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用辩证法攻克煤炭生产难关
——锦州市八道壕煤矿工人学哲学的事例
管住了井下火
八道壕煤矿前进坑，过去井下经常起火。火一大，就得封闭采区，等熄了火再启封开采。这样，损失煤，费工，又不安全，对生产影响很大。前年下半年，为了寻找管火的规律，不让井下再发火，从坑口领导到工人、技术人员都在动脑筋。两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件，建井二十年来从未发过火的北盘某煤层，突然发了火。人们原以为这里煤质不好，根本不会发火。另一件，南盘某煤层，从开采那天起，一直是火跟着人的屁股走，四个火点越燃越旺，没办法，只好封闭了这个采区。后来启封重新开采，从掘进送道一直到开采完毕，一次火没有发起来。
经常发火的地方没发火，不发火的地方却发了火。道理何在？有人说，这是偶然现象，更加说明井下火的脾气不好摸。多数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偶然里边藏着必然，咱们应当努力从偶然中找出规律来。于是，大家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了认真细致的分析。先找北盘发火的原因。
有人认为，是因为这里有机械油、木头等易燃物品。一位老工人不同意这个理由，说：“光有易燃的东西不一定着火。坑木厂的坑木，机械厂的油，都比北盘多，没有人去点火，怎么也着不了。”是什么东西点的火呢？人们联系到地面的煤堆会自燃，井下火总是从“落塘”“空巷”着起，没有开采的煤层不发火等现象，一下子想到风和火的关系上。不少人说：“对，煤一接触空气就氧化，就发热，时间长了，热到燃点，就自然发火。这火是风给点起来的吧！”
研究南盘没发火的原因时，“风点火”这个认识，被加深了。由于南盘多次发火，重新启封开采后，管理上十分小心，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了对风的管理。空区的煤，缺少氧化、发热的条件，所以火就没能发起来。
从两次意外事情的分析中得到的结论，在后来的实践中，不断得到证实。前进坑紧紧抓住管风这个环节，适当控制风量，加上加快开采速度，甩开火期等，成功地管住了井下火。从去年十一月以来，这个坑口一次火没发，由欠产单位变成了月月安全高产的先进单位。
解放一层煤
去年七月，一坑浅部煤层的开采眼看就要结束，准备转移到新采区。煤炭是国家的宝贵资源，是工业的粮食，矿工们个个爱煤如金。有些老工人，对一坑浅部已经没煤的说法，不太放心。
他们这种不放心在当时只有很小一点根据。这里的二之一煤层，有个结论，说是厚度不超过零点七米，没有开采价值。可是工人们知道，其它几个坑口的这一层煤都超过零点七米，都在开采。为什么别的坑口都厚，偏偏一坑薄，结论到底准不准？
正在这时，掘进队有个异常发现。他们送道通过二之一煤层时，惊喜地看到，煤层满厚，让地质员用尺子一量，超过零点八米。
这个发现传出坑口，很快成为人们热烈议论的题目。到底怎么理解原结论和这一次的发现呢？就这个问题，大家重温了毛主席的教导：“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这时，大家又查阅了判定二之一煤层没有开采价值的原始资料，发现，原来勘测时，这个煤层是被作为一个小局部来研究的。只打了一个钻孔，结论是分析推断出来的。大家又联系这里地质结构复杂，断层较多等情况，认识到：一个正确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必须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才能完成，原来的结论是不全面的。
大家还懂得，如果原来的错误结论，是由一个钻孔的片面性造成的，那么，根据最近这一次发现，马上得出新结论，也是以偏概全。大家就又到实践中去验证自己的认识。为了不给国家造成浪费，不影响生产，他们结合送道，对二之一煤层又打了五条探巷。终于证明，原结论是错误的，二之一煤层大有开采价值！整整一个煤层就这样获得了“解放”。
防止周期性冒顶事故
煤已采空的地方，由于地层的压力，顶板一定要冒落。因为岩质不同，冒落的规律不一样，有的有明显的周期性，便被称为周期压。五坑的顶板全是坚硬的粒岩，平时不易冒落，但一冒落就是惊天动地。以前，人们还没有掌握它的规律时，大冒落突然一来，七八十米的工作面，说毁就毁，时常造成停产。这是威胁五坑生产的一个大问题。
现在，五坑的工人已经找到对付周期压的办法。怎么找到的呢？
一九七○年末，五坑的一次哲学学习会上，工人们讨论到怎样认识周期压的问题。大家学习了《矛盾论》中的两段话：“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开阔了思路。不少人说：“以前只觉得周期压来得猛，来得突然，不懂得它也是由一点点的变化积攒起来的。周期压来前，一定有很多预兆，琢磨住这个预兆就能有办法认识它，对付它。”
