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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多种形式发展城镇教育事业
——湘潭市开展群众办学的调查
湘潭市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要求入学的职工子弟日益增多，原有学校满足不了要求。在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指引下，湘潭市在发展国家办学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采取多种形式办学，使教育事业越来越发展。目前，全市中学由文化大革命前的二十七所增加到五十二所（包括小学附设初中班），学生增加百分之八十，基本上普及了七年制教育；设有高中的学校增加了六倍。去年，全部十六岁以下和半数十六岁以上的初中毕业生都升入高中，为加速普及九年制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种办学形式
全市多种形式办学，主要有下列四种：
一、大型厂矿单独办。大型厂矿一般在建厂建矿的同时办起了职工子弟学校，现在这种学校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一倍。为了方便学生就近入学，有利于职工抓革命、促生产，有的厂矿还根据生产区和家属区的布点，建立分校，或分散办小学，集中办中学。学校由厂矿党委直接领导，厂矿革委会设教育组或专职教育干部，负责具体工作。
二、小厂按系统联合办。几十人或一二百人的小厂单独办学有困难。如市属燃料化工局、轻工局等五个单位，就组织本系统所属的较集中的小厂，联合办了五所职工子弟中学。学校由本系统的主管局统一领导。
三、集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联合办。新兴的工业小集镇的人口增长很快，但是有些镇办企业、事业单位单独办学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五星堆、易家湾两镇就和市驻镇的单位，打破系统、行业的界限，实行联合办学。由镇和各办学单位组成“校管委员会”，进行具体领导。
四、工农联合办。在郊区、特别是远郊区的新建工厂，比较分散，一个厂也单独办不起学校，便和附近生产大队联合办学，或在公办学校扩校增班。目前，全郊区的省、地、市属企业事业单位和所在大队联合办了三十四所学校，使郊区工厂职工子女都能就近入学。
三条优越性
实践证明，多种形式办学这一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一是能充分调动群众参加教育革命的积极性，加速普及城市中学教育。市郊厂队联合办学校后，群众自力更生，新建教室，添置桌椅，扩充教学班，增加学生一千四百多名。市郊有的集镇和大队还办起了政治夜校和业余学校，帮助成年人及老年人学政治学文化。在短时期内，市区和郊区的教育面貌一新，为工农子女学文化，掌握毛泽东思想，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二是能更好地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各办学单位都把学校工作纳入领导议事日程，管政治，管思想，管教改，组织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同师生一道上政治课，上文化课，使学校沿着《五·七指示》的道路前进。特别是工农联合办的学校，有利于师生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方便学生学工学农。
三是有利于建设一支“三结合”的教师队伍。群众直接挑选了一批经过三大革命斗争锻炼，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当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各办学单位还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采取工人与教师定期轮换“对流”等方式，组织教师就近下厂、下队锻炼，引导原有教师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三点体会
湘潭市发动群众办学，主要有三点体会：
一、坚持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群众办学，是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是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指出：“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在办学中，要用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摆正国家办学与群众集体办学、教育与生产的关系，克服“工厂办学是额外负担”等错误思想。经验证明：那里的领导把群众办学提到贯彻执行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认识，那里的群众办学的局面就好。
二、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群众办的学校，联合办的比较多，往往容易出现多头领导或无人管的现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湘潭市在几年的实践中，摸索出以下几种做法：（一）按系统联合办的学校，由市级主管部门统一领导；（二）集镇联合办的学校，因联合办校的多是省、地、市的企业事业单位，与镇无直接领导关系，就采取由镇和联合单位共同组成“校管委员会”，由镇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三）工农联合办的学校，一般是在大队学校扩校增班，采取厂、队共同成立“校管委员会”，由大队党支部统一领导。
三、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是巩固、发展群众办学的关键。只有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学校才能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受到群众支持，才有生命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湘潭地区革委会联合调查组湘潭市革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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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厂办学就是好！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州市厂矿企业办学有了新的发展，先后办起了三十八所中、小学，在校学生达二万多人。 广大工人高兴地说：“工厂办学校就是好，孩子就近上学，我们看得见，管得着。”
