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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路线觉悟，搞好企业管理
——天津动力机厂轻机车间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加强企业管理的调查
天津动力机厂轻机车间共有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六百一十六名，拥有机床设备二百七十台，担负着发动机上一千多个零件的加工任务，管理工作比较复杂。从去年七月份起，这个车间的党支部领导全车间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集中一段时间，在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基础上，以大庆为榜样，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和健全了岗位责任、计划管理、质量检验、设备维修、安全卫生、经济核算等十项生产管理制度。这些制度建立以后，企业管理大大加强，整个车间出现了一派生气勃勃的新气象。分清路线，提高认识
轻机车间的工人说：“这次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和健全新的合理的规章制度，不仅解决了生产中的许多问题，而且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
当车间领导上提出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时候，绝大部分工人和干部都很高兴，认为合理的规章制度是搞好生产的必要保证。但是，也有少数同志认为：“刘少奇的管、卡、压又来了！”“凭觉悟干活，要制度干什么？”
车间党支部针对这些错误认识，对工人群众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他们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并且经过认真的讨论，弄清楚了三个问题。
第一，要不要规章制度？工人群众经过讨论认识到，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适应一定的政治路线，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应当有体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规章制度，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有的老工人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建立规章制度，谁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革命搞不好，生产上不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能真正得到贯彻。”
第二，是不是一切制度都是“卡”工人的？工人们经过大批判，认识到规章制度是有阶级性的，是维护一定的阶级利益的。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企业管理中制订了不少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的规章制度；但是，广大工人和干部过去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也陆续建立了许多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规章制度。如果不加分析，不加区别，认为一切规章制度都是“卡”工人的，要统统抛掉，那是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作怪。
第三，思想觉悟提高了，就可以不要规章制度了吗？工人们认为，要搞好革命和生产，人的社会主义觉悟是根本的保证；但是人的觉悟程度不一样，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不一样，还必须有一定的规章制度，使大家在生产活动中有所遵循，这是进行正常劳动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在生产中，没有人的觉悟不行，没有规章制度也不行。
这个车间的工人群众经过学习和讨论，克服了错误思想，提高了认识，积极行动起来，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工作很快开展起来。破得合理，立得正确
轻机车间在着手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即：原有的规章制度中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
为了弄清楚两种不同规章制度的界限，做到破得合理，立得正确，车间党支部又继续深入地对工人群众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
党支部首先组织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同时选印了毛主席有关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一系列教导，发到班组给大家学习，让群众在毛主席的教导中找到衡量是非的标准，再拿这个标准对各种规章制度进行具体的分析。经过分析批判，大家认识到，过去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反映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的；二是不从客观生产规律出发，而是主观地制订的烦琐条文；三是过去曾经是合理的，由于生产发展了，现在成了束缚生产发展的框框。大家觉得，对过去的规章制度进行具体的分析，该破什么，该立什么，就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