这次讨论之后，工人们一边在井下细致观察，一边进行总结归纳。周期压来前的征兆一条一条地都被捉住了。终于发现周期压来前，往往出现页岩脱落，柱顶戴帽，煤帮发松的现象。后来，班长和技术员翻阅生产记录，又发现了采煤工作面和周期压的关系：工作面越长，周期压来得越快。经过这一番观察、分析、研究，人们对周期压的认识，有了几分自觉，它不是行踪不定，而是有规律可找的。
知道了周期压什么时候来，还不等于有了对付它的办法。一次，由共产党员、老工人阎太贵带领的采煤班，又遭到了周期压的袭击。压过后，他们发现七十米长的工作面，有两段工作面保留下来了。这是由于离工作面两米远的那排密密实实的木柱子，起了支护顶板的作用。后来的实践证明，把周期压来的时间判断准确，来前用增加木柱子的办法，加强顶板维护，果真是对付周期压的有效办法。五坑靠这个办法，从一九七一年起，周期压毁坏工作面造成停产的事故，一次也没有再发生。年年季季超额完成原煤生产计划，一直是八道壕煤矿先进坑口。
八道壕煤矿报道组 锦州市革委会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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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计划要合于客观实际
中共徐州市蔬菜公司委员会
蔬菜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主要副食品。它具有季节性强，茬口复杂，丰歉幅度大，不易保管的特点。我们公司担负着收购郊区一万一千亩菜田生产的蔬菜和供应全市五十多万人蔬菜的任务。要使人民群众能够常年吃到新鲜、多品种的蔬菜，又能使菜农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增加收入，怎样做到计划生产，是个很大的问题。在批修整风中，我们认真地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毛主席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光辉著作，总结了我们过去制定蔬菜生产计划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恩格斯指出：“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回顾过去，凡是我们能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尊重客观实际，制定出来的计划，总是成功的；凡是关在屋子里单纯查资料、听汇报，机械地用去年少了今年加，去年多了今年减的办法制定出来的计划，常常是失败的。两种制定计划的方法，代表着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事实正是这样，迈开双脚，深入实际，大搞调查研究，不断洗刷唯心精神，使思想认识合于客观实际，就可以制定出切合实际的蔬菜生产计划。
为了搞好今年的蔬菜生产计划，我们从去年八月起，组织三十余人拿出近三个月的时间，分成四个小组对郊区生产蔬菜的三十八个大队，二百五十八个生产队进行蔬菜生产情况的调查。先后召开了十七次有生产队干部、菜农，菜店营业员和工矿、机关、学校、居民代表参加的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调查、综合分析了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上半年的蔬菜生产、销售、流入调拨的情况，获得了历年来菜田面积变化、产量，三十多个主要蔬菜品种的上市情况，社会需要量，价格水平，菜农收入等十七项第一手资料，为安排今年的蔬菜生产计划提供了依据。
一年四季，蔬菜有旺有淡。旺季菜多，处理不好，菜农的利益会受到损害；淡季菜少，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因此，有人说：“老天当家，无法改变。”我们在调查中洗刷了这种唯心思想。例如，伏季是蔬菜供应的淡季，在我们这里叫“伏缺”。在调查研究中，我们发现“伏缺”不是固定不变的，“伏缺”可以变为不缺。形成“伏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伏季高温，多雨，一般蔬菜不易坐果保苗，加之春播菜已过季节，往往每年在这个期间要缺菜五十天左右。针对伏季的特点，今年我们计划安排了种植具有抗热耐涝性能的茄子、冬瓜、豆角、毛豆等三千一百亩，使伏季期间每天上市的蔬菜比往年伏季每天上市的蔬菜增长一倍，基本上保证了市场供应。又如，我们这里群众一年四季都有用香菜调味的习惯。但是，香菜在伏季生产比较困难，种了也不易得苗。过去，我们在安排计划时，凭主观想象，又想叫群众吃上香菜，又想使损失不要集中在一个生产队头上，因而采取每个队都种一点的办法，结果，大部分队收获不好，市场还是经常缺香菜。经过调查，我们发现伏天的香菜历年在地下水灌溉的地段，收获较好。因为地下水温度低，具有降温保苗的作用。今年，我们把伏香菜的生产任务主要安排在使用地下水灌溉的地段，使今年伏天的香菜比往年供应的数量多、质量好。事实使我们深深体会到：调查研究是制定计划的基础，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制定出切合实际的生产计划。
