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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大学哲学教师走出课堂学哲学
遵照毛主席关于“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伟大教导，辽宁大学的哲学教师从一九六九年七月以来，分赴沈阳冶炼厂、北镇县中安公社，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同工农群众一起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学哲学，讲哲学，用哲学。他们努力搞斗争的哲学，把改造主观世界同改造客观世界结合起来，取得了收获。
两年来，这些哲学教师努力宣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他们在沈阳、北镇等地，共参加举办了二十多个毛主席哲学著作学习班，协助培养了工农兵学哲学骨干一千多人。在中安公社，他们为四百多名党员、六百多名团员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员群众作过辅导。工农群众称赞他们是“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宣传员，批判修正主义的战斗员”。
这些教师到了群众中以后，首先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控诉和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杨献珍一伙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书斋哲学”的罪行。有一位哲学教师，文化大革命以前多次给学生讲对立统一规律，还写过一篇谈政治与业务关系的文章，说什么既然矛盾的两个方面可以互相转化，政治和业务也就可以轮流突出，散布了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折衷主义谬论。这次他到了沈阳冶炼厂铜电解车间，和工人师傅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受到很深的教育。这个车间的工人通过分析阶级斗争情况，联系实际反复学习《矛盾论》，批判“生产第一”的反动观点，狠抓了阶级斗争和人的思想革命化，使车间的面貌迅速改变，生产迅速发展，仅用一百零四天就超额完成了国家全年计划。工人们在谈学习体会时指出：突出政治还是突出生产，这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在政治与生产这一对矛盾中，政治永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是管方向的。政治与生产既不能平列，也不能轮流突出，只有以政治统帅生产，才能保证工厂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工人们的这些话，好象就是对他说的，就是对他的错误文章的批判，他觉得这是工人同志给他上的一堂最生动的哲学课。
这些教师通过向工农群众学习和参加三大斗争的实践体会到，过去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搞的是课堂上的哲学，从名词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实际上既不真正懂得，更不会运用。大家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实践性，只有参加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才能把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真正学到手。刘少奇、杨献珍一伙鼓吹
“书斋哲学”，就是为了把哲学工作者引上“三脱离”的邪路，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服务。
许多教师到了工厂、农村，认真拜工人、贫下中农为师，结合实际斗争学哲学，尝到了甜头。到中安公社陈台大队接受再教育的一位教师，给社员作辅导，讲什么是主要矛盾时，理论上讲得头头是道，但联系这个大队的实际，分析什么是主要矛盾时，他就说不太清楚了。开始，他看到群众对经济问题提的意见多，就认为这是主要矛盾。但一位老贫农却指出：“队里事不简单，敌人没死心，抓‘钱’可不能忘了‘权’。”在老贫农的启发下，他广泛地调查了这个大队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到这个大队的革委会从成立以后，新的领导班子放松了阶级斗争这根弦，而阶级敌人千方百计拉拢腐蚀干部，妄想篡权复辟。这些情况使他恍然大悟，感到老贫农真是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而自己却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后来，广大贫下中农狠揭大队的阶级斗争盖子，把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揪了出来，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和生产才蓬勃地发展起来。这一堂生动的哲学课，使这位哲学教师懂得了怎样透过现象看本质，怎样去分析主要矛盾。他深有感触地说：“理论脱离了实际，书读得越多就越蠢。只有亲身实践，才能把书本里的哲学变成有用的哲学”。
