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嘉峪关内外风光好
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的酒泉地区，过去是一片戈壁沙滩。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这里暗无天日，民不聊生，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
解放以来，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嘉峪关内外的景况完全不同了。从酒泉西望玉门道，一排排林带筑起绿色长城，一片片草场丰茂秀丽，一群群牛羊膘肥体壮，一个个工矿接连兴起。这幅瀚海戈壁上的壮观情景，把长城内外的风光点缀得更加好看。酒泉地区去年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六个农业县、市，粮食都获得了丰收；三个牧业县的牲畜也有了巨大的发展。
戈壁绿洲起宏图
敦煌县鸣山大队的变化，是嘉峪关内外广大群众改造戈壁荒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缩影。这个大队座落在蜿蜒一百多里的鸣沙山下，三面被浩瀚的戈壁包围，是一个“风起必有灾，沙动必有害”的地方。解放前的百余年间，这里就有五个村庄、一千多亩耕地被黄沙吞没。解放初期，贫下中农在危害最大的东湾风口植了许多树，但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这些树几乎被砍光了，剩下的一棵老沙柳还被沙埋没了三米。有人说：“沙是黄龙，越斗越凶。”把风沙看成是不可战胜的自然灾害。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鼓舞了鸣山贫下中农。从这一年起，他们在大队党支部的带领下，在沙丘上开渠，在风口上植树，决心锁住“黄龙”，让“麻雀都站不住脚”的干沙滩变成粮、棉、瓜、果之乡。共产党员张凤山带领群众在那棵被风沙埋没了三米的老沙柳上，砍了五百多根枝条，栽到了东湾风口。他们又从五十里外打来毛柳和骆驼刺固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进一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戈壁滩上挖了三十里长的渠道，从“千佛洞”的大泉引来了清水。就这样，年复一年，坚持战斗，终于修成了三十多条大沙渠，斩断了五条大沙梁，围歼了八十多个沙丘，营造了总长七十四里的三十一条防风林带，锁住了三个风口，从沙丘中夺回了六百多亩耕地。现在的鸣山，每当夏秋季节，条条白杨峥嵘挺拔，桃杏枣梨挂满枝头；林园深处，麦浪翻滚，棉田吐白。一九七○年，全大队粮食亩产过了“黄河”，皮棉亩产达到了九十二斤，年产各种水果三十多万斤。
鸣山大队的变化带动了敦煌县。近几年来，敦煌县造林成活七万多亩，三千五百余万株，相当于文化大革命以前历年造林成活总数的三倍。初步堵住了五个大风口，锁住了六十三个大沙丘，大大减少了风沙的危害。去年，全县粮棉超《纲要》，队队都有果木园，队队都有储备粮。昔日一片荒漠的地方，现在展现了一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南湖公社办起了水电站、农修厂、医院、商店和中学、小学。百分之八十的社员家庭订阅了报纸杂志，户户安上了广播喇叭。阳关通往玉门关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上，出现了一片林海。
酒泉地区广大群众从敦煌县改天换地的实践中吸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看到了改造戈壁沙滩的前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他们以“愚公移山”的宏图大志，筑起绿色长城，用勤劳的双手，修渠建库。
嘉峪关内外的广大劳动人民，在祁连山下的戈壁滩上开辟出了新的天地。现在，酒泉地区造林面积由解放初期的两千余亩，扩大到二十一万八千多亩。一千八百九十三条白杨林带，如果按八行排列，超过了万里长城。新修的渠道相当于黄河河道的总长。星罗棋布的库、塘、坝，能够蓄水二亿七千万立方。耕地面积比过去扩大了四十六万亩。这就大大提高了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去年，虽然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旱、风、冻、虫、雹、洪六大灾害，全区粮食总产量仍然比一九七○年增长近百分之十，有百分之五十五点二的公社粮食平均亩产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
草原春光更秀丽