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时候，党支部没有死抠条文，而是遵照毛主席关于“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的教导，发动群众在实践中破，在实践中立，在反复实践中修改完善。例如，原来机床维修、保养不够好，在制品堆放没有秩序，环境卫生比较差，工具管理也不够有条理。工人们就利用业余时间，对所有的机床进行了擦洗和保养，把大量在制品清理堆放整齐，做到票、物、账相符，整理了工具箱，大搞车间卫生，使车间面貌焕然一新。他们再坐下来总结经验，制订了安全卫生、机床维修、在制品管理、工具管理制度。对于一些在短期内实践得不出明显结论的东西，大家就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看怎样做比较好，怎样做不行，提出初步方案，在实践过程中形成制度，再逐步完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依靠谁？这个问题看来很明白，都说要依靠群众。但在实践过程中，他们走过一段弯路。一部分干部认为，全车间六百多人，每个人都动嘴，不是乱套了吗？于是，他们一开始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而是只组织少数人参加，结果工作进展很慢。工人们十分着急，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还是少数人制订，多数人执行，把群众放到哪里去了？”这个批评对车间领导震动很大。他们立即召开全车间动员大会，把任务交给群众。这样，一下子就改变了原来那种冷冷清清的局面，人人出主意，想办法，各个工段、班组在几星期之内就提出了几百条建议，全车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斗、批、改高潮。
相信群众，就要坚信群众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例如定额管理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受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往往是依靠少数专业人员制订出定额，交给工人执行。这一次，车间党支部在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基础上，放手把这件工作交给工人群众自己去做。工人们发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经过充分讨论，订出了先进而切实可行的定额。新的工时定额比过去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但工人们苦干加巧干，大部分人突破了新定额。
相信群众，就要坚信工人群众能管好企业。如新的计划管理制度，改变了过去计划员管算、工人管干的情况，在下达计划时向群众讲清楚形势、任务和完成任务中的关键问题，编制计划时让群众充分酝酿，实施计划时依靠群众采取措施，检查计划时让群众参加讨论。群众对计划心中有数，真正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千方百计地完成计划。近几个月来，这个车间的生产计划月月都提前超额完成，改变了过去每月生产前松后紧的状况。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工人参加管理，班组里设有不脱产的计划统计员、安全卫生员、经济核算员、考勤登记员、工具管理员，分别负责执行有关规章制度。
相信群众，就要善于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并引导群众克服错误认识。在强调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时候，一部分人中又出现了“群众说了算”的倾向，否定或削弱专业管理的作用。车间党支部及时引导大家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谬论。大家认识到，群众管理和专业管理，是企业管理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群众参加管理是需要的，但没有专业人员的指导和组织，群众参加管理也不能很好地实现。片面地强调一方，否定或削弱另一方，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企业。思想统一以后，新制定的管理制度不仅充分注意了群众参加管理，也充分调动了专业管理人员的积极性。现在，车间主管生产、技术、生产调度、计划等各种机构都积极地活动起来了，各种原始纪录和统计健全起来了，经济分析工作加强了，企业管理工作搞得扎扎实实。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轻机车间党支部由于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使新的规章制度顺利地建立起来，并且得到了贯彻执行，从而进一步调动了干部、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家加强团结，共同把好计划、质量、成本等关口，推动生产蓬勃发展。去年这个车间提前一个月超额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废品率由百分之二点七二下降到百分之一点七五，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十二点五。今年一、二月份又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废品率又有下降。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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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塔米拉诺总书记离京赴越南访问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等前往机场欢送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六日讯 智利社会党总书记阿尔塔米拉诺和政治局委员卡姆，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委员谢扶民，对外友协负责人王国权，中拉友协负责人申健，北京市工代会负责人倪志福，有关方面负责人陈德和、尹佐珍、谢静宜、王笑一、周培源、王冶秋、马家骏、王耀庭、李言年、陶大钊、林晨等，以及首都工人、农民和学生代表一百多人前往机场欢送。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智利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席尔瓦、文化参赞罗哈斯和夫人，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阮进。
古巴驻中国大使巴雷依罗也到机场送行。（附图片）
