦琐化、作风不深入的表现。党委决定，由在各个单位蹲点的党委领导成员分别负责传达召开这次会议的精神，并亲自带领工作人员总结典型经验。结果，总结出了事迹突出、针对性强的“铁人式的老矿长——翟凤亭”、“1205式的先进集体——187采煤队”等五个先进典型，对全矿的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有很大推动。
一、二把手带头亲自动手，是大通沟矿党委在改进领导作风过程中的一个特点。党委书记李中礼不仅对党委一班人转变作风的问题抓得很紧，而且严格要求自己，凡是要求党委一班人做到的，自己就首先做到。为了纠正领导班子中一些同志存在的“领导动口，秘书动手”的不良作风，今年以来，他坚持做到自己的讲话稿、报告、学习辅导材料，都亲自动笔写。即使是在时间比较紧而必须由秘书写的个别情况下，他也做到写前详细交代，写成后广泛征求意见，调查核实，亲自修改。党委副书记吴开志写文件、作报告，注意克服长而全、大而空、哗众取宠、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坏作风。他讲求实效，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尽量使自己所写的报告符合实际。今年年初，为了在全矿进一步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党委委托他写一个关于学习问题的决定。他接受任务后，亲自深入井口、学校、医院、机关、科室，听取群众意见，写出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学习决定。群众说：“决定上提出的问题抓到了点子上，措施得当，解决问题。”
采取思想教育和具体帮助相结合的办法，使党委一班人都做到亲自动手，这是大通沟煤矿党委改进领导作风的又一特点。针对一些党委领导成员对亲自动手写报告存在的“主观上也想搞，提起笔来写不了”的思想，党委一方面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的《愚公移山》，克服畏难情绪；同时又采取组织党委委员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让秘书辅导等办法，帮助解决实际困难，逐步使大家都做到亲自动手。今年以来，全体党委领导成员的大批判稿、讲话稿都是亲自动手写的。党委委员、革委会副主任翟凤亭虽然文化低，年老多病，但他仍坚持亲自动手，并把这样做同改造世界观联系起来。一次，党委召开学习体会交流会。会前，秘书给他写了一份材料，他想：“秘书能代替我写稿，却代替不了我学习革命理论，代替不了我改造思想。”于是，他挤时间，费了很多精力，结合自己思想实际，写出了比较深刻的学习笔记，对大家很有启发。
在坚持领导亲自动手的同时，这个矿党委还注意了正确处理领导动手与秘书动手的关系。他们说：“不要一切依靠秘书，并不等于取消秘书，而是要更好地发挥秘书的作用。”因此，党委除了让秘书处理好日常工作外，还让他们用更多的时间看书学习，同领导一起深入基层，一起搞调查研究，一起总结经验，给党委当好助手。党委领导成员对业务部门和秘书应办的事情，既不包办，又坚持检查指导，严格把关，认真帮助总结提高。这样做，密切了上下级关系，提高了领导机关工作效率，加强了党对基层的领导。
大通沟煤矿党委坚持领导亲自动手的工作作风，对广大基层干部和工人也有很大影响。现在，各个基层单位都结合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认真改进作风，扎扎实实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使革命、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全矿在连续两年超额完成国家原煤生产计划的基础上，今年头四个月的采煤、掘进都继续有所发展。
本报通讯员
第2版()
专栏：
错误的决议应当改正
中共江苏省灌云县沂北公社委员会
对于党委的决议，应该坚决执行。但是，如果发现决议不正确，应该怎么办呢？
有过这样一件事，对我们教育很深。
一九七○年冬，我们党委按照高级河网化的标准，决定把全公社原有的许多排灌沟渠废掉，重新开挖四道横渠，每二百米再开一道南北竖渠，把土地规划成方块田。当我们按照决议动员群众实施的时候，问题暴露出来了：开新沟，填旧沟，工程很大，一冬一春根本完不成，会直接影响第二年旱地改水田任务的完成；旧的沟渠被破坏，新的沟渠没竣工，如果遇到大旱大涝，后果就更加严重；强调南北竖渠一定要二百米一道，要冲掉不少村庄、社场。群众对党委这一决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党委决议行不通，认错不认错？改还是不改？有的党委成员认为“决议是集体通过的，只能照办，不能改变；要是改变了，会影响党委威信。”针对这种思想，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通过学习和讨论，我们逐步认识到：党委制定决议，起初总认为是正确的，但到底是否正确，还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在检验中很可能发现原决议有错误，甚至完全错了。部分错了就应该改正错误的部分，完全错了就应该完全改。如果认为党委决议都是正确的，只能照办，不能改变，那就是形而上学，不符合唯物论的反映论。错了也要坚决执行，就不是向人民负责。如果以维护党委的威信为理由，拒绝改变不正确的决议，那更是错误的。党委的威信是靠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逐步形成的，而不是靠文过饰非来树立的。决议错了，只要及时纠正，而且通过检查根源，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可以使今后不犯或少犯类似的错误。