实践证明，厂矿企业办学校，有许多好处：
一、有利于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厂矿企业办的学校，办在厂里或工人住宿区，不仅便于工人子女就近入学，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而且一些身体有缺陷、行动不便的儿童，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我市员村工业区，人口集中，原来学校较少，工人子女就近入学有困难。市二棉厂等单位的工人群众发扬当家作主的精神，自己动手把学校办了起来，既减轻了当地公办学校的压力，又方便了本厂职工子女就近入学。
二、有利于工人阶级掌握教育大权。工厂办学，由工厂党委对学校实行一元化领导，派出代表参加学校的领导班子；选派优秀工人当专职教师，组织工人业余讲师团参加教学工作，建立了以工人为骨干的教师队伍。工厂还组织工人家长给学生进行校外辅导。这样，从校内到校外，从政治上、思想上到组织上都有力地保证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
三、有利于实现教育与三大革命运动相结合。厂矿企业办的学校，不仅为学生学工提供了方便条件，而且工人群众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给学生上课，理论联系实际，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四、有利于发动工人群众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使青少年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健康成长。厂矿企业办的学校，在厂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把车间、学校、家属区统一组织起来，由工人、教师和家长共同负起教育学生的责任，“课内有人教，课外有人管，校内校外一起抓”，形成大家共同关心教育后一代的新风尚。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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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勤俭办学的方针
青岛台东中学是一九五八年创办的城市民办中学。十三年来，我们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方针，自己动手修建的校舍可以容纳二十个教学班，校办工厂厂房四百五十平方米，校办农场有土地四十余亩，果树五百余棵。校办工厂设有冲压、钳工、机修三个车间，各种机器三十余台。学校劳动基地可以同时安排三个教学班学工、学农。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受到了工人、贫下中农的欢迎。
一九五八年学校刚开办时，没有校舍，我们就利用分散在几个地方的几间破民房、破庙和一个草棚做教室；没有课桌，就用一块块长木板，钉上四根木棍，或垒起泥坯当课桌。虽然困难很多，但革命师生说：“环境越艰苦，越能锻炼我们的意志！”这时，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说什么“民办民办，破破烂烂，前途暗淡，不如解散。”学校组织教师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更加坚定了自力更生建设学校的信心，针锋相对地提出：“民办民办，穷则思变，自力更生，鸡毛上天！”坚决回击了阶级敌人的攻击，使学校越办越好。
一九六二年，学校发展到十七个班，教师也由原来十一人增加到三十七人。这时，混进教师队伍的坏人，借解决学校经费开支问题，想让资本家出来办学，参与学校的领导。革命师生坚决抵制了他们妄图篡夺学校领导权的阴谋。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一类骗子刮起无政府主义妖风，阶级敌人趁机制造停工停产事故。革命师生遵照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参加校办工厂劳动，坚持厂校挂钩，坚定不移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顶住了这股歪风，进一步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学校的许多学生是过去不能进公办学校上学的工农劳动人民的子女。为了不向国家伸手，又不增加工人、贫下中农的经济负担，我们坚持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一方面与工厂挂钩，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一方面自力更生办工厂。开始，一无设备，二无技术，三无资金。有人想伸手向国家要钱，要设备。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决心修旧利废创办工厂。我们从一把锤子、一个砧子和一个破架子，发展到现在初具规模的小工厂，还办起有四十多亩地的农场。这不仅解决了全部办学经费问题，而且为实现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创造了条件。学校不但不再向学生收学费，而且免费给学生发毛主席著作、课本和笔记本。
一九六五年秋，入学新生增多，为了解决教室不足的问题，区里拨给我们学校一千八百多元的基建资金。在学校党支部的领导下，经大家研究，认为这笔钱应当用于国家建设急需项目。我们退回了这笔款，师生一齐动手，利用旧废料，盖起了两个大教室。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革命师生提高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更加坚定了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走自力更生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为了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接纳更多的工人、贫下中农子女上学，国家拨给我们学校五万元盖校舍。但革命师生发扬“抗大”办学精神，不当伸手派，仍然没要国家一分钱，用参加劳动的收入和勤俭节约的钱，盖起了新校舍。
不久前，为了扩建校舍和校办工厂，师生们自己动手建窑场，烧出九万六千块砖，解决了建筑材料的困难。
学校办工厂、办农场，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目的是为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生到农场、车间劳动，首先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通过劳动锻炼，学生的精神面貌有了显著的变化。
