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工农兵是文艺的主人
——批判文学艺术需要“特殊的天才”的谬论
解放军四八○○部队 景延旌
无产阶级怎样培养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这是关系着组织什么样的文艺队伍，贯彻执行什么样的文艺路线，由哪个阶级来占领文艺阵地的大问题。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部光辉著作中发出庄严指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就是无产阶级文艺家应当也必须走的唯一正确的创作道路。
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完全脱离无产阶级文艺的革命实践，别有用心地鼓吹什么“文学艺术……需要特殊的天才”。他们企图用唯心论的先验论的说教，排斥工农兵的文艺，反对革命文艺家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让少数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垄断文艺阵地，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服务。今天，我们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彻底戳穿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制造“特殊的天才”的黑幕。
一
我们并不否认“天才”。所谓“天才”，无非是比较聪明一些，才能高一些。问题是聪明和才能是从哪里来的？
被刘少奇一类骗子吹得神乎其神的“特殊的天才”，究竟是什么货色呢？他们的意思，无非是说，这种“天才”是某些特殊的人物的头脑里“天生”就有的。这种神秘的玩艺儿一降临在什么幸运儿的头上，或者当某些特殊人物还没出世的时候就被上帝安置在他的脑壳里，他的头上就戴定了文艺家的桂冠。至于没有这种特殊的幸运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休想沾文学艺术的边。显然，这种“特殊的天才”，在人世间从来就没有过，将来也永远不会有。
马克思主义从来承认精神的反作用，也不否认人们的才能是有差异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认为：一切精神的东西，都是物质的反映；一切知识（包括才能），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世界上不存在先于社会实践而天然存在的“天生之才”。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的才能的来源，也是这样的。一个完全脱离社会实践的人，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才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为了骗人，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给“特殊的天才”披上了一件外衣，叫做“特殊的条件”。他们宣扬文艺家“需要有一些特殊的条件”，例如所谓“音乐家的耳朵”，“画家的眼睛”，等等。我们知道，人们的耳朵、眼睛、肢体，以至作为思想器官的大脑，都是人类通过长期劳动实践而有了高度的发展的人体上的物质。虽然人与人之间在这些方面是有差别的，但人们在才能上的差别，主要不是生理条件的不同造成的，而是在社会分工中长期从事不同的社会实践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
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上，社会分工的发展，造成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从社会发展的过程看，分工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从分工这个社会现象一开始，它就包含着不合理的因素。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反动统治阶级为了保持这种有利于他们的不合理的分工，就夸大人与人之间的“原始差别”，炮制什么“天生之才”的谬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已经占了统治地位但阶级还没有消灭的社会，是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正在逐步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使工人、农民也能搞哲学、科学、文艺，哲学工作者、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能搞工业劳动、农业劳动。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无师自通”的“天生的好脑袋”呢？
为了骗人，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又给“特殊的天才”罩上了一层纱幕，叫做“特殊的艺术感觉”，或者说是“灵气”、“灵感”。他们信口雌黄地解释道：“思想的闪光，即所谓灵感，要抓住不放”。还说要使这种“思想的火花”汇成“思想零件”，再“使这些零件逐渐装配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这就是“天才”的“创造”。他们把文艺创作说成是“由精神到精神”的神秘活动，而根本不谈文艺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不谈文艺的社会作用。
其实，这些都并不是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的“天才”发明，而是对历来剥削阶级唯心主义美学的拙劣抄袭。俄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曾经胡诌：“创作的主要泉源是深深隐藏在人的心灵中的。”“它是不可捉摸的，意识不到的。”在他们看来，“天才”呀，“灵感”呀，是“不可知”的，它属于“彼岸”世界——“神”的世界。这就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对于文艺创作源泉的反动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一切唯心主义者，不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相信灵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刘少奇一类骗子把“灵感”作为“特殊的天才”的标志，无非是要把这类“天才”宣扬为“救世主”和“奇迹创造者”。世界上难道真有这种奇妙深奥的“灵感”吗？根本没有那么回事。文艺作品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毛主席教导我们：“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则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离开了社会生活这唯一的源泉，就没有文学艺术，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艺才能。文艺家的才能，不外乎认识社会生活和表现社会生活这两个方面。剥削阶级的文艺家是如此，无产阶级的文艺家也是如此。不同阶级的文艺家用各自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社会生活和表现社会生活，这里面丝毫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文艺家在进行社会实践和文艺创作的过程中，有时在思想上会出现“计上心来”或“豁然开朗”的情况，这只不过是认识过程中的量变到质变、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现象。这绝不是什么天外飞来的“灵感”，也不是什么神秘的“启示”，而是合乎唯物论的反映论的一种思维活动。刘少奇一类骗子把文艺家说成是有“灵感”、善“神思”的“特殊”人物，完全是欺人之谈。
