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读书 调查 解决问题
中共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委书记 傅永昌
问题的提出
州革委会成立后，我们提出了一个奋斗目标，一定要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当时，我们想，只要生产条件有个大的改变，准能实现大幅度增产。在那一、两年中，我们强调一个“拚”字，拚命在水、肥、种等生产措施上下功夫。这样抓，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生产的发展并不象预期的那样快。问题在那里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从一九七○年冬天开始，我们对全州农业生产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调查。
从历史看，解放二十年来，凡是正确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时候，农业就大幅度发展；相反，凡是受到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干扰的时候，生产就上不去。
从现状看，也充分说明执行或不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农业生产状况大不一样。我们调查过的楚雄县三街公社马家村生产队，执行党的政策比较好，社员积极性高，集体经济发展很快。近三年内粮食总产由七万斤跃到十八万斤，林、牧、副业也有很大发展。有些生产队，论自然条件并不比马家村差，但由于受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形“左”实右路线的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挫折，集体经济发展上不去。
我们从初步调查中得出一个结论：农业生产问题，首先是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问题。当前，妨碍党的政策落实的有“左”、右两方面的干扰，从我们州的情况看，主要的是“左”的干扰。于是，我们提出：要在全州排除“左”的干扰，防止右的干扰，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一场大争论
问题提出后，出乎我们的意料，在全州引起了一场大争论。从州党委到广大干部，从机关到基层，都出现了完全对立的两种意见：有些同志认为，落实政策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完全赞成；有些同志则反对这样做，说：“只要路线对头，政策关系不大”，“现在是干劲问题，不是政策问题”，“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觉悟提高了，现行的政策过时了，再执行这些政策就是倒退”。说来说去，就是一个意思：现在的问题不是落实政策的问题，不需要把落实政策当作大事来抓。
这种看法对不对呢？不对。
“只要路线对头，政策关系不大。”真的关系不大吗？不是关系不大，恰恰相反，关系大得很。政策是路线的体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是正确执行党的路线的根本保证。毛主席指出：“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如果离开了党的政策，而执行刘少奇一类骗子形“左”实右的政策，那还有什么“路线对头”可言呢？！
“现在是干劲问题，不是政策问题。”这是把干劲和政策对立起来了。我们干革命，搞建设，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没有干劲是不行的。可是，怎样才能把干劲鼓起来呢？首先要密切结合实际，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路线觉悟，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我们当前抓政策落实，就是为了调动广大干部、社员的革命积极性，鼓革命的干劲。如果把两者对立起来，以为不执行党的政策，也可以鼓干劲，那是根本不懂得党的政策对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极端重要性。我州禄劝县有名的里老生产队由后进变先进的事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过去，这个队由于受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没有很好地执行党的政策，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生产受到严重损害。一九七一年，他们提高了路线觉悟，认真落实了党的政策，迅速改变了后进面貌，粮食产量比一九七○年增加七成，多种经营也有较大发展。贫下中农深有体会地说：执行政策尝到了甜头，干起活来有劲头，社会主义有奔头。
“群众觉悟提高了，现行的政策过时了。”应该肯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的觉悟是提高了。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群众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识别能力增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要求更加迫切。这给我们落实党的政策带来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党的现行各项农村政策，是根据马列主义原理和我国农村具体情况而制定的，是同我国农村的革命和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怎么能说群众觉悟提高了，现行政策就“过时了”呢？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至于说到“前进”和“倒退”，落实党的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前进；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对形“左”实右的干扰作斗争，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遭到削弱和破坏，这才是倒退。
这场争论，是两种政策思想在干部队伍中的反映，实质上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还是执行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机会主义路线和政策的问题，是一场严肃的两条路线斗争。
