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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新的起点上
——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侯隽当了干部以后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侯隽，是人们熟悉的北京下乡知识青年。她来到河北省宝坻县窦家桥大队插队落户，到今年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来，侯隽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成长为全国知识青年学习的好榜样。
当地的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把侯隽推选为地、县党委会和革委会委员，大队党支部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同志们都很关心侯隽近几年来的成长情况，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她当了干部以后“三不忘”的事迹。
不忘党的政策
窦家桥大队的贫下中农，看到自己辛勤培育成长起来的侯隽能够掌权接班了，心里怎么会不高兴呢！
侯隽上任那天，贫下中农欢喜的象办喜事一样，纷纷找她说几句知心话儿。这个说：“要掌好权，得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个说：“千忙万忙，党的政策不能忘！”侯隽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她想，有贫下中农的热情支持，还愁窦家桥改变不了面貌！
有一个时期，窦家桥大队大搞积肥活动。早晨经常搞义务劳动，不计报酬，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侯隽发现以后，认为这种作法不符合党的政策，应该立即纠正。有的干部却说：“为集体多搞点义务劳动是大方向，只要路线对头，政策过头没啥关系，弄不好还要犯‘工分挂帅’的错误哩！”侯隽不同意这种看法，她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连党的生命都不顾，还谈得上什么大方向？还谈得上什么路线对头？我们社会主义的分配政策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哪能光劳动不计酬呢？”侯隽的话有理有据，说得社员们和干部个个点头。她和党支部的其他成员一起，很快落实了按劳分配政策，群众的积极性又重新调动起来了。
由于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窦家桥大队粮棉的产量，连年上《纲要》，去年跨过了“黄河”。今年，在严重干旱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又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平均亩产六百多斤。面对这样好的收成，有人嘀咕说：“今年的丰收来得不容易，肩膀压脱了几层皮，按出的力气说，也该多分一些。”这话传到侯隽的耳朵里，她认真地进行了分析：这些同志片面地理解按劳分配的原则，而忘记了毛主席关于“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教导。所以，很有必要再进行一次政策教育，提高社员们的政策水平。
侯隽把这个想法向党支部汇报了，大家同意她的意见。经过教育，社员们都说：“咱丰收可不能忘了国家，忘了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按照“三兼顾”的原则，他们订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分配计划，除留足社员口粮、集体储备粮等外，向国家交售了十多万斤粮食。
不忘参加劳动
侯隽常说：“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能使干部耳聪目明，永远不脱离群众。”
侯隽刚当干部那阵子，经常外出开会，再加上自己还有个想法，觉得天天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少劳动点不算啥。一天，她开会回来，准备和社员一块下地干活去，张大娘见了问她：“你也干活去？”这句话引起了侯隽的深思：为什么干活前边还要加上个“也”字呢？这说明自己参加劳动少了，群众见到自己下地干活，自然就觉得新鲜了。过去，社员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社员；现在，已经看成是一个不爱劳动的“官”了。侯隽意识到，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从此以后，侯隽时时注意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她重活争着去，脏活抢着干。有一次，队里搞“四合一”沤肥，要把又稀又臭的大粪和乱草、牲口粪等掺合在一起，再用土盖好发酵。侯隽是个急性子的人，干起活来哪还顾脏不脏。干了一天，溅得她手脚衣服上都是粪，旁边有人说：“瞧你，弄一身粪多脏啊！”侯隽笑了笑说：“身上沾点粪不要紧，思想上不脏才行啊！”
社员们见侯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比以前更经常更欢实了，也就更加从心眼里喜欢她。他们有话愿意同她说，有事愿意托她办，经常找上门来帮助她出主意、想办法，研究如何搞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侯隽呢，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尝到甜头以后，她坚持劳动、深入群众，也就更加自觉了。一次，通知她两点半到公社参加会议。午饭后，她又照样和社员们一起去挖水渠，有人问她：“不是叫你下午开会去吗？”侯隽说：“离开会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干一会活再去也不迟。”说着，她就和大家一起干起来了。离开会剩半个小时了，她才大步向公社走去。贫下中农望着她远去的身影，连连称赞说：咱侯隽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步子迈得越来越踏实了！
不忘当小学生
知识青年当了干部以后，还要不要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此，侯隽也是在实践中认识清楚的。