这些教师还体会到，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对于学好哲学有极端的重要性。他们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学哲学，开展革命大批判，主动斗私批修。有一位哲学教师，过去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比较严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受到了批判，他又觉得搞理论工作没前途，想转业改行。这次来到工厂，对照工人们一心为革命的崇高思想境界，他主动把自己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亮出来，请求帮助。工人师傅的言传身教触动了他的灵魂。他想，工人阶级每天为国家生产那么多机器和各种产品，对革命的贡献那么大，从不想到给个人留个什么名，而自己没有什么贡献，却对名利孜孜以求。相比之下，他感到自己的思想太肮脏了。从此，他随时随地同自己的名利思想斗，下决心彻底改造世界观，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教师在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继续革命的精神大大发扬。有的教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辽宁大学的哲学教师们沿着哲学解放的道路前进，把改造主观世界同改造客观世界结合起来，既当革命对象，又当革命动力，路子越走越宽广。开始下厂、下乡时，有些教师认为，“工农兵学哲学比我们好，还需要我们吗？”他们带着这个问题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兵相结合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教导，批判了刘少奇一伙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破坏知识分子同工农兵相结合的罪恶阴谋，认识到广大工农兵学哲学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积极参加哲学解放的斗争就是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工农兵不需要，而是如何改造自己，适应工农兵的需要。
在沈阳冶炼厂给工人师傅辅导学哲学的一位教师，开始怕工人师傅不欢迎，工作上有些畏缩。后来经过铜冶炼车间老工人曲士林的帮助，解除了思想顾虑，积极主动地帮助工人学哲学。曲士林在一九六○年曾到辽宁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过，那时就是这位教师给讲哲学。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他在讲课时说什么“哲学是耸入云霄的学问，要有高度的概括和抽象的思维才可以学到”。这次，曲师傅看到他来厂辅导学哲学，多次找他谈心，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教导，一起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曲师傅说：“讲课要从实际出发，讲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千万不要象过去那样‘讲课一大篇，绕着本本转’，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反而越听越玄。”曲师傅的话使他想到，过去自己宣扬了“哲学神秘论”，今后一定要改正错误，把工人同志的需要作为努力的方向。他辅导学习《实践论》时，为了讲清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道理，和工人师傅一起参加生产实践，进行调查。他到四个车间向十几位工人师傅请教，了解从铜矿到铜板的生产全过程。讲课时，他手拿矿石和铜板，理论联系实际，讲得既具体又生动。
曲师傅听完课很有感触地说：十年前我听过他讲哲学，十年后又听他讲哲学，同是一个教师，讲的内容不一样，效果不相同，因为路线不一样了。过去讲哲学的人，从定义出发，讲空道理，听了不懂，学了没用；现在讲哲学从实际出发，用工人的话，讲革命道理，我们越听越明白，学了就能用。
这位哲学教师也深有体会地说：十年前，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我受了毒；十年后，工人师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帮助我肃流毒。十年前，曲师傅进辽大，我把他往邪路上引；十年后，我进冶炼厂，曲师傅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我决心不辜负工人师傅的期望，永远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一辈子世界观，为人民服务一辈子。
新华社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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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哲学用哲学
掌握客观规律 搞好军事训练
南京部队空军某部飞行二大队党支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我们必须尊重唯物论，加强调查研究，才能使主观认识逐步地符合客观外界的规律性，从而使军事训练得到预想的结果。
