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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喜看古城焕青春
——山西省介休县城镇居民落实《五·七指示》见闻
前不久，我们来到晋中平原，访问了建城于战国时代的介休县的县城。登高眺望，只见这座古城的城外烟囱耸立，厂房栉比，颇为壮观；在城内看到的居民，很多人既是工人又是农民。经过短暂的访问，所见所闻，使我们欣喜地感到，这座古老的城镇，在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的光辉照耀下，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它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在“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街道工业蓬勃发展
我们来到介休县城之前，晋中地区街道工业、家属工厂现场会，刚刚在这里开过。街道工业这一新生事物，立即引起我们的注意，首先访问了城镇居民们创办的各个街道工业单位。
五金车辆厂，设在一个旧院子里，机声隆隆，火花闪闪，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支援农业生产的平车、扬场机等产品。这个工厂创办于一九六六年。最初是由街道上的六个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的，当时只能修理自行车。现在，职工增加到二十九人，已经拥有机、钳、铆、锻、焊等机械设备，能够修造六十五种产品。
这些生产设备和产品原材料，是从那里来的？主人风趣地说：“大厂矿的废料堆是我们的材料库，废品公司的收购站是我们的供应站。”我们看到他们正在使用的一部套丝机、一部下料机和一台电焊机，就是从一座大工厂买来的废品，经过修理改制成的。他们用旧铁皮和钢管料，生产了人力三轮货车、铁制平车，用钢筋料头生产了担水搭钩，用废管道生产了椅子凳子。几年来，他们从大工厂买来的废旧材料达十五吨。一九七一年一年内，他们就为农村生产了小手锄、镰刀、粪叉等小农具五百多件，平车轴头、轴管等零件二千多件，还为大厂矿修配了大批机器设备零件，为城乡人民生产了铁皮锅盖、脸盆架等生活用品。全厂资金由二百元增加到两万多元，每月的营业总额由五百元增加到八千多元。随着生产的发展，厂房不够用了，工人们就利用业余时间，自己动手，使用废旧材料，盖起十间厂房。这座小型五金车辆厂已经初具规模了。
我们来到补胎鞋业社。这个单位，也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一开始只有十六个钉鞋工人，现在发展到四十一人，经营项目由原来的钉鞋一项，增加到补胎、制鞋、缝补、洗染、制作车马挽具等十二项。一九七一年完成总产值二万多元。
补胎车间，现在实现了汽补轮胎。一九七○年，他们为了支援农业，决心从手工操作改为搞汽补。但是买一台锅炉，大的要两万元，小的也要几千元。买不买呢？大家一商量，一致的意见是：不买。社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杨根杰和工人一起，东奔西走，在县运输公司买回一个报废了的锅驼机壳，从废品收购站买了些丝杆、水管、弯头等旧零件，从大厂矿买了十多种边角下料，昼夜奋战，经过七十多次试验，搞成了锅炉，实现了半机械化的汽补轮胎。现在，他们承揽了全县的平车、马车、汽车、拖拉机的里外胎的补胎任务。
这两个单位的成长过程，仅仅是介休城关镇居民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发展街道工业的一个缩影。一九六九年以来，全镇街道工业已经发展到十一个单位，从业人员达到六百六十多人，其中百分之四十是妇女，共有五金修配、车辆修造、建筑工程、弹花纺织、清洁搬运等四十七个行业，生产二百多种产品。
大寨之花遍地盛开
出城北行十里，来到汾河岸边空旷的田野上，我们访问了介休县城居民举办的“五·七”农场。
主人告诉我们，两年前，这里还是一块“春天白茫茫，秋天水汪汪，寸草难生长”的荒碱滩。在国庆二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介休县城居民在这里打响了开垦荒碱滩的战斗。他们人人靠一把铁锹，挖了五千多米长的排碱渠，翻了五百多亩碱荒滩地。奋战一年，就在这里收获了五万多斤粮食。
一九七一年，他们在这块碱地上继续战斗，每亩施了三百担灰渣拌大粪的肥料，进一步改造了碱地。但是，下种后遇到了干旱的侵袭，有的地块没有出苗，有的地块苗刚出土就枯死了。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大寨社员战天斗地的英雄事迹，满怀信心地说：“大寨大队三战狼窝掌，我们要十战盐碱滩！”高粱捉不住苗，他们改种玉米；玉米捉不住苗，他们改种糜子。同时，他们还采用泥罐育苗法进行补苗。全镇男女老少齐上阵，七、八天时间，就捏了三十多万个泥罐，泥罐里育了青苗，连同泥罐栽在缺苗断垄的地块上。一次栽不活，栽两次；两次栽不活，继续栽。就这样，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使五百亩庄稼保住了全苗。辛勤的劳动，换来了农业的丰收。一九七一年收获了二十一万斤粮食，亩产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
在农场的五百多亩土地中，有三百一十多亩是由十一个工业单位耕种的，其余则由四个居民委员会和三所小学经管。这样，就使在工业单位劳动的六百多个城镇居民，实现了亦工亦农。
一代社会新风在形成
