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从塑造典型看阶级论与人性论的斗争
苏 习
三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对于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曾经作了极为深刻的、全面的批判。三十年来，刘少奇、周扬等一类骗子，采取种种手段继续贩卖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以便达到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我们必须以《讲话》为指针，善于识别他们以各种幌子来作伪装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货色，彻底批判他们的反动观点。
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尖锐的文艺思想斗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经常成为斗争的中心。对于人这个文艺作品描写的主要对象，究竟应该怎样观察、分析和表现，不同阶级的文艺家们曾经做过各种各样的回答。但归根到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观点，一种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观点。这是长期以来文艺创作问题上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
在《讲话》的光辉指引下，当前，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正在生气勃勃地向前迈进。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正在蓬勃兴起。灿若群星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昭示着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百花盛开的季节即将到来。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认真学习《讲话》，继续深入地批判文艺创作问题上的人性论，对于塑造更多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阶级的典型，还是人性的典型？
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文艺作为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是通过典型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因此，要解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写什么人，塑造哪一个阶级的理想人物的问题。这是长期以来两条文艺路线斗争的焦点。在这个焦点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举起了两面根本对立的旗帜：一面是“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一面在思想文化领域为工农兵打天下的战斗红旗。一面是“追求有人性的真人”。这是一面黑旗。刘少奇、周扬一伙举起的这面黑旗，鼓吹的这个反动论点，从“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上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批判文艺创作问题上的人性论，必须从批判这个代表性的论点入手。
所谓“有人性的真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
我们只要揭开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所玩弄的概念的迷人外衣，洞察其内容的阶级实质，这种似乎没有任何阶级烙印、生长于云雾迷漫的艺术太空上的“人”，马上就会掉到地球上来，显出原形。所谓“有人性的真人”，无非是两种：
一种是披着“人”皮的恶鬼。《战斗的青春》里的叛徒胡文玉是“有人性的真人”，因为他有“两重人格”，象刘少奇所说的那样，“对敌人忠诚，对党也忠诚”；《东风化雨》里的资本家们是“有人性的真人”，因为他们虽然狂叫过“一天之中要找一百条狗满难，要一百个工人那可是便当”，但后来却同工人“风雨同舟”，成为
“困在一条船上的人”；……这种“真人”，是地地道道的披着“人”皮的恶鬼！用“人性”的圣水去洗涤剥削阶级本性的血腥味，这是资产阶级文艺家的基本观点和资产阶级艺术形象的基本特征，这是一种骗术。
所谓“有人性的真人”，还有一种是：衣服是工农兵的，灵魂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按照写“中间人物”论炮制出来的许多名曰“工农兵”的艺术形象，都以“人性相通”作媒介，把剥削阶级的思想感情作为一种“人之常情”，塞进所谓“工农兵”的内心世界。这哪里是在正确描写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物？这哪里是什么歌颂工农兵？分明是借工农兵之“躯”，颂剥削阶级之“魂”。
刘少奇一类骗子在阐述他们的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时候，曾经发表过这样两个怪论：一曰阶级斗争是社会“病态”，二曰“历史是人创造的”。
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对于他们是最大的“灾祸”。因此，便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说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病态”，并提出“消灭”这种“灾祸”，医治这种“病态”的药方：“人性”。于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被歪曲成“人性斗争”、“人性解放”、“人性改变”的历史。那种以阶级调和论构成性格核心的“有人性的真人”，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