智利社会党总书记阿尔塔米拉诺和政治局委员卡姆，三月十六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等以及首都工人、农民、学生代表，前往机场欢送。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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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处处有亲人
一天，在河北省宣化车站，由北京到包头的六十三次快车停车三分钟后徐徐开动了。一位中年妇女拉着一个刚下车的小女孩，激动地望着车上的一位解放军同志，小女孩连声叫着：“叔叔！叔叔！”
这个妇女和小孩为什么那样激动？这中间有一段故事。
去年，沈阳新华化工厂工人刘祥春不满七岁的外甥女李曦浩，要从沈阳回宣化上学。可是，刘祥春因厂里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重，不能亲自把孩子送回宣化。孩子怕耽误了上学，几次要求自己走。刘祥春看到孩子这么小，不放心她一个人走。但是，孩子再三要求，刘祥春又想，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广大工农兵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孩子出门处处都会遇到亲人照顾的。于是，他打消了顾虑，答应了孩子的要求。他给孩子装上了途中用的钱，在孩子的衣服上缝了一个小布条，就领着孩子上了车站。晚上九点半左右，由大连到北京的三十次快车鸣笛进站了。刘祥春又嘱咐了孩子几句，就把她送上了火车。
李曦浩上了车，一位解放军同志看见李曦浩衣服上缝着一个布条，上面写着“由沈阳到宣化”几个字，就把她拉到自己的座位上，亲切地问她：“路这么远，你敢走吗？”孩子说：“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那里都敢去。”解放军同志又问她怎么一个人走？孩子把舅舅和母亲工作忙的情况说了一遍，这位解放军同志很受感动。一路上，他遵照毛主席关于“拥政爱民”的教导，给孩子买饭，让孩子睡觉，照顾得很细致。
第二天上午，列车到了北京。这位解放军同志有任务要下车，不能继续送孩子回家，便领着孩子下车，走进了北京到包头方面的候车室，把孩子交给了到内蒙古去的另一位解放军同志。当他和孩子告别时，孩子拉着他的手，舍不得离开。
这位解放军同志，和前一位解放军同志一样亲切。他给孩子买了食品，便领着孩子上了车。六十三次列车在京包线上行驶五个多小时，到达了宣化车站。这个解放军同志刚领着孩子下了车，孩子就喊了一声“妈妈”，向一位中年妇女扑去。那个妇女高兴得把孩子抱了起来。孩子告诉她母亲：“是解放军叔叔送我回来的。”当她母女回头找那位解放军同志时，那位解放军同志已向车厢门口走去。孩子追赶着那位解放军同志，连连喊着：“叔叔！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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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丹心为旅客
不久以前，座落在杭州西湖边上的西湖饭店，收到一封从吉林省寄来的感谢信。
饭店党支部领导同志接到这封署名张珍的来信，便去查看旅客登记表。原来这位旅客是吉林省浑江市湾沟林业局工人。
去年夏天，张珍因公来到杭州，住在西湖饭店。一天夜里，他突然醒过来，感到肚子痛。在他到厕所去的时候，跌倒昏过去了。
饭店值夜班的女服务员戎连秀觉得奇怪：这位旅客上厕所的时间这么长，会不会发生意外的事呢？她正在想着，听到一位男旅客连声说：“一个旅客昏倒了。”她进去一看，这个旅客脸色苍白，躺在地上。她就马上把他扶起来，送到房里；然后到服务台打电话，叫来了三轮车。她请别的值班服务员为她照顾工作，便送病人到了杭州市第一医院。经医生诊断，张珍患了急性痢疾，必须住院治疗。她又帮病人办理了住院手续，把病人护送到病房，才回饭店。
第二天清晨六点，戎连秀交班了，但她心里还挂念着这位得病的旅客。她向小组的同志们作了汇报之后，说道：“这位阶级兄弟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千里之外的东北来到杭州，现在突然患了病。我们应该很好地照顾他。”说罢，她又给张珍送去了脸盆、热水瓶和换洗的衣服，再把张珍换下来的脏衣服拿回饭店洗干净才回家去。这时已近晌午了。
从这天起，戎连秀那个小组的服务员顾美娟、寿阿仙等人，每天都轮流到医院去探望，为他洗衣服，做吃的东西，使他安心养病。开始，其他病员还以为她们是这位旅客的亲人，当知道她们是饭店服务员时，都称赞她们是“一片丹心为旅客的好服务员”。
西湖饭店服务员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了张珍。他回到家乡后，特地寄来感谢信，热烈赞扬西湖饭店服务员这种完全、彻底为人民的高尚风格。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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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不辞辛苦
北京市新街口电信站送报班放着两本登记簿：一本是“退报登记簿”，一本是“死报复活簿”。前一个簿子上登载的退报逐月减少，寥寥无几；后一个簿子上登载的“死报复活”却逐月增多，密密麻麻。
电信站的送报员们，经常碰到一些姓名不清、地址不详，甚至姓名地址都写错的电报，他们把这种电报叫做“死报”。过去每逢这种情况，就在退报簿上登记，在电报单上面打一个“无法投递”的戳记退了回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街口电信站送报班的同志们一次再次地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经常用“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的教导，来鞭策自己，千方百计地把“死报”送到收报人手里，获得了广大群众的热情赞扬。
有一次，这个站要送一份电报，地址是“西城区六合胡同七号”。送报班值白天班的同志跑了一天，查遍了六合胡同和周围街巷的所有门牌，都没有找到收报人，只好把电报退回去。可是到了晚上，这封电报打着“再送”的戳记又发了回来。值夜班的送报员刘文玉拿到这份电报，又去六合胡同试投，还到街道居民委员会调查，仍旧没有结果。已经是深夜了，刘文玉拿着这封电报认真思考：别的区域会不会有与“六合胡同”相近的地名呢？他想到邻近有个“合子胡同”。这个合子胡同不属于他投送的范围，如果把电报转到界外别的送报班再送，就会拖长时间。他决定越界投送，结果在“合子胡同六号”找到了收报人。这封“死报”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