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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语录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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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践出真知
——沈阳部队某部军医赵普羽先进事迹之一
编者按：这是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材料，它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
几年前，赵普羽同志对医疗知识，可说是一无所有。后来，他当了卫生员，便带着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学针灸，用为人民献身的精神去实践，终于有了扎针的本领，和战友们一起，打开了聋哑“禁区”，对治病从无知到有知，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
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任何人的知识，都不是天赋的，都是后天才有的，在实践中取得的。离开实践，无论何人都不能得到真知。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从资产阶级的武库中拣出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招摇过市，宣扬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或者是坐在房子里闭门修养出来的，亦即主观自生的。这就看出，他们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他们一不懂做工，二不懂种田，三不会打仗，是一些脱离实践的蠢才！
古往今来，有谁听说过聋哑人能说话会唱歌吗？没有。人们常常用“哑巴说话”和“铁树开花”来形容那些办不到的事情。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以往认为办不到的事情办到了。沈阳部队某部卫生员赵普羽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打开了聋哑“禁区”，使聋哑人开口说话。
这件事震动了四面八方。人们欢呼这个胜利，不断地议论这个新事物。广大工农兵群众认为，赵普羽他们能打开聋哑“禁区”，是因为他们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为革命勇于实践。可也有的人说是由于赵普羽
“年少先知”、“聪明过人”。
打开聋哑“禁区”，究竟是主要靠实践，还是主要靠天才？让事实来回答吧！
一九六六年春天，刚刚十八岁的赵普羽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入伍前，他断断续续读了四年书；入伍不久，调到部队医院门诊所工作，连训练班都没进过，被人称作“半拉子”卫生员。那时，他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医生的处方给患者拿药。看去，这是一件平常而又简单的工作，可在他刚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尽管满腔热情地想做好工作，也还是做不好。几百种药名一下记不住，有时还拿错药。他为此很着急。心想，如果能有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那该有多好啊！有一天晚上，小赵做了一个梦：他找来一口大锅，把药架子上的药全倒进锅里，熬成药汤，患者来了，一人给一勺，喝下去病都好了。第二天，小赵把这个梦告诉同志们，惹得大家好笑。有人说：你这个聪明人，怎么想出这么个馊主意！是啊，尽管赵普羽同志是很聪明的，但他没有在实践中取得经验的时候，他的想法却是这样天真幼稚。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半拉子”卫生员，居然在医学史上创造了奇迹。这不令人奇怪吗？当你知道从“大锅熬药”到打开聋哑“禁区”这中间经过了怎样艰苦曲折的过程时，你就会明白了。
一九六七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摧毁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传下来了，我国医疗卫生战线出现了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赵普羽和他的战友们怀着坚决落实毛主席伟大指示的决心，带着毛主席著作，背着药包，在辽源市职工区安了一个医疗点。赵普羽来到群众中，看到很多工农患者，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影响下，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他心里火辣辣的。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卫生战士，一定要为阶级兄弟解除痛苦！不懂技术怎么办？在干中学！谁也不是天生就有技术的。他听说扎针能治病，便向同志们学扎针。别人教一个穴位，他就记一个穴位，在自己身上反复试扎，体会针感，渐渐地掌握了几十个穴位。他用这刚刚学到的技术，给一个叫王贵的工人治好了十来年的