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观点，扫清落实政策的思想障碍，我们一方面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一方面由州党委成员带头，组织州、县、社领导干部对六十多个大队、一百多个生产队进行调查。下去调查的时候，我们带上书，遇到疑难问题就和群众一道学习讨论。通过读书和调查，提高了认识，逐步统一了思想，弄清了落实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落实政策逐步变成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自觉行动。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只读书，不调查，不实践，就不容易读懂。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注重调查研究的同志，对落实政策的重要性就认识得快些，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理解就深些；而不大接触实际的同志，就觉悟得慢些，理解得差些。只调查不读书也不行，不读书就不能通观全局，站不高，看不远，不能从本质上理解事物，有争论时也讲不出个道理来，说不服别人。过去，我们也搞过调查研究，但由于理论水平不高，识别能力不强，认识只是停留在感性阶段，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所以抓不住现实斗争中的路线问题，很长时间没有觉察到抓政策落实的重要。
从理论上划清界限
认识统一了，全州上下都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政策。但是，在落实过程中，因为在理论上划不清界限，又出现了“左”右摇摆的情况。为了在理论上划清界限，澄清糊涂思想，提高执行政策的自觉性，我们在看书学习和实践中，针对自治州的情况，着重划清了两个界限，推动了政策的落实。
第一，划清“工分挂帅”与按劳分配的界限。一部分同志把按劳分配和“工分挂帅”混同起来，一讲按劳计酬，就误认为是“工分挂帅”，因而不敢执行按劳分配原则。什么是“工分挂帅”？“工分挂帅”是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它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只把工分作为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唯一的或主要的手段。“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条根本的分配原则，它与修正主义的“工分挂帅”有本质上的区别。执行这条原则，首先要求人们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树立为革命而劳动的思想，做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尽所能，同时，又必须按照每个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在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中要用工分计酬，以鼓励社员劳动得更多更好。我们对“工分挂帅”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其流毒；但是必须明确，批判“工分挂帅”，绝不是不要工分，如果批判“工分挂帅”，连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否定掉，那也是错误的。
第二、划清平均主义与共同富裕的界限。有些同志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一个原因，就是把平均主义当成了共同富裕。一讲要执行按劳分配政策，反对搞平均主义，他们就问，那怎么能共同富裕啊！我们在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组织了集体经济，成立了人民公社，引导群众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共同富裕的道路。那末，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是不是有矛盾呢？不矛盾。我们现在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说，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列宁也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按劳动’（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因此，在社会主义阶段，只有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承认社员在收益分配上的差别，反对平均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充分调动社员劳动积极性，才能在发展集体生产的基础上，使社员收入逐年增加，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而平均主义，不承认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违背按劳分配原则，挫伤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使集体生产得不到发展，那里还有什么共同富裕？马克思说，平均主义是“粗俗的共产主义”。斯大林说，它“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毛主席曾经指出：“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如果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离开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去搞什么“共同富裕”，那必然适得其反。
我们通过读书、调查，划清界限，党在农村的政策逐步得到落实。但是，这还仅仅是开始。从全州来看，有许多政策还不够落实。我们还要继续认真看书学习、调查研究，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做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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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勇于实践的人
总后勤部某部军马场，从新疆阿尔泰山麓运来一批大尾羊，不久，这些羊突然患了“羊肠毒血症”。
敖玉亮、李魁芳两位兽医，第一次遇到这种病，非常着急。据资料记载，“羊肠毒血症”是急性传染病，不易治疗，死亡率很高。他们查了不少资料，只看到预防措施，没有治疗办法。在困难面前，他们想起毛主席关于“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的教导，认识到资料的记载是实践经验的结论；但是，它记载的只是认识真理过程的一个阶段，决不是认识真理的终结。他们决心坚持实践，摸索治疗
