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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党对山区农业的领导
中共安徽省歙县委员会
抓紧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
我县地处皖南山区，盛产粮食、茶叶、竹木和其他经济作物。如何发展山区农业生产？我们的体会，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文化大革命前，我县山区建设曾经走过曲折的道路。农业合作化运动促进了山区生产的发展。与解放初期相比，一九五七年粮食增长近一倍，山场有林面积扩大了三倍，茶园扩大了一点二倍，茶叶产量增长了一点八倍。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刘少奇一类骗子从“左”的方面，否认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性质，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破坏山区生产。后来，他们又从右的方面兜售“包产到户”等黑货，使集体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下，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山区生产又发展起来。一九六五年，粮食产量比一九六一年增加四成多，毛竹蓄积量增长了两倍多，茶叶产量增长了两倍，林木蓄积量逐年上升。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和复杂的。革命的高潮总是带来生产的高潮和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只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就能使山区建设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蓬勃发展。
正确贯彻执行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
我县自然条件复杂，既有大山区，又有半山区。根据各地的条件，我们体会到，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一定要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在粮食产地，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同时在可能条件下积极发展林茶生产和其他副业。在大山区，则以发展林茶为主，同时也要在可能条件下积极地生产粮食和其他作物。具体到每个大队、生产队，要根据实际情况，宜粮则粮，宜林则林，宜茶则茶，但也要注意发展其他作物，做到粮林茶各业全面发展。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反映了社会主义农业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发展山区生产，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过去我们对这个方针理解不全面，不顾山区山多田少的情况，笼统地要求以粮食生产为主，片面强调粮食“上山”，结果，不但粮食生产没有发展，还使林茶生产受到影响。事实上，在山区以林茶为主，绿化荒山，保持水土，调节气候，是有利于粮食生产的。而且，山区一般都位于产粮区的上游，山区发展林茶生产，搞好水土保持，既有利于当地粮食稳产高产，也有利于下游的产粮区的生产。竹铺公社岭脚大队过去对山、水、田的关系处理不当，造成山坡无林，水土流失。这个大队的上坑坞，有十三亩水田因为缺水改成旱地，后来又被一场山洪冲垮。干部和群众总结了教训，对全大队一万多亩山地全面规划，积极植树造林，综合治理山、水、田。近几年来，不仅林茶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且粮食也持续增产。
山区以林茶为主，并不是说不要努力增产粮食。在抓好林茶生产的同时，也要尽可能抓好粮食生产，提高粮食自给水平。这里，主要是认真落实农业“八字宪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可以利用缓坡、荒滩、洼地，改田造田，扩大耕地面积，力争多生产些粮食。此外，我县广大群众历来就有林粮间种的经验，总结和推广这些经验，也有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
落实政策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山区生产项目繁多，政策性强。我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弄清了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同现阶段党的政策的关系。我们体会到，只有认真落实现阶段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才能保证山区建设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因此，我们把党的经济政策，作为路线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了宣传和落实。主要抓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落实山林所有权。山林所有权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问题。我们通过抓点、调查，一个一个地落实了山林所有权。近两年来，全县绝大多数生产队都制订了“护林公约”，选派了护林员，山林的经营管理比过去有了较大的改善，林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
二、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政策。我们着重抓了林、副各业劳动的合理计酬。根据技术高低、劳动强度，对从事林、副业生产的社员按同等或略高于同等农业劳动人员记工。
三、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划清了正当家庭副业同资本主义倾向的界限。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和不破坏资源的前提下，社员经营家庭副业，是符合党的政策的，应当给予鼓励和指导，既不要乱加干涉，也不要放任自流。
四、正确执行价格政策和奖售政策。山区生产商品性强，要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正确执行价格政策。国家收购茶叶、蚕茧等经济作物和木竹、畜产品，实行合理的奖售制度，也有利于这些生产的发展。
五、搞好山区缺粮队的口粮供应。在以林茶为主的山区，群众口粮标准应不低于附近的产粮区。实践证明，这样做也是有利于林茶生产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发展的。
改进领导作风 扎扎实实建设山区
搞好山区建设，要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我县六联大队，山高地陡，条件很差。经过干部和社员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建成石砌梯地六百多亩，土埂梯地五百多亩，茶林粮得到很大发展。一九七一年，收干茶十三万多斤，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一倍多，产粮四十多万斤，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县委同志经常到这个大队，学习群众不怕苦、改造山区的革命精神，并教育全县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推动了山区建设的发展。两年多来，全县改田造田五万多亩，新开茶园二万七千多亩，植树造林三十万多亩。
搞好山区建设，必须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过去，我们在工作上往往满足于一般号召，常常产生主观性、片面性。近几年来，我们坚持调查研究，努力减少工作上的盲目性。我县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山坞田，过去都是种单季，产量很低。前年，我们到春联大队下坞生产队调查，发现这里在山坞田里种双季稻，获得亩产超千斤的好收成。我们总结推广了这个大队的经验。去年，全县双季稻面积比前年扩大了一倍，今年早稻面积又比去年增加了三万多亩。