在教学上，我们充分利用校办工厂、农场的有利条件，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如一年级工业课讲到杠杆时，就把课堂搬到工厂，让学生面对实物，请工人师傅讲课，课后进行实际操作。有的学生学习了电工部分后，自己能制造舌簧喇叭和幻灯机。
山东青岛市台东中学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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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处理编写教材中几个关系的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教材要彻底改革”。改革旧教材，编写新教材，这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通过编写实践，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要编写好新教材，必须正确处理好下面三个关系的问题。正确处理政治教育和基础知识教学关系的问题
“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和基础知识教学这一对矛盾，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先是从右的方面提出什么语文、算术是“纯工具”等谬论；当这些谬论被彻底批判以后，他们又从极“左”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大搞“取消主义”。
在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影响下，我们编写人员一度产生了宁“左”勿右的错误想法。在编选语文教材时，只看政治内容，不管文采如何，凡认为是政治内容好的文章，便优先选用。在编写练习时，对一些观点正确、文采较好的记叙文不敢选，对字、词、句、章的练习写得很少。在编写算术题时，即使是一个极简单的应用题，也要加上一大段不适当的政治语句。这样，不仅没有把题目的基本条件、内在联系说清楚，而且使思想政治教育和基础知识教学分离。
我们通过多次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认识到：在编写教材中，所谓“知识第一”或者“政治可以代替文化知识”，都是极端错误的。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只能是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最近编写教材，我们注意了以下几点：
选教材时，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坚持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对原课本中一些基本观点正确，文采较好，但某些提法欠妥的课文，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对一些政治、艺术水平都比较好的传统课文，也适量进行挑选。
对一些农村日常用字，一年级采用“看图说话”的方法，其它各年级用附页的形式编进了课本。
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陆定一一伙，把语文、算术说成“纯工具课”，胡说什么“语文和马克思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学好加二乘三，莫管它工农业生产”。教材的“三脱离”，是导致教学“三脱离”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在批判了“纯工具”论黑货之后，又受到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干扰，不根据小学基础教学的特点，过多地强调了实用的一方面，忽视了基础知识教学，以致造成学生知识脱节、基础不牢的缺陷。特别在算术方面，“跳跃式”的现象更为严重。通过学习和总结，我们认识到，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原则。
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是编写新教材的源泉。我们深入工厂、农村、学校，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进行调查研究，搜集素材，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新形势、新成就及时反映到教材里。
根据小学基础教学的特点，我们加强了基础知识教学的内容。如为了使学生掌握祖国的语言规律，将来更好地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四、五年级语文中增加了语法、修辞的练习。五年级算术中的百分数部分，增加了分数、小数、百分数的互化，为计算百分数的三类应用题打下基础。
我们还重视培养学生分析、判断、推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年级算术“十以内数的读写”，过去忽视了数的组成，学生在计算进位加法时碰到困难。我们增加了这个内容。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进位加法、退位减法，也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正确处理紧跟形势和相对稳定关系的问题
旧语文教材塞进了不少“帝王将相”、“风花雪月”等封资修黑货，算术也有不少脱离斗争实践的题目（包括一些偏题怪题）。这和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形势是格格不入的。后来，在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极“左”思潮的干扰下，我们又片面强调教材要“紧跟形势”，忽视了教材的相对稳定，致使教材年年大变动。
我们认为，教材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理论联系实际。但是为了有利于中小学、各年级、上下册之间更好地衔接，教材也要相对稳定。因此，我们编教材时，除了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充实新的内容外，还注意留有余地，让各地自编自选一些教材，以丰富教学内容。编写教材前，要对各年级的要求反复讨论研究，作出一个整体打算，以防顾此失彼，教材体系年年变动。
苏州地区教材编写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