“寒腿”症。初次实践的胜利，给赵普羽带来很大鼓舞。看来，没有技术，可以学会技术，不会看病，可以学会看病。知识都是在实践中学来的。以后，找赵普羽扎针的人越来越多，他经常到深夜才回营房。手累得打颤，吃饭拿不住筷子；手指被针磨破了，用胶布缠上继续为人民扎针治病。赵普羽一边看病，一边学习，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掌握了一些常见病的针刺疗法，还治好了一些疑难病症。
如果说打开聋哑“禁区”算作一场攻坚战的话，那么，赵普羽他们在医疗点的实践就是战前的准备。在这一段实践中，为打开聋哑
“禁区”做了很好的思想准备和技术准备。
一九六八年三月，赵普羽和部队医疗宣传队的同志们一起，来到辽源市聋哑学校，为聋哑学生治病。他们一进校门，就被一群聋哑孩子围住了。聋哑同学王雅琴拉着赵普羽，打开《毛主席语录》，指指毛主席像，指指自己的嘴巴，发出“啊！啊！”的声音，表示要高呼“毛主席万岁！”然后，指指赵普羽胸前戴的毛主席像章，摸摸自己的耳朵，表示要听毛主席的声音。可是，她听不见喊不出，急得眼泪直流。看到这种情形，赵普羽的泪水也簌簌地流了出来。一种无产阶级战士所特有的阶级感情，象火一样在赵普羽胸中燃烧着。他想，在地狱般的旧社会，劳动人民压在最下层，他们有口会说话，可是不准说，没处说；新社会，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他们可以尽情地说，尽情地唱，可聋哑人还不能享受这个幸福。哪有比有嘴喊不出“毛主席万岁！”有耳听不到毛主席的声音更痛苦的呢？赵普羽和医疗宣传队的同志们暗暗地向毛主席宣誓：一定要打开聋哑“禁区”，把毛主席的关怀送到聋哑同学心坎上，把毛主席的声音送到聋哑同学耳朵里，让聋哑同学说出自己心里话。
解放军治聋哑的消息，象春风一样在辽源市传开了。人们奔走相告，盼望着有一天哑巴说话，铁树开花。
消息传到一些资产阶级“名医”、“权威”的耳朵里，刮起了一阵冷风：“希罕，希罕！我研究医学几十年，没听说过用干针治哑巴！”“干针若能治哑巴，太阳要从西边出来！”“治疗聋哑病，外国书上没有这一章！”……
聋哑真的是“不治之症”吗？赵普羽和医疗宣传队的同志没有为资产阶级“名医”、“权威”所吓倒。他们首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一天，赵普羽来到聋哑学生王雅琴家，王雅琴的父亲王玉海和他谈起了家史。王玉海是个老矿工。三十多年前从山东被资本家骗到辽源煤矿，给日本帝国主义当苦力，累驼了背，砸伤了腿，差一点被活活扔进“炼人炉”。是毛主席把王玉海从人间地狱里解放出来，过上了幸福生活。他四十多岁才结婚，得了个独生女儿王雅琴。谁知这孩子三岁时害了一场重病，成了聋哑。王玉海带着雅琴到一家大医院里求“名医”给看看，不想那“名医”冷冷地说：“聋了的耳朵哑了的嘴，就象枯了的树枝干了的叶，外国人都治不了，我们有啥办法！”三言两语把他们推出了医院大门。以后，王玉海又带着女儿跑了不少大医院，没有一家医院给治过。赵普羽又来到聋哑学生全德喜家，全德喜的遭遇和王雅琴差不多，他被医院推来推去，最后判为“不治之症”。
赵普羽从这一家到那一家，几天访问的结果表明：这些聋哑孩子根本没有得到认真的治疗；再到附近的医院去查看资料，找不到一个治疗聋哑的病例。这些大量的事实说明什么呢？赵普羽开始学习《实践论》。毛主席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不吃梨怎么知道梨是甜的？对聋哑病不诊断不治疗，怎么就下结论，判为“不治之症”了呢？这“不治之症”应当加上一个字，叫做“不给治之症”。赵普羽把这个看法告诉了医疗宣传队的同志们，大家打开聋哑“禁区”的决心更大了。这一批尊重实践的“小人物”，向那些唯心主义的“大人物”挑战了！
在给聋哑同学扎针之前，赵普羽他们对照针灸书上有关治聋哑的穴位，先在自己身上试扎，大家把这叫做“扎感情针”。为了不给阶级兄弟错扎一针，他们宁可在自己身上试扎千针。脖子扎肿了，耳朵扎得嗡嗡响，嘴巴扎得吃饭都很困难，左边脸扎肿了再扎右边……。有人看着心疼，劝他们停停，你听这些英雄的战士是怎样回答的：“为了给阶级兄妹解除痛苦，我们宁愿受千般痛苦，冒万般风险！”这真是针针千斤，句句感人！
赵普羽同志在自己身上试扎了几百针，终于取得了治疗聋哑的一些体会，开始给聋哑同学扎针治疗。
一天，赵普羽给王雅琴扎完针，在她背后拍了一下巴掌，她立即扭过头，笑着摸了摸耳朵点点头，表示听到了。小赵后退几步又拍了三下，她回过头伸出三个指头，表示仍然可以听得到。刻苦实践收到了初步成果，这可把小赵和同志们乐坏了。医疗宣传队的同志们采用这种方法，不久就使聋哑学校的大部分学生有了听力。
俗话说：“听不见，心不烦。”这些聋哑孩子头一次听到世界这样热热闹闹的，自己却说不出话来，心里更是着急。有一天早晨，赵普羽看见王雅琴躲在门后掉眼泪，一了解，原来她看到解放军叔叔迎着初升的太阳高唱《东方红》，朗读毛主席语录，自己不能唱，不能读，急哭了。这件事，提醒了赵普羽：在治聋的问题收到一定效果时，要继续进军，解决哑的问题。可为什么治聋有了效果而治哑没有效果呢？他回忆了前一段扎针的情形，发现耳区穴位都扎得较深，唯独哑门穴扎得浅。他仔细琢磨：哑门，哑门，可能是治哑的关键“门”。治哑效果不好，是不是这个“门”没有打开呀？他产生了深刺哑门穴的想法。为了给这个想法找到根据，赵普羽翻阅了有关针灸的一些资料。但是，他从古代的《针灸大全》一直翻到一九六六年出版的针灸书籍，都明文规定：哑门穴的进针极限为三至五分，切勿深刺。也有人说：哑门穴为生命中枢之“禁穴”，扎一寸，好人也会变哑；扎一寸五分，生命就有危险。赵普羽思索着，这些结论对吗？从古至今的针灸书上，在哑门穴的后面，这一本写着“三至五分”，那一本也是“三至五分”，统统都是“三至五分”。为什么历史前进了千百年，针尖却没有挪动一分一毫？赵普羽提起笔，在“三至五分”的旁边写了毛主席这样一段话：“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这对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是多么有力的批判和驳斥！对于“三至五分”的问题，赵普羽同志想得很多、很深。