搞好山区建设，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要做到长短结合，不能“重短轻长”，也不能“抓长弃短”。在农田基本建设中，首先发动群众大搞投资小、花工少、收效快的项目，同时有计划地搞一些投资大、花工多、建设时间较长的重点工程，力求做到多快好省。在林业生产中，我们一手抓生产期长的松杉用材林的发展，一手抓生产期较短的油桐、油茶、果木、毛竹和茶叶的发展，以经济林促用材林。在南乡一带贫困山区，我们大抓养猪，发展药材、麻类、茶叶等当年或短期有收入的多种经营，增加当年收入，增加集体积累，提高社员生活，支持长期建设，逐步改变这类地区的贫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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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路线觉悟 认真执行政策
——驳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假共产主义谬论
江虹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代表了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党领导广大群众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解放后在农村工作中，他们既从右的方面，极力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从“左”的方面，散布形
“左”实右的超越历史阶段的假共产主义谬论，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目前，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谬论，对我们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很有必要。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论者。革命是不断发展的，又是分阶段的。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的空想。”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些不同的革命阶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必要准备，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既不能在某一个革命阶段停步不前，也不能不顾客观条件，超越历史发展阶段。
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我们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继续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解放后，我国农村由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就是我们党自觉地运用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一规律，引导农民逐步实现农业集体化。今后，人民公社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转变，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也将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过程。在生产力没有发展到一定水平，现有的所有制形式还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一切机会主义者都是反对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把事物看成是固定不变的，否认不断革命的必要性，“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则否认事物的界限，否认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不同的革命阶段有不同的政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既推动了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又体现了革命发展的阶段性。毛主席为我党在各个革命阶段提出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还教导我们不要超越阶段，要
“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分清界限”。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的政策，包括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内，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范畴内私有财产制的界限以外，并没有实行社会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毛主席及时地制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政策。在现阶段，党在农村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政策，以及在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政策，都是毛主席根据现阶段我国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和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制定出来的。我们只有坚决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不断巩固集体经济。
但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钻进党内的一些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总是采用机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来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以达到他们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罪恶目的。刘少奇一类骗子在他们大肆推行的“包产到户”等右倾机会主义政策遭到批判以后，就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提出“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实际上是要砍掉社会主义政策。他们给人以假象，好象只要实行他们那一套黑货，就可以“提早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刘少奇一类骗子在农村人民公社化初期，就叫嚷要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他们鼓吹这种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谬论，就是妄图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和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理论是完全对立的。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给他们的机会主义黑货贴上革命的标签，还自称“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并把他们形“左”实右的谬论说成是“彻底革命”的理论。真是恬不知耻！
不同革命发展阶段的转变，不是听凭人们想早就早、想迟就迟，而必须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现阶段，我们党制定的农村各项政策，是完全适合当前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和群众要求的。正是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人民公社才得到了健康的发展。如果按照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那一套去做，那就势必要瓦解集体经济，使党脱离农民群众，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工农联盟。这就根本谈不上向共产主义过渡。