介休城内，共有城镇居民一万六千多人，百分之八十是职工家属，还有少数个体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等。在这些居民中，除了百分之五十八的少年儿童和一部分老弱病残以外，有劳动能力的三千多名居民，现在都有了适当的工作，有一半在城镇街道工业单位和“五·七”农场劳动，其余的在国营工厂担负一定劳动或在工厂办的家属工厂参加劳动。他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三少三多”的社会新风尚：讲吃比穿的人少了，艰苦朴素的人多了；街上的闲人少了，拾粪积肥的人多了；扯乱谈的人少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多了。一心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的先进人物，一批接一批地涌现出来。
张桂英，现任清洁搬运队的妇女队队长。在大办街道工业的热潮中，她一遍又一遍学习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参加了清洁搬运队，还动员八个妇女，一起组成了平车运输队。当她们在介休城里第一次拉平车的时候，人们议论纷纷，有的捂着嘴笑，有的跟着看热闹。几名队员怕“丢人”，顶不住歪风邪气退了队，而张桂英以共产党员的模范行动，同这股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习气，进行了坚决斗争。她不顾自己动过两次手术的虚弱身体，坚持带头拉平车，而且专拣大街人多的地方走。有人说：“你家三口人就有两人工作，不缺钱花，干这活为了啥？”张桂英坚定地说：“为革命！”在她的带动下，拉平车的妇女很快增加到二十一人。一年多来，她们拉着平车，往农场送肥三千多担，给十四个厂矿运货一万八千多吨，清除灰渣四千六百多车，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受到了人们的称赞。
象张桂英这样在斗争中迅速成长的先进人物，在介休城里是数不胜数的。过去怕惹事的“老好人”，现在成为对敌斗争的闯将；过去好吃爱打扮的人，现在成为不怕脏不怕累的劳动能手；一些职工家属，过去“吃粮靠供应，花钱靠丈夫”，现在拿起铁锹和铁锤，跨进工人、农民的战斗行列。通过参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她们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每天看书识字，学文化，学理论，积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一年多来，全镇居民中有十二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是鞍钢炼铁厂生产的大量铁水送往炼钢厂。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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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践出真知 写书为实践
——记《车工实践》一书的诞生
由上海第一毛麻纺织机械厂编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科技读物《车工实践》一书，和广大读者见面以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这本书是怎样产生的呢？
前几年，一批青年工人来到上海第一毛麻纺织机械厂。开始，由于缺乏车工方面的理论知识，许多青年人虽然操作非常认真刻苦，但技术提高不快，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老工人看到年轻人这股火热的心情，恨不得一个早上把自己的全部技术掏给他们。可是，有些老师傅常常只能手把着手教徒弟，一下子却讲不清其中的道理。
怎样使这些青年人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迅速地掌握生产技术？在一次由老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参加的工人学哲学小组会议上，有人建议工人自己为青年人写一本介绍车工实践经验的小册子。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大家的拥护。大家说，把过去记在脑子里，写在本子上的几十年车工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整理出来，写成小册子发给青年人，一边讲，一边教，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可是个好主意。
“我们工人要写书了！”这个消息在厂里一传开，全厂都热闹起来了。工厂党组织坚决支持工人们的倡议，帮助他们组织了以车床工人为主，有革命干部和技术人员参加的三结合编写小组。工人群众把它当作是工厂的一件大事，争着为写好这本书出力。有的老师傅拿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小本子，在散发着机油味的本子上，记载着他们千百次实践的经验和心得；青年工人们更是兴高采烈，盼望着早日得到老师傅亲手写的书。
由工人来写科技理论书，而且是由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厂的工人来写，这在某些人看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们在背后嘀嘀咕咕，说什么工人写书是异想天开，工人就是干活，不是著书立说的“料子”，等等。
