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一切为了社会主义
——甘肃省成县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认真落实农村经济政策
甘肃省成县县委的同志们吸取了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对党的基本路线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经常记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他们对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经常提高警惕，并且在斗争中紧紧掌握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各项政策。他们对于无论从哪个方面刮来的风，总要看一看，想一想，分析一下它合不合乎党的基本路线，合不合乎社会主义的利益。他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落实社会主义政策，并在这个基础上团结了广大群众和干部，使全县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断提高。
成县农业人口共三万多户，一九七○年粮食总产量打破了长期不过亿斤的局面，达到一亿五千多万斤，比一九六九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六；一九七一年，战胜了六十多天严重伏旱，粮食总产仍然达到一亿四千多万斤；今年夏粮又喜获丰收，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十一点六。林、牧、副业也都相应地发展起来。粮食交售任务完成得较好。社员生活逐年提高，集体积累和储备逐年增多，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阔。
要做清醒的革命者
成县各个人民公社多年来都是以队为核算单位，实行社会主义现阶段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一九六八年有一个短时期，在刘少奇一类骗子煽动的极“左”思潮干扰下，刮来了一阵改变核算单位的歪风。当时这个县的负责同志认识到，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现阶段党的路线和政策的。他们和广大社员群众站在一起，顶住了这股歪风，坚持了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保护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事实证明，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从此，他们更自觉地学习和掌握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力求做一个清醒的革命者。
有一件事对县委启发很大。成县四分之三的面积是山区，竹木山货资源丰富，群众也有编织加工的习惯。可是去年春上，生产上急需的竹笆、筛子、蒲篮、把杖等产品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原因就是一些同志没有从基本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和执行副业政策。黄渚公社就是这样。这个公社过去由于受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一些人用主要力量搞副业而放松农业，年年吃回销粮。一九六九年公社领导发动群众，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使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有了保证，一九七○年就发生了变化，全社粮食亩产由上年的一百七十五斤一下子上升到三百五十七斤，不仅留足了社员口粮，有了集体储备粮，还超额完成了粮食交售任务。以后，在刘少奇一类骗子煽动的极
“左”思潮影响下，公社领导又偏到另一极端，决定把副业生产一律停下来。生产队干部也认为“抓粮食保险，抓副业危险”。集体副业不搞了，传统的家庭编织副业也不允许搞了。这一来，不但直接影响了市场供应，而且集体收入减少，社员缺钱用。
县委认为，这两种倾向都违背了党的基本路线。问题不在于搞不搞副业，而在于按什么路线、什么政策去搞副业。对副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倾向不制止不纠正，任其泛滥，当然不对；执行过“左”的政策，同样不利于社会主义，也不能有效地制止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黄渚公社不许搞副业，一些社员就瞒着生产队进山采伐竹木，编织蒲篮、筛子、席子等，到邻县去出售。一些搞投机倒把的人又乘机在中途高价收购，长途倒卖。实际上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倾向制止住。这样，成县向来不缺的林副产品，反而要从外地进货。
县委在三级干部会议上，发动大家总结人民公社化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深刻认识基本路线和具体政策的关系。县委用黄渚公社的事例，反复向社队干部说明：只有紧紧掌握党的基本路线，才能做一个清醒的革命者，才能在执行各项具体政策的时候不迷失方向，不左右摇摆。副业生产领域一直是农村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这个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要去占领。如果我们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就必然乘机活动，社会主义经济就不能巩固和发展。
通过分析对比，全县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黄渚公社也召开了干部会议，决定采取有效措施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进行斗争。他们确定由生产队和供销社、林场密切配合，采取有领导、有计划地采伐、加工和统一收购的办法，把山区副业生产开展起来。今年上半年，这个公社超额完成了副业产品的收购计划，各队集体收入显著增加。百分之八十的生产队用副业收入买了化肥、农药等，公社还购置了拖拉机，建成了水电站。许多社员从正当家庭副业中得到收入，不再向集体借支，也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巩固。
要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成县县委在有关农村经济政策的许多问题上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和违反党的政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之所以能够这样，就因为他们比较注意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紧密地联系群众，努力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成县大多数公社的生产队，一直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实行按劳动的质量、数量计酬的制度。有一个短时期，在刘少奇一类骗子煽动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刮来了一阵平均主义的歪风。为了抵制这股歪风，县和公社的一些负责同志深入群众作了调查研究，仔细研究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什么是假共产主义的分配办法，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工分挂帅。当时，上边派来的宣传队里的个别领导人硬要在两河公社的一些队里推行平均主义的计酬办法。在实行这种办法的队里，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工效不高，还助长了少数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人在干活中取巧耍滑。在县委的支持下，两河公社的同志，在大部分队里坚持了按劳计酬的制度，并且大讲党的基本路线，同推行平均主义的人展开了大辩论，提高了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农田基本建设搞得又快又好。