党委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了认识，就有了统一行动。我们多次深入基层，一边调查研究，一边在群众中斗私批修，“班长”主动承担责任。经过和群众商量后，重新制定了分期分批、因地制宜、逐步实现河网化的规划，结果，这个规划就比较切实可行了。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只要对错误持正确态度，错误就可以变成正确的先导，党委的威信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
第2版()
专栏：
提倡开短会
云南省永仁县中和公社党委研究今年烤烟种植计划时，有人说，得多开些会才能落实种植面积。理由是，去年从分配种植面积，制订措施，到整地施肥，选种育苗，公社、大队共开了大大小小十次会议，种植面积才落实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二。有人却反问：多开会就能解决问题吗？党委书记陈得志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便引导大家回忆检查去年会议多的情况和效果。经过回忆，大家一致认为，会议多，效果小，正如群众批评的那样：“大会小会往下灌，不管下面兑现不兑现”。会议多是个现象，它正反映了领导作风有问题。只有彻底转变作风，干部深入第一线，领导生产才有主动权，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才能落实。
统一认识以后，他们决心改变去年那种围着会议桌打转转的做法。公社干部翻山越岭，分别到各生产队调查研究，进行路线教育，解决具体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和同群众商量，不仅很快落实了烤烟种植面积，还了解到种烟同水稻争时间、争劳动力的具体矛盾。他们又带着这个问题到小河生产队作调查。这个队采取增施底肥等办法提高地温，提前育烟苗，既缓和了栽水稻和栽烤烟争劳力的矛盾，又使烤烟增产。公社党委便在这里开了现场会。这个队的实践经验回答了普遍存在的实际问题，一次会议解决了去年十次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今年全公社烤烟育苗和移栽，比去年提前十到二十天超额完成了种植计划。
这次实践，为公社党委改进领导作风，深入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从此，党委领导成员深入实际、蹲在生产队的时间多了，很多问题同群众当面商量，当面解决；非开不可的会，事前作好充分准备，做到开短会，讲短话，讲求实效。今春，公社、大队一级开会的时间比去年同期减少百分之七十六。
本报通讯员
第2版()
专栏：
自觉地加强党性锻炼
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党的观念，是我们党组织生活中的一件重要事情。最近，山东省临朐县城关公社朱堡大队党员干部围绕如何增强党性的问题，进行了座谈。下面是三位同志的体会。
要增强党的观念
新党员 李富春：去年四月份，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伙还选我当了生产队长。在群众的赞扬声中，我的头脑有些发热，自满自足起来。有一件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去年冬天，我自作主张决定我们队大力发展养蜂副业。当时我想，用集体的钱，办集体副业，增加集体和社员的收入，这不是好事吗？于是，又制箱又买蜂，一下子就花了近三千元。结果，到年终决算时，社员没有现金可分，连队里购买肥料、农具也要向外队借钱，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为什么好心办错事呢？主要原因是我没有向党支部请示，没有和群众商量。这是我党性不纯、党的观念不强的表现，说明我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入党。我接受这次教训，不断加强党性锻炼，以后的事情就做得好了些。
在斗争中增强党性
老党员 迟景云：我是在一九四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一段时间，我错误地认为：自己的党龄长了，经过的政治运动多了，没有犯什么大错误，思想改造也差不多了。思想改造一放松，当干部吃亏的错误思想就产生了，不愿承担工作重担，遇到政治活动就往后缩。
通过整党建党运动，我在大伙的帮助下，认识到：党龄长不等于党性强。党龄长了，更应该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才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本份。认识提高以后，我积极地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大队党支部看到我又焕发了革命青春，分配我当了科学实验队的队长。我年过半百，文化水平又低，要试制“九二○”农药和“五四○六”菌肥，怎么办？我就反复地学习新党章。“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段话给了我力量。我想：搞科学试验，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为人类多作贡献。一个共产党员能在这点困难面前低头吗？不！我和实验队的同志在干中学，学中干，经过多次反复，终于试制成功了农药和菌肥。