“羊肠毒血症”的方法。
用一般中毒性肠炎的治疗办法吗？那要先泻，然后杀菌。可是，用急性泻药会引起脱水现象，血液浓缩，这只能加速大尾羊的死亡；投慢性泻药要十多个小时后才能发挥作用，而这种病却不允许拖这么长的时间。两种办法都行不通。
对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特殊矛盾必须用特殊的方法解决。他们分析了“羊肠毒血症”的特性。书上说这是一种急性病，那么它的特殊点就在于一个“急”字。它的死亡率高，就因为从发病到死亡时间十分短促，所以要争取时间，变“急”为“缓”。这应该是治疗这种疾病的主要方法。
他们根据注射冬眠灵能保护中枢神经镇静而延长治疗时间、高锰酸钾可以消炎、葡萄糖能强心补液的原理，决定以这几种药互相配合治疗。一个新的医疗方案就这样产生了。
一小时、二小时过去了。所有大尾羊的病情都逐步有了好转，新的医疗方案成功了！
死亡的威胁解除了，可是由于病情急剧，几天几夜的折磨，病羊已经精疲力尽，躺在地上站不起来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敖玉亮和李魁芳就和牧工一起，把羊一只一只地扶起来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增强抗病能力。他们日夜守护着病羊，经过整整十天十夜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大尾羊终于恢复了健康。
治愈“羊肠毒血症”的事迹传遍了全场，大家都称赞他们是勇于实践的人。他们两个深有感触地说：“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不是先天就有的，只要按照唯物辩证法，大胆实践，认真学习和思考，就能有所进步。”
本报通讯员（附图片）
解放军海军某部党支部针对路线教育中的问题，看书学习，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把路线教育引向深入。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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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而知之
工程兵某部运输连修理排
“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认识来源于群众的实践，只要依靠群众的实践，就可以克服困难，取得工作主动权。
过去，连队的汽车坏了，都要送到很远的工厂去修理。工厂修理汽车时间长，影响运输工作。党支部决定自己动手修汽车。我们修理排技术力量薄弱一些，除了几位有一定技术水平的老战士外，其余的都是新战士，缺乏知识和实际经验。能不能修理汽车？大家心里都没有数。我们就修理汽车的技术知识从哪里来，能不能学会修理汽车的技术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联系我们从不会驾驶汽车到会驾驶汽车，从对汽车不会保养到会保养，联想到我国工人阶级在实践中搞出了许多具有我国独特风格的创造发明，从而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一切科学知识都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所谓“先知先觉”的人物创造的。技术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我们现在不懂得修理汽车的技术知识，只要认真学习，勇于实践，从战争学习战争，就一定能够掌握修理汽车的技术，把汽车修理好。
同志们的热情很高。不懂技术，一方面走出去向兄弟单位取经，一方面学习书本知识。我们根据各人的技术水平，合理分工，遇到问题边学习、边实践、边研究，认真分析汽车各个部件的性能、功能和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中找出零件损坏的原因和修理的方法来。镗缸是修理汽车中的一个主要工序，是一项精密细致的工作。开始镗缸时连续跑刀，困难很大。但是，没有挫折和失败，就没有顺利和成功。同志们翻阅了有关的技术资料，对照研究，发现跑刀的原因是镗缸机及其刀架固定不紧，镗缸机转速快，震动大，刀逐渐松动，引起跑刀；汽缸的平面不平，镗缸机工作时，位置移动，刀架偏离汽缸的中心线，也会引起镗缸跑刀。对此，我们把镗缸机刀架固定紧，再用锉刀和沙纸把汽缸平面打平，这样镗缸时汽缸保持平稳，镗出了合乎规格的汽缸。还有，关于差速器运转不良的问题，我们也翻阅了一些技术资料，了解到差速器运转不正常，必须调整齿轮的间隙。同志们在实践中想出了许多调整差速器间隙的办法来。有的同志提出用听声音的方法调整间隙。有的同志摸索出涂漆的方法来检验差速器间隙的调整。我们运用这些土办法，比较准确地解决了调整差速器间隙的问题。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做好任何工作，都必须发挥集体的智慧。修理汽车和干别的工作一样，只要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干中学，就能不断掌握技术，不断增长才干。
掌握修理汽车的技术，靠自己的实践和学习是重要的。“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这一点也十分重要。一次，我们修理一辆柴油汽车的发动机。修完后，发动机响声不正常。同志们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一致认为：发动机发出“梆”、“梆”的响声，主要是因为气门关闭不严。经过反复修理，效果仍然不大。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要向内行人学习的教导，走出去，请教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师傅。工人师傅到现场认真分析、研究，然后，耐心地向我们指出，发动机发出“梆”、“梆”的响声，看起来好象是气门关闭不严，其实是偏心轴调整不当，点火正视不准确的缘故。柴油发动机点火正视不准确，往往影响进排气门不能准时关闭，进气不足、排气不良，发动机便发出“梆”、“梆”的响声。工人师傅的丰富经验，使我们增长了修理汽车的本领。后来，调整偏心轴的角度，使点火正视准确，发动机发出了正常的响声。
我们这些原来连汽车的各个部件的名称都叫不上来的人，在实践中掌握了修理汽车的技术，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实践是获得知识的唯一源泉，聪明产生于实践。而刘少奇一类骗子却在那里大肆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胡说什么“聪明和愚笨”是天生造成的。这是否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谬论。我们决不受他们的骗，决心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认真学习，刻苦实践，努力为人民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