在飞行训练中，天气、地形等等客观条件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天，有春夏秋冬，晴天、雨天，云低、云高等变化；地，有山区机场、平原机场，跑道的长短、道面的光滑、粗糙等不同。要适应这些客观条件的变化，必须善于对各种情况作具体分析。飞机在雨中落地，是在复杂气象飞行训练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刹破轮胎，冲出跑道，甚至造成事故。我们在某机场进行复杂气象训练时，发动群众摸规律，掌握了飞机落地后适当早放前轮，早刹车的方法，以后就没有再发生刹破轮胎或冲出跑道的问题。不久，我们转到另一个地方执行任务，仍然采用这个方法，结果却失败了，几架飞机先后冲出了跑道。为什么原来的方法不行了呢？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的教导，及时进行了具体分析。原来，前一个机场跑道的道面粗糙，刹车效率高，适当地早放前轮，早刹车，正是利用了“粗糙”这个条件；而后一个机场的跑道道面光滑，刹车效率低，我们不适当地早放前轮，减少了飞机的迎面阻力，所以飞机容易冲出跑道。原因找到后，我们就充分利用“迎面阻力”这个条件，晚放前轮，晚刹车，经过实践，效果良好。以后，我们又先后到其它几个机场训练，都根据各机场跑道的具体情况，正确利用飞机迎面阻力和刹车效率，以便恰当地减速，从而掌握了飞机在不同机场雨中落地的各种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通过不断实践，我们深深体会到：对待经验，不能用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去看待，而要用互相联系的、发展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看待。只有着眼于发展变化，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不固执已有的经验，才能使主观认识跟随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取得飞行训练的主动权。
飞行是在空中活动，各种客观情况常常瞬息万变，稍有不慎，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为了使主观认识能够更好地符合客观外界的规律性，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有把握，就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的教导，广泛发动群众，对飞行中可能遇到的特殊情况，开展预想、预防活动。每飞一个课目，大家都要想一想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这样，使大家熟悉了天气变化、机械发生故障等等各种意外情况的处置办法。一次，我们执行一项重要的战备训练任务返航归来，突然天气变坏，云层覆盖机场。面对这种意外情况，同志们没有丝毫慌乱，按照地面准备中拟定的特殊情况处置方案，编队在云上解散后，一架架飞机依次穿云下降，安全着陆。
二十年来，我们大队在飞行中遇到过数十次特殊情况，都是由于飞行人员准备充分，主观认识能够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因而转危为安，完成了任务。我们对这些特殊情况进行了集中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认识，使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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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种水稻的启示
装甲兵某部团长 王树林
在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的照耀下，我们到塞外高原试种水稻。老乡告诉我们：“这里几辈子都没见过稻子，种上水稻恐怕也只能收点青稻草。”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认为没有种过水稻，并不说明不能种水稻。那种认为过去没有过的东西，将来也不会有的思想，是把事情看成静止不变的，即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事物是可以转化的，只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能改天换地，做大自然的主人。于是，我们对当地的气候、地理条件和作物生长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分析。发现这里气候虽然寒冷，但夏季晴天多，阴天少，日照较强，还靠近湖泊和水库，具备水稻生长所需要的阳光和水这两个基本条件。至于作物生长期短，可以种早熟品种。在这里种水稻还是有条件的。
第一年种的水稻，开始长势不错。但是，九月间眼看水稻丰收的时候，这里却下了霜，水稻大都冻死了。毛主席教导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原来，这里气候寒冷，霜期来得早。我们按照过去在别的地方种水稻的老经验办事，结果等不到成熟就遇上霜冻。经过分析，我们认为，霜期是大自然的规律，推迟它是办不到的。而掌握准灌水、施肥、烤田的时机，提早水稻的成熟期，是可以办到的。因此，要想在这里夺得水稻高产，还得在促早熟上下功夫。
“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第二年，我们采取了精选良种、塑料薄膜育秧、带泥铲秧移栽等方法，并结合改良土壤、增施有机肥料、提高水土温度等措施，提前育秧，提早了水稻生长的时间。为了促使水稻返青快、分蘖早，防止贪青，我们还摸索出浅水灌、大水淹、适时小落干、提前“搁水烤田”的管理办法，促成水稻早熟，躲过了霜冻。实践证实了我们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这一年，我们种的水稻，亩产却只有二百八十多斤。这说明，第一年得到的认识还不完全，还有待于补充和发展。