斗争的实践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党性只能在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中锻炼和增强，要在改造客观世界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否则，党龄再长也可能在革命的道路上掉队。
摆正个人与组织的位置
支部书记 迟廷顺：去年夏天，俺大队的第二生产队在栽黄烟的时候，生产队长问我：“俺队的烟苗剩下了些，再多栽几亩行吗？”我觉得自己是“一班之长”，虽然经党支部研究分配了种植计划，再变动一下问题也不大，就答应说：“行。”这样，这个队又比原计划多栽了四亩黄烟。事后党支部的一名委员责问我：“各队的种植计划不是开会统一研究了吗？怎么你一个人就决定改动呢！”一句话说得我脸上火辣辣的。我反复地考虑着，为什么我把党支部的决议当成耳旁风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摆正个人与党组织的位置。这说明我对思想改造很不自觉，把“班长”当成了家长，违反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这是党的观念不强的重要表现。从此以后，我严格要求自己，把增强无产阶级的党性放在首位，在群众监督之下，经常开门整风，从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使我们党支部的步调一致，拧成了一股绳。
本报通讯员
第2版()
专栏：
学会以理服人
山西省平定县北庄头大队党支部书记 邵先吉
我从合作化以来一直担任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我以前有个毛病，作风不民主，只许自己教训别人，不许别人批评自己。如果听到有人批评自己，就认为这些人和自己“不一心”，或者称为“落后分子”。
去年春天，眼看春播就要结束，队里的肥料不够用了。我一急，老毛病又犯了，开口埋怨干部不计划用肥，闭口批评社员不注意积肥。经我这一指责，干部社员都不服气，有的议论说：现在忙得团团转，晚上还要加班开会，上工下工都定了纪律，不准社员割秸秆，积不下肥怨谁？听到这些议论后，我想：眼下忙是事实，但再忙也不能不开会，更不能不要纪律。因此，我断定这是“落后分子”的意见。其他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说我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有的说，毛主席讲过：“在农忙时允许农民停止一切无关农业的开会与动员。”我们应该坚决执行这一指示。
听了群众的这些批评，我反复学习毛主席著作，回顾整党时同志们对自己的帮助，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最后想通了，大家的批评的确很有道理。这一段会议安排确实太多了；有些制度规定得不合理，确实伤了群众养猪积肥的积极性；再说，原先自己估计肥料足足有余，现在出了问题也不该埋怨别人。可是，自己为什么老是责怪别人而不作自我批评呢？我找到了两条原因：第一，自己听不得不同意见，思想上有“领导高明论”，不相信群众；第二，不用毛泽东思想做党内外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光用行政手段发号施令，出了问题一味批评指责，这是家长作风。从此，我常常提醒自己，注意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并学会做思想工作。有一次，一个老贫农一下给我提了两条建议，其中有一条当天就“兑了现”。这个老贫农逢人就高兴地说：“如今咱真是说话顶事了！”
以往每年夏秋两季收割时，有些人觉得现在粮食打得多了，收割时漫不经心。你说要细打细收，他偏要讲“不丢不收”。为这事，我又点名，又批评，效果仍然不好。去年秋天，我发现二队收过黍的地里又丢了好些黍穗；再到别的地里一看，情况照样。要在以前，我准得狠狠批评一顿。但这次，我没有这样做。回村后，叫了六个红小兵，给他们讲粮食是宝中宝，动员他们和我一起去拣黍穗。孩子们手勤眼快，一顿饭工夫，二亩地就拣了满满一大篓。随后，我找来了四个队干部，五个人计算了一阵：这一篓黍穗，能打十二斤，平均每亩丢失六斤；如果全大队三千三百多亩大秋作物都这样，就要损失约两万斤粮食，等于四十个人一年的口粮。要在旧社会，两万斤粮食……，算到这里，我们的心情沉重得再也算不下去了。于是，我们作了个决定：晚上开个忆苦思甜大会，让广大群众都来算算这笔账。
夜晚，全村社员来到场里，两个队长把白天拣的一大篓黍穗摆到大家面前，把这篓黍穗的来历和白天算账的经过给大家讲了一遍。接着，共产党员、二队队长邵二小沉痛地回顾了旧社会北庄头贫下中农的苦难史。他最后说：“两万斤粮食，在旧社会能救多少人的命啊！可不能有了金饭碗，忘了讨吃棍，咱还有支援世界革命的大任务呀！”广大群众听着旧社会的苦，看着一篓黍穗，心情都很激动。有的当场表示：不能翻身忘本，一定要精打细收，支援国家建设。第二天，全村社员一大早搞了个小秋收活动，在二百多亩已收完的黍地里复收了四百九十余斤。看着失而复得的粮食，社员们个个高兴地说：“这才叫爱国粮！”这件事教育了群众，也深深地教育了我自己：不是群众的觉悟低，而是自己的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做好。只要能把道理说到社员的心窝里，“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