一天傍晚，侯隽和老贫农、党支部委员张福桐从公社开会回来。侯隽想，快收工了，得赶紧回家做饭，晚上还要向全体党员和干部传达会议精神。晚上开会的时候，等了好久人才到齐。张福桐也没有提早到。侯隽埋怨他说：“你咋也来晚了？”没等老张开口，旁边有个干部插话说：“老张和我们一样，收工回来才不一会儿。”侯隽是个有心人，散会后她还在琢磨这件事。她深深感到，张福桐的模范行动，是对自己的无声批评，自己做的不好，还乱批评人家，同贫下中农相比，真是还差得老远哩！
夜深了，侯隽还在灯下认真看书学习。“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她过去不知学过多少遍了。今天学起来，她感到格外亲切，理解的也更加深刻了。
从此，侯隽经常登门上户，向社员们摆自己的缺点、弱点和错误，征求大家的意见，更加虚心地接受再教育。
去年地净场光的时候，干部、群众学大寨的劲头更足了，决心利用一冬一春早饭前的时间，大搞挖泥积肥。这个活儿大都是男社员干的，大伙儿当然也不会让侯隽去。侯隽想：早晨挖泥天寒地冻，群众叫我留在家里做饭，是对自己的照顾。劳动条件艰苦，正是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好时机，自己绝不能接受这个照顾。人们看到，她每天三、四点钟就起床做饭，天天出工走在最前头。别看侯隽身个不大，可她干起活来，还能和小伙子们比赛呢！就这样，她整整坚持干了一个冬春。
侯隽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金光大道上，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可是，她并没有因此满足起来。她非常注意严格要求自己，把一切成绩都看成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光辉指引的结果，是贫下中农辛勤教育的结果。至于自己，只不过是在革命征途中新的起点上刚刚起步。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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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她又回到了建设边疆的行列
“于淑琴的病好啦１“北京的大夫把于淑琴送回来啦１今年二月，这消息迅速传遍了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某部，干部、战士兴高采烈，纷纷涌向勤务连。
于淑琴站在人群中央，激动地向大家讲述党和政府千方百计为她治病的难忘情景。
一九六八年，于淑琴从哈尔滨来到生产建设部队，朝气蓬勃地投入劳动。不久，一场严重的疾病突然向她袭来。先是重感冒，浑身发高烧，接着手脚麻木、抽搐，胃部象火烧一样。随后，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症状：食欲猛增，竟达到正常人的六至七倍，食后大量呕吐。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这个二十岁的姑娘，体重就从一百多斤下降到七十多斤，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
疾病象毒蛇一样缠在小于的身上，全连干部战士四处奔走，想尽一切办法寻偏方，找草药，请大夫。连里的干部们一次又一次地开着汽车送小于到附近医院诊断治疗；一次又一次放弃休息时间为小于抓药、熬药。全连指战员多么盼望小于的病能早日治好啊！
深夜，勤务连党支部召开了紧急支委会，大家一致认为：“于淑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建设边疆。我们一定要对她负责，把她的病治好！”支委会最后决定向团党委汇报并和有关医务部门联系，把于淑琴送往外地治疗。
有关医务部门同意了连队党支部的意见，很快办好了转院手续。不久，电话里又传来团首长的嘱咐：“全力以赴，克服困难，一定要使于淑琴恢复健康！”
于淑琴在副连长的陪送下，来到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等地，十多个单位先后为她进行诊断和治疗，初步控制了病情的发展。
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祖国处处有亲人。当于淑琴患病的消息在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传开后，各行各业的阶级兄弟都伸出了一双双温暖的手。
齐齐哈尔某运输段的一个工人，几次给医院挂电话，告诉一种治病的偏方；
哈尔滨市郊幸福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得知配药急需窝瓜籽，就立即送来五、六斤；
一个从沈阳回齐齐哈尔探亲的解放军战士几次去医院探望，还专门找来中医大夫，给于淑琴针灸；
北京、上海、沈阳的一些医务工作者，从千里之外寄来了治疗意见和参考方案……。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黑龙江省卫生局决定把于淑琴送往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去继续治疗。
于淑琴被送进了北京的首都医院。医院立即成立了由干部、医生、护士组成的“三结合医疗小组”。内科、神经科、理疗科、妇科、中医等七个科联合举行大会诊，确诊为“神经性多食呕吐症”。
经观察室观察，小于每天进食十多斤，食后必吐，首都医院第一次遇到这种病例。在困难面前，主治医生的心情很不平静，她想起小于刚入院时问她的第一句话：“大夫，我还能当建设边疆的战士吗？”这话象一股浪潮冲击着她的心。是啊，对一个战士来说，难道还有比丧失战斗力更痛苦的事吗？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使主治医生增添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据外国文献上的记载：服用“厌食剂”可以治愈神经性多食症。但“厌食剂”是一种兴奋剂，而小于的病也属于一种兴奋类型，如果再服用兴奋剂，未必对病情有利。这位医生又翻阅了大量中外医疗文献，查看了全院八十例类似病历，制订出一份以冬眠疗法和针灸理疗为主的中西医相结合的治疗方案。
在医生、护士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小于的病情逐渐好转，每日进食量从十多斤逐渐减少，终于恢复了正常。小于原来苍白的脸庞变得红润起来，体重增加了十七斤。两个月以后，医生告诉她：“基本治愈，可以出院参加劳动。”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日，当护士把“出院证”递给小于的时候，她激动极了。在万恶的旧社会，小于的爸爸五岁就成了没娘的孩子，跟着爷爷到处沿街乞讨，妈妈从十三岁开始给地主干活，两个舅舅被疾病夺走了生命。想过去，比现在，于淑琴的心情象大海的波涛一样起伏不平，“只有在今天，我这个普通工人的女儿，才能受到党和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她来到天安门前，眼望着城楼中央巨大的毛主席画像，不禁热泪滚滚。