二
从历史观上来看，所谓“文学艺术需要特殊的天才”，也是用反动的唯心史观设计出来的一个骗局。
历史唯物论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说一切知识（包括才能）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也就是说，是在人民群众的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得来的。社会实践，决不是个人的孤立的实践，而是群众的集体的实践。世界上决没有什么脱离群众的斗争实践而孤独存在的“超群之才”。正如鲁迅说的：“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
“卑贱者最聪明”。在人类历史上，一切文学艺术最初都是在劳动中产生出来的。劳动人民是有从事文艺创作的丰富才能的。在阶级社会中，劳动人民在社会实践中也把文艺作为团结自己的力量和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武器。只不过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劳动人民被驱使去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实际上被剥夺了文艺创作的权利和条件；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被剥削阶级据为私有和加以歪曲，并被用来作为进一步剥削和愚弄劳动人民的手段。剥削阶级利用他们的权势，掠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成果，他们又不必从事体力劳动而享受着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养尊处优，有时间，有机会得到专门的培养、训练而成为艺术家。于是，他们就自封为“特殊的天才”；而他们又把文艺舞台上和文艺舞台下的人民群众诬蔑为“天生的愚蠢”，竭力加以丑化。“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在我国，这种历史的颠倒，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照耀之下，终于又被颠倒了过来。毛主席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工农兵成了文艺的主人。许多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包括工农兵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正是由于集中了广大群众在实践中产生的智慧，才显露出创造无产阶级文艺的才能。我们承认人的聪明和才能是有一定差别的。但是这种聪明和才能主要来源于社会实践，来源于群众。天才是群众、阶级、党的集体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的集中表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离开了群众，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而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妄图把被无产阶级纠正过来的历史再颠倒回去，鼓吹什么“特殊的天才”、“超群之才”，就完全是承袭了剥削阶级的衣钵，充分暴露出他们的唯心史观的反动。
任何一个阶级所需要的文艺家，都是他们本阶级利益的维护者。无产阶级需要的，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家。毛主席说：“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尽管把所谓超阶级的文艺喊得震天响，但他们所需要、所重用的，也只是能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资产阶级文艺家。
总之，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在认识论上，鼓吹“天生之才”，颠倒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在历史观上，鼓吹“超群之才”，颠倒了群众和个人的关系。他们就是在这种唯心论的谎言的基础上，建立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思想体系，以便从文艺领域入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三
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鼓吹“文学艺术需要特殊的天才”，还有一个阴险的目的，就是企图以此欺骗、腐蚀文艺工作者，要他们不用深入工农兵群众中，不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以便俘虏他们，利用他们。
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执行什么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的。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则是反动唯心论和唯心史观的体现。剥削阶级世界观的存在有几千年的历史，至今在社会上还有很深的影响。文艺工作者要实践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胡说什么：“作者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可以真实地反映生活”，关键是“一要有经验，二要有才能，三要有技术，缺一不可”。他们所说的“经验”，并不是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经验，而只是个人从事文艺创作的“经验”。他们的意思，无非是说：只要是“特殊的天才”，就可以不必深入工农兵群众中去，可以不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有人认为：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会“破坏创作情绪”，会使文艺作品“概念化”、“公式化”。对于资产阶级的“创作情绪”，非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破坏”它不可！不破坏它，它就必然要破坏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以至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那怎么能够容许！