但是，这样那样的议论，动摇不了编写组同志们的决心。他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光辉哲学著作，认真分析了自己写书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大家认为，工人写书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毛主席教导说：“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编写组的同志大多数有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龄，对于车工实践有着丰富的感性知识；第二，写书得到上级领导部门、工厂党组织和工人群众的大力支持；第三，最重要的是我们工人阶级有着一颗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心，有着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高度责任感。有了这三个条件，文化低、没有写书经验等等困难，就都是能够克服的。共产党员、有着三十年工龄的车工纪石根老师傅说：“解放前，我从乡下到上海当学徒，资本家说我是‘天生的笨蛋’，不配捏摇手柄（车床的一种操纵杆），不准我靠近车床，只让我一天到晚扫地，买菜，抱孩子。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我不但学会了车、钳、刨，还当上了厂里的工人技术员。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什么‘料子’不‘料子’，还不是刘少奇一类骗子搞的鬼点子。我们工人能够造车床，开车床，还不能写出怎样操纵车床的书来！”
在编写过程中，他们努力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比如，车工们经常遇到刀具的强固和锋利这对矛盾。究竟是把锋利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强固放在第一位？编写组的同志在写到这一段的时候，联系自己的实践经验，认真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分析了这对矛盾。他们体会到，操纵车床就象打仗一样，打仗，消灭敌人是主要的。要大量消灭敌人，就要以进攻作为主要手段。而车刀的锋利，就是“消灭敌人”的进攻手段。车刀的强固，则是“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车刀锋利了，切削的阻力就相对减少，对车刀强度的要求也可以相应降低一些。因此，他们在书上写道：“对于一把车刀，我们必须把锋利放在第一位，同时要考虑到车刀有一定的强固。车刀的锋利也只有在一定的强固下才能起作用，而强固则是为锋利服务的，强固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锋利的作用。”在《车工实践》这本书中，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工人们用简练朴实的语言，明白地分析了车床操作中的许多矛盾。
经过两个多月的辛勤劳动，初稿终于写出来了。编写组的同志认为，实践，是群众的实践。只局限于一个厂的直接经验还是不够的，必须集思广益，力求使这本书成为广大车床工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们带着油印的初稿，走出厂门，四出取经。他们到过上海的几十家工厂，和这些厂的老师傅一起审阅初稿，参观这些厂车工的操作，把各个厂的先进经验充实到书中。
现在，《车工实践》已经发行全国，成千上万的工人在阅读它，在实践中检验它，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上海直流电机厂的青年车工说：“我们工人写的书，有理论，有实践，对工人充满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拿切削下来的铁末子来说，它容易溅到工人的眼里，划破手指，我们刚当工人的时候，常常吃它的苦头。《车工实践》就详细介绍了处理切削下来的铁末子的先进经验，这就保证了安全、高产、优质。要是让那些不开车，不磨刀，不知道工人操作甘苦的人来写这本书，就不会想到这些。”彭浦机器厂根据《车工实践》介绍的先进刀具切削加工橡胶制品零件，工效提高了好几倍。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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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汉中见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陕西省汉中地区广大农村的革命和生产形势发生了一个崭新的变化。而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人们思想的变化，是一代新人的迅速成长。
在肥沃的汉中盆地，我们访问了汉中县七里公社王观营大队的一个“老书记”——睦海潮。他担任支部书记十几年了。他经常提醒自己永远不忘一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教育、培养青年一代，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九五六年，王观营只有一个党员，现在已经有二十多个党员。现任支部书记余静清，就是睦海潮培养和介绍入党的。
余静清是个贫农的女儿。睦海潮早就注意从政治上培养和帮助她。她对革命工作认真负责，敢想敢干。她入党不久，就当选为大队党支部委员。在工作中，老睦放手让她在斗争中锻炼，使她很快成长起来。一九六六年，大队党支部委员会改选，在睦海潮提议下，经支部讨论通过，年青的余静清被选为支部书记。睦海潮当了副书记。睦海潮和余静清，这一少一老，一正一副，在各项工作中配合得很好。有时，看到余静清在工作中有些胆怯，老睦便鼓励她：“别怕！大胆干！错了我们改嘛！”看到余静清在工作中有些急躁情绪，老睦便耐心帮助她，使她不断作出新成绩。现在，这个大队党支部成为汉中县农村的一个先进支部。
在汉中农村，在许多象睦海潮这样老一代革命者的关心和帮助下，大批象余静清这样的年青人陆续走上了三大革命运动的领导岗位。他们继承着老一代的优良革命传统，在不断前进的革命征途上作出新的贡献。