近几年来，为了调剂我市蔬菜淡旺季的供应，我们一直想发展土豆生产。土豆易储存，是“以旺补淡”的好品种。然而，计划年年订，老是不能实现。为什么？我们多次走访了我市土豆主要种植区，与生产队干部和老农一起商量，发现他们种植晚，种子杂，管理不得法，影响土豆生长。今年，我们在安排土豆种植计划的同时，就挑选种子，注意了种子质量。又从外地请来了科研部门的技术人员，传授种植技术。然后，我们抽调专人和菜农一起种了试验田。通过反复实践，精心管理，今年土豆在我地区大面积试种成功，获得了较好收成。事实驳倒了那些认为“我市不能种土豆”的说法。
由于我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了唯物论的反映论，使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得到进一步落实，蔬菜生产和供应形势越来越好。今年，伏季期间上市的蔬菜比去年增产一倍以上，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不涌，供应基本正常”的可喜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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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要向群众学习
铁道兵某部团长 李胜景
领导干部，是尊重群众实践，虚心向群众学习，还是以领导自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同唯心论的认识论的斗争。这一点，我是在结合工作看书学习中，逐步体会到的。
一九七一年四月，我们部队接受了战备施工任务，开工第一道工序打桩，按要求每台班应打五、六根桩，实际上每台班才打两、三根桩。不少同志反映影响进度的主要原因，是土质太硬和钢桩太长。为此，我根据以往的施工经验，提出几条措施，并且增调了一个排的力量。然而进度还是不快。于是，我迈开双脚，来到工地参加打桩。这里，土质中确实有大量的沙卵石，钢桩比以往使用的都长。但是，我进一步仔细观察了打桩的全过程，发现打一根桩，一般只用三四十分钟，而运桩、稳桩、挂桩等准备工作却占用了一个半小时。可见，进度慢的主要原因是准备工作时间长。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后，我和连队干部一起，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合理安排了劳动力，准备时间缩短到十多分钟。结果每台班打七、八根，为整个工程的进展打开了通道。
一九七一年下半年，部队担负一项新的施工任务后，又遇到了打桩的问题。基坑深，钢桩短，按现有的钢桩长度，比要求打的深度差四米左右。工地指挥组提出了几个解决方案：一是把钢桩焊接到要求的高度，可是打桩机架高度不够；二是把钢桩打下去后接桩再打，但桩接头不易焊齐，质量没保证；三是先开挖后打桩，这样土方量太大。几个办法都行不通。这时，我想，群众的实践经验最丰富，他们一定有很多办法。于是，我们把有经验的老战士、老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请来出主意。人多议论多，智慧也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提出了打双层桩的办法，就是在基本桩部位的外侧五米处，先打浅桩，挖去浅桩内侧的土方后，再运进打桩机打桩。实施了这一方案，既解决了打桩机矮、钢桩短的问题，又为后续工序创造了条件。事实充分证明，聪明和智慧来自群众，常年参加施工的战士、老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是改造世界的直接实践者。只要虚心向他们学习，许多困难都不难解决。
有一次，我在担负土方开挖任务的十三连蹲点。当土方开挖进入一个狭窄地段后，机械出入口处只有五米宽，回旋余地只有八米。机械不易发挥作用，工效减慢。用人工挖，需要六百多个工，速度太慢。怎么办？我和连队党支部一起组织部分同志到现场研究，请大家出主意。副连长张清林和技术员王承棣建议把推土机改为扒土机，把土扒出来。这个办法很好。经过改制的“扒土机”投入施工后，仅用两个工班就完成了这个地段的土方开挖任务。
还有一次施工，开始，土方开挖的日产量低一些。起初，我认为是工点转移时，机械没有很好进行维修，机械能力不足。我就到担负土方开挖任务的十三连了解情况，他们认为，车辆、机械少固然是一个原因，但主要的是部队对上级的意图不够了解，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各部门协调配合作战不够。同志们的分析，击中了问题的要害：还是领导落后于群众。原来开挖进度慢的关键在于我们领导，而不在于客观上的原因，只要领导得力，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能按期完成任务。后来，我到担负土方开挖任务的三营参加营党委扩大会议，进行详细研究，明确了各单位的任务和分工，提出了各部门协同作战的具体措施。群众一发动，被动变主动，实现了土方连续高产，提前完成了任务。