在他们看来，历史是他们这伙“超人”的“英雄”创造的，而不是奴隶们创造的。如果说奴隶们也能创造一点历史，那也完全是依靠他们的“提携与指挥”，顶多也只能说是“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因此，便用“人”来掉换“人民”的概念，从而在历史二元论的掩护下，在“人人都可以做主角”的幌子下，把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打扮成代表全人类的“真人”，抬上历史创造者的宝座。那种美化剥削阶级人性，丑化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人性的“有人性的真人”，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
试问，如果让这些所谓“有人性的真人”占据了文艺舞台和政治舞台，哪里还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专政！哪里还有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地位！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曾经反复阐述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基本观点。三十年前，毛主席在《讲话》中也早就深刻阐述过人性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诚然，人的活动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总是要描写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人是生活在阶级斗争的历史长河中的。人是按照阶级来区分的，这就是社会生活的最大真实。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离开阶级观点去谈论“人”和“人性”，也从来不离开阶级观点去谈论人物典型。而“四条汉子”们所塑造的那些“有人性的真人”，则是地主资产阶级阶级性的表现，是剥削阶级妄图主宰世界的政治愿望的体现，只不过是蒙着一层“人性”的面纱而已。这层否定人的阶级性、抹煞阶级对立事实的面纱，正是人性论的根本特征。这层薄薄的面纱，丝毫也掩盖不了刘少奇、周扬一伙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们从两面旗帜、两种典型、两条路线的对立中，可以清楚地找出一条两个阶级的世界观在文艺创作问题上激烈斗争的线索：是用以阶级论为中心的唯物史观去观察生活、指导创作、塑造典型，还是用以人性论为中心的唯心史观去观察生活、指导创作、塑造典型？
两种截然相反的典型化
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文艺创作上阶级论与人性论的斗争，不仅集中地表现在写什么人的问题上，而且尖锐地反映在怎样写人的问题上。资产阶级文艺家也讲典型化。但是，由于他们的笔是受他们的剥削阶级立场和唯心主义世界观支配的，他们根本否认典型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根本无法真正解决典型化这个艺术创作方法的核心问题，也根本不可能通过人物形象对社会矛盾作出正确的答案。
“四条汉子”在鼓吹写“有人性的真人”时说，典型，“首先他还是一个人”，“有他人类的共同性”，并提出：要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去追求“真人”、“真心”、“真情”。他们张口人、人、人，闭口情、情、情。这个抽象的“情”，成为他们搞“典型化”的灵丹妙药，成为他们作品的主导思想，成为他们的“真人”的性格核心，成为他们解决矛盾冲突的重要手段。我们只要解剖一下这个抽象的“情”，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典型化，就是从人性论出发，沿着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去“化”的。
所谓“人之常情”。“四条汉子”说：“是人，总有喜怒哀乐，是人，总有‘人之常情’”，父母爱，儿女情，“要恋爱”，“不想死”，还有什么“同情心”，就是这种“人之常情”。据说，抓住了这种“人之常情”，就抓住了“永恒的主题”；集中概括了这种“人之常情”，就集中概括了生活，就能塑造出“有人性的真人”。对这种谬论，鲁迅早就用“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的大量事实加以痛斥过。就拿“爱”这种“四条汉子”最常讲的“常情”来说吧，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同，根本利益不同，思想感情不同，所爱也截然不同。假洋鬼子绝不爱阿Ｑ，阿Ｑ也绝不爱假洋鬼子。“四条汉子”在超阶级的“人之常情”里“追求真人”的时候，把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之情、贪生怕死之情、骄奢淫逸之情“化”为“人之常情”，奉为“永恒的主题”，要现实生活和人物形象拜倒在这个“主题”之下，受它的取舍，受它的改造。这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创作主张。
所谓“复杂感情”。周扬一伙说：“人的感情是有矛盾的，坏人有的时候也有感情，他还有好的一面”，而工农兵英雄人物“也有某些落后的思想作怪”，只要“进一步挖掘一下这些隐蔽的思想”，人性就“深化”了，人物性格就“更容易被人理解”了。这种“复杂感情”论，其实并不复杂。按照他们的“模式”，作家根本不需要从人们的不同社会存在去观察、分析人们的不同社会意识，也根本不需要从本质上去集中概括不同阶级的不同思想感情，只要事先拿好两颗思想感情的“种子”，写到“坏人”的时候，往他心里撒一颗“好的种子”，写到“好人”的时候，往他心里撒一颗“坏的种子”，人物性格就出来了。这种典型化，完全颠倒了存在和意识的关系。这种典型化，就是往地主资产阶级人性“深化”，说明白一点，就是对牛鬼蛇神的美化，对工农兵的丑化，难怪他们“容易理解”了。