嘉峪关内外，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很早以来，蒙古族、藏族、裕固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就利用这里的天然草场，经营牧业。可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许多地方人迹绝灭，大片草场逐渐荒芜。“祁连山下草，寂寞少人烟”的诗句，就是对这里昔日的真实写照。如今，这里草原秀丽，牛羊肥壮。获得了解放的各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在这个巨大的变化中，阿尔金山下的哈萨克族人民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一九三六年，新疆巴里坤和阿尔泰地区的一部分哈萨克族人民，逃难来到阿克塞草原。当时，他们走遍了嘉峪关下的戈壁沙滩，踏遍了祁连山的雪峰草原，想寻找一条生活出路，但到处都遭到蒋介石、马步芳匪帮的围追堵截、杀戮劫掠，人无安居之地，畜无放牧草场。到解放初期，十万头牲畜只剩下七千八百多头，三万多人幸存的只有两千几。
“一唱雄鸡天下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各族人民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国家帮助哈萨克族人民安家立业，发展生产。从此，阿克塞草原上的各族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
但是，要彻底改变阿克塞草原的面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些人被靠天养畜的习惯势力束缚住手脚。他们总认为，有多少草，养多少畜，草场、牲畜都不能再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群众和干部批判了这种懒汉和懦夫的世界观，提高了大家改变草原面貌，发展畜牧业生产的雄心壮志。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领导干部，对全县草原情况进行了普查。他们爬高山，走戈壁，饿了啃冷馍，渴了吃冰雪，足迹遍及全县每一处山川和水草。经过一年多的勘察，摸清了那里有水，那里有草，发现了一些新牧场，画出了草原分布图，制定了建设草原的规划，带领各族人民开始了治山治水、建设草原的战斗。
在这场战斗中，建设公社党委书记王文国九个月内走遍三十五个山梁，行程八千六百多里，访问了全社九十二户贫下中牧，跑遍了十五个放牧点，把毛主席的关怀带进了哈萨克族毡房。他和汉族干部、社员一起，教哈萨克族牧民使用铁锨、镢头，挖渠引水，把流失的哈尔腾河水第一次引上干枯的草原，大量繁殖了牧草。为了保畜保膘，他又和大家一起动手修建畜圈。一个多月时间，他们就在七个放牧点上，修起了十一座大羊圈。全公社一年发生巨大变化，牲畜增加百分之二十八点七。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县共新建和补修畜圈三百九十八座，按绝对平均数已基本上达到了群群有圈。兴修引水渠道七十四公里，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二倍，初步建立了饲料、饲草基地。
现在，大寨红旗漫卷千里草原。昔日“只见风吹草，不见牛羊跑”的地方，今天已是牛羊遍四野，驼马满山坡。阿克塞草原各类牲畜已经发展到十六万三千多头（只），比解放初期净增十九点八倍。向国家交售的畜产品总值，由一九五五年的七万八千多元增加到现在的九十一万一千多元，随着牧业生产的发展，牧民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哈萨克族牧民户户有存款，家家都有缝纫机，百分之九十七的毡房里都有了半导体收音机。
工业生产奏凯歌
嘉峪关内外的戈壁沙海和祁连丛山，不仅可以改造成盛产粮棉的肥田沃地，而且贮藏了丰富的矿产可供开采。但是，旧的文献却荒谬地记载着：“山空矿缺，戈壁无宝”。旧社会，这里除了玉门油矿和几所手工作坊以外，地方工业一无所有。解放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方针的指引下，广大群众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开矿山，办工厂，地方“五小”工业犹如烂漫山花遍开雄关内外。新兴的小钢铁、小化肥、小机械、小煤窑、小水泥就有三百一十二个。全区九个县（市、旗）都办起了农机修造厂，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村人民公社办起了农机修配厂，部分大队办起了农具修理组，初步形成了一个小而全的地方工业体系。安西县双井子铁矿就是多快好省地开发地下宝藏的一个例子。