刘少奇一类骗子还歪曲共产主义的原则，胡说什么只要“有饭吃，有衣穿”，“人人过得去”，就可以实行共产主义。他们别有用心地把“按需分配”的原则曲解为“拉平分配”。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显然，这里所说的实行“按需分配”的条件，只有在“三大差别”已经消失，产品极大丰富，人民觉悟极大提高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具备。但现阶段，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和群众的觉悟程度离这一目标还很远。刘少奇一类骗子贩卖他们那一套形“左”实右的货色，竭力鼓吹绝对平均主义，否定“按劳分配”，其罪恶目的就在于使一部分人无偿地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破坏群众之间的团结，破坏生产，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刘少奇一类骗子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归根结底就是阴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胡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还说什么：“是不是要等群众的觉悟提高到那种程度，等各方面的条件全部成熟后再宣布实现共产主义呢？当然不是”。刘少奇一伙的这些谰言是地地道道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货。他们否定群众觉悟程度这个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条件，就是反对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按照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这个反动“理论”，不搞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会使我们在阶级敌人的进攻面前解除武装，资本主义势力大为猖獗，社会主义阵地日益缩小，其结果必然导致反革命复辟。
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我们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不断地揭露和批判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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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划清政策界限 搞好劳动计酬
——山西省曲沃县杨谈大队的一次座谈会
王德合（大队党总支书记）：最近，咱们大队在落实“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政策中，各队在劳动计酬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做法也不同。有的队实行部分农活底分活评，部分农活按定额记工，都是依据社员的劳动质量和数量计酬。有人认为，计酬依据还应加上思想表现，这样才能在劳动计酬上体现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究竟怎样做好？大家来讨论讨论。
巩克勤（第八生产队政治指导员）：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应该以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作为计酬的依据。有的社员觉悟不高，要耐心帮助，加强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做得越深入细致，“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越能正确地贯彻执行。右的或“左”的做法，都是同党的政策相违背的。
王德海（第二生产队政治指导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一定要相信这样一点，即劳动人民中的缺点或者错误，是能够经过适当的政治工作使他们加以克服或者改正的。”俺们队里有一个社员，原来是有名的“捣蛋鬼”，有的人认为，象这样的人教育也不顶事。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对他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他由“捣蛋鬼”变成了经常受表扬的好社员。看来，只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后进是能够转变为先进的。
盛宝玉（第十生产队政治指导员）：我在工作中也有这样的体会。用多记或少记工分的办法解决思想问题，看起来好象是重视了思想觉悟，实际上是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
李福喜（第九生产队记工员）：我们队实行按劳动质量和数量记工后，有的社员劳动工效高，质量好，比别人多记了工分，这和“工分挂帅”有什么不同？
王德明（第十三生产队政治指导员）：前些时候，我们队的社员上山割草，有的早出晚归，超过定额，按规定多记了工；有的没有达到定额，少记了工。我们认为这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符合党的政策，不能叫“工分挂帅”。
马春苗（第七生产队妇女队长）、王义元（贫下中农代表）：多劳多得和“工分挂帅”有本质的不同。“工分挂帅”是从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出发，诱使社员不择手段地去捞取个人眼前的物质利益，以便把社员引上邪路，这是修正主义的黑货。多劳多得，是在坚持思想教育的条件下，鼓励人们为社会主义积极劳动、创造财富。劳动数量和质量有差别，付给的报酬也有差别，这正是落实党的按劳分配政策，调动和保护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能当作“工分挂帅”去批判。
王德合：有的人认为，搞好劳动计酬，有了制度就行了。这种想法对不对？
李善华（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毛主席教导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必要的管理制度是需要的，但不是万能的。搞好劳动计酬，首先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如果单纯依靠制度，把队干部的职责只看成是派派活，记记工，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就会迷失方向，走到邪路上去。
巩甲锁（第八生产队作业组长）：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要搞好劳动计酬，必须认真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不断提高社员的觉悟。
王德海：抓管理，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只靠少数干部，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搞得好。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结合生产活动，经常进行群众性的思想评议。这样做，有利于开展群众性的自我教育，鼓励先进，激励后进，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有利于发动群众参加管理，及时改进某些不合理的制度。农活质量不是单靠少数干部去验收，而是靠广大群众来把关。评议主要是为了进行思想教育，计酬还是按劳动的质量和数量。
杨发家（大队干部）：我多年来的体会，抓管理必须以路线斗争为纲。每项制度的制订和执行，都有一个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在劳动计酬上，是坚持政治挂帅，还是搞“工分挂帅”；是坚持按劳分配，还是搞平均主义；是依靠群众，还是“卡”群众；是简便易行，还是搞烦琐哲学，这里都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在制订和执行管理制度的时候，应以路线斗争为纲，坚持正确的，批判错误的，不断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才能把工作做好。今春，咱们在改进劳动计酬办法的时候，以路线斗争为纲，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既克服了平均主义，又避免了过去烦琐而又束缚群众积极性的东西，简便易行，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本报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