正确的领导思想，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深入群众实践，不断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使领导思想合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过程，就是实施正确领导工作的过程。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就是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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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不会“到顶” 真理没有“终极”
浙江省江山县敖平公社贺敖大队学习辅导员 周克仁
杜林靠兜售“终极的绝对真理”，曾一度欺骗了一些人；刘少奇一类骗子连篇累牍地散布什么“顶峰”的谬论，也曾一度欺骗和蒙蔽了一些人。不管是“终极”还是“顶峰”，都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反动。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认识不会“到顶”，真理没有“终极”。如果认识“到顶”了，这岂不是意味着人类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谬论，不符合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社会实践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也是无穷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空前大革命。但是，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也不是“终极的绝对真理”。毛主席曾经明确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深入和发展，不断地丰富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人们也总是在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如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结束了“真理”，那么，革命的运动就不可能向前发展。停止就意味着倒退。这实际上是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到顶”，名为“歌颂赞美”，实则妄图取而代之，以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这种“到顶”论，经不起一驳。别的不说，单从我们大队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来看，就足以把这种谬论驳得体无完肤。我们大队解放前最高的产量亩产不过四百来斤。解放后，我们贫下中农不仅作了国家的主人，也作了大自然的主人。粮食亩产量解放前只有三、四百斤，到一九七○年达到了八百多斤。当时，也曾有人讲：“粮食亩产八百斤，产量已经顶到天。”针对这种“到顶”论，大队党支部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懂得了认识无止境，生产没有顶，只要坚持实践，掌握规律，就能在自然界中不断取得自由。这一年，我们进一步总结了农业生产的经验，大搞科学实验，结果，一九七一年粮食亩产突破了千斤大关。生产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农业生产不会到顶，我们永远在前进的道路上。
鱼目岂能混珠。尽管刘少奇一类骗子装得如何巧妙，叫喊得多么响亮，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他们和杜林那伙骗子一样，终于走到了反面，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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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北京部队炮兵某部卫生队的指战员在一起交流学习《共产党宣言》的体会。
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