在医疗宣传队的一次讨论会上，他做了下面的发言：“从古至今的针灸书，对进针哑门穴的极限，都规定为三至五分，这说明前人在实践中曾经超过这个深度，但发生了危险。由于他们阶级的局限和当时科学发展的限制，不可能科学地总结教训，找出失败的原因，继续实践，而是在失败面前步步退下阵来，退到了‘三至五分’的安全地带。从生理解剖的知识看，哑门针刺‘三至五分’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要为阶级兄妹解除痛苦，要前进，决不能被这‘三至五分’绊住脚！”就在这次会上，赵普羽向医疗宣传队队长方应登提出在自己身上作深刺哑门的试验。方队长听了赵普羽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但这位有经验的老医生深知哑门穴处在要害的位置上，作为医疗宣传队的负责同志，他不能不考虑得更多些。他一方面支持赵普羽的建议，同时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具体的安全措施。
讨论会结束后，夜已经很深了。赵普羽从聋哑学校慢慢地走回部队门诊所。他坐在理疗室里，心潮澎湃。工农患者被推出城市老爷医院大门的情景，聋哑孩子因喊不出“毛主席万岁”而焦急的面孔，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在增加着份量，他意识到深刺哑门穴，打开聋哑
“禁区”的意义。不能再等待了，一天两天不行，一分一秒也不行！赵普羽果敢地拿起银针，在自己哑门穴上刺进去。进针五分，感觉不大；进针一寸，感觉加强；当银针刺进一寸五分时，出现了强烈的针感，捻针的双手麻得使不上劲。是停下手来，还是深刺下去？赵普羽知道，深刺下去，可能出现更好的针感，也可能发生死亡的危险。在生死考验面前，赵普羽想，为了实践毛主席的卫生路线，打开治哑的大门，我哑，哑得其所，死，死得其所。可是，如果我牺牲了，怎样让同志们从我的失败中找出教训，继续前进呢？想到这里，他打开笔记本，记下了进针的穴位、角度、深度、针感。最后，他写下了这样的话：
同志们，我现在深刺哑门穴，进针一寸五分，出现强烈针感。我将要继续进针。如果我牺牲了，同志们从我的失败中找出教训，继续实践，一定要攻克聋哑“禁区”，让聋哑人能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能高呼：“毛主席万岁！”
写完，赵普羽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继续在哑门穴上深扎下去。突然，他觉得脖子猛地一胀，喉头发热，四肢麻木，象一股电流通遍全身，获得了十分理想的针感。他拔出针一看，进针两寸五分。赵普羽高兴得跳了起来。接着，他又照样试扎了几次，都得到同样的针感。
“小人物”打败了“大人物”，唯物论打败了唯心论，辩证法打败了形而上学。赵普羽用为人民献身的精神去实践，终于突破了前人的局限，取得了深刺哑门穴的真知。
赵普羽深刺哑门穴成功以后，第二天一早就向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部队首长的表扬和支持。医疗宣传队的同志们都在自己身上进行试扎，体会针感，开始给聋哑同学深扎哑门穴。赵普羽给王雅琴扎了三天，这个十七岁的聋哑姑娘生平第一次喊出了“毛主席万岁！”
在医疗宣传队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辽源市聋哑学校的一百六十八名学生，一百五十七名有了听力，一百四十九名能开口说话。从此，这个被人们称做“无声世界”的聋哑学校沸腾起来了。被治愈的聋哑孩子们唱道：
千年的枯藤发了芽，
万年的铁树开了花，
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
如今聋哑人能说话。
听着这聋哑人含着热泪编写的赞歌，回顾聋哑“禁区”打开的过程，人们就能看得清清楚楚：聋哑“禁区”的打开不是靠“英雄”的“天才”，而是靠无产阶级战士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实践，靠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这些战士的智慧、才能，也是在打开“禁区”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
说到这里，读者如果听听下面一件事，或许更有启发。赵普羽他们打开聋哑“禁区”的消息发表以后，有个研究聋哑十几年，但毫无成效的资产阶级“权威”不服气地说：“这些穴位，我全研究过。”旁边有人顶了一句：“是的，你全研究过。可是，你可曾在自己身上扎过一针？”那“权威”被问得张口结舌。事情正是这样，真理永远属于为人民勇于实践，善于实践的人们；而那些惧怕实践要付出代价，不愿实践的人，永远也找不到真理的大门。
本报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附图片）
赵普羽（中）和医疗宣传队的同志，同被治愈的聋哑孩子们一起放声高唱《东方红》。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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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前往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进行友好访问
李德生同志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离京
黄永胜、姚文元、李先念、吴法宪、纪登奎等同志到机场欢送
新华社十五日讯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为团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应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武装部队部的邀请，前往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进行友好访问，十四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