文学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源于生活”，就是要深入地参加工农兵的斗争实践；“高于生活”，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改造自己，指导创作，从而更高地概括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革命样板戏，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放射出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光辉；集中了工农兵英雄的性格特点，塑造出一个个完美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历史地具体地反映了革命斗争生活，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和普遍的教育意义。不深入工农兵群众中去，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指导，就不可能创作出这样高度的政治与艺术相统一，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革命文艺的典范。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文艺领域里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是对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鼓吹“文学艺术需要特殊的天才”，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可以真实地反映生活”的谬论的致命打击。
历史事实早已雄辩地证明：所谓只有资产阶级的少数“特殊的天才”才能从事文学艺术工作，而广大工农兵群众没有文学艺术的才能，这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谎言和诡辩。《国际歌》这样伟大的作品是什么人创作的？是工人。《东方红》这样伟大的作品是什么人创作的？是农民。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文学艺术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伟大运动中，在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在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广阔道路上，必将日益茁壮地成长起来。工农兵群众的文学艺术和专业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群众而创作的文学艺术，必将远远超过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所鼓吹的“特殊的天才”的文学艺术。让我们为工农兵的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而欢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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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创作灵感论”
刘宗明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思想、理论、精神都是客观的矛盾运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离开社会实践，文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然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一伙，却疯狂地制造了种种诡辩，妄图抹杀这个基本事实。他们竭力将文艺创作神秘化，鼓吹文艺创作需要一种天赋的“才能”。有了这种天赋的“才能”，一个作家根本不要参加社会实践，只要关起门来冥思苦想，就会“灵感”爆发，“突然悟到”。周扬还为这种“创作灵感”作了一个比喻：一大堆烧不着的湿草，“酝酿又酝酿，于是突然一下子，完全出你意外地”，“火舌伸吐着，照得漫天通红”。周扬的这套鬼话，无非在宣扬：文艺作品是“天才”们头脑中固有的或天上掉下来的“奇货”。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才能”不过是人们从社会实践中经过总结经验教训而得来的一种能力而已。革命文艺的创作，就是在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斗争中，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抓住本质的东西，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这种能力，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通过参加社会实践，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艺术实践等多种方式获得的。而社会实践，则是获得这种能力的基础。
鲁迅先生说过：“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周扬等“四条汉子”本人的大量毒草文艺作品，也根本不是什么一生关在屋子里“悟”出来的，而是他们及其同伙的反革命活动在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请看，《赛金花》、《李秀成之死》、《丽人行》之类的创作，不正是“四条汉子”及其同伙的反革命生涯的缩写，不正是他们叛徒、汉奸、反革命的嘴脸的大暴露，不正是他们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大表演吗？
周扬一伙鼓吹“创作灵感”是在“酝酿又酝酿”中“突然悟到”的。怎么酝酿呢？周扬大声呼喊：要“坚持十年寒窗无人问”！“要敢于冷落孤僻”！这是公开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伟大指示。这是要文艺工作者脱离社会实践，“闭门修养”，“修”成资产阶级的文人，“养”成“四条汉子”一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什么“十年寒窗无人问”！什么“冷落孤僻”！在我们今天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所谓“无人问”，就是要与工农兵隔绝，所谓“冷落孤僻”，就是那些反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家伙的一种阴暗心理的表现。这种所谓的酝酿“灵感”，正是要炮制与工农兵唱反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周扬在大谈“天赋灵感”之后，煞有介事地说：“借用王国维式的表现法，叫做‘意境两忘，物我一体’。这是创作的最高境界。”什么“意境两忘，物我一体”！这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反动戏剧理论中的“从自我出发”“下意识创作”，是无独有偶，同出一辙的。“意境两忘”吗？这是自欺欺人。试问：你们“四条汉子”一伙，在炮制毒草的过程中，那一次忘记了反党反人民？很明显，“意境两忘”是用来骗人的。所谓“物我一体”，说明白一些，就是：整个世界不过是“我”的表象而已，“我”即世界，“我”即一切。这是彻头彻尾的唯我主义。宣扬这种“理论”，就是要作家放肆地表现资产阶级的极端腐朽反动的思想，制造出更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
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彻底批判“创作灵感论”，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深入工农兵，反映工农兵在我们伟大时代的伟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