所谓“人情感化”。“四条汉子”鼓吹：艺术作品要用“人情味”去打动人、感化人，“要用崇高的感情把人联合起来”。文艺作品要不要打动人、感化人？要。问题是怎样去打动人、感化人。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革命的文艺应该把日常生活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典型化，“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四条汉子”的“人情感化”论恰恰“化”去了文艺作品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把超阶级的“性格冲突”、“人性斗争”作为铺排矛盾的主线，把“人情感化”、“天良发现”作为解决矛盾冲突的手段。被周扬啧啧称赞为“合情合理”的《兵临城下》，就是沿着“辱妻之恨——化友为敌；送子之情——化敌为友”这样一条人性论的思想脉络去安排和解决矛盾，去塑造和美化敌师长赵崇武和敌团长郑汉臣这两个人物的。然而，在这种“人性斗争”的死水微波中塑造出来的典型人物，只能是浸透地主资产阶级人性的艺术形象；用这种“人情感化”幻化出来的典型环境，只能是艺术太空中的“爱的王国”。《北国江南》就是这么一个“爱的王国”。在这里，破坏集体经济的董子章靠“天良发现”、“一念之对”就改邪归正，瞎眼的“共产党员”银花则靠眼泪“化”掉了人民内部矛盾，“化”掉了敌我矛盾。但是这种“爱的王国”，不过是唯心主义的空想，不过是一杯温柔的迷魂汤。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这个‘爱’在一千八百年中不曾见之于行动，不能改造社会关系，不能建立自己的国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最本质的是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矛盾，最根本的是阶级矛盾；千变万化的斗争，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四条汉子”把问题弄颠倒，喋喋不休地讲了那么多的“情”，都不是从生活在一定阶级地位的人身上产生的，而是从那个艺术太空中的“真人”身上飞出来的。从这个超阶级的“情”出发，他们演绎了一整套抽象的永恒不变的创作原则，再把这些原则毫不费力地套到现实生活中的人身上，使之成为艺术“真人”，这就是“四条汉子”搞典型化的一个完整公式。这个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的“倒行”公式，暴露了他们的人性论背后隐藏着先验论。
与此相反，无产阶级的典型化则是要花气力的。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验。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在典型化过程中也同样要写“情”。革命样板戏中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之所以那样光彩夺目、感人肺腑，正是因为他们身上充满了强烈的无产阶级情义和无产阶级爱憎。这种阶级情义和阶级爱憎，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也不是单靠豪言壮语“化”出来的。它是按照辩证唯物论，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典型环境里，从阶级关系的诸方面去深刻地揭示英雄人物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是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产生、发展、激化、转化的全过程中，有层次地表现英雄人物的崇高共产主义精神境界。这种典型化，如果不深入工农兵，不深入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实践，是断然不能完成的。
一个从人性论出发，沿着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去“追求真人”；一个从阶级论出发，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去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截然相反的两种典型化。
在超阶级的“艺术良心”背后
“四条汉子”曾经把他们“追求真人”的过程，概括为站在“人”的立场上去写“人”。意思是说，作家自己首先必须是超阶级的“真人”，才能塑造出“接近全人类性”的“真人”形象。他们把这种“忠于人性”的虚伪说教称为“艺术良心”。
周扬一伙气势汹汹地说：“谁都有自己的艺术良心，资产阶级作家也有”；当作家认为违反他的“艺术良心”时，“可以不写”。这种超阶级的“良心”论，早就遭到过马克思的痛斥。马克思指出：“共和党人的良心不同于保皇党人的良心，有产者的良心不同于无产者的良心”。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作家创作，总是要受自己阶级的世界观支配的，没有什么无党派的“真人”艺术家，也没有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艺术良心”。周扬一伙不打自招地说：“恐怕现在我们都不是真人，脑子里阶级对立没有完全摆脱。”这句画龙点睛之言泄露了他们的天机：你要塑造“有人性的真人”吗？你就去想办法“完全摆脱”脑子里的“阶级对立”吧！你就离开工农兵而躲进艺术的“象牙之塔”，把自己“修养”成“真人”，培养一颗“忠于人性”的“艺术良心”吧！这就是刘少奇、周扬一伙要把革命文艺工作者引上的一条创作道路。这是一条与《讲话》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邪路。
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而按照周扬一伙的“艺术良心”说教，作家还要不要从客观的社会生活出发？还要不要深入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还要不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生活、指导创作呢？不用了，都不用了。因为他们既有一颗“忠于人性”的“艺术良心”，又有善于描写“人性”的“特殊的天才”，他们的头脑本身就是一个“人性”的发源地，而作品的主题思想又“只能从你的头脑里面产生”，“从你的内心，你的灵魂深处挖出来”。因此，一切从“灵感”、从“神思”、从主观的“艺术良心”出发就行了，文艺创作的阶级性、实践性都可以统统不要了。这不是地地道道的人性论加先验论的黑货又是什么？原来，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的“心”，就是这么一颗浸透人性论和先验论毒汁的“心”。所谓超阶级的“艺术良心”，包藏着资产阶级世界观、艺术观的核心，包藏着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心。