我们认真分析了第二年种水稻的情况，特别对产量较高的一块稻田进行了研究。这块田是最后插的秧，当时把剩下的秧都插到这块田里，平均一亩地多插了一千六百株。这块田的产量高，是和密植分不开的。我们第一年虽然得出了要促早熟的认识，却没有认识到随着成熟期的改变，株数也要改变，仍然按照过去在别地插秧的经验来安排株数，结果密度不够，粒数较少，粒重较轻，所以产量不高。因此，在这里要使水稻高产，除了促早熟外，还必须增加株数，增加密度。这就是我们在第二年种水稻的实践中，从感性认识得到的理性认识。
第二年实践中，得到的认识正确与否，还要经过再实践的检验。于是我们在第三年种水稻时，进行了三种不同程度的密植试验，结果试验田亩产达一千三百多斤，大面积平均亩产达五百多斤，超过了《纲要》。但也有一部分稻田密植过度，造成稻秧封行，通风透光差，结果歉收。于是，我们对于怎样密植才算合理的问题又进行了调查研究，摸索出大垄双行插秧法。这样宽一垄、窄一垄，利于光照和通风。后来，我们获得了好的收成。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通过这三年种水稻的实践，我们加深了对毛主席关于实践第一和两个飞跃的基本哲学观点的理解。
第一，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如果我们没有第二年和第三年种水稻的反复实践过程，就不能肯定在寒区种水稻必须促早熟和必须密植的正确认识，而且也不能纠正认为“水越多越好”和“秧苗栽得越密越好”等错误认识，从而获得丰收。在实践中经常地产生新事物、新问题，需要人们去探索，去解决。人们正是在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的。
第二，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我们对于种水稻的理性认识之所以能够逐步深化，正是由于在三年的实践中，注意到了大面积被冻坏的稻田的情况；注意到那块密植程度较高因而产量较高的稻田的情况；注意到一部分稻田密植过度，通风透光不好因而歉收的这种现象。我们就是从大量的感性材料中，经过认真的思考、分析、判断而得出理性认识。
但是，人的认识并没有完结。比如：病虫害的出现，土质的变化，优良品种的变异以及其它一些现在还预想不到的情况，都会影响水稻的生产。我们还将要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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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圩堤禁区”打开了
中共江西省永修县虬津公社委员会
我们公社位于修河中游，每年有两、三个月汛期。贫下中农早就想修建圩堤，确保农业稳产丰收。过去，刘少奇在水利战线上的代理人百般进行阻挠和破坏，把虬津这块沙洲宣判为“圩堤禁区”。
沙洲真的不能修圩堤吗？毛主席教导说：“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遵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进行调查研究。我们从沙洲上修放水圳不渗水的实践中，联想到沙土修堤的可能性。沙洲上筑起的放水圳，经得起八、九十马力抽水机流量的冲击，扎实的圩堤不是也可以拦住洪水么？虬津的沙洲是夹沙土壤，弱点是粘性差，但它细腻，堆积起来坠实；同时，它又有吸水、滤水的特点，适应性强。经过多次试验，我们得出了在沙洲上可以修建圩堤的结论。
后来，我们决定先修建工程较小的麻洲圩，以便取得经验，以利再干。这时，有的人说：“在这样的地方修圩，清基要清出老土，才有把握。可不能蛮干啊！”圩堤施工指挥部认真考虑了这个意见，认为从修圩作堤的理论上说，清基清出老土当然好。可是经过试验，深挖数丈还是层土层沙，这样挖下去，要清到那年那月才能见老土？我们组织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的教导，使大家认识到，既不能没有根据“想当然”地蛮干，又不能生搬硬套书本上的条条。应该从实际出发，从客观事物中引出固有的规律性。我们又进行分析：修河中游属易涨易退的山溪水，风浪不大，河岸地势较高，堤身浸水晚，退水早。根据这些特点，我们本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决定清基一至两米，清出响沙层后，用黄土代替混凝土做核心墙。经过一个冬春的施工，终于在虬津这个
“圩堤禁区”修起了一座沙质土壤圩堤。这座圩堤经受了四、五年汛期洪峰的考验，达到了预想的目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我们在修建红桥圩时，正是在不断地发现新事物，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的。
红桥圩不仅战线长，而且上端水深湍急，冲击力对准一片沙洲。在这种情况下，圩基怎么定？公社党委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调查组经过反复测量，认真分析，终于摸清了枯水时滩干水浅，急流的冲击力正好对准沙洲；涨水时，由于北岸有个圩，把奔腾直下的洪峰逼向南岸红桥沙洲上游，红桥的沙洲成了积土成沙的缓滩。这使我们认识到枯水时修河水冲击红桥沙洲，涨水时反而保护红桥沙洲。因此，在红桥沙洲上定基，可以有效地扩大受益面积。为了确保圩堤的安全，避免冲击力，我们还根据老农、技术员的建议，增加堤身坡度。这件事使我们认识到，客观现实世界是在发展变化的，人们的认识也必须适应变化着的情况，否则，就很容易把片面的认识误认为普遍真理，给革命工作造成损失。
四年来，我们公社的贫下中农以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为武器，硬是在被宣判为“圩堤禁区”的河岸上，修筑了四座圩堤，改变了洪水为害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