根治甸河的斗争的胜利，也是成县县委的同志们坚持唯物主义、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办事的一个成果。过去这里曾多次治理甸河，结果都失败了。原因是在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干扰破坏下，公社领导没有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工程设计没有吸取群众意见，不切合实际；对于沿河五个大队、二十八个生产队的劳力调配和受益分配也不合理，搞了平调，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这次治理甸河，县委负责同志倾听了群众意见，召开了沿河各大队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作了研究，决定炸掉一个山头，让甸河改道；并在施工中实行“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可是，在施工准备阶段，又有人提出“只要抓住大方向，受益分配以后再商量”的主张，理由是“都在学大寨，就要讲风格”。一些队干部有话不好说，等县委表态。县委负责同志认为，如果不坚持党的政策，就会重犯过去的错误。他们和社队干部一起学习党的路线和政策，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破坏社会主义的罪行，帮助大家认识到：既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也要执行社会主义政策，如果离开党的政策，最后必然要离开大方向。
在了解情况、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县委一方面向干部、社员大力宣传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根治甸河的计划交给大家讨论；一方面组织沿河各队干部、社员讨论，按照党的政策确定：新修河床占用一亩地，补给一亩新造的地，其余新造的地，按照各队投工数量，合理分配。党的政策来源于革命斗争实践又指导革命斗争实践，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又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十冬腊月，根治甸河的战斗开始了。群众意气风发，汇集在甸山之下，战天斗地，移山改河。经过一个冬春的艰苦奋战，炸掉了一座石崖，凿通了新河床，千年甸河按照人民的意志改了道，给人民公社让出肥沃平坦的耕地三百五十亩。
县委的同志们说：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定要坚决执行党的社会主义政策。只有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路线，才能懂得党的政策代表群众根本利益这个道理，才能理直气壮地宣传党的政策，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政策。县委运用红川公社甸河改道工程的经验，对去年以来全县铺开的二十多项水利工程作了检查，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采取各种办法，妥善处理了上游与下游、受益区与非受益区的矛盾，保护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保证了全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沿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健康地向前发展。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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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语录
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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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堵了哪条路？
去年，山西沁县东寨大队的生猪饲养量比一九七○年增长了一倍，超额完成了商品猪的交售任务。猪多肥多，粮食亩产达到千斤以上。这种成绩的取得，经历过一场激烈的斗争。
去年一开春，大队党支部召集队干部讨论增产措施。支部委员邱拴孩说：“咱东寨要夺高产，肥料可是个大事情。要肥多就得多养猪。”又有人说：“要多养猪，除了集体公养以外，还要发动社员多养一些猪。”有人马上提出不同意见：“集体可以多养，社员每家只能养一头，多了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咱是先进队，这条路我们可得堵死呀！”两种意见一时统一不起来。
党支部书记王昌业听了大家的争论，感到这是关系党的政策能不能落实的大问题，正是进行路线教育的好机会。于是，他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的教导，并总结了本大队在发展养猪方面的经验教训：过去，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这个大队的养猪业曾经有过一个大的发展。但是，前几年在刘少奇一类骗子煽动的极“左”思潮影响下，有些干部错误地认为，社员养猪多了就会滋长资本主义，为此，他们规定每户只能养一口猪，只给一头猪的饲料。结果，挫伤了社员养猪积肥的积极性，影响了养猪业的发展。
有的同志举出事实，说明社员养猪超过一口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倾向的说法是错误的。贫农社员王来贵一家七口人，有一年养了三头猪，不但没有影响集体生产，还向队里投优质肥二百多担，对集体贡献大，也增加了个人的收入。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使大家认识到：养猪多少和资本主义道路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滋长不滋长资本主义，不在于多养或少养几头猪，而在于指导思想：是为发展集体生产、为革命养猪，还是单纯为个人赚钱养猪？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策；要堵塞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限制社员养猪，不符合党的政策，实际上是堵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不畅通，实际上就为资本主义开了路。只有认真落实养猪政策，贯彻执行公养和私养并举的方针，才能使养猪事业得到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堵塞资本主义道路。
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大队党支部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一面大力发展集体养猪，一面积极鼓励社员家庭养猪，并适当供给饲料，还规定了投肥按质论价等奖励政策，社员养猪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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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沁县东寨大队关于养猪问题的争论，是一场有普遍意义的争论。它说明路线教育和落实政策的重要性。在错误路线影响下，一些人划不清政策界限，把错误的当成正确的来执行，把正确的当成错误的来批判。每家养猪超过一头，就说是“资本主义倾向”要堵死。这实际上堵的不是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堵了社会主义道路。