在汉江南岸南郑县南堂大队，张桂芳和一群姑娘们的事迹，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南堂大队共有七百四十多亩耕地，其中绝大部分是适宜于栽种水稻的水田。但是，过去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下，这里的革命和生产停滞不前，平均亩产一直徘徊在六、七百斤上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南堂大队的贫下中农狠批了修正主义路线。在斗争中，年青的女共产党员张桂芳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
解放前，张桂芳全家在汉江南岸村镇流浪行乞。她八岁时卖给地主，只换回了两升大米，从小就过着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担任支部书记以后，党的信任，群众的拥护，使张桂芳充满了信心。她带领群众走毛主席指引的“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一九六九年，南堂遇到历史上罕见的“百日大旱”。但是，张桂芳带领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进行了抗旱斗争，结果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九百斤。一九七○年平均亩产一千斤，去年平均亩产达到了一千一百多斤。
在张桂芳带动下，南堂大队的妇女积极分子队伍迅速壮大起来，真正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学习毛泽东思想，狠抓阶级斗争，开展革命大批判，妇女们走在前面；整田修坝，打井开渠，妇女们仍然是一支坚强的突击队。南堂大队评工记分一直坚持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开始，一些看不起妇女的人说：“男人一袋烟，女人干半天。”有的人虽然同意男女同工同酬，但内心是为了“照顾情绪”。毛主席指出：“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张桂芳认识到，要改变人们传统的旧观念，需要斗争，而且首先必须在妇女自己头脑里进行一场砸碎旧的精神枷锁的斗争。张桂芳带领南堂的妇女首先学习了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男女社员在劳动中强和弱的区别，在挑粪送肥、犁田耙地等重体力劳动中，一般说女社员没有男社员强；但在插秧、摘棉花、拔草等活路上，有些男社员往往不如女社员干得多。在一次插秧中，一群青年妇女两手轮换栽插，甚至把强壮的男劳力也抛在后面。通过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生产斗争实践，终于改变了人们轻视妇女的各种议论，也消除了妇女们看不起自己力量的自卑心理。
现在，南堂大队党支部五个支委中，就有两个女支委，二十三个党员中，有七个女党员，二十六个共青团员中，女团员有十六个。五个生产队的二十四个干部中，女干部将近半数。还有许多妇女被选为会计、出纳、记工员、保管员、宣传员……，她们在各项工作中，都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
在汉中农村，一个群众性的科学种田活动正在广泛兴起。田地上，经常可以看到一畦畦引人注目的“科学实验田”；村庄里，不时可以看到设备简朴而充满生气的“土实验室”。汉中县石马公社张万营大队第九生产队一块一亩八分六厘的三熟制实验田，就是一个成功的实验。
在汉中农业生产的历史上，自古没有过“三熟制”的记载。一九五八年，这里进行了种植双季稻的实验。但是，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只靠少数技术人员，实验活动冷冷清清，一直没有成功。通过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汉中县组成了由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实验小组，重新开始实验。一九六九年是一个队实验，前年发展到五个队，去年已有近百个队投入了实验，张万营第九队的一块实验田就是其中之一。
张万营大队党支部书记宋德明及九队的同志，告诉我们说：这场实验充满了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矛盾和斗争。一季小麦，两季水稻，至少需要无霜期二百四十天以上，而汉中平原地区一般的无霜期不到二百三十天。这不足的十多天从哪里来？个别思想保守的农民在会上宣传“老规矩”说：“夏至插老秧，只够喝米汤；七月栽晚稻，顶多收把草。”“老规矩”没有吓住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年青人，他们说，无霜期是短，但种子的适应能力和人的种植方法可以改变。在党支部领导下，他们集中了群众的智慧，一方面在种子上下功夫，另一方面在耕作管理上想办法。结果，一亩八分六厘地上共收小麦和水稻三千七百六十五斤，平均亩产二千零二十四斤，创造了汉中地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纪录。
现在，汉中盆地的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扛起铁镐和钢钎，在高山和河谷间摆开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新战场。从点滴见闻中，我们看到了汉中地区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大好形势和宏伟远景！
本报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