双井子铁矿位于海拔两千四百米的依来柯山麓。这里四季刮风，六月飞雪，“望前看戈壁滩，向后看无人烟”。冬天气温在零下四十度，夏天晒得象火烤。一九六九年五月，共产党员李兴茂带领三十名青年社员，扛了三把铁锤，四根钢钎开上铁山。他们发扬大庆“铁人”精神，“没有房住挖地窝，三块石头支起锅，青石板上把面和”。共青团员高成兴为了早日开出铁矿，抡起八磅铁锤连续能砸两千多下。炮手刘华元设计出一种“丁”字形大炮眼，一次就能炸下两万吨矿石。被誉为“矿山铁人”的李俊，领导炸药组，利用戈壁滩上的羊粪代替锯末配制炸药四十七吨，满足了矿山生产的需要。开矿英雄就是以这种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手举铁锤钢钎，唤醒了沉睡千古的依来柯山，打开了铁矿的大门。两年时间，这个矿由小到大，由土到洋，自己武装自己，发展成拥有三百多名职工和半机械化设备的年产十万吨的小铁矿，两年来，开采矿石二十八万吨，积累资金二百多万元。安西县用这些资金又办起了煤矿、铅锌矿、石灰石矿，并为各公社购买了拖拉机、电动机、柴油机等农业机械四十五台（件），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双井子铁矿给全区人民树立了样板。它说明，只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五小”工业就能够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嘉峪关下的“四·二四”铁厂的诞生，又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中，广大群众在嘉峪关下边建立了小钢铁基地。但是后来被刘少奇一类骗子砍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激励了人们办钢铁的意志。一九七○年春天，当年曾经在这里炼过铁的十几名老工人和数百名群众，又来到了嘉峪关下。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几座残缺不全的土高炉旁安家落户，开始了新的战斗。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群策群力搞会战，二月筹建，三月施工，四月二十四日就炼出了第一炉铁水。去年一年，产铁三千三百吨，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保持了优质高产。接着，他们又向小“洋”炉进军。当时，既少材料，又缺技术，他们就成立起“三结合”技术研究小组，召开“诸葛亮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技术革新活动，依靠群众智慧，攻克了道道难关。承担电焊任务的两名老工人带领数名新学徒，冬天趴在雪地上搞焊接，夏天钻进铁圈去操作，成功地完成了六千多米的高炉焊接任务。技术组的年轻工人，克服各种困难，以钢板代替铸造，经过二十多次失败，终于试制成功高炉燃烧器。全厂职工就这样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建立了一座年产五千多吨的小“洋”炉，为进一步发展地方“五小”工业提供了原材料。
广大群众自力更生办工业的活动，在偏僻山村也收到了喜人的成果。座落在祁连山环抱之中的玉门市昌马公社，一九七○年，依靠二十多名土技术员，用几件简单的测量仪器，在昌马河畔修建水电站。春天动工，“七一”、“八一”、“十一”接连建成三座小电站，装机容量达一百五十二瓩，使所有的大队和百分之八十的生产队用上了电。在他们的带动下，玉门农村不到两年时间社社都有了自己的小电站，电动小车床、小钻床、鼓风机、抽水机、磨面机、粉碎机、铡草机、弹毛机等，相继安装起来，代替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
“五小”工业的迅速发展，直接为农业提供了大量的机械。去年一年，酒泉地区就为农业生产化肥二万五千吨，各种动力机械、加工机械、小型农机具和各种机具配件一百二十多万件（台），支援农业的产品，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七倍半。
现在，嘉峪关内外，农业蒸蒸日上，工业蓬勃发展，牧业欣欣向荣。雄关脚下当年只有三十户穷苦人家的塞上荒村，现在已发展成为拥有十万人口的新兴城市。但是，人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知道，在改造戈壁滩的斗争中，“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现在，虽然严寒封锁着嘉峪关内外的大地，可是，到处都呈现着一派热气腾腾的春天景象。满怀革命豪情的广大劳动人民，迎着朝阳，高歌猛进，投入了夺取更大胜利的新的战斗。
新华社通讯员 《甘肃日报》记者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甘肃临夏县新寨大队羊群满山坡。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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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埃及政府代表团到达上海
新华社上海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电 由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萨达特的外事顾问、总统私人代表马哈茂德·里亚德率领的埃及政府代表团，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上海。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天水，常委张宜爱、冯国柱、叶昌明等前往机场欢迎。