从“艺术良心”中引伸出来的这种人性论加先验论的黑货，是扼杀文艺工作者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两把毒刀子。它们不仅同出一源，而且同归一壑。人性论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先验论的核心是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即唯我主义，它们必然导出“一切从‘自我’出发”的反动艺术“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鼓吹：“要牢牢记住：艺术的道路，就是你自己，而且只是你自己。”“我们一辈子就是在表演自己！”瞿白音则狂吠：作家要在作品里“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而刘少奇一类骗子在政治生活中大肆鼓吹“个性自由发展”的人性论，鼓吹做事情“从主观到客观”的主观唯心主义，也完全是为了“自我扩张”。请问，文艺工作者如果陷入这一片“自我”的鼓噪声中而不能自拔，那还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党性原则！还有什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是，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分子则千方百计地用人性论来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来代替共产主义，把人性论作为各种“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文艺路线的理论基础。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历次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在内。王明、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在推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和文艺路线时，总是乞灵于人性论。三十年代，他们鼓吹“在文学上，在一切艺术范围内，应该强调‘人的文学’”，打出“国防文学”的旗号。六十年代，他们鼓吹用黑“八论”去“开拓表现‘人’的形象的广阔的道路”，去写“有人性的真人”，打出“全民文艺”的旗号。几十年来，他们死死抱住“人的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命题不放，完全是为了接资产阶级的“香火”，续人性论的“脉”，表现他们那一帮子“人”。无产阶级文艺发展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性论这个魔鬼，裹着层层“人”皮，发出种种“爱”的呓语，有很大的欺骗性，其流毒面广、量大、根深。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只有彻底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艺术观决裂，才能塑造出崭新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才能使我们的文艺从根本上区别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文艺，也从根本上区别于那些名曰描写革命斗争题材，实则宣扬地主资产阶级人性的修正主义冒牌货。一部无产阶级文艺史，就是一部工农兵争取表现自己的战斗史，也是一部阶级论同人性论的斗争史。革命样板戏里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正是在同无孔不入的反动人性论作彻底斗争中登上艺术高峰的。
这场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刘少奇一类骗子从赤裸裸地宣扬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到鼓吹一种“革命的人性论”，鼓吹一种超阶级的“为公的哲学”、“为公的新人”，正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人性论披伪装，搞变种，使之繁衍续脉，继续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较量。然而，历史事实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才是我们理解阶级社会历史发展，认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把钥匙。马克思主义全部社会学说的中心问题，就在于揭露阶级对立的根源，阐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律。我们必须按照《讲话》的教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社会，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践中逐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艺术观，用阶级论彻底战胜人性论。只有这样，才能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塑造出更多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鼓舞群众推动历史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