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团员有：段焕竞、潘焱、王迪康、朱开印、路奎同志。参加访问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团员还有丁山同志（已在地拉那）；参加访问罗马尼亚的代表团团员还有林千同志（已在布加勒斯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吴法宪，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前往机场欢送。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罗博和大使馆武官哈卡尼的夫人，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基伏和大使馆武官乔治乌的夫人，也到机场送行。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哈卡尼，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武官乔治乌，陪同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离开北京。
前往机场欢送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共中央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王新亭、黄志勇、严俊、耿飚、任允中、姬鹏飞、周希汉、郭超、杨昆山、崔萍、宋维栻、张云龙、钟辉琨、甘迈、李连庆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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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两国政府关于经济合作的协定在京签字
周恩来总理出席签字仪式 李先念副总理和郑准泽副首相签字
这一协定是中朝两国政府，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在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和不断发展两国的经济互助合作关系而签订的
新华社十五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经济合作的协定今天在北京签字。
这一协定是中朝两国政府，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在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和不断发展两国的经济互助合作关系而签订的。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出席了签字仪式。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内阁副首相郑准泽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朝鲜方面出席签字仪式的有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副团长、贸易省副相方泰律，代表团团员：许京、金曰协、崔鼎根、金奎镇、赵勇国、金治浩、崔治赫，以及代表团随行人员。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金在淑，大使馆一等秘书崔龙万、二等秘书李致三、三等秘书金用鹤等，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我国方面出席签字仪式的有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外贸部、燃化部、交通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李耀文、方毅、白相国、李强、徐今强、韩卫民、袁宝华、曹克强、韩叙、魏玉明、王斌、张庭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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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红色人道报》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人代表团到达北京
吴法宪纪登奎耿飚同志到机场迎接雅克·儒尔盖等同志
新华社十五日讯 应中共中央邀请来我国访问的以雅克·儒尔盖同志为首的法国《红色人道报》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人代表团于今天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法宪，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前往机场迎接。到机场迎接的还有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任允中、唐明照、赵学礼、李眉、程效竹、马德传、王仲全、何林法等同志。