东寨党支部的做法是好的。他们没有硬性地决定养猪可不可以超过一头，而是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和党的路线、政策。一学一议，界限分明。谬论的迷雾扫清，前进的方向辨明，路线教育生动具体地深入下去，党的政策进一步落实，社会主义事业就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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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涨船高
怎样摆正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做到增产增收？我们就这个问题，到卢龙县富申庄大队作了调查。
这个大队粮食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提高百分之五十，亩产达到了六百五十一斤。大队公共积累近二十万元，集体储备粮平均每户一千一百多斤。队上有不少农业机械。社员平均收入由一九六六年的每人七十二元增加到九十元。
党支部书记陈会同志，正带领十多名社员划船运石。他对我们讲了一件事：一次，在讨论分配方案的会上，有的干部主张多扣少分，理由是集体家底厚了，事情好办，干部好当；也有的主张少扣多分。大伙争论得脸红耳赤。怎么办？我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联系实际，狠批刘少奇一类骗子破坏党的分配政策的罪行。大家认识到：集体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源泉，保护群众积极性更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根本保证。打那以后，我们不断排除“左”右干扰，坚持摆正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讲到这里，陈会同志指着木船风趣地说：“随着生产的发展，集体经济的巩固，社员的生活水平也是水涨船高啊！”
富申庄大队的社员满意地说：我们大队分配项项兑现，不分空头码子。怎样做到分配兑现？大队领导班子着重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对人多劳力少和缺少主要劳动力的户，给他们安排力所能及的农活，使其增加收入，以减少集体负担。二、妥善安排社员生活，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这个大队产瓜果、梨、桃较多，除社员根据需要自己购买一部分外，大队从来不采取平均分配的办法。三、严格财务制度，防止乱支乱借。这首先要从干部做起。几年来，大队党支部九名委员，从来没有从队里借过一分钱。他们说，自己走得正，腰杆子才会硬。
河北省唐山地区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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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贝母为什么多了
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公社龙云大队盛产贝母。贝母是一种贵重药材，挖贝母是龙云大队传统的副业生产。每年夏至前后是采挖贝母的时节。过去一向是社员挖贝母给队里卖给国家，队里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奖励给社员。去年大队党支部作了一个规定：社员挖贝母，收入全部归集体，取消了奖励。结果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贝母产量减少了。
在深入开展路线教育中，大队党支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教导和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提高了认识，改变了作法。
在今年挖贝母季节到来的时候，大队党支部领导成员深入到各生产队，组织广大社员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指示，狠批刘少奇一类骗子煽动的极“左”思潮和他们所散布的“物质刺激”等谬论，划清合理奖励与“物质刺激”的界限，进一步提高了对发展集体经济的认识，增强了执行党的政策的自觉性。政策一落实，效果大不一样。今年这个大队交售给国家的贝母超过了往年，既支援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又改善了群众生活，也增加了集体积累。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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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私才能无畏
——双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夏咸高捍卫党的政策的事迹
夏咸高是江苏省建湖县庆丰公社双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在贯彻执行党的经济政策中，敢于对违反党的政策的错误思想作斗争。群众都赞扬他是捍卫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好书记。
去年，有个生产队长给社员规定不准给自留地施肥。这件事传到老夏耳朵里，他感到这不符合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准备找这个队长谈谈。有人劝他说：“老夏，这事可不能说呀！弄得不好就是‘顶公护私’啊！”老夏说：“党的政策规定分给社员自留地，给了就要种好。一点肥不准用，怎么能种好呢？这是违背政策的。”老夏找队长谈话，队长说：“‘甘蔗没有两头甜’，顾大田就顾不了自留地，顾自留地就顾不了大田。”老夏感到这种说法不对，但是没有充分理由说服队长。
他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政策文件，认识到：当前，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是根据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特点制定的。如果企图超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实行极“左”的经济政策，必将打击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革命事业受损失。认识提高后，老夏第二次找队长谈话，首先对他进行了政策教育，还帮他回顾了双河大队过去在刘少奇一类骗子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影响下破坏集体经济的教训。这个队长想通了，主动向群众作了检查，并对大田和自留地用肥作了适当安排。
夏咸高体会到，要战胜错误路线，落实党的政策，首先必须克服私心杂念。
去年，第四生产队获得了大丰收。队长老吴想把钱和粮多分一点，制定了一个“多分少留”的分配方案。老夏感到这个方案不符合党的分配政策，决定找队长商量改正。但又想到老吴是个老同志，还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脾气又固执些，怕弄得不好要碰钉子。果然，老夏把自己的意见一讲，老吴就冲着他说：“看来我在第四生产队一点小主也不能做了！”老夏又讲了一些政策原则，老吴怎么也不听，并发了一通火，看来一下子很难解决问题。老夏思想斗争很激烈：对这种违背党的政策的行为，不顶，就放弃了党的原则；顶，弄得不好就会伤感情。这时，他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的教导，增添了勇气和力量，认识到：对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不敢坚持斗争，是自己的私心杂念在作怪，要革命就要不断斗私。认识提高后，老夏又找老吴谈话，首先检查了自己的私心杂念，并对老吴耐心地进行了党的分配政策教育。老吴终于想通了。他们又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发动大家讨论，最后订出了符合政策、群众满意的新的分配方案。
本报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