这个动人的故事在生产建设部队传开后，使人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它鼓舞着广大知识青年，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新兵
编后
参加建设边疆的知识青年于淑琴，当受到疾病折磨的时候，处处有人为她操心：连队党支部召开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工农兵热情地送来偏方草药；各地医务人员千方百计精心治疗。这一切，生动地说明：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深入人心，青年一代受到千百万革命群众的热情关怀。
“大夫，我还能当建设边疆的战士吗？”这是于淑琴刚到医院时问大夫的一句话，也是她革命坚定性的表现。知识青年以建设边疆为荣，以农业劳动为乐，这种高尚的精神，正是青年一代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的一个重要标志。
“于淑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建设边疆。我们一定要对她负责，把她的病治好！”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某连党支部做得对。他们认识到对知识青年负责和对革命事业负责是一致的。切实关怀知识青年的思想和生活，才是真正的执行毛主席关于“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的指示。希望各地都能象这个连队党支部那样，更好地关心下乡知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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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子女务农
毛主席教导说：“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辽宁省各地的学生家长，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地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里刊登的，是辽宁省两个干部教子女务农的事迹。
去年秋天，锦州中学的毕业生分配工作正在进行着。十八岁的学生樊立娜和她的伙伴们就要离开学校，走向新的生活了。对樊立娜毕业后的去向，同学们都在议论。樊立娜的两个姐姐中学毕业后，都到农村插队了。她的两个妹妹又小，需要人照顾。同学们都说，樊立娜应当升学或是进工厂。
可是，不久樊立娜的名字却出现在学校首批上山下乡的光荣榜上。原来这是她爸爸教育的结果。
立娜的父亲樊自然，是锦州市革委会副主任，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党的多年教育下，樊自然深深懂得：青年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做父母的有责任教育子女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还在四年前，两个大女儿中学毕业了，樊自然就支持她们到农村插队落户。两个孩子高高兴兴地从锦州市到古长城外绥中县的农村去了。这时，有人对樊自然说：立娜别再下农村了，在城里找个工作吧。樊自然认为不能这样做。当干部的，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能有半点特殊，要带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农村去。他平时加强了对立娜的教育，使她作好下乡插队的思想准备。樊自然在市里分工主管农业，每次从乡下回来，总要把贫下中农学大寨，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迹讲给立娜听。有时把刊有先进知识青年事迹的报刊，推荐给立娜学习。他还不只一次地给立娜讲述自己的苦难家史，以及自己参加八路军以后的战斗故事，鼓舞立娜做革命的接班人。
一九七一年底，立娜初中毕业了。她带头申请上山下乡。立娜临走时，爸爸送给她一套《毛泽东选集》。樊立娜兴高采烈地到北镇县中安公社汤屯大队落户了。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她进步很快，现在已经加入了共青团。
“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上，干部决不能有丝毫的特殊，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自己首先应该做到。”这是宽甸县革委会副主任吴玄珠常说的一句话。吴玄珠是位朝鲜族干部，主管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他带头送子女下乡，教育子女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在群众和干部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一九七○年吴玄珠的大儿子、共产党员吴大锡中学毕业了，学校决定他留在县城分配工作。吴玄珠找到学校领导，诚恳地说服他们把大锡送到乡下去插队落户。第二年，吴玄珠的女儿慧锋又从中学毕业了，学校和有关部门考虑到吴玄珠已经有一个孩子下乡，他又经常不在家，家里确实有困难，而且，二百四十名毕业生，留在县城分配工作的人也不少，所以就决定把吴慧锋留下来。吴玄珠的爱人也同意了。当她征求吴玄珠的意见时，吴玄珠却说：“慧锋从小在城里长大，没经过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应该和她哥哥一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家中的困难，应由我们自己来克服。”吴玄珠的爱人觉得他说得很对，就决定让女儿下乡插队落户。
慧锋被爸爸送到全县最偏僻的大西岔大队落户后，开始表现很好，积极参加劳动，注意向贫下中农学习，担任了青年点的负责人。可是她渐渐地产生了怕苦怕累的思想，提出要到一个工业部门去工作。公社有的干部考虑到她是个少数民族知识青年，工业部门也需要人，就同意了她的要求。吴玄珠知道后，立即找到公社干部，对他们说：“慧锋思想上反映出的问题，正说明她需要在农村进一步艰苦磨练。可不能因为她是我的孩子，就迁就和照顾啊！”当天，他找到了女儿，耐心地教育她，要她树立在农村长期磨练的思想。从此，慧锋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严格要求自己，有了很大进步。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