专程从北京前来上海的我国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周觉和埃及驻中国大使、埃及政府代表团成员阿卜德也前往机场欢迎。
今天晚上，马天水副主任设便宴招待埃及贵宾。马天水和里亚德先后在宴会上祝酒，祝中埃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发展。（附图片）
柬埔寨玉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宾努亲王和夫人，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等，三月二十一日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对外友协负责人王国权等陪同，观看了《战斗的柬埔寨军民》图片展览。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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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药店 新风尚
浙江省温州市中草药服务部刚建立时，店新、人新、业务新，十二个职工大部分没有做过这一工作。要不要为革命钻研业务？开始，他们认为，只要有了一颗为工农兵服务的红心，站好柜台，热情接待，就能为工农兵服务得好。可是不久，一连串的事实说明：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一天，有个顾客急急忙忙来到这爿店里，说他家里有个人跌伤，急需一种叫“骨底搜”的草药来配方。在场的职工在店里找遍了，就是没有“骨底搜”。这时，顾客说一声“谢谢”，失望地离开了。
这件事，引起他们的深思：中草药服务部的服务员，要真正为人民服务得好，不能光凭一股子热情，还必须努力学习医学、药学知识，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才能提高服务质量。从此，他们把草药的品名、特点、性能、形状、产地和治疗范围等知识，一一作了研究。
时隔不久，一天晚上九点多钟，有人来要求他们供应断指再植的草药，配方需要鲜草药二味，但店里没有鲜货。怎么办？几个职工马上研究，采取措施：需要的两味鲜草药中，一味是“活血丹”，他们平时在业务学习时曾采来一些“活标本”，决定先拿来用；另一味是“三月泡”，根据他们平日钻研业务时所掌握的形状、产地等特点，立即由两位同志带了手电筒上山采集。一直忙到深夜十一点多钟，才把药配齐送给病家，病家表示非常感激。
学“本领”，不但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还要有顽强的革命毅力，特别是对既不懂草药又不懂中医的职工来说，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从战争学习战争”的教导，拜工农兵为师，认真刻苦地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有一次，一个老妈妈扶着一个年青的妇女，到中草药服务部买药。青年职工小徐经过仔细了解，知道病人患的是腹股沟淋巴红肿，他就满有把握地拿了“鸭跖草”给她。病人服用此药后，第三天就好转了。这个青年妇女第二次不用人扶，自己来买药时，赞不绝口地称小徐为“小医生”。过去小徐并不懂什么药对消肿退热有较好的疗效。不久前，他从一个顾客那里听说“鸭跖草”疗效很好，就详详细细地记了下来，以后又观察了几个病人的治疗情况，疗效确实较好，才大胆应用了这种草药。
一天晚上，有一位病人由于对中草药不熟悉，误服草药中毒，到中草药服务部来要求想办法。值夜班的几个同志了解病情后，立即供应解救药。病人服药后，呕吐排毒，一小时后即恢复正常。
通过这件事情，他们认真思索：人们为什么会误服草药？一致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草药在各地的“草名”，当地的“土名”和书上的“药名”不统一，如温州的“六月雪”，外地叫“沙氏鹿茸草”；而江西的“六月雪”，温州却叫“白马骨”。如果这些漏洞不堵塞，顾客岂不有误服的可能？为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他们把各地草药的“土名”和书上的“药名”进行了查对研究；同时，建立了“问病付药”的制度。顾客来买药，总是先耐心地询问病人的情况，然后付药。
一次，永嘉县来了一个农民，说他兄弟腰间生了一个肿块，影响劳动，急配的治伤药，还缺一味“黄药脂”，特地赶到这里配。当时，这味药他们店里也缺货。怎么办？店负责人老黄马上陪这位农民到附近的华盖山上去，把鲜草药拔给他，并当场作了介绍。那位农民一看草药形状，觉得自己那边山上也有，但不是叫这个名字。老黄耐心地解释了这种药的“土名”叫什么，“药名”叫什么，并告诉他以后如何就地取材，自己采用。那位农民拿了药连连道谢而去。
温州市商业局革委会报道组
《浙江日报》驻温州地区记者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